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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打印本页]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都江堰夫妻桥上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1)

              都江堰夫妻桥上

  1982年初春，我作为《四川文学》编辑，与刘元工，包川先生赴北京为“四川老作家专号”组稿，当时，四川藉老作家在京者尚不少，有李一氓、阳翰笙、钟惦棐、陈敬容、刘心武等，也包括两位书法家陆石与柳倩。柳倩先生我是1980年在四川认识的，当时他作为中国书协筹备组成员，与方秀桐等到四川作调查时认识的。我在东单三条胡同拜望了这位文学界、也是书法界的老前辈。柳老于是介绍我认识了陆石先生。陆老当时任中国文联秘书长 。我和刘元工先生在沙滩中国文联临时简易房里见到了陆石。陆老当时答应了为“四川老作家专号”写稿（即后来发在专号上的小说《金佛山的传说》），当即叫来了他的助手，时任中国文联办公室主任的佟韦同志，商量拟议中在成都召开中国书协一届二次理事会的事。就是在那次谈话中，最后决定了五月九日在成都开会，并交代了我回川与李半黎、刘云泉等商量在理事会前筹备和成立中国书协四川分会的事。五月初，四川分会成立了，闭幕式一完，中国书协一届二次理事会于5月9日在成都锦江宾馆开幕。这是中国书协自1981年成立后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我作为工作人员，全程为会议服务。会议期间，我们陪同理事会作了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等的旅游。这张照片就拍摄于都江堰铁索桥——夫妻桥上。
  所谓夫妻桥，是清代都江堰旁的一对夫妻，千辛万苦倡导修建了这座桥，留下许多传说，故曰之为“夫妻桥”。我的好友钟子琴与李铭璋先生还为之写有一个川剧，即此名之。
  柳倩先生当时七十来岁，站在摇晃的桥心很安稳，他的旁边一个是江西理事张鑫，一个是现故宫博物院到副院长肖燕翼，张鑫右边是我本人，左边是王景芬，柳倩与王景芬当时均任中国书协常务理事。站在桥中有些秃顶的那位是李长路先生，还有另一张在这里的照片，我一时没有找出来，上面是广东秦萼生、辽宁王堃骋、北京谢冰岩几位老先生与我们的合影。
  那时，中国书协群英荟萃，其乐融融。开会时，老先生们争相发言；搞笔会时，尽情挥毫；旅游时，玩得高兴。记得在峨眉山时，当时年届八十的秦萼生，费新我健步如飞，最先徒步登上万年寺。不过，中国书协的内部矛盾，那时也有暴露，中国书协顾问，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先生因住宿安排不合适，与当事者发生冲突，拂袖而去。
  这里,我就谈谈照片中心的两个人物:柳倩与张鑫。
  柳倩（1911—  ），四川荣县人。今年算来九十三岁，已卧病在床几年了。三十年代，即“左联”的著名诗人，与吴玉章，郭沫若结谊，与王亚南，沙汀，艾芜 ，何其芳等齐名。解放后被打成“右派”，淹蹇于世，从事书法活动。他是中国书协筹备三人小组成员，其中包括黄铸夫等，他们于1980年到南方调查回到北京后，中国书协筹备组即换了人，于是，柳老只在协会中担任常务理事。柳老很乐于干事业，但自己是文人，疏于管理，办了一个书法学院，内部闹矛盾，外部受人攻击，终归有名无实。柳老常叹，世事不易啊！于是戮力于诗歌与书法创作，除了好几本诗集外，还作有《锦绣江山》诗书数集行世。
  张鑫（1939-   ）长期担任江西省书协副主席。1982年，也即中国书协在成都开了理事会后，张鑫即在南昌办起了全国中青年书法邀请展。我没有去南昌，但得到作品集后，中青年们都欢欣鼓舞。记得第一面就是孙伯翔兄的作品，那时，孙先生也就五十来岁吧。1985年8月，我到北京中国书协时，曾在书协借调了两年的张鑫回了南昌。张鑫先生是邓散木先生的弟子，对当代书界情况是一本活字典。许多朋友均是张鑫介绍我认识的。我们一块商量由中国书协来办中青展，并得到了陆石同志的支持，把江西的中青展算作第一届，1986年在北京办的中青展就算第二届了。中青展于是从“民办”走向“官办”。现在，中国书协已经决定中青展不办了，那么，这个原本来源于民间的展览，是不是要倒退回它的起点呢？近来，网友们似乎在讨论这个问题。
  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似乎在什么地方都用得上。不过，在夫妻桥上，张鑫和我肯定尚无法想象到中国书法界与中青展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吧！

                                                   2003年5月15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1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青春合唱团
前排左起   孙伯翔  马世晓  徐本一  吴三大  欧广勇  熊伯齐  尉天池
          沈  鹏  谢冰岩  张  鑫  段成桂  傅周海  朱关田  马承祥
中排左起   章巧珍  刘正成  于曙光  曹宝麟  张天民  陈振濂  聂成文
          黄  惇  王  澄  张  森  郑家林  张道兴
后排左起   王  镛  何应辉  王冬龄  梁  扬  刘  恒  白谦慎  周永健
          邱振中  郭子绪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     

                青春合唱团         

   
   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什刹海旁中国文联“文苑”的楼顶上，这是二届中青展在北京西山评选结束后，到这里展开一个座谈会时的合影。在这里，年龄大的只有一位，就是年届七七的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中国书法》主编谢冰岩。当然，他不是评委，而是二届中青展的顾问。而评委中年龄最大的是沈鹏，五十五岁，他是评委主任。评委中年龄比较大一些的是马世晓，五十二岁。孙伯翔五十二岁，朱乃正五十一岁（照象缺席），张道兴五十一岁，尉天池五十岁。评委年龄一般都在四十岁左右，最年轻的有两位，陈振濂三十岁，白谦慎也是三十岁上下。时间转瞬过了不到二十年，试想，如果中国书协今天要组织一个全国大型展览评委会，能由四十岁左右的人作骨干吗？大家坐在这里，好象练合唱，应该叫青春合唱团吧！     
   二届中青届原本拟议请启功先生担任评委主任的，我和张鑫带着这个愿望去了北师大启先生家里。启先生看见我们去很高兴，但他拒绝担仼评委主任，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青年人的事由青年人办！”这可谓一槌定音，为当代中青年书法发展确定了最重要的组织原则。于是，中青展评委会主仼的职务就落在了刚刚担仼中国书协副主席的沈鹏身上。启功担任了顾问委员会主任，陆石担任了组织委员会主任。我和张鑫分别担任了组委与评委副主任，具体负责展览评选的操作。二届中青展的十份获奖证书，都是由三位主任亲笔签名颁发的。   
   要知道，在二届中青展评委会成立以前，中国书协没有建立过任何评委会的。1988年，二届全国展评选时，才成立中国书协第一届评审委员会，当然，这个两年后才首次建立的评委会，主任仍然是沈鹏，评委会五分之四由中青展评委充任。由中青年担纲当代书法发展的主力军，必然给整个书法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转瞬之间，这个评委会四分之一的人已步入老年了，並己经走上了中国书协的最高领导层，回想当年，朝气尚存几许？这种状况对日本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论资排辈自然有论资排辈的道理，但日本书家到中国来往往覚得不对等，中国书展头目都太年轻。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那次由全日本书道联盟出钱在绍兴办的“兰亭书会”。那次书会日方财大气粗，一再指出中方的一位中国书协副主席不能派上“曲水流觞”的座位，因为他曾经给日本一位排在第二辈的书法家作过教学助手。你说奇怪不奇怪，在中国土地上喝酒，客人不要主人上席！中方经过多次斡旋，才让这位副主席排在了末席。我并非说这是日本书坛刻意针对中国书坛现实的举措，但至少到中国本土来排资论辈是有其特定含义的。   
   目前而今眼目下，两年多来书法界发起了对中青展的清算，而目标大多数集中在没有把展览作品选好，导向有错误上。其实，依我看来，中青展的成败是非，主要是要从二届中青展创建的这个评委会来追究。这个评委会到底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这是问题的根呀！
  
   如果要歌颂中青展，与其说中青展的成功是为当代书法创作选拔出大量优秀人才，还不如说中青展推出了一个评委会，这个评委会巨大地、深刻地、不可逆转的影响了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走向。当然，如果要抹黑中青展，首先就应该清算这个评委会，从评委会的组成来捡讨当代书坛的失败之源。这个问题，当然应该由整个书界来评说，但在这里，如果我提议首先由这个评委会成员自身来思考检讨，大家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先贤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往住胜于他省吧。     
  
   下面，我把《中国书法》杂志1986年第3期登载的二届中青展领导成员名单抄录于后，以作备忘：   
   顾问委员会主任  启  功   
   组织委员会主任  陆  石   
           副主任  刘正成   
   评选委员会主任  沈  鹏
           副主任  张  鑫   
   评选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世晓   马承祥   王  澄   王  镛   王冬龄   白谦慎     
朱乃正   朱关田   孙伯翔   刘炳森   沈  鹏   吳三大     
何应辉   张  海   张  森   张  鑫   张天民   张道兴   
陈振濂   邱振中   周永健   周志高   欧广勇   郑家林     
段成桂   聂成文   徐本一   郭子绪   曹宝麟   尉天池     
黄  惇   韩天衡   付周海   熊伯齐

                                              2OO3年5月l6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2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金榜题名时　　
前排左起   陈  平   黄莲萍   孙晓云   穆  棣   潘良祯   吴振立   
          朱寿友   张  忱
前排左起   （左一） 沙  洪  （左四起）宋任穷   钱昌照   方  毅   
                   习仲勋   林  林   孙轶青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

              金榜题名时


   古来将书法称为“敲门砖”，因为是科举的需要。一代奇才龚自珍就因书法不好，登不了进士榜，以成千古遗憾。这虽是传说，但书法的好坏在选进士，尤其是皇帝要亲自阅卷的殿试中，实在非常重要。和绅的小楷精绝，大概也是乾隆皇帝宠信他的一个条件吧。但是，你想过没有，从县学考试，到省城乡试，再到京城会试，要到什么时候啊？二届中青展于1986年7月16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时，十位获奖作者在领取了“获奖证书”后，与颁奖的国家领导人合影，这些后生小子什么年龄啊？
   最年轻的大约要数陈平和黄莲萍。陈平现在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当年二十六岁，与黄莲萍差不多。孙晓云现任中国书协理事，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南京画院院长，当年刚满三十岁。领奖的时候，只有苏州华人德和大连彭过春未来，照片上没有。我当时主持开幕式，总指挥是陆石同志，包括中国书协的许多主席们这时已经不知道被挤到什么地方去了，美术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家无不为这种场面欢呼踊跃，潮起潮落。
   二届中青展的开幕式，就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空前绝后的。有五位国家领导人，政治局有四人：习仲勋，宋任穷，方毅，张爱萍（迟到了片刻），副委员长钱昌照。这算不算书法的“殿试”呢？那次展览的主办单位是三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杂志社。文化部徐文伯副部长非常支持，从很紧的经费中拨出一万元来作奖金，发给了十位获奖作者。这可是中国书法界的第—次政府奖金哟！一万元是个数呵！当时，是刘正兴拿了五万元出来赞助，就支持了全部费用，那时，中国美术馆一个展厅一天的租价才一百多元钱。其间，中宣部秘书长沈一之、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梁光弟、中组部副秘书长沙洪都非常具体地关心着展览的进程，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十个青年书法家，多少老一辈领导和专家在众星捧月啊！记得在佈展过程中，有人对照片上方那条横标上的那个“家”字提出异议，认为中青年就叫“书法”吧，别称什么“家”了。但是，那个“家”字毕竟在一番争议后保畄下来了，作为一个里程碑的纪念，拍在这张照片里。   
   
   这些“家”们是不是真正的家呢？将近二十年的历史过去了，这十位获奖作者，包括三十名优秀作者，以至三百多名入展作者，有几个不是名符其实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家”呢？这与唐四家、宋四家、晚明六家等等历史的选择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一个始终是名人--书法的领域，靠自己的书法技艺竞赛而年少气盛一跃龙门为“家”者，从今日始。     
   
   这十个获奖作者中，可以说绝大多数已经“名满天下”了。他们的成功是与这种普遍征稿、公平竞争有多大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甚至失败之处，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但无疑，这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把“书法热”推向一个高潮。而对这些青年书家个人，其意义确实也是重大的。记得，当时孙哓云的获奖作品是一幅草书小条幅，细柔的用笔，与今天看到的孙晓云似乎绝无关系。在初选时，这张条幅被淘汰了，一位十分尽责的江苏籍评委从淘汰的作品堆中拣出来，又由全体评委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复议，重新入选，並出人意料地获了奖。这倒並非说，这次孙晓云被淘汰了，她就成不了“家”了。今天，三十来岁的人字写得多棒呵，别说当时那些获奖作者，包括那些评委，甚至当今书坛的头面人物也远远弗如，但就是没有赶上那个时候、那个点呵！从另一个方面说，正是孙晓云、华人德这样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书法家，为中青展树起了一面旗帖，一个榜样，奠定了中青年展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人才的摇篮（有网友昨天跟帖把中青展称为“摇篮”，这里借用并说明）的基础。如果选出这些“获奖作者”大多是矮子里面充长子、南郭先生，就不会有中青展后面的一糸列影响和成果。一个展览的成功与失败，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你选出的作品，尤其是名列前茅的获奖作品与作者的水平。这是一个试金石，非常客观的标准。換一个说法，这也是检验一个评委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如果我说过，中青展对当代中国书法发展的影响首要在于它的评委会构成的话，那么，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获奖与人选作品与作者。   
   
   我还要列举一下没有站上这个领奖台，但站在旁边的三十名优秀作品的一部份作者的名字：伦杰贤、吳行、沃兴华、乐心龙、索宏原、林剑丹、刘恒、张以国、张景岳、邵岩、徐庆华、苏金海、王楚材、谷文迖、王正良、杨耀扬、吳福宝、沈胜双……这些中青年书家，至今仍为我所钦佩。
                                    
                                           2OO3年5月17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2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文戏武唱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

            
                 文戏武唱
   
   这间办公室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书法》编辑部，它的位置在沙滩北街二号《求是》杂志大院中的“五四民主广场”的中央，早已不复存在。这个大院当时有四个部级单位：文化部、《红旗》杂志、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化部与《红旗》共占一幢大楼，文联与作协用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建立的简易防震房。诺大的京城，诺大的一个文联，但要有一个平静的书桌可不容易啊！
   
   记得，1985年8月8日我乘火车从成都出发，8月1O早上到北京，我背着自已的铺盖卷，还有一床四川人常用的竹凉席兴冲冲地进了文联大院。当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我这个借调人员，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北漂”分子了。我直接先去大院两南角的文联招待所。说招侍所，也就是在院内角落里搭起来的二层小平房，楼上楼下十几间房子，二次书代会前我借调中国书协起草工作报告就住过那里。管理招侍所的老王师付在二楼口，这是一个十分和气的老先生。我刚踏上那架在露天的铁梯几步，王师付就抢步下来了，我以为是迊接我，殊不知他伸出两手不让我上楼。他说，上头交侍了，你不能住这里！我当然知道他怎么会赶我，何况他有什么权力赶我。所谓上级，就是文联办公厅，行政处吧。当然，真正的这位“上级”是谁，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文联和书协里要把我赶回四川的势力大得很，从1987年反自由化，到199O年潮白河会议，多少年来从没停止过。我说：“我暂时住这里，房费我交啊！”“不行，交钱也不行。”说着，王师付硬把我逼下楼梯。我很奇怪，但也没办法，我只好找到《红旗》杂志在院里东南角那个地下招侍所。在那里，四个人一间房，住了大半年。办公室呢，还几经周折，才在这里安下身来。
   
   住宿不容易，办公也不容易。《中国书法》编辑部全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十五米左右，五个人办公。一开始，我和刘艺先生占一间，后来加了权希军共三人。直到书协机关搬到团结湖以后，《中国书法》才稍微宽敞点了。《中国书法》当时都是几个年青人，梁扬刚从人大中文系毕业不久，章巧珍从北京出版社校对科调来、于曙光从法制报广告部调来，我又从首都博物馆陈列部借调来刘恒，大部份人没有办杂志的经验，但办好事的信念很坚定。创办刊物几乎白手起家，期间经常加班，在文联那座二层小平房过道上经常显得吵吵嚷嚷的。文联办公厅行政处就作了一规定，下班后必须离开办公室，要加班的只能加到8点钟。我们很奇怪，堂堂中央机关，建立规章制度怎么会禁止人加班呀？嘿，这里就怪，不许加班！八点以后，要加班也只有回到《红旗》杂志招待所我那间地下室客房了。地下室在地下十几米，是“备战备荒”时的防空洞。那里的通风很差，到半夜还要停止一段时间。往往工作到十二点时，我的头就开始发晕，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缺氧。文联办公室星期天是要锁门的，也进不去。有时给值班守门的求情，才偷偷放我进去办公。这种作息制度坚持了好几年。那个时候，我心里多急啊，创办杂志，跑批出版社，办中青展，住的地方不安定，连办公的地方也不安定。
   
   事情发展到更为离谱的是，有一天刚六点过，我与摄影编辑王彦、会计徐松华就在这间办会室里商量工作，那个值夜班的大汉就敲门来了，叫我们离开办公室，他要锁大门了。这是一个文联的老司机，十分魁梧粗壮，他气势汹汹地对我们发话，徐会计连忙堆笑着说：“不是没到八点吗，怎么要关门？”“今天是星期六，现在就关门，快走！”我很生气，迎上前去分辩说：“我们还有点事再待会。”“下班了，还有什么事，还办什么公，快走，我要锁门了！”我生气了：“我今天偏不走，你把我怎么样？”“好，你等着！”大汉说着咚咚咚跑回他的值班室，然后抡起一根大钢竿棍就直扑过来，“我捅你！”说时迟，那时快，徐会计见势不好把我往门里一推，反身把门关上了，王彦连忙打开窗户，叫我翻窗而逃。我说我堂堂正正国家干部，岂能惧怕这个莽汉跳窗而逃？说着就要开门去迎那大汉。大汉已经到了门前，大声叫骂着：“妈的，开门！开门！”徐会计、王彦用力拉住我，不让我开门。“嗵！嗵！”那扇木头门在巨响中被那大汉用钢竿捅了两个窟窿。我气得在办公室里两眼冒火，说不出话来。我查阅电话号码簿给文联党组副书记杨澧同志打电话，杨副书记说他不分管办公厅，让我打给露菲，我给露菲同志打电话，没人接。结果还是徐会计拨通了陆石同志的电话。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门外大汉停止了谩骂去接电话，电话接了以后，门外安静了。一会儿，陆石同志来电话了：“我已经给任师付说好了，你们赶快走吧，避免矛盾冲突！”
  
   当我们安全撤离办公室后，王彦说，这些人还是要买陆老的面子。当然我们心里知道，这位任师付与我们素昧平生，无寃无仇，如此对我，他的背后有人在指挥。不过，陆石同志是“文革”后到文联的第一任秘书长，任师付还给他开过车，比这幕后指挥者的地位高一些，也更有人缘吧。回到“八方斋”家，家里人看见我脸色青白，知道又出什么事了。我愤愤地诉说屈辱，“华北之大，竟放不下我的一张书桌！”还借用了这句话来解嘲。我母亲刚从成都来看我们，住在我们临时借的房子里，吓得浑身发抖直擦眼泪。第二天，她老人家把我叫到一边，悄声说：“正成，咱们还是回四川吧，别在这里呆了！”我那时气己消了，开了一句玩笑：“你不是爱看川戏吗？唱戏有个窍门，叫武戏文唱，文戏武唱嘛。你老放心，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看过厉惠良的挑滑车、长板坡、汉津口，几乎都在唱，武打很少。告庙、秋江、画梅花这些文戏，演员累得很。直到九十年代中，我搬离那间办公室之前，门上被捅开的两个窟窿依然存在，无人来修补，一直留在那里，似乎是警告我的一个惊叹号。
                                

                                                2OO3年5月l8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3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终于拉开的展幕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5）

             终于拉开的展幕

   这张照片摄于1988年6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揭幕的“首届全国少年儿童书法习字竞赛”。主办单位是四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电视台少儿部、重庆出版社和宋庆龄基金会。开幕式场面很热闹，著名书法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副委员长黄华、廖汉生等好几位中央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展厅正中摆放的是国家主席李先念为展览题词的放大本。参加开幕前的电视現场竞赛和为展览题词的还有朱学范、康克清、杨成武、王任重、张友渔等中央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伍杰、副局长袁亮等均到开幕式現场祝贺。但是，就在开幕式前几天，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刚作了一个决定：停止展览！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书法习字获奖者和他们的指导教师，还有大批家长已经云集北京，现场直播的电视现场比赛就要开始，美术馆的布展工作也同时进行，怎么办？
   这是一场大波澜。因为就在前此一周，即1988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以中国书协党的临时小组组长某某名义的四篇署名文章，批判由我主编的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习字本》（四套二十分册），而且在文章中点了陆石同志和我的名。还把《小学生习字本》所选用的颜真卿的几个楷书字作为“不规范字”拿来作反面教材予以批判。各位想一想，在八十年代，《人民日报》整版点名批判，要不要命呀！报纸上点名后的第二天，就下迖了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的决定：停止“首届少年儿童书法习字竞赛”！因为说竞赛使用了《小学生习字本》作范本。据说，在作出决定的同时，取消展览的报告已经送交到中宣部备案。
   有网友昨天在网上跟帖，问我的文章中提到的“刘正兴”是谁，在这里我告诉你，就是《小学生习字本》编写组的负责人，我的舍弟，成都人，l952年生，当过知青，当过工人，当过美术设计师，八十年代初即下海当了老板。也是一位画家。他在经济领域有多少衔头，我弄不清楚，文化界我知道，現任：四川省文联委员、四川省美协理事、成都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有美木界权威把他称为四川美术界山水画领军人物。去年我回四川，在四川省图书馆蓦然看见正厅中悬挂的那幅十几米长的“蜀山青”的山水巨幛，也吓了一跳。这几年中忙，没有留心他的进步，現在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了。
   为了贯彻陈云同志“从小就要学好书法”的指示，1985年8月我离开成都前，组织了一个《小学生习字本》编写组，定下体例，找了一批成都有水平、有教学经验的中青年书法家，集中到文殊院，由刘正兴出资金和负责编写组。1986年编成，由重庆出版社出版，l987年两季发行即到lOOO万册。根据协议，此项教材出版利润对开，即百分之五十交中国书法家协会。当时，我曾经谋划，并在北京看好一个地皮，重庆出版社还答应预付十几万买这个地产，然后为中国书协修建一个独立的办公机构。尽管这套教材我就仅仅得了二千元的主编费，但一心为中国书协办事的愿望最终还是没有实现，但那是后话。而当时，这个由《小学生习字本》所引起的风波，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我当时实在想不通，我们一心一意为书协办好事，大家都是书协的人，为啥要自已砸自己吃饭的锅呢！
小时候看章回小说，总有一句话有意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
   这句话这回显灵了。党组上面还有党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青天大老爷！书协的报告上到中宣部后，中宣部文艺局直接负责这件事的调查，很快作出调查决定，大意是：《小学生习字本》的编写是件好事。有意见可以内部协调，不允许以党组织的名义把问题捅到社会上（指《人民日报》），少年儿童书法习字竞赛如期举行，而且要办好。
   中宣部的指示，对我来说如觧倒悬。怪不得很少出头露面的中宣部负责人，也纷纷前来参观展览，力促这件好事成功。现场电视书法比赛是一个创举，有現场临摹，现场创作，由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播音员、現仼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丽华等主持比赛，中央台少儿部林布谷作编导，全国播出后反响很好。获奖者在儿童节那天从中央首长那里接过奖状，多么高兴呵！他们当然不知道叔叔、阿姨们背后搞“阶级斗争”，让他们差点拿不到奖状，到北京白跑一趟哩！
   说实话，文人相轻，古己有之。但这种相轻和争斗也得有点游戏规则，有个底线吧？总不能把你我大家的共同利益都牺牲，同归于尽嘛！我无意在这里追究谁的责任，我在思考文人们到底应该怎样，或者说能不能够在一个“协会”里共存？

                                                2003年5月19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4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藏龙卧虎之地　　
什么叫“沙难”？据说当年乾隆皇帝为了安慰香妃的思乡之情，让人在故宫外东北角上撒了不少砂子，他携香妃到了故宫城墙上的角楼往外一看，远远一片“沙漠”，让香妃嫣然一笑，于是龙心也就大悦了。沙滩之名留传下来，二百多年了，当年撒的沙子早该给风吹散了。   
  
  “文革”后将近二十年中，文联就在这里的简易房办公。我前面说的文联小招待所到1987年初撤消了，腾出两间客房，让《中国书法》编辑部搬了过去。网友请细看，窗外房顶后面有一堵红墙，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就是李大钊同志当馆长、毛泽东同志任图书管理员的革命胜地--红楼。这里很长时间是国家文物局所在地，直到最近才搬走，成了一个文物保护地。
   这时大约是初冬或冬末，窗外的槐树无叶。夏天时，满树的槐花，香啊，真是个风水宝地。两间房一间大约十多平米。我对面那张桌是于曙光的，其余几位在旁边那间。《中国书法》为什么说是创办呢？1985年8月我到北京时，原来由文联出版公司以书号出书、在新华书店销售的三期《中国书法》已被勒令停刊。8月12日，我便起草了一份给文化部出版局的报告，说明“以书号出刊”是错误，但书法这个传统文化应该扶持的道理。报告交出没有动静--我这个“乡下佬”哪里知道在京城批报告有多少程序啊！我性情急，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周末，我已等不及了，自出心裁地给当时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写了一封“群众来信”，贴了四分钱的邮票，下班前投在了沙滩邮电局门口的信筒里。
   神奇！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也就是三天之后，中宣部忽然给我本人来了电话，叫我去文化部出版局商办《中国书法》刊号的事。1985年了1O月3日，也即是仅仅二十天内，《中国书法》刊号批下来了。后来听说，朱厚泽部长在我发信后的那个星期一下午就读到了那封“群众来信”，并当即在信上作了批示。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从那以后，我盼望着有机会当面感谢一下这位雷厉风行的部长，快二十年了，至今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刊物批下来了，己过了征订时间，何况刊物还未批准邮发。当时，是章巧珍带着我找到她的舅父，又通过舅父找到曾任邮电部第一任部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邮发季刊才特批下来。梁扬、刘恒全力编辑，于曙光负责出版跑工厂，没日没夜地干，《中国书法》才于1986年改刊出版了。好几年，大家都挤在这两间办公室办公。后来，我们搬走了，不少现在的书坛大腕当年都先后蛰居于此“官廨”。我从全国各地先后借调过不少人，就安置在这里，先是湖北吴法乾、陈新亚，后来是丛文俊，吃住工作都在这间屋。再后来是李木教、张锡庚，再后来是周祥林与文永生。十数年间里，十平米小屋，竞成了书法界藏龙卧虎之地。
   不过，这里也是“庙小神灵大”哟！要在这里坐稳也不容易。也出过书法界的大风波。
   1987年初，经《中国青年报》记者苏元章推荐，我从武汉借调来一位曾参加过《书法报》工作的某公，他满腹学识，识见超迈，尤精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对《中国书法》杂志来说，确实是人才难得。但是，此公亦有一癖好，好议论天下大事，常也使我们受益。但是，谈时事，在书协是题外之义，并非本业。有一回出差，我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嘱咐他，我走以后，你尽量别在书协同事们中谈时事政冶。他虽当面应承，但毕竟不改旧习，竟与不速造访的某书协老同志大侃起来，甚至将某中央领导尚未下达的讲话也提前“传达”下来，其中还有涉及中宣部的部份。你说他胆大不胆大。果然，不出两周，中宣部的指示传达下来了（这是我后来才从侧面知道的信息），大意是：XX何许人也，责令其检查，立即遣返回湖北，通报湖北省委。据说是一位中宣部的重要首长的批示。
   大家都傻眼了，我当时也知道，这一招也是对着我的呀。我把此公叫来一问，果然有在这间办公室谈论时事的前因，但是，他侃的内容确实是后来中央文件也传达过，也没有攻击过中宣部。但是，却由中国书协两位党员干部以匿名信的方式向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举报，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又立即向中宣部报告，于是便有了前述的那则批示。怎么办？这位犯事的老兄急得晕头转向，有一天下班骑车到西单，差点给汽车撞倒。在全国批自由化的高潮中，谁遇上这样的事不蒙啊！
   我太太付淑群是个疾恶如仇、好义勇为之人，她亲自带着此公找中宣部申诉。后来费尽周折，中宣部文艺局经过仔细地询问，又经过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权希军同志协助调查，把事情搞清楚了，撤消了先前下达的指示，可以说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为此，那位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还在书协工作人员会议上为此作了自我批评，表现了高姿态。为了减少矛盾，我也把湖北此公介绍到某美术学院，当了教授，户口也迁进了北京，终于平息了此次风波。你说这间办公室平静不平静。
   说到这里，我还要来个“续貂”。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不然，善有恶报也是常事。就是这位湖北此公，十来年后，他如法泡制，亲自写信向某中央领导举报我“制造毛泽东伪作”，一位比中宣部更权威的中央领导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立即“查办”！知道“查办”是什么含义吗？可以把你逮起来呀！共产党确实是青天大老爷，经过中央调查组的全面跟踪调查，弄清了事情真租，我才幸免于难，未遭灭顶之灾。古人说，无巧不成书，要不是我亲身经历，我自己也会相信这是一篇小说。其实，毛主席早说过，生活本身比文学艺术更真实、更生动，并使其相形见拙。生话中，潜藏着多少你也许永远也参不透的奥秘，让人不可值信。

                                          20O3年5月19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5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松花江上　　
网友们跟贴说，让我回忆一点“甜”，我不知道这个“甜”指什么意思，我就且把它当作高兴事吧。我这里讲“松花江上”，并非“九.一八”那个“松花江上”，而是指我的两次黑龙江之行；一次是1986年8月赴佳木斯参加“全国青少年书法篆刻首届神龙大奖赛揭晓暨《青少年书法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一次是参加1993年8月中宣部组织的文艺、社科、出版、新闻界专家休假团，这是两次快乐之旅。这张照片是第一次黑龙江之行。
   松花江真是东北平原上一条美丽的大河。我们乘火车到了哈尔滨以后，就乘汽车沿松花江北行，先到佳木斯，把评委工作作完后，东道主就安排我们沿松花江继续北上，直到同江即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解放军专门开了一艘炮艇载着我们又沿着黑龙江北上，苏联的大军舰就停在松花江口上，不过，舰上的官兵在向我们挥手。那时中苏关系早已缓和了。我们登上一处边防部队的江边哨所，用望远镜可以看见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和稍远处的共青团城。然后在江边的一个赫哲渔村午餐。在赫哲渔村吃了全鱼宴，吃到了我至今认为是天下第一美味的大马哈鱼的新鲜的鱼子。当然也见到了我国现存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赫哲族人。哈普都.赵售明就是我国的赫哲族书法家。
   那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是《青少年书法报》社长崔学路。黑龙江省省长、省书协主席陈雷出面接见，省文联党组书记杨角亲自全程陪同，省书协也全力以赴协助大会，书协派出张天民、余群、王新民三位全陪，老余善摄影，所以这次留下的摄影是我八十年代里留下最好也最多的一批。为了能记下全体同行者，我放弃了一些非常好的友人实景照而选了这一张，不免有些遗憾。
  《青少年书法报》的历史算来也有十七八年了，虽然已换了几茬人，但报纸却一直坚持在办，据说发行量也不少。偶尔我能得到几张赠报，我非常欣赏它的第一版和第四版，第一版介绍的青少年书法家均是名不显而实力强者，第四版的批评文章既尖锐又有深度，而绝无纠纷谩骂攻讦之弊。就如同我看见的那片广袤无垠的松花江平原一样，没有什么污染的痕迹。说起那次神龙大奖赛，在全国少儿书法活动中是一次开拓性的里程碑。那次活动也聚集了来自京、沪、浙地区的书法家作评委、评选结果也是人满意的。
   那次活动时间较长，与难得见面的上海朋友谈得很多，如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茅子良、还有沈培方、后来去了日本的郑丽芸。周志高和浙江的陈振濂也去了，他们是老朋友了。北京去的同行除了《中国书法》的梁扬外，还有林岫、苏元章。由于黑龙江的人好客，特別是省书协的王新民是幽默大师，逗得大家一路乐。松花江下游之行后，我们在哈尔滨也停留了两日，参观了陈雷省长拨的二百万元修建的七八层的书法大楼。这幢大楼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其规模全国至今无出其右者。陈雷同志这位老抗联领导和书法家对书法事业的贡献，在全国书法界有一时盛誉。这样不图捞名，只图贡献的政治家，书协应该大力欢迎，书法家们也会全体鼓掌的。
   哈尔滨是一个有着异国风情的美丽城市，它的斯大林大道，秋林百货、太阳岛，在松花江的衬托下，无不融华丽与浪漫于一炉。王利民把我们帯到舞厅，教我们跳最简单的交谊舞。就是那一次，林岫女士建议我学会普通话，她说，总说四川话，到北京来总让人感到有距离，並自愿当我的老师。她的话有道理，令我颇受教益。原来我认为四川人可以不改口音，比如象邓小平、朱德、陈毅一样。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学会了普通话，一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后来，我还认识了一些黑龙江的朋友，这些都是拔力相助的汉子，令我起敬。但是，那次交下的朋友，虽然快二十年了，我还难以忘怀那些美好的片断。

　　　　　　　附：写作声明

　　“看图说话”是我的一时即兴之作。非典时期，出不了门，网站又刚开通，为了活跃气氛，每天都有一点东西给网友们交流，才想起了这个连载的随笔。
   当然，一开了笔以后就遇到一个难题，照片上这么多人物，大都己是书坛大腕，怎么处置？因此，我忽然想到必有一个说明，来避免可能帯给他们的消极影响而贻害他人。近年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在书坛上原有的至爱亲朋，过从密友，基本上与我“划清界线”了，或者说是“冻结了外交关系”。象石开、崔志强、严峻二、三不怕死的真名上网者，虽存古风浩荡，而于我则每有所不忍。在我的回忆中如有“好事”提到昔日友好，不致引起当今书坛当权者可能因“划不清界线”的误会，给他们帯来不良影响。如有“坏事”所及，我即姑隐其名，为尊者讳。“恕道”是我们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些“坏事”想必也不会给当事者帯来实际利益的损失。倘有网友认为是我的“一面之词”而要问个究竟的话，我也要预先声明，在我一方，凡所说大事情，我均持有人证物证，决不敢撒谎而蒙混你，因之也绝不会刨出根根底底来质证，给当事人帯来更大的难堪。也请这样的网友且把我的文字当作甄士隐、贾雨村之流，子虚乌有，自我消化作罢。衷心地期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谨此声明。
                           
　　　　　　　　　　　　　　　              2OO3年5月21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6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是展品还是装饰品？　　
二届中青展开幕时，人头汹湧，热闹非凡。我记得当时习仲勋同志有事要提前回去，他从中国美术馆西侧厅挤出来费了老劲，还被湧进的观众挤回去。
   就一件作品引起观众轰动的，就是林信成先生的那幅现代书法作品了。这件作品有点像十年后出世的“学院派书法”，是用一种拚贴的方法，将历代书法名作的局部剪下来，拼成一个太极图形。这件作品算不算书法？开评委会的时候曾引起过三次大的争论。除了开评委会争论，到了宿舎里还争论。我记得当时还拍了几件在争论时的照片，其中有陈振濂、邱振中、王冬龄正在争吵的实景，找不到了。我当时是执现代书法作品应该展出的观点。
   l985年1O月，北京现代书画学会在中国美术书馆搞了一个展览，引起了轰动。《中国书法》1986年第一期封三登载了黄苗子、王学仲、李骆公等的参展作品。二展中青展的筹备阶段，现代书画学会的几个负责人古干、马承祥、许福同、林信成与我进行了两次谈判，他们的现代书法作品可以参展，但须有二个条件，一，由学会自行推荐十一件作品而免于评审；二，派一人参加评委会。他们知道，持正统观念的评委是大多数，要参加评审肯定落选。为了“百花齐放”，鼓励创新，他们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说服评委会的唯一方法。我就同意了。我在评委会上一再觧释的理由是，允许探索，也充许失败。我可能反对他的这件作品，但我尊重他创新的权利。
   评委会大会一致通过了我代表组委会的建议，也非常欢迎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马承祥作为现代书法书家当评委。但是，当大家接触到具体作品的时候，终于还是不能忍受现代书法作品对传统形式的巨大冲击力。“这到底是不是书法？书法到底是什么？”大家最后己围饶这个纯学术问题争吵不休了。临到西山评委会最后一次会议时，有几个评委还是动议取消现代书法入展，要求大家表决。我和张鑫还是要坚持组委会与评委会原有的共识。这时，聂成文先生把我抱住，要把拉我出会场然后进行表决，我挣脱后重新进入会场阻止再表决。事后，许多人在回忆，为了一个纯学术问题，那样全身心投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临到两个月后，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前的一个晚上，到京的评委还集中在美术馆开会，其他的现代书法作品都通过了，就是这件林信成的到底展不展。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把它挂在大厅屏风后面：你可以把它看成展品，也可以把它看成装饰品。矛盾就这样解决，却创造了中外艺术史尚未有的展览个案。当时，展厅里也确实有装饰品，那是我们分别请了遼宁鲁迅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八个美术院校的雕塑家作了王羲之、王献之、张旭、颜真卿、怀素、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八尊人物雕塑，陈列在展厅中的八根大柱下。那些创意各别的先贤雕塑，既代表我们尊重传统，也证明我们的创新是在传统之中。现代书法并不等于创新的全部，但创新确实处在很尴尬的境地。1989年春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中，远远脱离政治的“现代书法”也难免其遭殃。中央规定，反自由化主要在党内，而且点名要慎重。但中国书协党内发向上级党组织的九期“简报”中，就有八期点我这个非党群众的名，罪名就是支持现代书法，是民族虚无主义，《中国书法》没有党的领导。记得，当时谢冰岩主编还在会上帮我解释，说《中国书法》1986年第一期发表的现代书法是在封三上，而不是发在封底或封二上，就表明我们并非完全赞同它。这种辨解显然很无奈，也很牵强，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书法家的话还能起些作用哩！现在的年青人可别哂笑，这个论题还延续到了九十年代，且听我下回分觧。
   中青展评委会从第五届开始，才达成了一个明文的共识，现代书法的“底线”：不脱离汉字。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流行一句话：改革无禁区。在艺术上到底允不允许有“禁区”，在理论上很简单，但在实践上却非常难。中青展的评委会最为真诚的尊重着传统，坚持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但是，仍然被个别人歪曲为“反对传统”，带坏了一代书风。中青展这个展项被中国书协四届三次主席团会议取缔了，虽然表面原因是全国展与中青展作者没有什么年龄差别了。是吗？要真没差别，就不会取消了。中国书法难道还要倒回到八十年代初的时代？当代中国书协大腕们，包括参加过二届中青展的评委们，或许到今天早己失去了当年那种纯学术的激情了。其实，书法的创新，並非谁反对、谁支持它就会因之改变其前景，特别是放在一个历史环境中去看时。而我所忧虑的，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当你己经失去为了艺术的激情后，你的艺术还能进步吗？我们留给青年人的榜样，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艺术进取者啊！               
                           
                          
                                               20O3年5月23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7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心心相印　　
199O年初秋，三届中青展开幕式结束后，东道主安排我们游览黄山。从黄山下来后，路过太平湖，我与陆老、谢老留下了几张照片，非常传神。那清澈的湖水，印出一片敞开的心怀。
   
   谢冰岩（19O9--），江苏淮隂人。二十年代他就参加了共产党，是新四军的老前辈，当时任《解放日报》主编。觧放后是首任新闻出版署秘书长、新华社秘书长、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顾问、文化部副部级司长。中国书协第一届、第二届常务理事。实际上，二次书代会上，许多人都认为谢老德高望重，应该升仼副主席，听到这种话，谢老就坚决举手制止，说我年龄大了，让年青人干最好。1985年8月我去北京后，主管杂志工作的启功先生己做主席，不便再担任《中国书法》主编，谢老作为常务理事兼任了主编，直到l994年我任主编时，才升任为《中国书法》顾问。谢老是个好人啊！--这是书法界的共识。而在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好人，还是我的好老师、好榜样、好前辈。
   所有人对谢老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和可亲的老人，但是，他却有一颗常人难以具有的倔强的心灵。他在学生时代就作了共产党支书，不管如何拷打，至死不吐党的秘密，被国民党以死罪关在监狱里六、七年，直到国共合作才释放。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被整了十几年。到了老年，交给他这份《中国书法》主编的头衔，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这是一个名誉头衔。其实不然，直到1994年我任主编前那八、九年，《中国书法》的所有稿件，我审定了以后，都要请他终审，而他是每稿必读。有什么意见，都写在审稿笺上，有时还亲自动笔修改稿件，工工整整的红笔小字，见了令人起敬。想一想，那时的谢老已经是快八十好几的人了。
   谢老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对书协的内部来说，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但你可以从他的话中，领会到他一些坚定不移的看法。这是外圆内方的为人之道，是我永这难以企及的境界。有一次，我与他就稿件内容发生了分歧，我年青气盛，谢老他不让步，最后打“官司”打到主管刊物的副主席沈鹏先生那里。当时的沈鹏是支持我的意见，当即谢老便不再表示异议服从了。虽然他内心未必就服，但他服从了组织的原则。当然，你决不可理觧为谢老怕官。谢老的官可不小，后来到中国书协当主席的邵宇同志在新四军《解放日报》也只是谢老的一个助手。争论完了以后。谢老对我并未心存芥蒂，把我看作不知好歹与他作对的人。他有一颗善于理解人的心。没有这样一位老人掌舵，《中国书法》在当代书法中发挥的影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l985年下半年，我接手改刊的时期，设计了许多新的栏目，並征求了许多方面的意见。比如说，“法书赏析”这个栏目就是沈鹏先生亲自改定的。但是，《中国书法》应该办成什么样，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一次，一位原来参与杂志工作的老先生来编辑部，我便马上抓住机会向他请教，老先生十分谦虚，不愿指教。我便将已经设计好的—些栏目汇报给他听，他还尚未听完，就打断我的话：“不行，不行，活着的人不能够上书（指专题介绍）！”我当时的话就噎住了，心想：怎么活人不能上书？难道《人民文学》就只能发李白、杜甫、曹雪芹的诗歌小说不成！许多年以来，我都认为这老先生太保守，对一本现代学术团体会刊的学术性缺乏认识，不知道一本刊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出当代艺术家这个道理。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这个老先生，就是网友们跟帖上说的：“京官难当呵！”被专题介绍的只能是少数人，你就可能得罪多数人；如果你真要介绍，你就得从本地的地头蛇开始，否则你休想在这里站稳根基！当我吃了亏以后，我才理解这位老先生的深意。但是，我并不后悔，如果我们办一本刊物，去排座次，那么，一本现代学术会刊就会失去学术性；如果我们因怕得罪人，因而不能反映当代创作現状，只介绍古人，我们将会失去这本会刊的现代性。
   记得，《中国书法》1986年一期出版前后，就引起了两个风波：一个说谢无量不是书法家，不能发专题；一个说王铎是汉奸，也不应该发专题。第二个问题是有人把这个事情先告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了，后来统战部知道王铎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也就没有再过问此事。谢无量的专题怎么办。谢无量是四川人，我从小崇拜他，但我也认为谢无量是当代书法大师呀。书协机关有位理论家就反对，说谢无量的“孩儿体”毫无艺术价值。这种意见可能今天听来会发笑，但当初却是一种主流。199O年办第一届全国展时，四川代表就曾把谢无量的作品带到沈阳去，结果落选了，是北京去的几位老先生不同意。临到开展前，四川代表团趁布置的混乱，又偷偷把谢无量的作品挂上去了，殊不知又被发现硬叫摘了下来。有此前例，怎么办！发生这个争议后，我去找谢老商量，谢老笑笑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去征求启功先生的意见。我按谢老的主意去了启功先生家，启功当即毫不犹豫地说：“谢无量的字好呵！他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我认识他！”启先生还津津乐道地讲了谢无量先生六十年代从四川到北京出任文史馆馆长的旧事。启功先生一锤定音，谢无量不是书家的风波才平定下来。而且还与谢老一起参与了“致读者”那篇改刊词的修改，共同确定了“以今为主”的方针，《中国书法》发出后在书协才停止了争议。当时，要不是谢老出这个主意，谢无量的专题即便发出来了，也可能闹得不可开交。我想谢老叫我去找启功先生前，也许就与启先生统一了看法的。
   乘便，我也再讲一个插曲，以道“京官难做”之理。当时，《中国书法》1986年第一期是在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制。就在刊物已经印出来了，正待装订的时候，我实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叫马上停印，不准发行。原因是北京某书家写的胡耀邦同志的一篇文章的碑文给撤稿了，这是政治问题。谢老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我一听，心里也有数了。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又来了，我很镇静地说：“请问这是组织意见，还是你个人意见？如果是你个人意见，请你把电话号码留下，我去中南海当面向你说明情况。”等我把话说完，那人并不告诉我电话，就把电话放了。大家想想，我们当时好不容易从文联出版公司那里要了5万元，买的纸，印了8万册杂志，要停印了，还不仅失信于邮电局，本钱也赔光了，刊物还怎么出。事情虽然已经过了近二十年了，我至今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有释去：谁能清楚我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的印刷进度？又偏偏挑好杂志刚印完又未发出的这个时机？晚了，刊物就发出去了；早了，可以调整稿件。就让你在这个关节口上胎死腹中！这种毒招显然不是什么中央办公厅某人、或者是那位老书家的策划。
                                       
                                             2OO3年5月24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8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是全国展还是新人展？　　
我记得不太准确了，大约是1989年夏天我参加第四届全国展作品评审时照的。那次评审工作似乎是在北京东城和敬公主府的中纪委招待所举行的。那次评选，成立了中国书协第一届评审委员会，在四次书代会后，成立了第二届，但在评审前面加了“创作”二字，以示这个委员会不仅是操作型的，而且是有创作研究型的意义。
   
   自从二次书代会后，就把四年一度的全国展改为二年一届，所以1987年10月刚在河南郑州举办了不久。评委会主任刘艺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过去征集作品，是由各分会在本地区广泛征稿，经过初选，按分配数送中国书协参加复选，终选……有时会因征集不广而发生疏漏。于是有这样的建议提出：由中国书协直接公开征稿。”其实，更大的原因并非“建议”，而是第二届中青展直接征稿引起的轰动，诱使了全国展东施效颦。这样一来，真正意义的“全国展”从第四届就因改换门庭而基本上终结了。竞争制代替了全国各省联合制。
  
   在第三届中青展评选座谈会上，作为入选数非常低的甘肃的肖弟先生就曾引《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分配原则理论，指出：“以打分制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各省的作品，虽然是公正的，--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具体省区的作品，必须具体对待。”既然中青展是鼓励新人为主的竞争制展览已存在省区不平衡问题，为什么“全国展”不更多者虑“全国”的问题。第三届全国展时，九十岁左右高龄的林散之、沙孟海均送了作品参展，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和全国性。到第四届学中青展，以分会推荐和自由投稿相结合，而实际上是以自由投稿为主。一万件初选作品中，只有二千五百件属推荐作品。四届全国展还学习中青展评奖，但老先生怎么办。当时，柳倩、欧阳中石、康殷这些老先生都有作品送展，均以自动放弃评奖为名不参加评奖，所以只有当时并不知名的老先生瓦翁获了奖。而其他获奖者基本上都是伦杰贤、王宝贵、卢乐群、储云、谭以文这样一些中青展的优秀作者。所以我说，不是因为中青展象全国展而取消了中青展，而是全国展象中青展而自动取消了全国展。由于第四届全国展让老书家们们积极性受到重创，以后基本上没有老书家主动送作品参展了。老书家辛勤耕耘一辈子，他们为什么不能参加评奖，为什么评不上奖？以五十年最高成就相标榜的“兰亭奖”也采取了这种愚蠢的“竞争制”，全是小年青获奖而遭致失败，是取消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展后进一步恶性发展的结果。
   
   苏东坡早就说过“兼论其人生平”。只有综合的考虑一个人的全面成就，然后选拔出来，代表某个省区，参加全国最高水平的展览，才能叫名符其实的全国展。现在“全国展”又开始征稿了，老书家和已获声誉的书家谁会去投稿呢？道理明摆着，在古代，已经中了举人的还会去考举人吗？已经中了进士后还会去考进士吗？中青展为什么获了奖还去投稿呢？因为有更大的前途，多次获奖后有可能提升为评委显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组织者在别人反复讲了这个道理后，仍要一意孤行，坚特把“最高水平”的评奖采取这种所谓的“竞争制”，並非真正愚蠢，其最大的原因只是一个：钱，每件投稿作品三十元评审费！书协当然需要挣钱，但也需要为发展事业而花钱呀！那些对真正的艺术与艺术行为毫无兴趣，自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市侩理念，正在迅速把书法引向倒退之路。
  
   我作为书协第一届评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展的评选。那些别在作品旁边的数码标笺，就是全国展被中青展竞争制所取代的证明。当然，我要说明，我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全国展这种竞争制，而是在学习和引进竞争制上不能依样画瓢。真正的全国展的工作重心在全国各省、市、区书协那里。如同选美国总统一样，並不在国会选，而是在全国五十个选区里选。各省书协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否则，要各省书协有什么意义。省书协接近基层，了觧情况，竞争机制的枢纽在那里，选拔人才就容易准。你高高在上，姜太公钓鱼，愿者鱼儿上钩，谁理睬你。尤其是在昏庸的领导者治理下，一些初学书法者也获得了“兰亭奖”，那么，他（她）们的师父、师爷谁还敢投稿。他不投稿，还可以说是“全国五十年来最高水平书法家”的师父、师爷；要投了稿，就变成了连徒弟、徒孙这些小青年都不如的老没发展。
  
   更为可笑的是，“最高成就奖”的“兰亭奖”还要搞现场文化考核，美其名曰：重视人才的文化结构。简直是把书法这个行当的脸都丢尽了。熊秉明先生说：“书法是文化核心中的核心”。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书法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本质含义的“核心中的核心“。中国的书法从来都是精英文化的产物。青年歌手大奖赛中，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年青人，考考他们的文化知识理所应当。而把一个时代--五十年历史阶段最高水平的精英文化作者也出一些中学生智力测验的题目来考考，成何体统！当年，颜真卿这样考过怀素吗？苏东坡这样考过黄山谷和米元章吗？皇帝的廷试，也只考策论，而决不会去考那些举子们的书本知识的。只有深切的艺术洞察力，才能准确地体察另一位杰出艺术家的心灵，才能探测其艺术境界的深浅。自已以为自已是一个处级干部、局级干部，就可以坐在“考试”艺术家的那把交椅上，不是一种市场行为，也是有辱斯文的愚蠢与无知。
  
   那时，全国展都选择在国庆前后，而且全国展筹委组必须挂上庆祝国庆XX周年筹备组的牌子。四届全国展在“六四风波”后的那个国庆节开展。来参加开幕式的基本是年轻人了。刘艺先生在“综述”文章中说：“本届参展作者，新人又占较大比重。两年前，笔者曾对第三届全国展参展作者作了统计，新人占一半左右。而本届，新参展作者又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什么概念啊，以启功为主席，以林散之、沙孟海为顾向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座标如此之高，竟然一次展览就有二百人左右的全国最高水平书法家诞生！？因此，愈到后来，虽然又建立了“新人展”的项目，究其实，全国展进一步演变成了新人展。这就难怪有权威人士参加“兰亭奖”评选后，感慨地说，不过就是“新人展”的较好水平罢了！
                                
                                         2OO3年5月25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19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八方斋史话　　
这张照片是四川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的副主编刘奇晋先生赠送给我的。奇晋兄l99l年来京与我合作三月，临走前拍了这张照片，回川后给我寄来的。照片后面有他的亲笔题词：“正成兄夫妇：京中三月，终生难忘，谢谢你们全家对我的照顾。--刘奇晋敬赠，199l、9、4。”哪里是什么“照顾”，简直是到北京来吃了三个月的苦而已。奇晋先生起早贪黑，甚至通宵达旦工作，至今想来，令我常有愧意。这张照片所在地，即自号“八方斋”也，是我的书房兼客厅，总计八平方米。但是，要知道，这并非第一届八方斋，而是第三届八方斋了。
   1985年中国文联向中组部打报告要调我和张鑫到中国书协，中组部只同意调一个，再由中组部派一个，于是，张鑫没有调成，权希军同志从中组部调来了。当时中央有文件，不要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当年年底，我们全家很幸运地一齐有了北京户口。大约又折腾了半年左右，有一天，当时担任中国文联秘书处干部的张陆一同志忽然给我送来一把钥匙，还把我带着绕了几道弯，在沙滩北街乙2号大院老灰楼“地”字门二楼找到一间空房，这是文联干部住过的但属于中宣部的宿舍。这就是组织上给我安排的一个家，我的第一届八方斋：7.6平方米的八方斋。
   这里也是庙小神灵大。这幢匸字型的灰楼，颜色深沉，被掩映在院中的丁香树下，更显得深幽。这里有8个单元门，分别命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字号。在向南的外墙上镶嵌了一个石碑，上面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题写的建楼时间：民国二十年。一祘，正好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三十年来在这里读书时的宿舍，因为这里是老北大女生宿舍--每人一间，八平方米，一个衣橱嵌在墙里。据说蒋校长就曾住在“天”字楼的二楼上。这可真是风水宝地。
   在“地”字楼住下，煮饭只能在过道上，先是用电炉煮饭。有一回，来了不少外地书法家，我太太付淑群竟然用放在楼道上的小电炉，烧了十来个人的饭让大家饱歺一顿。
   我们的邻居是两个好人，一个是中宣部的文艺局的王郑生先生，一个是新闻出版署的沙红叶女士。王郑生先生夫妇早出晚归，住了半年都不认识。有一次，他陪同沈一之秘书长来看望二届中青展的评委时，他问我，你是不是住在我隔壁，这才认识了。沙红叶女士是新闻出版署的女才子，一口流利的英语，经常作为中国新闻官员满世界跑，是一个文雅的知识女性。我太太很喜欢她的女儿飞飞，因为我们的女儿没有房住，就和我太太的近八十高龄的父亲留在成都。飞飞与我的女儿一般大。沙红叶的爸爸妈妈也住在大院里，常过来看望飞飞，偶尔也招呼一下邻居的我们，便认识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海航行靠航手”的词作者沙洪，中组部秘书长。沙老是文人。有一次请我和太太上他家作客，他才告诉我，我们一家调北京是他亲自批准的。我们当然非常感谢沙老，但绝不是后来在“批斗会”上揭发我贿赂了中组部沙洪才调来北京的。
   沙洪同志在“文革”前就任过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对文艺界的情况了如指掌。“文革”后恢复中国文联，文联也出现重大人事斗争，他也曾协助中央人事小组伍修权同志来处理过文联的问题。我初来北京，亏得沙老给予我很多的指点，才能有效推动书法活动开展。而沙老一家对我们最大的具体关怀，是将他另一个出国女儿的一间房子借给我们，才得以使我们把年已八十，双目失明的岳父和六岁的女儿接到北京。这间房在“荒”字门的四楼上，岳父住一间，我们一家三口住一间，这是第二届八方斋。
   八平方米的房子，用兩张钢丝床拚成的一张大床占了四平米，床脚横着一张小钢丝床是女儿的，除了墙上可以挂镜子外，就只有插脚的空地了。一层楼四家人合用一间八平米的房子作厨房，不能同时做饭吃饭，只能一家家轮着来。办公室晚上和星期天不能去办公，我要写字，只能乘不做饭的时候把那张折叠桌拉开铺上纸挥毫。
   有一回，新加坡陈声桂先生来找我，电话接过他已到了楼下，我连忙跑下楼，把他挡住，请他到沙滩翠花胡同的天府酒家用歺，差点把我们家住宿的尴尬露了馅：当时想，家丑不能外扬嘛。住久了，也就麻木了，也就没什么脸面问题了。一次，金膺显先生为首的七、八位韩国书坛大腕不速而至，我们只好和邻居商量，把那间厨房“霸占”下来，在那里设宴。好多年后，金先生一行又作客松竹草堂时，还回忆起当年在沙滩时我家的四川担担面好吃。
   几年后，邻居搬走了，我们借到了照片上的这间房，这里成了第三届八方斋，真正的一间八平方米完全作为书房之用的八方斋。你想，在这间可以拍照示人的八方斋里，大家多高兴呵！--这是我们家的豪华客厅。有重要的客人来，在这里留影，还可以在桌边的一张沙发上留宿。我们曾经夸耀地说，多少书坛的大腕啊，当年都留宿过那张沙发。吳丈蜀先生曾夸耀过他的厨艺，有一年来京，特地在这里亲自下厨房操作了一个萝卜鸭子的大菜，还得到沈鹏、谢冰岩两位大师品尝后的交口赞赏哩！
   这间小小的八方斋，留给我不少温馨的回忆，我们在这里一住近十年，八方斋也因之闻名。有一年春节，中宣部干部局局长唐联杰、副局长崔运玺还专门来看望我们全家，使我们从内心里热受到“党的温暖”。王镛、石开、黄惇、崔志强、雷志雄等印坛大师均先后赐镌八方斋印相赠，让我引以为榮。

                                                 2OO3年5月25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充满激情的双向追求　　
九十年代初，中国书法家能把自已的作品换成金钱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我记得，七十年代中期，四川省文物商店挂的郑板桥、伊秉绶的作品标价5O元人民帀，后来有一幅张大千山水大中堂，标价3OO元人民帀，大家都认为是天文数字。到八十年代初，曾经有一位作古董生意的邻居，拿了四幅画到我家里来，问我花4OO元人民帀买下值不值。我一看吓一跳，一张齐白石的丝瓜，一张徐悲鸿的猫，张大千的一张山水和一张仕女，我认为均是真迹，好想买下来呵。但是，那时一个月才几十元工资，要借钱也没处借。到了1987年，启功先生与日本宇野雪村搞了个巨匠书法展，日本书法家在美术馆参加开幕式结束后，蜂涌去琉璃厂荣宝斋抢购启功作品作纪念，荣宝斋方才应急把启先生挂在画廊的书法单条从8OO元猛提升至lOOO之以上。显然，8OO元也是外销价格。直到九十年代初，办个展览找一家赞助单位非常困难。现在中国书协办个展览动辄向赞助单位开价就是一、二百万，你想，这种行市怎么得来的，不就是十几年来搞展览积累下来的含金量。不过，媒体说八届全国展要了赞助单位28O万元，加上收取的评审费近百万，除去办展费用也能尽赚3OO万，如果以作品入选5OO件作品计，每件作品等于卖了6OOO元。八届中青展我们每件作品发了5OO元稿费，如果这次书协赚1OOO元，其余5OOO元发到这些中青年们的手中，会让他们多高兴啊！美术界就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作者应该得到保护的权利。
   199O年初，是四川书法家陈石去了一趟安徽，与合肥书协主席周彬谈好了第三届中青展的承办赞助一事，于是，这场竞争現场就搬到了很少向外发展的安徽省。号称鹭城的合肥初秋十分美丽，我们住在一个湖边，白鹭绕着高高的乔木盘旋，走在林间，还能不时拾到一个个小小的白鹭蛋。开幕式热闹非凡，作者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展览馆外彩绸飘飞。这是开幕式结束以后，组委主任陆石、评委会主任沈鹏等与部份获奖作者和优秀作者留影。这些作者我都脸熟，都可以说是当代书坛的姣姣者，但我並非能把所有的名字对上号。这里此较熟悉的除了东道主周彬、耿立军外，有储云，王冰石、朱培尔、徐正廉、刘迋龙等。上一届的十名获奖作者哪里去了？上届十名获奖作者全部参加了三届中青展的竞争，其中孙晓云、彭过春、吳振立三位得了优秀，华人德、朱寿友、穆棣、陈平、黄连萍、张忱均是入选。这一次获奖作者只有六名，不是因为高水平的太少，而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三十一名优秀作者都实际上具备了获奖水平。就孙晓云和吳振立两幅手卷来说，其水平不仅超过其二届中青展的获奖作品，也毫不逊色于另外六名获奖作品。但是，由于二届中青展实施了非常烦锁、细致的打分制评选，使定量标准有时变得有点滑稽。但是有一点必须充分地关注到，激烈的艺术竞争极大地促进了作者艺术水平的提高。开幕式结束后，获奖和优秀作品作者与部分评委开了一个座谈会，对此都获得了一个共识。
   另一方面，评委会也在进步並充满工作的激情。从第三届中青展评委会开始执行了退休制。这一届，已过55岁的老评委马世晓、孙伯翔、吳三大等退休，而二届中青展中的姣姣者石开、林剑丹、薛夫彬等入选新的评委会。可以说第三届中青展实施了评委按年龄流动制度。如果说二届中青展评选的热点论题是现代书法作品的话，三届中青展的热点是书法风格的流行性和地域性的问题。而且把张森先生提出的设计细致的打分制运用于艺术审美过程中，也造成了评委们不太满意的后果进行了研讨。为什么这屆展览虽然作品质量高，但获奖作品比原定少了4件？在评审完后的座谈会上，大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内容都登在当年的《中国书法》杂志上。每届中靑展必须认真召开的评审座谈会和作者座谈会，是中青展实現学术目标的有力保证。也是使中靑展评审机制不断完善的学术手段。从评审座谈会的内容，你可以看到有关评审问题关注的细致与深入，当然也体现了评委的学术水准与职业热情。如果你再仔细地体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目前报刊上所刊载的许多未参加过这种大规模有序的评审工作而发出的各种议论，其实非常肤浅，许多属于猜想，仅仅体现出一种造声势的价值。学术活动也有其定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学术活动实践的经验记录与连续性。这次，评委会成员们作品也获得很大进步，受到广大作者们赞夸，石开的一幅“看看大海”就引起了轰动。
   中国书协现在把创作评审委员会一分之二，评审委员会搞评审，创作委员会搞什么呢？创作委员会搞创作研究，那学术委员会又研究什么呢？这无非是掩耳盗铃，让大家都来过这个瘾，当当评审委员而已。现在，评审与创作两个委员会成员，再加上主席团成员与党组成员，实际上都是评审工作成员，快二百人了，再加上有些人呼吁“评委库”还要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还要评审工作干什么，不就把这二三百号人的作品都挂出来，不就是最高水平的全国展了吗？一种极不严肃，破坏学术机制的庸俗社交手段，可能一时得来某种掌声，而实际上是对当代书法有序发展的最大破坏。一些经过近二十年锻练的优秀老评委被排除在外，或淹没在庞大的评委会阵容中，给当代创作评审工作带来的损失将会贻害于一代人。
   某网友批评我这种回忆为自已评功摆好，我会注意对自已要一分为二。同时，我也要说，艺术创作与艺术活动不是一种短期行为，不是可以用“不破不立”斗争哲学来翻烧饼的。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九个评委逐年工作的成果是令世人有目共暏的。我们可以批评其有政治偏见，但它评奖的艺术质量是无人否定的。
   近二十年书法艺术、学术、工作积累，我编辑了五卷《刘正成书法文集》，己出版三卷。这不是一种学院派著作，而是实践的心得。正是出于前面提到的积累与连续性目的，我向书协分党组的六位成员每人赠送一套以祈指教，或期庶几对他们今天的工作将有所参考价值。我曾亲手送到分党组书记手上，当面表示了这种愿望。至今我並未得到他们任何反应，相反，某些人不屑一顾，将之视为“文字垃圾”，还在网络上恣意嘲弄。某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2OO3年5月27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1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神龙架之旅　　
（从左至右）铸  工  曹宝麟  徐本一  黄  惇  王  澄  （  ）   刘小晴
           （  ）  （  ）  张天弓  （  ）  （  ）  雷志雄   刘正成
           陈新亚  石  开
敬请网友补齐名单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13）   

                        
                     神龙架之旅
  
   
   由《书法报》、《中国书法》、《书法》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书法批评年会于1990年夏在湖北神龙架举行，那是另一次愉快的旅程。那次会议在湖北十堰市报到和开幕，然后登武当山接着开会，然后去神龙架林场再开会，游了神龙架然后南行到了长江边上的屈原与王昭君故里秭归，从秭归登船溯长江而上，过巴东，到巫山下船，再游大宁河，然后回巫峡，下西陵峡，到了宜昌，结束会议。结束会议前，又游峡口三游洞，参观葛洲坝。这张照片即摄于葛洲坝泄洪闸门前。如果谈神龙架是神龙曾经出没的地方，这里实在是长江这条巨龙咆哮的地方。大家在这里照像看起来胜似闲庭信步，但是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那翻腾莫名的波涛，那怒吼的涛声，令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惊心动魄。一条亘古流淌的奔腾大江，一条从来未被约束的巨龙，突然被一条大坝锁住咽喉，千千万万吨水的压力从细小的闸口夺门而出时，那愤怒，那咆哮的自然之大力神，能不让人震惊！现在还要在它的上流筑一条更大的大坝来锁住这条巨龙，引起了全国人民和专家的十年大辨论，可见其力的冲击多么巨大。照片太小，人太多，有几位已看不清是谁了，望网友们能帮助辨识一下，就算是智力测验如何？
　　
   顾名思议，批评年会，就是要倡导书法的艺术批评之风。用严肃的、科学的艺术批评的开展，来促进艺术创作的发展，和书法理论建设的现代化。用学科分类的方法，就书法批评的现状、书法批评的前景、书法批评的理论建设、书法批评家的培养，在书法界是开拓性的工作，全国活跃的书法理论家的参与，以《书法报》牵头的三家书法报刊的协作，使这次会议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果。留给我的记忆的，说实话，已记不起那些热烈讨论的学术问题，而是这次神龙架之旅的轶闻趣事。
   那一年，我女儿刘月十来岁，染上了急性肝炎，休学半年，我就把她带了去。登武当山的时候，她没劲了，记得是由刘恒、华人德、石开、雷志雄几个叔叔给抬上顶的。武当山大庙里有和尚，也有尼姑。武当山是道教名山，怎么又有和尚呢？两个尼姑刚刚从念经的殿堂里走出来，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张纸，看着上面在哼流行歌曲。
　
   神龙架到底有没有野人？三天穿行在山岭和原始森林中，只听见野人的故事，根本见不着野人的踪影。尽管那里还有一个野人博物馆。
   到了神龙架林场宾馆，那是整个神龙架的中心区。分配了一个房间给我和女儿住，那是前总书记赵紫阳住过的。我忽然记起来我的一个台湾好友曲天成先生讲过，他也住过这里，这里有一个鬼的故事，说住在这里的人往往会遇见鬼。而且他说就遇见过。我半信半疑，和有些胆小的女儿战战兢兢住了一夜，没有遇见什么鬼。然而，使刘月最感兴趣的是神龙架溪流里的娃娃鱼——大鲵和小鲵。大鲵是一级野生保持动物，小鲵不是，可以随便在那些清澈见底的溪水中用手捉住。刘月在一个叔叔的帮助下，捉了两条小鲵放在玻璃瓶中。可是，到了秭归，一条就死了。神龙架那么清澈的水，那么好的空气，小鲵是活蹦乱跳的游在那浅浅石缝中，一见到那奔腾的长江，别说给混水呛死，吓也吓死了。女儿说不行，大鲵离开小溪活不了，秭归上大船前，把那条活着的小鲵放到了秭归的那条流向长江的小河中去了。看着鱼儿游走后，女儿问：“爸爸，它能游回神龙架吗？”“谁知道呢？”我不忍说已经游不回去了，不冲进长江，也是死路一条，仅仅给他一个不甚刺激的疑问悬在那里。
   在长江上，大家一路吼叫着饱览奇观，同时也纵论书法的天下大事，时不时地也逗着刘月玩笑。那两三天时间转瞬而过，只记得那陡峭而坚硬的擦肩而过的江岸与湍急似箭的江流。还有就是那十几人一间的三等舱中间的热闹。当时给我女儿玩得最好的两个叔叔都是篆刻家，一个雷志雄、一个石开。在船上，石开总是在刻章，因为给他“订货”的朋友太多。早就听说，石开给人刻章都是要收钱的，因为他是个体户--一个最早辞去公职的职业艺术家。我想慕名请他刻，不便开口，其实那时的润格是相当低廉的。石开不当面写字，也不当面刻图章，但在那时，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规矩。于是，大家也就一饱其奏刀挥洒的眼福。
   再看一看这咆哮的江水吧！李白的诗句将永远无人超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文革”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冲破了“封资修”的文化专制主义枷锁，书法艺术矫枉过正般地从文人书斋蔓延到人民大众之中，“潘多拉盒子”打开一抖，成为一股热潮，如咆哮的江水在翻腾。千千万万如醉如痴的书法爱好者投身到这艺术的河流之中，不分昼夜，义无反顾，把这门艺术前所未有地从阳春白雪推向了下里巴人。这些倚在江边的人，显然不是挽狂澜而既倒的人，反而是象一族精灵，象水花般地从咆哮江水中飞溅出来。这是泡沫吗？非也。这是一些活生生的书法界的“精英人物”。是在书法热潮中的弄潮儿，是一朵朵娇人的浪花飞溅。从这里出发，他们还将走向哪里去呢，
   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浪花”虽然都仍然在各自闪耀着晶亮的星光，但他们的心境，决没有在这里所表现的这样单纯，这样自信，和这样和谐一致。他们似乎今生也不会再一起重返此地，去凭吊一下昔日的“青春之歌”，再讨论一下怎样驾驭着书法艺术之舟驶向那令人神往的殿堂。杜工部云：“人生如转蓬，动如参与商。”人们偶然相遇，然后各自东西。心灵在这里碰撞过，发出一阵共鸣，然后倏然而逝，不再复返。那时，我们已经为环璄的污染不安，看见这江水时大加慨叹：显然已不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江岸江水，根本就是一条泥沙俱下的“黄河”！其实，自然环境的污染未必比生存状态、社会环境、和心灵境界的污染来得激烈和急遽。在照片中，我似乎没有注意到摄影师的快门，在和石开讨论着什么问题。但可以肯定，不是在讨论我刚刚提出的上述问题---这并非历史不可预测，而是人只能去思考已经发生的问题。

                                           2OO3年5月28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1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http://www.xdsf.com/www/sf20/14.jpg
一个不服输的共产党人　　
这盘棋我执黑与陆石同志奕于黄山顶上宾馆内，在两旁观战者支招的是谢冰岩老先生和书协干部段军。这也是199O年初秋在合肥举办的第三屆中青展后，东道主安排的黄山之行。
   陆老家里有一副很名贵的围棋，深绿色与乳白色如古玉的两盒棋子是少见的宝贝。很多年了，也经常去陆老家，但从来没有机会与他对奕过。谢老也是棋迷，因眼力不好，也很少下。九十年代中，以浅见苋洞为团长的日本书法界围棋代表团第一次访华与我们奕棋时，谢老还担任名誉团长出席比赛。这一次在黄山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厮杀”于黄山，颇有华山论剑的浪漫。从棋盘上的“战况”看，正是中盘銮战纠缠手筋之际，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陆石（192O--1998），四川南川人，本姓康，早年入共产党闹革命后改现名，后北上延安，曾任延安鲁艺支部书记，写作过不少剧本、诗文。写诗歌，诗笔宏阔，字句铿锵；写散文，遗词清丽，意境深远；写小说，情节生动，结构自然；写剧本，情节奇异，悬念丛生。堪称才子。后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被康生陷害，停止党籍多年，解放后，长期在公安部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与罗瑞卿部长赏识，文革前以一介书生出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文革后，于1979年四次文代会时，调入中国文联任党组负责人、秘书长，组建新文联。陆老有一至交，即毛泽东主席秘书田家英，《小莽苍室藏书画》的收藏者。田家英也与陆老有文学的同好，才气横溢，都是四川老乡，在延安时，就关糸密切。“文革”后，陆石写过一篇散文悼念田家英，名曰：《我心匪石》。这句诗经之词，和这篇散文的旨意，其实是这一对知交的共同写照：共产党人忠于信仰的铁石心肠，然而又充满对人民爱的柔情。田家英不服江青等人的诬陷，以死明志。陆老早年不屈于康生，晚年不屈于文艺界少数人的威压，确实是不服输。陆石一生屡遭厄运，晚年为建文联呕心沥血，特别是为创建中国书协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却含寃而逝。
   1985年我调北京中国书协后，对前此中国文联的“内耗”情况一无所知，陆老也並来向我这个年轻人讲过这种非常复杂的人事背景。我道听途说，陆老是周扬同志点名调到文联来工作的，大约是因为周扬同志那篇有名的关于“异化”的文章挨批后，文艺界领导层发生了分裂，而陆老是站在周扬一面的。而“对立面”其实也是陆老在延安鲁艺时代的好朋友，有过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其实到了书协基层，已经与这些革命老前辈之间的分歧压根也沾不上边，我看许多人对这些真正的文人究竟分歧内容是什么未必搞清楚了，无非火上浇油，不亦乐乎。1987年的一天晚上，我去陆石同志家里看望地，他满面愁容，一股怒气。他说：“简直和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差不多！”原来，文联与书协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把有关陆石同志审批过的一笔财务问题作为内容，向陆老一齐开火。昔日唯命是从的部属，都变成了斗争他的色厉内荏的反对派。
   中国文联有一个干部叫矦延平，被当时的组联部负责人推荐给陆石，安排去分管文联三产企业“文艺之家”，即什刹海旁边邓小平同志题为“文苑”的一个小宾馆。矦氏从文联副秘书长夏义奎手中借去五十万元开办费。后来，矦所经营的“文艺之家”大亏损，借去的五十万也不知哪里去了。还是这位组联部负责人举报和追究责任时，夏副秘书长担当不起，就找到陆秘书长补签了“同意”二字。于是，这五十万就成了陆石同志贪污腐败的证据。从八十年代中，斗到九十年代初，党员重新登记时，就拒绝给陆石作党员登记。直到陆老去世后，他的夫人赵中同志拿了一大叠材料给我述说陆老一生的功绩，讲起晚年的寃曲，问我有没有办法为陆老恢复党员资格。我当时非常冒失地问了一句：“人已经过世了，还要这些资格作什么？”这时，赵中老师一股泪水从眼眶湧出，说：“陆老革命一辈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他希望给我们留下一个共产党员的清名！”说着，赵中老师的泪水就再也止不住了，竟使我难以面对这凄凉情怀的老人。
   延安时期，康生陷害陆石，解放后，就洗清了寃曲；“文革”时，‘四人帮’”迫害陆石，也给平反了。没想到，小水沟里翻了船--在一个和平年代，在一个文人社团里，却蒙上了一个至死不白的寃曲。陆石同志亲手创立了中国书协，最后却被中国书协这些同事们抹了一脸黑灰，离开了人世。
   陆石是中国书协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第三届顾问。这个满腹文才的老书法家，一生没有卖过字，没有走过一次穴，没有受到一笔不义之财。他的家，除了满壁图书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陆老爱才，调我到北京，除了我作好工作不致让他丢脸外，我无以为报。一个清贫自守的老共产党人，那种孤高不屈的情怀，每每让我高山仰止。你说，他这样一个老革命，北京城里多少老战友、老同事呵，一个小小的寃曲竟然十年不解！这就在于他不求人，不愿意不屑于去跑关糸，做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家常便饭一般的“功课”。什么叫“淡泊明志”？当一个人的形象渐行渐远的时候，他最为耀眼的品质反而显现出来了。我还要问，什么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由文人和艺术家们为了共同的志趣而组织起的一个小小团体里面，在已经历过“文革”并远离“文革”的时代，“创造”出这种“人间喜剧”来，何其怪哉！这就是中国书协，这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地方。至于围绕我发生的那些事情，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去年底朋友帮我发在网上的那份“抗辩书”是我的一时愤疾之言，当时我要想到陆老的遭遇，也许就呑声了。
   黄山那盘棋，我与陆老、谢老似乎是各有胜负，並相约回北京再战。常言道，棋盘上无父子。后来，我搬进了松竹草堂，陆老、谢老还相约到松竹草堂来下棋。谢老倒是在松竹草堂与日本书法家下了半盘棋，因为他实在眼力受不了。陆老没有下成棋就去了。陆老去得很突然，他仅仅得了肺炎，需要住院，而医院局级干部的病床很紧张。这位刚解放时就是局级干部的老革命，到五十年后死去时仍然是个局级干部，由于几天的等待，定点医院的局级病房没有病床，等了好多天，终于延误了治疗含寃而逝。当时，我正在法国筹备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大展，一天中午我突然打起喷嚏，一打就十几个止不住，心里很奇怪，没有感冒也没有过敏，却来如此生理反映。第二天，我接到电话，陆老去世了。我匆匆回国奔丧，跪在陆老的灵前，挥泪难已。我为陆老至今不解的寃屈而泣。
   附陆老一九四一年，二十岁时在延安鲁艺学习时写下的一首座右铭，黄苗子先生为《陆石诗书选集》作序时特地引用了它，以見其精神：
               
                人生天地间，
                无私则不辱。
                其柔在其血，
                其刚在其骨。
又有其十七岁时为日寇侵略暴行所作：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土。
                生为中国生，
                死为中国死！
   陆老晚年白内障恶化，看电视只有一点影，最后干脆只能听声音了。奇迹在这时发生了，他竟一改工整庄重的魏碑体，作狂草条幅，每有佳作。当时，常熟张锡庚借调《中国书法》，常为陆老伸纸，选出不少其前所未有的好作品入作品集中。真是七十而后“随心所欲不逾矩”之谓也。他作于l990年的一首《安庆渡口》中有一联尤为黄苗子先生所赞赏：
             烟云过眼随风去，滚滚长江无尽时。
与其少年时代的热烈，又有别意在焉。别说年轻一代，就我们这些中年人，也很难理解陆老这代人的执着与深邃了。
                                    
                                                2O03年5月29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2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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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对根的情意　　
这张照片是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郝建秀同志出席四川省纺织工人书画展开幕式的留影。展览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那天国子监里积着厚厚的雪。郝建秀同志亲切地与来自四川的纺织工人书画家一一握手，赞赏着他们业余艺术劳动的成果。我想，纺织工人出身的郝建秀同志或许也有某种工人情结。当时，我是通过原青岛日报记者曲琦同志找到郝建秀同志的，郝建秀之所以慨然应允来参加这个小小的业余艺术展览，应该是有特定的意义的。我想起了毛阿敏的那首成名之作《绿叶对根的情意》的动人旋律。
   我18岁生日那天，进了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当了学徒工，1969年文革中，我以工代干调到厂宣传部当了新闻宣传干事，直到1978年底我才正式转干，198l年元旦后调入四川省文联《四川文学》当编辑。我的左边那位是我的老友伍星明，他从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了川棉一厂清钢车间当工人，后调到厂宣传部当干事，这时他已当上工厂党委书记了。我的右边那位是冯家琦，一直是川棉一厂清钢车间的工人，一个工人书法家，写一手非常漂亮的赵体楷书。左边第一个叫丁吉祥，他是修机车间的工人，擅长小写意花鸟画，风格在吳昌硕仼伯年之间。他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你看他们作为四川纺织工人书画家代表晋京接受中央领导人接见，多么兴奋，这让他们也包括那些没有来京的工友们感受到了多大的荣耀呵！为了表彰工友们的精神劳动，我还特地请来了著名美术评论家刘曦林先生（左二）前来捧场，以鼓励那些置身在物质生产劳动第一线，而又不忘某种精神追求的昔日师兄师弟们。
   一个人从大地上长高起来以后，如同树一样，他的那条根，仍深深地扎在土壤里。不管是黄土、黑土、甚至是岩缝中，只要它扎得结实，扎得深，都可以吸收到营养，而长成参天大树的。没有任何一棵大树会为自己根部土壤而羞愧，她不会斩断这条根而失去营养。一看见那些从故乡工厂的工友们来到北京，我就会想起那些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岁月，那种真挚、纯朴的艺术追求在那些岁月中带给我们的力量与快乐。关于阶级的理论，并非仅仅用来阐述“斗争哲学”的合理性，它可以用最切身的底层生活经验，去对比出某种高层生活的灰暗、肮脏和卑微。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纺织能手郝建秀同志就是我们心仪不已的灿烂明星。那时，我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和我的工友们能站在她的旁边，拍下这张照片。你看，照片上传达出大家多么谐调和开心的笑容，这里显然有一种心灵共振充斥其间。
   司马迁修《史记》，将一个草寇陈胜与号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孔子同列立传，是为《陈涉世家》。他用他的一只如椽巨笔记录下陈胜、吳广在大泽乡起义时高呼的那句口号：“王候将相宁有种乎！”作为贵族如司马迁者，这种充满民主精神的史笔，两千年来不仅宣扬着正义，也激扬着多少生而低贱的奋斗者呵！“中国书法在线”的开通，我在网上结识了不少网友，看得出来，他们都生活在不同的领域里，我从中可以感受到来自生活与艺术基层的声音。我将这张照片介绍给大家，企图和大众生活拉近距离。我想给大家说，只要把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而不忘把枝叶伸向天空的追求，艺术之树肯定会结出它丰硕果实来的！
   几天前，我听说我生活过将近二十年的工厂已经倒闭破产了，一种伤感油然而生---那可是一个万人大厂呵，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曾让我们引以为骄傲。我们工厂的原党委书记叫王瑞，他是山西汶水县的武工队长，是英雄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还有那么多身怀绝技的师兄师弟，工厂倒闭了，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吗？去年我回成都办了《岷峨行》个人书法展，还去工厂看过他们。愿师兄师弟们继续前行。
   这时，我突然为自已也想到一个题外的问题：在从前工人阶级似乎很吃香的年代，我是一个工人，但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只是经受了不少的磨难；在今天知识份子很吃香的年代，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但我同样在经受磨难！我们这个社会，什么人才能如鱼得水般地快乐呢？

                                                2OO3年5月3O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3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后排左起   李力安 杨德志 宋任穷 程思远 邵 宇 沙 洪 谢冰岩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16）[   
  

                   又一场好戏拉开了序幕
  

    1990年是书法界热闹非凡的一年，但也是制造巨大危机的一年。5月，第三届中青展在合肥评选；8月，《书法报》、《中国书法》、《书法》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书法批评年会在神龙架召开；隆冬，三届中青展在北京汇报展出；在这三项活动之间，即l0月下旬，在北京郊县潮白河召开了中国美协与中国书协“创作思想座谈会”。这次会议掀起了在书法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大一次高潮。上面这张摄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厅的三届中青展北京展开幕式的照片中，邵宇同志（右三）与谢冰岩先生（右一）就是刚刚结束的“潮白河会议”的参加者，不过，邵宇同志作为中国书协驻会副主席、分党组书记是这次会议书协方面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在下因无缘出席这次会议，而谢老代我成了这次会议对《中国书法》发起全面猛攻的一个靶子。在此时此地，大家肯定是各有各的心事。
  
   《中国书法》1990年第四期，不仅登了三届中青展获奖作品和评委座谈会发言，同时也登载了以《坚持‘二为’方向，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总题目的潮白河会议发言选登，选登的发言者有启功、邵宇、佟韦、尉天池、刘炳森。这些“发言”是经过修改删节过的，而并非当时发言的原始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王学仲、刘艺、张虎、谢冰岩、王景芬、张鑫、聂成文、刘云泉、薛夫彬、苏士澍、李刚田、张荣庆、谷溪、杨再春、周俊杰、王乃栋、刘恒。《中国书法》上也登载了全体与会人员的合影。那可是一个令人毛骨耸然、胆战心惊的批斗会，我保存着那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倘要把它刊登在这里，当场就会晕倒几个！笑话！
  
   那次会议足以载入当代书法发展史史册，是在于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是怎么奇怪地和传统书法艺术沾上边，搅在一起，上纲上线，重演着“文革”大批判时的闹剧。
  
   中央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从政策角度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分界线。可是书协会议第一个高潮就发生在我刚刚提出的那个疑问中。启功先生德高望重，首先请他老人家发言。他第一句话就犯了一个“大错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要反对，但依我看来，书法这个传统艺术，写点唐诗宋词，哈哈！要搞自由化也不容易啊！”话声未落，书协机关的一个“理论家”马上站起来打断了启功先生的话：“我不同意启老的意见，书法领域也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全场顿时鸦雀无声，空气象凝固一样，饱学如启老者，也几乎瞠目结舌了半分钟之久。“呵，我检讨！我检讨！我把话说错了，有影响，有影响！”也许启功先生有着几十年政冶运动的经验吧，马上提高觉悟作了自我否定，而且在当天下午的第二次发言中，把什么馆阁体问题呵、刻碑林、少儿书法比赛呵等一系列问题纳入了批判会内容，大侃了一通。这就是后来整理发表在《中国书法》上的内容，那个异峰突起的高潮之首的初版也就藏在与会者心中。当然这段笑话后来还是在书法界广为流传着，成了民间文学。
  
   会议由首都书法界的几位出版专家组织了一个“专案组”，提前两天进入会议驻地，将《中国书法》从1986年第一期开始，逐期审读，整理出几十条“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言论，然后在大会上点名批判。
    现在提供部分内容，以飨网友诸君：
    0中国书法导向问题（请注意，这些都是会议记录原文）：
    o1986年第1期，李泽厚《略论书法》：“书法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游戏的艺术。”是不准确的！
    o同上期，熊秉明《书法领域里的探索》：书法“在西方找不到借鉴，要跳出旧框框，似乎非常困难”，“要使中国书法获得新的生命，必须大胆吸取他们的经验与成果”；“如何向我们内心潜藏的世界作探测呢？唐人张旭怀素曾以酒作为创作的引发剂”；“我们已经备尝生活的辛酸悲苦，神经系统己有了够重的负载，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增加更多不必要的损伤，而是如何找适当的方式把这些过去的经验取出来，潜存下来，变成艺术品”。中国书法要发展到什么境地！法还要不要，登这篇文章的导向是什么？（放炮者已按纳不住义愤自已打断自已在作旁白）
    o1986年第1期，本刊编辑部《致读者》：“本刊是学术性刊物，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双百方针”，不要“二为”方向！
    o1986年第3期，《当代书法创作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自由化言论：
    o沈鹏：“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书法的发展也是如此。”“在讨论创新时，有的同志谈到‘杂交’。遗传因子的改变，很重要的一条是杂交，通过杂交改良品种。”不知要找什么品种杂交！
    o白谦慎：“在艺术领域里，中国书法象一块‘化石’，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o邱振中：“从横座标看，情况则比较糟，当代书法与当代艺术的总体距离比较远，可以说任何书法展览都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要求。”“书法尚未成为真正的现代艺术。”
    o王镛：“对前人的顶礼膜拜，对技巧的长久磨炼，使很多人忘掉了自我，忘掉了创造，结果使作品千幅一面空洞乏味，每况愈下。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书法自身的地位使它很难吸引第一流的艺术人才。”
  
    o韩天衡：“更多的印人都在有意识的摆脱吳、齐诸老的痕迹，以推陈出新为已任，力图开挖和树立自我。”
    o郭子绪：“要摒弃程式化，关键要完成自我创造，产生鲜明纯粹的个性。”
    o徐本一：“在多元化发展的思潮中，我们应该采取全方位观点。”
    o1986年4期徐本一《网的思考》：“……但在开放的文化思潮冲击下，愈来愈难坚守阵地。”“这是一个开拓书法彊域的前卫层次，是书法外延的扩张和总结。最终或许会引起书法内涵的裂变”。
   
    o1987年2期，姜澄清《论八卦为书法形质之祖》：“书法受胎于八卦。”
    0《中国书法》对当代书法家评论有问题的：
    o沃兴华《化古通变 自出蹊径---记赵冷月其人其书》（1986年3期）
    o邱振中《孙伯翔论》（1987年2期）
    o梁扬《理论之树常青--陈振濂旋风》（1987年3期）轰炸什么？
    o韩天衡《光照一代的印学开拓家--方去疾》（1988年1期）
    o陈振濂出现了l8次；
    o徐本一出现了6次；
    o张以国出现了5次。
    …………
   作为文艺理论向题，这些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是，这是在“六四风波”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会议，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提到的一些书法问题，会议点了二十多个当代书法家的名，有哪一位哪一条是受到了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理的资产阶的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会议似乎统一了思想：“改组编辑部，加强党的领导！”中国书协党组的一个负责人当即定性，其言发表在《中国书法》上：“我们的刊物一定要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这时，有人立即义愤填膺、迫不及待的点题：“刘正成从外地调到北京，传闻经过很多不正当手段调来的，书协迟迟没有处理！”
   于是，大会又转入了对三届中青展的声讨，而且声讨三届中青展的人其实也包括是三届中青展的评委。把他们半年前在三届中青展结束时发表的对评审工作的积极评价与此时此地的批判言辞做一比较，实在叫人啼笑皆非。不能把所有人都看成两面派，但是在某种高压气氛下，有的人会晕头间转向的。五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搞了许许多多政冶运动，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党自己否定了，并且总结经验发誓再也不搞运功了。可是，历年运动培养的一大批“人才”还在，分布在各种岗位上，一有适当条件，又可以施展他们的“才华”。其实当初搞运动的时候，可能党组识还是政策明确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好。而这些“人才”的“才华”就在于偷換概念，把为国家換成了为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不遗余力，致异己于死地。这些初衷不错的运动其实就被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人才”给糟踏了。
   我仔细地查阅了这份原始记录，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启功先生在别人的当面指责下所作的自我捡讨外，只有谢冰岩老先生和王学仲先生两个人在会议上有自我批评之词。显然，会议的组织者并非要把矛头指向谢冰岩先生，但是，谢老作为《中国书法》的主编把所有的指责包在自已身上，他说：
   “我说说刊物的问题：我不称职，没有尽职。……刊物办到现在成绩还是很大，当然问题也很多。……但是，我认为作为书协的刊物，内容应从宽，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要严，属于学术范围的问题，要从宽，百家争鸣。……关于‘二为’问题，这是个方向问题，，（在1987年）反对自由化时，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就提到‘二为’问题。但我认为刊物有‘二为’思想，有这种思想的文章，但只是没有强调，没有很好执行。但是，‘二为’可以同现代化精神联糸起来，‘二为’还应同多样化结合起来，在‘二为’方向下实行多样化！”
   谢老这些话今天读来，使我两眼噙满泪水：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下，他不仅代我承担几十发重炮轰击，而且非常委婉而坚定的驳斥了上述的谬论。在那些大放厥词者中，有的人年龄还不及谢老的一半，岂能不面对这样的既正直又进取的长者而汗颜！
   在谢老的话音刚落，副主席王学仲终于找到这个话茬连忙觧脱自己。他说：
  “听了同志们的意见，不管是对‘现代书法’的，还是对《中国书法》杂志的，我都有责任。作为副主席，对书协的工作我尽力参加，但水平有限。关于‘现代书法’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多中心的毛病。”
   所谓“多中心”，大约是指王先生出任了“现代书画学会”顾问吧。诸位网友看官，我这里并不是要让我们共同景仰的大师出洋相，当时，王先生不这样，确实过不了“关”。因为会议的重头戏除了《中国书法》外，另一个就是“现代书法”。气势非凡的批判家在发言时，都是面对面冲着王学仲先生的。
   会议主持者最后总结道：“这次会议开得相当好，大家畅所若言，生动话泼！”
   看官，这样的会议能让谢老、王老这样真正的艺术大师感到“活泼”吗？我在这里没有征求过谢老、王老二老的意见，为他们的话作了我的评注，也许非所原意，但与原主无关，特地要加以说明，以免为之又带来负面影响。真若此，我也就只好告罪了。我认为，让今天上网的这些年轻人听听往事，他们决不会人云亦云，受我误导，而决计能作出属于自已的判断的。
   由我主持的三届中青展北京开幕式这时揭幕了。其实，又一场好戏的序幕，是两个月前在潮白河会议上就已经揭开了！其后一年时间里，我又经历了更为惨烈的无情斗争的一段历史。外国朋友可能会问，搞书法不就是用毛笔写字吗，也能搞出这么多花样来？！诸君倘有兴趣，不妨听我再慢慢道来。

                                             2OO3年5月31曰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4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17）
              

                    海峡两岸合璧之作

   
     l99O年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到，即这年9月，中国图书学会将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授予《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上、下）。就当时来说，这项奖不简单，因为是那时唯一的国家级图书奖，除了马列图书外，艺术类二等奖基本上就是顶尖奖项了。而这个奖项对书法艺术来说，不仅是开创性工作的肯定，也是对—项庞大群体性学术话动的肯定。我忝列主编，由尉天池、邱振中、王培真、陈振濂、刘恒任副主编，由元工、王镛、吴法乾、吴鸿清、何应辉、徐本一、黄惇、张以国、曹宝麟，刘涛、丛文俊任编审，崔志强担綱版式设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鉴赏辞典的撰稿人囊括书法界271位专家，其中包括胡问遂、孙其峰、吴丈蜀、吴伯匋、王学仲、沈鹏、金学议等老先生在内。而作具体工作量最大的，也就是在最后阶段紧张工作的，要数吉林丛文俊、湖北吴法乾，和四川元工与原郁。那时正在“六四风波”的高潮中，辞典工作仍然加班加点的进行。丛文俊最善夜战，往往工作通宵达旦。将一部5OO万字，5OOO辞条和5OOO幅图版的浩繁大书编撰出来，是难以描述其工作难度的。当然，我这里先不准备谈我的这些朋友们的工作劳绩。那时，除了要组织好分散在全国各地几百个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术劳动是很困难的而外，另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资料蒐集。大家知道，中国书法传世品主要藏于三处：一、大陆，二、台湾，三、日本与欧美。其中，最难得到的是台北故宫愽物馆收藏的数以千件的宋元精品。那时，日本的印刷品已经逐渐流行中国大陆了，而台湾的书法出版物几乎没有。这个大难题是由一个书法界以外的人士曲天成先生来完成的。这张照片就是曲先生（左一）携来宝贵资料后，大陆书法家们欢迊他时留下的照片。
    曲天成先生，又名曲星瀚。1946年生于山东青岛，1948年随母亲到了台湾。我们大陆称其为台湾同胞，在台湾又被称为“外省人”。他的太太叶蓓蓓是上海人，当然也是“外省人”。曲天成先生是台湾最早一批来大陆做生意的同胞，他在山东、湖北、四川都投资了一些项目，也曾经陪同台湾一位经济界重要人士拜会过江泽民主席。他的叔叔曲琦先生与我太太付淑群在《老人天地》编辑部共事，曲先生第一次来北京见他分离几十年的叔叔，我们作陪，就与我们一见如故。他非常慷慨，每次来北京，都要给我的朋友带来不少礼物，只要见过的朋友，他一个也不会拉下。不过，他可能看出来我对他的礼物没有表现出持别的兴趣，虽然他帯来的东西都是当时大陆人少见的世界名牌，让太太和小孩兴奋异常。他便直率的问我：“正成兄，你说，我能帮你什么忙！”“我想要你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法资料！”我无心而贸然的说了一句。“什么，故宫的书法？故宫倒离我家很近，都在士林区，可是我可从来没有与故宫打过交道。”曲先生感到很为难，但他终于拍了一下胸口，说：我去想办法！我说了这话后有点后悔了：给人家出了这样—个难题。
    谁知，半年以后，曲先生来电话了。他说他们全家正在香港上飞机，而且给我把书法资料带来了，资料很沉，让我上机场接他一下。好傢伙，一大箱资料把行李箱都压坏了，我在首都机场迫不及待地打开箱：三十卷八开本铜版纸精印的《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当然，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大书在大陆已经可以偶尔看到了，在当时确实是罕见的。他说，他通过太太的妹妹叶妮妮小姐找到了故宫博物院，当时，初版本只剩四套了，便立即花了几万元台帀买下一套，每个人登机重量有限，于是全家出动一齐送到了北京。你想一想，一套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没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准确资料能成书吗？至少可以说在八十年末是不可能的。没有这部《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基础工作，也就不可能有1991年《中国书法全集》最初十多卷的问世。中国书法界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学术热情是今天的人难以想像的。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在当代书法界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集体的学术研究的结晶了。你想一想，现在写1OOO字的文稿，国家规定的最高稿费1OO元，看一看《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271个撰稿者，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做这件事。《中国书法全集》经过十二年的努力，才刚刚过半，，其艰巨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我常常自言自语，也许在今天，打死我也不敢去组织编撰这套百卷本的《中国书法全集》了。你想，编《四库全书》才多少本，是乾隆皇帝亲自督阵，纪晓岚都花了9年时间编成。何况，《中国书法全集》非国家组织的大型出版工程，还有更大的人为的障碍和破坏拦在那里哩！一个书法圈外的台湾老板，无意间促成了这两件大事。
    曲天成先生送资料来北京后，首都书法家们都非常钦佩和感谢他，专门为他们全家举行了一个酒会。席间，王镛先生（前中）和张道兴先生（右二）各镌刻一方印章相赠。从相片情景看，曹宝麟先生（右一）似乎对这两方印也很感兴趣。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问世在乱糟糟的“六四风波”前后，由舍弟刘正兴在四川承担了巨大的投资风险。这时又碰见了另一位“救星”--台湾著名书法、篆刻家王北岳先生，他介绍了台北一位文化书店老板吳金泉先生到北京预定了5OOO套，于是，才放胆由大地出版社出版了。所以，我称这是一部“海峡两岸合璧之作”，应该是恰当不过的。可惜这5OOO套书发到香港，又由香港船运到台湾高雄港口时，被台湾新闻局挡了回去，理由是里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的作品。当时也考虑到把书卖到台湾去，还特地加了蒋经国先生的作品。无奈，吳老板把书又运回香港，存在那里，然后在几年之间小批小批地偷运回台湾销售，据说亏了本，但却使台湾书法界都广泛地拥有了这部工具书。其实，到今天，台湾当局尚未觧除禁令，大陆去的书，每个包裹里不允许有二本同样的书。
    曲天成、王北岳、吳金泉先生与《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共同为两岸文化交流做了了不起的贡献，这是应该记录在案的。
    在向我发起一轮一轮诬告构陷中，也给《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蒙上罪名，在2OOO年书协換届中，通过中宣部对我的调查中得知，说我将其版权偷偷卖给了台湾出版社，独呑了200万元版权费，真是一出滑稽剧！倘如你有兴趣祘一祘，按通常版权费占书码洋的百分之十计祘，卖给台湾的书就必须出版总码洋2OOO万元的书，也就是说是近2O万册书！在台湾有这样的书印2O万册的吗？我向中宣部调查的人员说，这样简单的事实还用我来解释吗？两岸人民与艺术家为共同的文化财富所做的好人好事，统统被抹得漆黑，这也激起了曲天成这帮台湾朋友们的义愤。曲先生说，如果需要他们来作证，他们愿意马上飞到北京来。这些话，常常使我这样一个大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感到羞愧不己。其实，告状的人自己也不会相信他所告的是事实，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参与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了解实情。而之所以他们又能如此兴风作浪，是因为向上级部门告状，如同上网一样，只有被骂人遭秧，骂人的人毫发无伤。中宣部负责人向我宣告，所告的皆不是事实。但是，并不告诉我是谁告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诬告，但诬告无罪，他们还可以继读第二次、第三次地诬告下去。在中国，如果你要想作出一番事业来，光是有能力和实干还不行，光是廉洁奉公还不行，你必须有遭受诬告和蒙冤的心理准备，你还得有强健的身体，否则，不被气死才怪。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红红火火地热闹一阵，最后纯利润几万元，这笔钱拿出无偿地赠送给《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开始为新的工程购买第一批资料。而《全集》真正的启动，还是曲天成先生与舍弟刘正兴在四川办了一个公司，而承担了《全集》的全部经济投入之后。
                                 
                                            2OO3年6月2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5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l8）

                   两个政治家的艺术情怀

    我翻捡到了这张摄于九十年代初的某次书法展览会剪彩仪式的照片。图中两位剪彩的老人左边是中共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右边们那位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二位老人给予中国书法事业的关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个记忆，既属于我个人的，也属于历史的。
    1986年二届中青展开幕式上，由沙洪同志给我作了介绍，我便认识了方毅同志。后来，我组织了好多次展览，方毅同志只要有时间，他一定要来参加。他若不能来，总要送一幅作品来表示祝贺。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书法家，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位关心书法发展的政治家。那时，我便有机会去他在中南海北门内的总理府，付秘书（现任全国政协秘书局局长）也常常在那里给我交办一些事请。有一次，我去中南海时，没有见到方毅同志，但付秘书除了交给我一幅参加展览的作品外，还非常慎重的交给我一个手卷，他说这是方毅同志送我的字。我当即打开一看，是方毅同志草书苏东坡《水调歌头.赤壁怀古》长卷，卷尾还亲署“正成同志雅正”。付秘书显然看出我除了有些激动之外，也有一些疑问，何以旡功受碌？他便说：“方毅同志了解你们协会的一些情况，他写这幅字给你，是鼓励你不怕困难，作好工作的意思。”我不仅为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所感动，也为方毅同志从中所赋予的精神价值所感动。这正是199O年那场好戏拉开序幕的时侯，又一场巨大的冲击已经降临到我的身上。我的眼晴湿润了。什么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带着那幅字离开了中南海。我把它给编辑部的同志们看，大家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方毅同志退休后，我不时上后海北沿他的住所去看望他。有一回，老人家让我看了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写的字，其中一幅八尺大对联，写的极精采的行草，是岳飞《满江红》中的两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大声叫好，他便说：“这幅就是送给你的”！但是，很后悔，那幅对联我当时没好意思带走，因为我们正啇议为方毅同志办个书展，展览中不能少了这幅佳作。不久以后方毅同志过世了，展览没有办，我也不便去要他当面赠我的那幅对联了。但是这位革命老人对我、对书法事业的关爱之情让我时时惦念着其珍贵的价值。
    邓力群同志我认识稍晚一些，那是在199O年至199l年之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潮白河会议把好戏序幕揭开以后，我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冲击：一个是《中国书法》杂志“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精神的贯彻落实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全集》下马的问题。1990年《中国书法全集》由荣宝斋出版社与四川锦桥印务有限公司合作，很快推出了商周金文、苏轼、米芾、王羲之王献之、董其昌等十多卷书，受到社会一致好评。这时，由文物出版社负责人牵头，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辑委员会打了一个报告，称《中国书法全集》冲击了《分类全集》的出版，要求取消《中国书法全集》选题计划。所谓《分类全集》即是60卷《中国美术全集》之后，扩大出版总数为4OO卷的丛书，其中也有6O卷《书法全集》（虽然这套书十几年后的今天仍未见到）。当时《分类全集》还刚刚有计划，並没有出书。何况，《分类美术全集》仅仅是艺术图册，与《中国书法全集》这种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套书性质本不一样。当时，《分类全集》的总编辑、中国书协驻会副主席、分党组书记邵宇同志接到这份报告后，再递交了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负责人用电话通知荣宝斋出版社停止《中国书法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今天听来，这似乎是一件怪事，象《中国书法全集》这样的被季羡林、顾迋龙、李学勤等先生称为对民族文化有贡献，为民族文化争气的书，怎么会不让出版呢？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发生过。
    《全集》怎么能停呢？且不说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会因此损失，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倒行逆施的粗暴干涉。我先找到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许力以同志说他定不了，他建议我去找《中国分类美术全集》工作委员会主任邓力群同志。于是，我请《中国书法全集》顾问沙洪同志出面，一起去新鲜胡同见到了力群同志。力群同志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大书房，他笑吟吟悠然自得如同一个书斋中的专业学者。见了面后，第一句话就说：你编的《中国书法》杂志不错，我每期都看。我说我们现在正在编《中国书法全集》，力群同志马上问，出来了没有，给我看看。沙洪同志抓住机会讲了要《全集》下马的事。力群同志几乎没加思考就说：“这么大个中国，《书法全集》多一套两套有什么关糸！日本不也有几套《书道全集》吗！”力群同志答应他问一下这个情况。不久以后，我便带上刚出版的七卷《中国书法全集》又去了力群同志家，那是去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在力群同志关照下，《全集》禁令给撤消了。自那以后，《全集》每出一批新书，我都要给力群同志送去，每次见面，总要就一些书法篆刻问题攀谈一阵子，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而广泛的兴趣。
    也就是那时，即潮白河会议开了半年之后，张虎同志从分管《中国书法》的分党组成员，进一步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派进杂志社，当了《中国书法》的执行主编。当然，张虎同志現在和我已是同病相憐的好友--我们当了九年的搭挡，一起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四次书代会上被同时贬了下来。从理论上说，谢冰岩同志是主编，我是副主编，中间派一个“执行主编”我无可厚非。但是，实际上是夺了我的工作权利，让我失业了。因为我多年来实际上担任了《中国书法》的执行主编的角色。张虎同志按分党组的要求，对刋物要作一些改头換面的工作。我们编辑部的同志都有很大的意见，尤其是将一本受到广泛好评的杂志说成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我们实在想不通。事情不知怎么被力群同志知道了，一天，我被通知去力群同志家里，我去时，中宣部秘书长翟泰丰同志和中宣部干部局局长唐联杰同志早已在那里了。待我坐定后，力群同志非常庄重地对我们三个人说：“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国书法》的主编只能由正成同志来作，别的人不行，包括我也不行，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正成同志是专家。”那次谈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並非仅仅因为力群同志主张我作主编，而是在于一个政治家理解一本刊物的领导权的辩证观点，是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在于是不是共产党员。力群同志並没有进一步阐发自已的思想，但我认为，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团结党外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必然会引起一个身当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共鸣的。
    力群同志说自己不是专家，不能做《中国书法》的主编，其实是非常谦虚的说法。他曾经赠给我一本他的印谱：《又耳氏肖形印选》，后来我把他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上，网友诸君可以评一评他的艺术修养如何。当然我尊重了他的意见，不以其真名出现，“又”、“耳”者，邓也。
    方毅同志赠我的那幅草书东坡词后来也发表在《中国书法》上。十多年过去了，两位老人一位已作古人，一位仍健在。我对他们作为政治家的胸怀、阅历与见解，知之甚少，但他们所具有的艺术情怀，却让我钦佩不已。他们对一个勤恳奋斗在第一线的知识分子所给予的精神上和工作上的具体关心，应该是所有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所取法的榜样。九十年代末，我曾有幸亲耳听到一个党的高级文艺工作领导者酒后大言不惭地炫耀说：“我不懂文艺，但我可以领导文艺家！”这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南辕而北辙矣！
                              
                                              2OO3年6月3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5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19）     

            
                      真是文人不相轻

    我这里所说的“文人”，并非通指当今社会有文化的人，而是一生从事文艺创作之人。否则，你作官做到半道，也来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也来称“家”，最多叫你“文官”，而不能算你“文人”。文艺界这么乱，社会上都说“文人相轻”，其实并不准确，真正这乱的根子大都是这些“文官”。而真正有“文人”相轻的，往往都是这些“文官”给鼓捣制造出来的。这个道理，乍一听生疏，大家仔细回味回味，分辩分辩，就会有所共鸣的。
    九十年代初，我陷入巨大困境的时候，我先后结识了两个文人，一个是孟伟哉，一个是贺敬之。看官，也许你会说，这是两个官。的确，这二人是官，而且是文艺界的大官。孟伟哉同志原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九十年代初来中国文联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贺敬之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而我所以仍称他们为文人，是因为他们均从青年时代就成了闻名的作家、诗人。孟伟哉同志从当志愿军那时就开始写小说，甚至退休后还有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问世；贺敬之同志在延安时代就有《白毛女》歌剧剧本问世，五十年代则有抒情长诗《回延安》、《十年颂歌》为我们背诵如流。这样的人，即使后来作了官，也绝对和职业官僚不一样，浑身浸透着文人的气息。而且可以从“文”一途，即从文艺的爱好、实践和理想，去实现某种沟通和理解。
    这张照片中间的一位老者，就是孟伟哉同志。这是在九十年代中，我陪同他上青岛参加一个书法教育会议后，坐汽车返程经过淄博时，去王渔洋纪念馆参观。此时我们正在饶有兴趣地观摩王渔洋诗碑。然而，我刚认识他的时侯，我们却是“对立面”，我是去他办公室找他“打架”而认识他的。
    大约是199l年夏，也就是我前面讲的，中国书协分党组派来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张虎同志来编辑部当执行主编时。我认为文联党组负责人孟伟哉是偏袒张虎而贬低我的。我们《中国书法》编辑部正好在沙滩文联机关的一楼，我径自上了二楼，不假通报，推开了孟伟哉书记的门，与之争辩起来。我在当时，确实有点年轻气盛，受不了潮白河会议以来给我施加压力。但那一次，孟伟哉同志也没有给我好脸，在那里打了近一个小时，不欢而散。
    说实话，那一段时间，中国书协的那几个“职业告状人员”正在向文联党组告我的状，而新任的这一批文联党组领导也就根据这种情况，确实组织了对我的调查。这个负责调查的人叫李文富，中国文联人事部人事处处长，是孟伟哉同志信得过的人。李文富处长负责从经济开始，从文联到书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拿他后来的话说，调查半天，发现这个刘正成不仅没有干坏事，而且干的都是为文艺界、为书协争光的事。李文富同志原来在中宣部文艺局供过职，从小就喜欢音乐和戏剧。有一天，他在我们沙滩宿舍大院门口招呼我，自我介绍他叫李文富、人事处处长，他和我还同住一个院一个老灰楼。他告诉我，工作上有什们困难可以找他谈一谈，他可以向领导转达。他真诚的笑容让我信任了他，我幸运地碰上了好人，知道文联还会有人主动来关心我。正是因了李文富同志的安排，我与孟伟哉同志有了第二次平心静气的谈话。那次谈话不久，孟伟哉同志安排了一次有文联党组副书记梁光第同志参加的别开生面的“生活会”，两位文联领导加上我和张虎同志一共四个人的会。张虎同志是党员，姿态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並表示了与我团结工作的好意。我下不了台，也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两位文联领导也站得很高，先批评党内同志，然后再很温和地给我指出努力方向。领导同志的这种苦心，倾刻间，我所有寃曲也似乎一笔勾销了。从那以后，孟伟哉同志就成了我的一位忘年交。
    有一次，他邀我去他家里去，我发現他一套狭窄的三居室中，他的房间实际上是一间画室。那里光线不好，但他晚上就在这里彻夜作他的中国画，大约舞协赵仕英同志指导过他的画，他的一批从南亚访问归来的写生画，风格独特，颇有童稚之心的巧思。他说，当官了，没有整块时间写小说了，等退休后再写，现在先画画。后来，他赠过我他新出的画集。那时，书协搞展览时，我也曾按例邀请他拿作品或题词参展，他坚决不拿，他说，画画还可以凑合，书法确实不行，不能拿出来。确实，孟伟哉在文联当领导的几年里，没有拿过一张字来充当书法家。虽然，他对书法也有浓厚的兴趣，你看他观摩王渔洋诗碑时的专注就可以感受到：也许，他正从书法中去琢磨着他的绘画哩！
    文人作官确是累，孟伟哉同志在文联担任领导工作的后期，也饱受别人告状之苦，其主要内容说他“腐化”。凭良心说，孟伟哉同志的生活非常清贫，二个儿子和他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家务事也往往自已干，一天能吃好三顿饭我看就够不错了，还腐败，真是笑话！他在中宣部当过局长，在文联时，林默涵同志不坐班，孟伟哉同志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可是到退休，还是没有搞上一个副部级待遇。你看一看，今天文联的副书记、副主席，一来文联办公室坐下，哪个不是正经八百的副部级！
    孟伟哉同志下台后，有一年我们特地请他到家里来，为他做生日。他看着生日蛋糕，叹息道，几十年来，还没有人为他做过生日！说时，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我刚刚提到的另一位“文人”贺敬之同志也几乎有着我和孟伟哉同志差不多的从不了解、不理解到了解和相知的过程，也促使我常常要作一些思考。
    贺敬之同志和陆石同志原来是延安鲁艺的老战友，文革结束后又几乎同时到了文艺界领导岗位上来。不仅两个战友，他们的两个家庭也是很有友谊的。后来，在文联的工作中有了分歧，两位老朋友就再没有说过话了。中国书协某些人，总把我与陆石看成“四川帮”，用一种分系分派的有色眼镜来给人排位子，也在我心里留下了某种阴影。但是，生活改变了我的看法，并使我感动不已。即贺敬之同志并没有因为我与陆石同志的亲密关系而疏远我、排斥我。在他了解了中国书协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那种人事背景后，亲自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对我与书协有关同志的矛盾问题作了分析和定性，并在中国文联党组的配合下，大胆提拔我这样一个党外同志担任了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当然，这都是我后来东一点西一点听来的情况。后来我与贺敬之同志走近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热爱着书法。在他离休后我帮助他编辑出了《贺敬之诗书集》作为中国文联“晚霞工程”出版。而我看重这部作品集的地方，是因为这是一本诗人之书，他的书法与他豪迈、慷慨的诗歌一样，充分表达了他的诗人情怀。这一点，对我们偏重书法技巧的年轻书家来说，是应该要补的一课。我们常常纵论当今天下书法，他的眼力甚高甚准。他有两个山东滕州老乡，都是书法家，一个是王学仲，一个是马世晓。199l年底，中国书协换居后，王学仲先生没有当上主席，心里很委曲，敬之同志还专门交待我去天津看望他，争取给他做点事。有一回，敬之同志去杭州，还特地要我引荐马世晓。在一次浙江省文化界官员宴请贺部长时，贺部长特地将马世晓先生延之上座，称兄道弟，优礼有加，令省上官员对马世晓这个布衣秀士侧目。
     贺敬之同志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我觉得，他与孟伟哉同志有类似之处，“文人”似乎都不太会作官。他是老资格的中宣部副部长，在文化部当代部长而最终没有去掉“代”字。现在，多少四、五十岁的人就是正而八经的部长罗。恕我唐突，在这里随便地管窥蠡测，敬之同志也许会批评我了。
     当然，我在这里独出心裁地叫出一个“文人”的名称来，而没有从政治上、路线上去“把握”，这是我这个多重感性也自许为“文人”者的弱点。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如果能够真正廓清社会生活的各种纠葛，真正的文人是会实现最终理解和相重的。二十多年前，我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怀素自叙》，表现和表达了艺求家之间的理解与推重，特到是象颜真卿这样的大家，去接受和表彰极富个性如怀素这样的后辈书家，它的示范价值所在。当时这个文人相亲的故事还被《富春江画报》改编成连环画，广为流传。我的这篇小说也获了奖。我不认为，从一种艺术的虚构与猜想，不能得到某种启发。虽然后来我也经历了无数被排挤、打压、和诬陷，但我仍然保持着对绝大多数艺术同行及其真挚关系的信任。

   
                                             2003年6月4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6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 （20）

                    书法是我们永远的话题

   
     读了十几篇我的回忆以后，青年网友们千万不要把我看成“书法政治家”了，总讲些“政治”漩涡里的经历。我常常说，到北京这么多年，我总是用一只手在搞书法，另一只手在挡别人射来的暗箭。倘若我能两只手都用来搞书法该多好啊！包世臣当年写《艺舟双揖》大概不会有我上面这个比喻吧。其实，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书法上，在人事斗争上从来都是“防守反击”，等到别人已经用枪把我耳朵打掉了，马上要危及生命的时候，我才会腾出精力来认真对付的。你看这是一张拍于9O年代初的照片，我和王镛正在成都望江楼公园薛涛井旁边的石凳上，大侃书法哩！
    王镛是我1985年来北京后认识的第一批朋友，我们年龄相仿，他只比我小2岁，一见如故，特别是二届中青展评选以后，他的凸斋，我的八方斋，二斋之间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请我去中央美院讲课，还和朱乃正先生一起聘我为中央美院书法教研室顾问。也就是在潮白河会议之后那段困难时期，王镛把我叫到中央美院去，还郑重其事地让朱乃正院长给我谈话，让我调到中央美院去，准备今后建一个书法系。王镛说，这样他就不用做行政负责工作了，让我来干。大家想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把自已的“官位”让出来给别人的吗？而且是让给一个艺术同行啊！在我所交往的朋友中，王镛是最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是“见荣誉就躲”的人之一。今年初，王镛发表公开声明，辞去中国书协篆刻委负会副主任之职，我决不认为他是嫌这个“官”太小的原因。他是有名的“杠爷”，在一个艺术问题上抬起杠来，是可以天王老子都不认的。我们《中国书法》编辑部也有一个“杠爷”刘恒，在艺术上是拼命“较真”。两位杠爷就曾为一个小小的问题翻了脸。
    199l年，荣宝斋王铁全先生很有气魄，首先为我和王镛出了大型作品集，由崔志强先生作责任编辑。那一年，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创作，就如同现在大家在网上贴出作品来大叫“狠批”一样。这个时侯，我们俩也常常互相抬杠。我的作品你来指点，你的作品我来狠批。有一回，晚饭后，王镛带了一批作品到我沙滩的八方斋来，开始大家还彬彬有礼地说着客气话，互相切磋着。后来，不知怎么跑了题，批到“现代书法”上去了。十多年了，我已记不清我们当时争了些什么内容，反正我是“现代书法”反方，他是正方。从直率地争辩，转换到大声地争论，最后完全是吵架了。我们俩嗓门很大，争吵的声音在那个老灰楼静谧的上空爆炸，甚至连那些中宣部，《红旗》杂志社住在这里涵养可观的老同志也出来干涉了，我俩才暂时压低了声音。这时一看表，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大约我们按纳住声音，又争执了近一个小时，王镛才悻悻地离开了八方斋骑自行车回家。凌晨五点钟左右他回到中央美院靠近协和医院那个凸斋楼下时，铁门尚未开启，他就只好在王府井大街上遛哒，累了，干脆就坐在铁门旁边等待，一直等到快7点钟了，有人醒了，大门开了，他才回家睡觉。
    网友们，我给你们坦白的暴露一个“内幕”，我到北京近二十年，开过无数次中国书协主席团会议、常务理事会议、理事会、秘书长办公会，几乎没有任何人给你谈书法，讨论过书法艺术。开始我常常幼稚地发问，我们当会员结会结社作什么呢？这么多书法大师坐在一起，竟然不谈书法！显然大家都运“书外功”去了。事非经过不知难，在今天的世道上，特别是你已经走到某种位置，某些阶段的时候，要能够有一、二个挚友坐到一起，怀着赤子之心，探讨艺事，已经是多么困难的事呵！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大潮猛烈地袭击着书法领域，书法家和书法家之间，在两人相处的私下环境里可以互相吹捧，笼络关糸，在公开埸合或露骨或含蓄地贬低对方，已是司空见惯的啇业行为。能够私下里当面指出对方的缺点与不足，在公开场合客观地宣传对方的优点与长处，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德行”呵！我曾经为孙伯翔先生的作品集作了一个序，由衷地对伯翔先生有一个我至今不变的评价，竟招到个别“批评家”抨击为“吹捧”。我自已是写字的，多少也有点名气地位，我夸奖别的同行字写得好，这是文人相亲的题中应有之义呀！我并没有去夸奖我的“顶头上司”，怎么会蒙上“吹捧”之名？我想问一问这位“批评家”，你愿不愿意或者曾经真诚地说过什么同行的字写得好吗？我们常常讨论胸怀问题，是应该把这个问题“坐实”。
    前面我说过，王镛是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人，可是，在去年夏秋之际，他却做了一件在书法界惊天动地的事情--“流行书风提名展”！我是在王镛他们四个主持人己经见过两次面，把展览己经铺开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是因为王镛要问一个办展览中的具体问题，打电话来咨询我，才非常简略地告诉我要办这个展览的事。直到展览已经开幕了，我才第一次知道全体参展成员名单。中国书协中的一些“预测大师”公然大会小会骂我是王镛的“后台”，说我“策划”了这个展览和书协“作对”。如果我不在这里说明，我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或者至少是掠人之美了。有些人总是以蠡测海，王镛乃一代艺术大师，他需要什么“后台”，他岂可以任人摆弄！有人还在网上以一付不屑的口吻猜测我曾经推荐过王镛当中国书协副主席，我在这里坦白的说，王镛能当上中国书协的主席，我作为中国书协的会员，才真正为我们的协会感到光荣和骄傲呢！到那时，协会才真正有了些品味，才有可能与昔日的西冷印社吴俊老一辈先贤分庭抗礼了。
   这两年来，书法界刮起了批“流行书风”的高潮，最后把“流行书风提名展”的首席主持人王镛列为“丑书”代表当靶子，连昔日友好都把他批得不亦乐乎，我还真有些羡幕加嫉妒哩！王镛初习晋唐经典，功力笃深，又独具只眼，博采砖瓦陶文，开拓民间书法的创新之路，继康有为，齐白石的北碑，摩崖一路，又开一代新风，尉为大观。王镛既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也是属于历史的。今天骂他的人越多，在历史的座标上他就摆得越高。曲高和寡，是最重要的审美心理特征之一。何况，他精妙的艺术已为许多有才的青年人识破机关，演而流行，王镛终将当世而荣的。
   望江楼公园是古成都的饯别之地。蜀人出川，友人便汇在江边亭上把酒话别。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成渝铁路修好以前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望江楼公园里挂着许多先贤的匾额楹联，何绍基有一联：“花笺茗碗香千载，雲影波光活一楼。”这大概是他在四川当学政时留下的，这“花笺”是指“薛涛笺”，他在凭吊唐朝女诗人薛涛。“茗碗”大概是指用薛涛井水泡茶特别香甜之意。在成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望江楼也是饮茶享茗而读书的好去处。他旁边紧邻着四川大学，原来，四川大学的学生是可以不买门票从小门自由进出来这里读书的。所以在四川大学教过书的如林山腴，向仙乔等前贤，均在这里留有佳联好书。有朋友去成都，我建议一定要到这里溜览一下喝碗茶。就在我们两人所坐处不远，有一个龚晴皋的匾，挂在五云仙馆横额上，四个字：“野鹤闲云。”我认为是这个名园第一好字。同时，我也愿意将此四个字赠与好友王镛。你看，王镛一介教授，未居高位，其诗书画印名满天下，真是“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境界呵！
   三天前，王镛给我来个电活，说：正成，听说你办了一个网站。我说：你才知道呀！他说：我下午就看。我说：你来得正好，要请你来网上评点哩！他说：好的，不过要找人来帮我打字才行。想来，网友们也一定和我一样，期待着王镛先生到网上来跟大家见面吧？

                                                2003年6月5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7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1）


                 又一个文人书家的失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中国书法》杂志社在首都文化界还是有相当影响的。那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书法》杂志需要宣传，二是当年的文化活动並非象九十年代商业介入后的繁荣。
    整个八十年代的前期和中期，上海《书法》杂志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因为是第一本书法杂志，郭沫若先生那“书法”二字在读者心中几乎已定格。1981年《中国书法》改刋后，大约只有书法界内部知道，因为四年之间只出了三期，并非邮局可以订阅，只是在大城市的新华书店才能买到。当时，在书法界外说起《中国书法》别人都说是只知道有《书法》。l986年《中国书法》开始邮发了，但因为是第一次全国征订，数字上不来，我们多印了近一倍邮发数，自已去推销，打开杂志的社会影响。印了8万册，有4万册得自办发行。我记得，当时是由章巧珍和付淑群二人随火车托运上万册《中国书法》去了沪、杭和江西一带。付淑群原来在《四川文学》和《西藏文学》搞发行工作，有一定发行经验，她与章巧珍配合，在上海、杭州、南京、南昌等地推销非常成功。这一推销行动也在书法界引起了反响，各地书家都给发行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如上海的潘良桢、杭州的王冬龄、南昌的张鑫、邱振中都来帮忙，让邮局糸统认识《中国书法》的发行价值。后来《中国书法》又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搞少儿书法大赛，给文化部合作搞中青展，都对《中国书法》的社会影响起到重要作用。199l年夏，华南、华东遭遇到特大洪涝灾害，《中国书法》杂志社与公安部老干部局合作，由协会干部张志学联系到北京台湾饭店搞了“赈灾书画义卖活动”，也産生了积极影响。当时，公安部副部长余雷、中国书协副主席陆石、周而复领衔出来义卖会场挥毫，副秘书长权希军、刘艺、常务理事刘炳森、夏湘平和书画家王镛、李铎、熊伯齐、张道兴等都参加了这一义举。这张照片摄于挥毫后休息期间，我与许久未见的周而复同志在攀谈。
    我所知道的周而复，是我六十年代初读到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作家周而复。他当然应该算是“文人”啰。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1985年书代会上。那时，他已是文化部副部长级的官员--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人。他的部长办公室就在沙滩北街2号文化部大院里。二次书代会我借调到中国书协，担任大会秘书组组长，组员有张道兴、苏士澍、舒适、邬邦生等几位。负责大会的各期简报，听取和联络各小组情况。所以每一次主席团会议我都担任记录。在我们最初的印象中，如果舒同同志不再担任书协主席的话，周而复同志肯定要接任主席。那时，赵朴初同志刚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位，有人说朴老就祘了吧，再排下来，就轮到周而复同志。周而复同志级别高，资格老。那时候，副主席的排名除了沙孟海，赵朴初外，就是周而复了，启功先生的排名都在其后。而会议的组织工作一把手是周而复，文联秘书长陆石代表文联党组是二把手。记得，开幕式时，周而复同志安排启功先生宣读开幕致词，启先生断然拒绝了，说这轮不到我。那次会议可难开呵！那正是中国作协換届会议刚开过，贺敬之、刘白羽等一大批作协副主席被选下来的时候。书协的会议也难以控制。聂成文“小钢炮”的绰号就是那时成名的。一有什么反对意见，在大会上就可以当场站起来发言，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会议组织者经常被搞得下不了台。当时连局级干部、曾担任过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炘若同志也是和在政府部门时不一样，大会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后甚至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与周而复同志争吵起来，几乎让会议中断。
    那时中国书协还真有点群众团体的味道，虽然乱，民主气氛还是很浓的，那时谁有什么意见都是明刀明枪干。记得在一次最后敲定主席团名单时，有一位常务理事非常坚决地说，沈鹏同志不在名单之内，没有提过他的名。已经由陆石与周而复等啇议好的名单，最后拍板时遭到反对，会议僵持起来了。这时，我这个主席团会议的记录破例要求发言，周而复同志说，你说吧。我翻开了两天前的一页记录说，上次会议确实提过沈鹏的名字，这里有记录为证。这样一来，那位常务理事哑口无言了，名单得以顺利通过。
    那次会议上主席团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可主席的人选发生了变化。就困为周而复与张炘若的那一架，会议上就爆发了对周而复的不满情绪，张鑫这时代表许多与会代表来游说陆石，要求由启功来代替周而复出任主席。周而复确是一介文人，前此，他信任了靠近他的一两个书协的“高参”，並同意舒同同志自愿辞去候选人的意见，急匆匆想把会议结束。这时，一碰到群众反对他时，他又陡然失去信心，拂袖而去，对后期会议组织工作就几乎甩手了。于是，并非党员的启功先生成为一匹“黑马”就任了主席宝座。这是启功先生和会议成员们最初都没有想到的。作为文人，自信、轻信与失去信心，也许就在受到一些特别的人物、特别的事件的影响后，一瞬间就会发生与预期截然不同的变化来。
    二次书代会后，启功先生当了主席，但书协中深谙行事之道的人仍然知道，周而复在中国书协有相当的发言权，因而耸恿周而复同志自命为书协“第一副主席”，他自已并不知道这个头衔其实是怂恿他的人制约驻会副主席陆石同志的手段。陆石同志很有组织原则，凡事还是都要找周而复同志啇量才定。而周而复同志真正失势的还是他在日本东京贸然去了一趟“靖国神社”后，遭举报，还有所谓“买春药”的事，激起了当时在社会上盛行的反日情绪，据说党中央最高领导定性，全党全国通报处分，而失去了他在社会上所有职务。周而复事后有一次与我聊天时，还重申了他曾在一些地方申明过，去“靖国神社”只是为了他要写一部抗日战争长篇小说而“体验生活”。那时，现实主义文学是时代的主流，都主张作家“要深入生话”，绝不能象今天许多作家样在书房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就用电脑码出小说来的。后来，周而复同志三卷本长篇小说《抗日烽烟》也的确问世了，我从内心里相信作家周而复同志去“靖国神社”不是为了声援日本军国主义亡灵。但当时那气氛，谁不相信中央文件呵。这时，陆石同志咨询我，你看中央都表态了，周而复同志这个书协副主席怎么办？其实，我知道，陆老问我这话的时侯，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他也是站在“文人”的立场，想为周而复保住这个副主席的位子，别把事情做得太绝。我认为，陆老当时是有些力排众议的味道，因为那时曾经追随过周而复的人，也公开表示划清界限，要求罢免周而复在书协的一切职务。呵，书协是有一些奇妙的人和奇妙的事，他总是在任何时候的政治方向都是正确无误的。这时，我便顺随着陆老的问话说：“您不是说还保留了周而复的党籍吗？书协是群众学术团体嘛。”“好！给启先生汇报一下，中央主要处理他的政治问题，没有明确要撤消他的书协职务，能给他保留就保留吧”。这时，我看到了一个“文人”--陆石，对另一个与自己并非有什么密切关系的“文人”周而复的惺惺相惜之心。陆石同志一提议，启功先生当然赞成，主席团其它同志也没有异义，周而复在中国书协的副主席位置保留下来了。否则，周而复也就不可能在1991年夏天被我们邀请来这场“赈灾书画义卖会”了。周而复同志在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等的所有职务大概都解除了，唯有书协的职务保留下来了。作为作家，然而又作为书法家的周而复同志，有什么样的感慨，我是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文人”的心绪如何是大致可以“迁想异得”的。
   后来，与周而复同志见面的机会虽不多，但见面时，他总是要给我们办的《中国书法》予以肯定，我也常常要提到他的那卷行书《白居易琵琶行》的良好印象。后来，我负责组织的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书学讨论会还邀请他去，他欣然赴会，还和陆石、柳老及我们一行畅游三峡而返。在长江上，他很少给人说话，我看见他往往独自倚在船舷边，有些漠然地望着大江，在作一些深深地思考。看着转瞬而去的三峡石壁，我也偶而想到像周老、柳老、陆老这一代“文人”参予书协工作，应该是书协的福份呵！否则，书协书协，匠人协会而己。但是，绝对没有想到，十来年后，书协的参与成份、品格及其道德魅力更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了。
   那次“赈灾义卖”我们募到好几万元，捐出去了。书法也为社会的公益事业尽了一份心。

                                             2O03年6月6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7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从右至左) 刘艺  贺寅秋  刘正成  薛夫彬  村上三岛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2）
                        

                        东渡扶桑处女航

   
    生活真是势利，1992年夏，也就是第三次书代会后，我突然升了中国书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不到半年，被安排出国了，去日本，由刘艺同志任团长，我任秘书长，同行的有中宣部干部局周昌喜副局长、薛夫彬及书协组联部同志。这是我来中国书协第八个年头了，才第一次派出国。也许，别人八年之间己经出国十几趟了。潮白河会议上，出国也被视为待遇问题，在那个严肃的批自由化的会议上提出来要求公平。殊不知，我内心里并不期待着早日出国，我不愿意外人把你看成旅游观光团成员。这是因为，其一，我对日本有嫉妒。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编出了三十卷本的《书道全集》，八十年代中田勇次郎先生继《书道全集》之后，又将中国解放以后新出土书法资料编了九卷本《中国书道全集》，又有如王铎、董其昌、赵之谦等研究专集，实在令中国同行汗颜。我们去访问日本，见到这些日本同行说什么呢？其二，我对中国书协的外交事务有成见。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日本书坛泰斗青山杉雨、村上三岛、上条信山、和谷村憙斋、古谷蒼韵拜会中国书协，中国书协在北京饭店宴请日本同行，我添列其座，但后来知道饭钱是日本同行给的；第二天，日本同行又在建国门饭店回请我们，建国门饭店那一餐我吃了我生平第一次的美食，还有笙歌琴乐相奏，我当时想，中国人太寒酸，恐怕出国时衣服太差，被颇为看重衣冠的日本同行笑话。
    这一次出国，是中国书协第一次跟关西书界打交道，在福岗接待我们的是中川龙石夫妇；过了熊本后，便由村上三郎先生亲自陪同去了他的故乡，濑户内海中的大三岛；在京都会见了日本书艺院理事长古谷蒼韵，其间，由日比野五凰等先生作陪。这些都是日本书坛了得的头面人物。特别是村上三岛先生，当时其地位仅次于东京的青山杉雨，现在是全日本书坛第一号天王巨星。这张照片是村上三岛先生在他大三岛家中宴请中国书协代表团时，我们将作为团队礼物的十来卷的《中国书法全集》赠送给主人，其中包括我编撰的《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两卷。这是我到了日本访问心中最有底，也最感到心理满足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村上三岛是王铎研究的专家，他的水平极高妙的狂草也是胎息王觉斯的。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上三岛先生带团到河南王铎故里去，引起了中国书界的王铎热。这有点象青山杉山雨去看望林散之后，在中国书法界掀起了林散之热一样。村上三岛先生亲自编纂了五卷本《王铎的书法》，一直是我案头必读书。1986年第一期《中国书法》介绍王铎时，我就特地请刘艺先生翻译了该书中日本汉学家福本雅一先生《王铎的书法》一文中的“好书数行”一节发表。我崇拜村上三岛先生那具有王铎气息，又有现代风格的狂草，同时景仰他对王铎的深入研究。但是，1986年我第一次见到村上三岛先生，也即是我上面所说的在北京饭店宴请那次，我觉得无言以对，说我也喜欢王铎？这不是凑趣的客套话吗？当时，我坐在谷村喜斋与古谷蒼韵二位先生之间，我很有一些压迫感。这一次，我的压迫感几乎消失了，因为我携去了二卷王铎研究专著。村上三岛先生主编《王铎的书法》时，虽有福本雅一等著名汉学家专论，但他们只读过藏于台湾的八十二卷本《王铎诗集》，和藏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三十七卷崇祯初年本《拟山园选集》，缺了一大块资料，所以其书的“王铎年谱”也是非常简略的。这部《拟山园文集》是海内孤本，我们费了好大精力才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里偶然找到的。资料的占有，使我们《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二卷获得了跨时代的学术进步。此卷副主编高文龙先生更是熟读这部文集，所作考释可以说填补了许多王铎研究空白。我向村上三岛先生赠书时，特地讲到这八十二卷海内孤本被发现的事，他很感兴趣，当时，也看得出来，他把我看成了一个对话者了。
    那年代，凡出国者，都要先被辅导礼仪，特別去日本这样讲礼仪的国家。这次很幸运，团长刘艺是日本通。刘艺先生是个语言天才，不仅会日语，还有英语，还会说广东话，闽南活。他是台藉人士，父亲王实子是台湾著名画家。一路上，全靠他指点，包括见面礼仪，举手投足，日式西式宴会，拿歺具，弄刀叉，我都是先看他的动作，再如法泡制，也才免了许多刘姥姥式的出洋相。说刘艺先生是日本通，不仅说他认识很多的日本朋友，还翻译过不少日文书法著作，日本书家对他也很亲切。所以，我们这趟东瀛之行，是十分成功，也十分愉快的。
   说到十分愉快这一点上，我与刘艺先生大约有内容不同、但情感相近的感受，我想把它补述出来，以免历史的遗忘。就是我们几乎同时渡过了一次生活的难关。我的难关就不在这里说了，而是说一说刘艺先生的吧。
    中国书协的某些个“政治工作者”水平特别高，可以从很小的生话锁事，演化到惊天   大 案来---只要他们觉得有必要，是时候了。“六四风波”后，有一段几乎让空气凝固的清查时期，在那个时候，刘艺副秘书长被人举报了，说他“六四”期间在北京大街上阻拦戒严部队的军车！这还了得，这可是参予了“动乱”的大罪呵！于是，刘艺先生被一次又一次审查、交待、过关，弄得党籍恢复不了，长达二年之久。那时，我看见他常常到沙滩文联来交待问题，我们《中国书法》编辑部正好是他暂时落脚之处。当时，我也十分同情他，而且绝不相信这个谦谦文弱的书生会去“拦军车”。刘艺先生家当时住西便门，根本就没有听说那里发生过拦军车的事。一年多以后，才搞清了这个“惊天大案”的罗织始末，并从中感受到中国书协“政治工作者”的匠心和胆识。河南开封有个郭某，著名的“收藏家”。“六四”时到北京来“收藏”，去了刘艺先生家，他问刘艺先生刚才去哪里了，刘艺先生说，听说有军车进城，下楼去看了一下。这位郭某要了刘艺先生的作品便溜，又去了中国书协另一个干部家里去“收藏”，那位干部问你都去了哪里，郭说他刚从刘艺先生家出来。干部问：刘先生在作什么？郭某说，刘先生看军车去了。于是“看军车”就变成了“拦军车”，一封信将郭某告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紧急办案，移到了开封市公安局，开封市公安局立即提审郭某，郭某在刘艺“拦军车”的交待中签字画押。于是，这个案子做成了，北京市公安局将开封市公安局的案底移送中国文联清查组，于是，刘艺先生就被“吊”起来了。你说这高妙不高妙！中国书协的“政治工作者”如果直接向中国文联报案，这案子做得成吗？它通过开封市公安局的笔录就把案子做成了“铁案”！
   刘艺百口难辩，而且不知从哪里发的水，盖了手印的口供在那里，刘艺越辩，办案人员越觉得你不老实。但是，事实毕竟胜于雄辩。起码来说，谁会真相信刘艺先生六十高龄的一介书生，会去“拦军车”呢？我认识刘先生较早，也就是1982年的成都理事会期间。那天在锦江宾馆九楼大厅搞笔会，在我负责的那个写字桌前，刘艺非常斯文的最后出场。他人很和蔼，我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他当时就告诉我，可能他第二年会调去中国书协机关。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时联络，他还曾代日本向我和何应辉、刘云泉组稿《临帖大系》。二次书代会我被借调书协起草会议报告，也是刘艺先生的动议。陆石同志决定调我到北京，也是他执笔打的请调报告。我来北京后就挤在他的办公室里。来书协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是交在刘艺先生手上的。我对他的亲近是有这种种背景的。但是，那时我们对工作想法也有一些分歧，主要的一点是在于刘艺先生强调中国书协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而不是“普及”，因此，不要去组织太多的活动。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把“书法热”搞得更“热”一点。于是起动了中青展等一系列活动。到今天看来，刘艺先生的观点还是十分精辟的，特别是对我个人的遭遇来说。如果我当初听他的话，还不平平稳稳到高处吗？但是，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我对刘艺先生的政治和人格评价。当时，又多亏有一位正直的人事处长李文富，他耐心地听取了刘艺先生的申诉，与孟伟哉先生精心安排了一次会议，有文联领导在，有中国书协“政治工作者”在，有刘艺参加，一场唇枪舌战，才让刘艺同志基本过关。开会前，刘艺同志到我的办公室来歇了一下足，我看得出来，他尚有些信心不足，还没把握斗不斗得过那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哩！后来，李文富同志英年早逝，我记得悼念活动时，刘艺同志也去了，去纪念这位正直的政治工作者。这些已经过去的往事，也许刘艺先生已经不愿意再提起，而我在这里多舌，实在要请刘先生谅解。不过我在想，如果让刘艺先生自已写这一段回忆录，他能把这件事略而不论吗？到了 1992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能有缘追随这位“日本通”畅游日本，应该是大家都很高兴的。记得，我们刚参观了熊本火山后，在一个位于半山崖畔的西歺厅，面对蒼蒼群山用歺时，风光与美味使我们多么怡然而陶醉呵，谁还去想那些烦心的往事呢！
                                 

                                               2OO3年6月7白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8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3）


                  一个胎死腹中的出版社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近上榜四周的一本书叫《在希望与历史之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当然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但对他的书名感到有意思。“书法史”在“历史”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二十四史列传人物的本传最后一句中，往往可能有“工书”二字，以概其书法家的一生。书法之地位可知矣。
    然而，“野马也，尘埃也！”在庄子眼中，一匹野马等于一粒尘埃，反过来说，一粒尘埃，也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主体的存在与追求中，也就可以有“在希望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这张照片摄于1992年初夏，由王府井新华书店、荣宝斋出版社与《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一次签名售书场面。照片右边的是中国书协副主席沈鹏，左边一位是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时任中宣部干部局局长的伍杰同志。参加这场签名售书的，还有新任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谢云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玉池先生。当天的签名售书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前一天，《北京晚报》发了一条消息，第二天上午九点开门以前，王府井新华书店就挤满了购书的读者。十几种《全集》分卷大约有一千多册书，一个小时之间就销售一空，请求签名的人排成长龙，争先恐后。这种售书场面拿王府井新华书店经理的话来说，是空前的。因为当时很少有影视明星搞签名售书，而作家、教授的追星族终归数量有限。这次签名售书，一方面体现了书法艺术和好的书法读物在社会上的反响，一方面也体現了象沈鹏这样的书法名家受到社会尊重的事实。而我当时作为《中国书法全集》主编所想到的，除了对编出好书有满足感外，也想到了中国书协有一个出版社，能多出好书满足“书法热”的需要多好啊。在那次签名售书的过程中，我与伍杰局长也谈到这个想法，都为1986年底已经由国家出版局批准筹建的中国书法出版社胎死腹中而惋惜不已。这件事情，沈鹏先生也表示了同感，因为他作为一个资深出版家是知道一家专业出版社的重要性的。
    我在《藏龙卧虎之地》一文中曾谈到，l985年8月1O日我到北京后，8月12日即向国家出版局（当时还隶属于文化部）打了两份报告，一份是由中宣部朱厚泽部长关照很快特批下来的办《中国书法》杂志的报告，另一份就是建立“中国书法出版社”的报告。《中国书法》杂志批准后，除了筹备出刊外，我的另一项中心任务就是报批“中国书法出版社”。我曾经因为陈云同志发表过关于“学书法要从少年儿童抓起”的指示，找到陈云同志的秘书、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许勇跃同志，请他转交中国书协给陈云同志的一封信，请陈云同志能批示支持我们办书法出版社。当时，许勇跃同志对我说，陈云同志喜欢书法，字也写得很好，他是支持你们发展书法事业的。说着许勇跃同志还出示了陈云同志的手蹟给我欣赏。陈云同志书法凝炼、含蓄，笔力强健，姿态古拙，我非常喜欢。我听说陈云同志支持我们，很兴奋，自出心裁地去找中宣部传达陈云同志指示，以加快出版社的审批。我自已一个人来到了东长安街5号，进了中宣部那座灰色老楼房，在二楼上看见了一个挂着“出版局局长办公室”牌子的门，推开就进去了。局长正在埋头办公，贝我进去后，先是有些突然，因为要会见中宣部的局长岂能不预约？继而局长还是平和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中国书协的某某，是来催办书法出版社的。这位局长表情狐疑：哪有这样来催办出版社的，报告没有见到，来人是谁也不知道。我看出了这种表情，还不等局长开口，我就说：陈云同志也支持我们办书法出版社！局长说：陈云同志支持，有批件吗？我说：是陈云同志秘书亲口告诉我的，你可以去查证。局长这时有点不耐烦了，说：我怎么去查证？我说：你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局长说：我不能打这个电话！我说：难道你不支持成立书法出版社？不支持我们繁荣书法艺术？一个非常正常的公事处理程序，让我感到这个局长是个“对立面”，我几乎大声地与他争吵起来。这位局长并没有发火，但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在些难以忍耐了。他一再坚持，办出版社要按审批秩序来，如果说陈云同志支持，就拿批示来。我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我很莽撞，几天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局长的名字叫伍杰。我当时想，反正这位局长对书法出版社不热心，我态度不好得罪他了，以后不去找他办事不就行了。
    谁知道“寃家路窄”，第二年，即l986年8月，我参加了佳木斯“神龙杯”少儿书法大赛后，从哈尔滨机场登机回北京，他的坐位就在我的旁边。他从前舱过来，也认出了我，但这次态度非常和蔼，笑着招呼我，搞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他似乎对一年前的那件事一点都不介意。坐定以后，便问我出版社跑得怎样了。我说，这事不就你管着吗，还问我。伍局长说：听说有希望，你回北京去找一下许力以同志，让他给你帮帮忙。许力以同志原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后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退休后也任国家出版局顾问。许力以同志非常热心书法，我还曾经协助他为青岛出版社建社时编辑《全国著名书法家作品集》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出面带我去见了宋木文局长，还让我去找杨牧之同志，果然，就在当年，即l986年12月份，国家出版局批准了“中国书法出版社”筹建，那一年就只批了五个。所谓“批准筹建”等于就是批准出版社了。可以说，在“批准筹建”的数以百计的出版社名单中，唯有“中国书法出版社”没有正式成立。显然，作为中宣部出版局局长的伍杰同志对“中国书法出版社”的报批，並没有因为我第一次找到他时态度不好而反对，也並不因为我没有再找他这个局长通融而持消极态度。不少人请我写“淡泊明志”这四个字做座右铭，但有几人象伍杰同志这样“淡”然处理重大决策，从而表明他的“志”在公、在国，而不在私呢？后来，在伍杰同志调任中宣部干部局局长期间，我就任了中国书协副秘书长。但是，就从l986年8月我在哈尔滨飞机上见过他第二次以后，直到l991年年底中国书协換届结束我都没有再见过伍杰局长。就因为他是出版界的权威人士，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1992年夏举办《中国书法全集》签名售书时我才找到他，请他出席。他欣然同意，一早就去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参加那个拥挤不堪的签名售书活动。完了，他连我们预备的午歺也辞了，回去了。一去十年，我也没有再见到过他，今天偶然翻到这张照片，我觉得我要记录下来对他的回忆。
    当然，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就是那个伍杰局长曾经帮助“批准筹建”的“中国书法出版社”。到1987年，我们打了几次筹备情况报告，出版社都迟迟没有正式批准下来。原来，从内部消息知道，当时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给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说，中国书协内部矛盾很严重，希望“缓批”中国书法出版社。费尽多少人移山心力，就被这一纸私信给毁掉了。什么叫作“吃里扒外”？自己也要吃书法这碗“饭”，而不惜把盛饭的“碗”也砸掉！这灵魂深处所潜藏的某种仇视意识，如此变态地表现出来，多么可怕呵！当时正值“首届少年儿童书法习字竞赛”举办，又因《小学生习字本》被这同一位领导撰文在《人民日报》点名，我怒不可遏，将重庆出版社与中国书协草签的协议，即《小学生习字本》利润一半给书协的那份协议书也撕掉了，因为上面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并载于协议的，即“此利润分配必须待中国书法出版社正式成立后才能实施”。中国书法出版社没有成立，中国书协应该得到的利润也拿不到（当然，《小学生习字本》被中国书协内部矛盾这一搞也随之下马了），我们编撰的书从此也只好找別的出版社，看人家的脸色了。
    到l99l年底，中国书协換届后，邵宇、沈鹏、谢云同志和代表们在大会上又重提成立“中国书法出版社”，我将1986年l2月份由国家出版局下达的“批准筹建”报告，以及有关一系列文件全部移交给了谢云同志。但是，中国书法出版社至今仍然只是画饼。失去了的机遇，实在令人搥胸而叹！在希望和历史之间，尚有多少遗失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回味呵！
                                                    2003年6月9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29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4）

                      欢聚在人民大会堂

    这张照片摄于199l年冬中国书协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大会选举结束，代表们齐聚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接受中央领导人接见，拍全体照片。这时，大约我们在等电梯的间隙，启功先生在给我讲一件事情，大家听着都乐了。启功先生挥着手势后面那位是上海代表周志高，前面背影者是中直代表林岫。启先生在那次会议上不再当主席，而是当了名誉主席，由邵宇同志接任主席。但是，在我心里却想，当时启先生未满八十岁，如果把他列为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肯定还是启功先生当主席，而另一位比他小几岁的邵宇同志未必比启功先生得票多而当选主席。书法家协会不是政府机构，仅仅是艺术和学术社团，主席的年龄为什么有限制？去年，启功先主90岁了，不也当选为西冷印社社长吗？谁的艺术好，谁的学问高，大家对他服气，那不就是主席人选吗？
    当然，那时我也想到自已，刚刚在一年前，我还是潮白河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罗列的“罪名”无数，还“民愤”极大，而且在开会之前不久，我还作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将被赶出《中国书法》杂志的领导岗位，亦未见“悔改”或“进步”，怎么一下子又得到大家的拥护，被“选举”为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呢？上级组织机构在确定我作为“候选人”时是有充分理由的，比如，己经了解了围绕我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确认我并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並确认我并没有用《中国书法》杂志以权谋私，中青展也没有搞歪门邪道；同时，上级领导也在书协领导班子中间做了协调与团结工作，例如把张虎同志和我叫到一起开了效果良好的民主生活会，等等……但是，我敢保证上述的这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95%以上並不知情。常言道：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我在1991年很短的时间内由“坏”变“好”的过程，不仅百分之95%，我敢说99%的代表不知道，开大会时也没有人在大会上讲这些情况，我便糊里糊塗被选上了领导岗位，从某个谷底一下攀升到某个高峯。这就是我们的“民主选举”。从我主观的判断和种种客观的现实来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选拔我当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並没有错：我都是四十五岁的人了，还做了这么多工作，何况副秘书长不就是一个正处级干部嘛，我早就是正处级了！是的，这个“结果”没有错，然而这个“过程”，即“民主选举”似乎有问题。哎！你真是个钻牛角尖的人，既然你自己已经承认了“结果”没错，你又怎么会去怀疑那个“过程”呢？“过程”不是为“结果”服务的吗？不对，如果那天搞错了，把另一个人的名字列为侯选人，常务现事和副秘书长就不会是我罗。
    你看，照片上大家高兴呵，连刚刚退出主席职务的启功先生也这么高兴，原来是常务理事，现在仅仅作了理事的周志高先生也这么高兴。当然，也看不出我心里有任何疑问存在。但是，我确实在心里有上述这样的疑问。那次选举时凝重庄严的场面至今印在我的脑海。当时，书协有位外事干部曾被确定为理事人选，就因为有人上中宣部告他，说他“六四”时在文联大楼写“打倒XX”的大标语，为了“稳定”，把他从理事候选人名单剃出了。这位干部很不满，被这种“缺席审判”所激怒，但最后也终于没有敢在大会上“发作”，因为那种选举场面，那种凝重庄严的空气，没有人不为之震摄的。
    我们同住北京，也不是能经常见到启功先生。不过，我与他见面时，他最爱提起的话题是关于他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当学政的往事。他多次去过成都，对成都似乎很熟悉。而我见到启功先生时，也爱提起七十年代末我第一次来北京在小乘巷見到他时的情形。1979年初春，我们工厂在河北邯郸参加花布展销会，我作为厂宣传部的新闻干事，也被安排去邯郸。然后，乘便来了一趟北京。那是我平生第二次出川。第一次是1964年秋刚进川棉一厂后被送到上海去培训，l966年秋返回成都。十多年间，我就从来没有被安排过出差走出四川。当然，1966年至1969年那兩三年之间，正当“文革大串联”时代，要出川也是家常饭。那时，如果有兴趣，三五工友邀约起来上火车，不用买票，到了北京有“大串联”招待站吃饭。时候赶得好，还能在天安门广场露宿一晚上看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哩！那时，我老实得很，不合规矩的事决不做。你们去“闹革命”，我在家看书写字不正好吗！1979年我公派出差，虽然也绕了一点道，终于来到北京，毛主席他老人家是見不到了，但是，我见到了启功！临行前，正在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那里当研究生的陈复澄，他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我拿着它在荣宝斋的大堂找到了熊伯齐先生。熊先生虽然不出生在四川，但他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熊克武，所以也祘老乡。我见到熊先生时，他大约正在店堂里刻图章，我将从四川带来的两个橙子送给他--这是四川最好的水果呵！他给我也写了一张便条，我便在西城大乘巷里面的小乘巷找到了启功先生。早上九点钟，启先生刚起，披着大棉袄为我开了院门，然后把我引进他住的三间南房。三间南房其实是一间，西头摆着火炉、蜂窝煤；东头是一张大床，靠窗是一张条桌书案，床和火炉之间有张方桌。启功先生让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然后去把梳洗进行完毕便过来给我说话。我先呈上一包从四川带来的去了壳的干花生米孝敬他老人家，老人家笑咪咪地接过了，也没有嫌我这礼物太寒碜--花生是我们四川人最好的果品了！然后我拿出一大卷字来，一半是临慕启功先生编辑的《雍睦堂法书》，一半是我的“创作”。当时，我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在1976年四川省美术办公室选了5人作品去日本参展，我就有一件章草作品与四川名家赵蕴玉、刘蔚、江友樵等一同“出国”了！启功先生並没有非常认真的看我那些字，就说“好，好！”就象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不成熟的年轻书家的字一样，明知不怎么样，也並不想用“不好”去刺激对方。看见启功这样的偶象，我也一时找不到什么话说，就从字卷里抽出一张白宣低，要请启功先生写字。启功先生说，先放这里，写好了再寄去。我看启先生还未早饍，我已经磨赠了半个多小时，便起身告辞了。启功先生又把我送出院门，真是彬彬有礼，令我叹服。当然，我没有给启功先生留地址，我敏感到要那张字是有些唐突了。老实说，我也学了一招，这是非常巧妙地婉拒不速之客索字的方法，至今还在运用。因此，十多年后，我偶尔要向启功先生提到当年在小乘巷見他的事，他哼哼哈哈，既未反对，也未承认。因为我作为过来人，知道那么多年轻人来见过你，你都能记住？但是，作为重要的回忆，当年那种对偶象的虔诚永远也不会忘纪的。
    说来，也有一件非常令我渐愧和懊悔的事，我曾经在电话上给启功先生“打”过一次“架”。那事发生在1987年春天。1985年我调来北京后，就《小学生习字本》的顾问一事，专程去启功先生家里去敦请他老人家，同去的还有编辑部的一位同事。启功先生欣然同意，为学生编写习字教材，“功德无量”！当时，我记得还留了一份教材编写样本备审。虽然请启功先生做“顾问”，但我们却“顾”而未“问”，教材也编出来了。当时我是想，总不能经常去麻烦老人家。出版了再送过去审，再版时再修改。就这时，《小学生习字本》被《人民日报》点名了，书协的党组织的负责人所依据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虽然有启功先生的名字作顾问，但启功先生根本不知道这事。同时，还传来不少启功先生批评我的流言。我急了，撩起电话就给启功先生拨去：启先生，你明明答应了当顾问，为什么说你不知道这事？据说，你背后还说了我不少坏话，你为什么不当面批评？启功先生一时有点懵了，说当顾问的事我确实想不起来了，至于说我说你的坏话，但凡今后你再听到，就马上到我这里来对质！行吗？启功先生大约也很少碰见哪个晚辈敢这样顶撞他，事过很久，我也很后悔，一定是当时那种环境把我逼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失了方寸。但是，我再见到启功先生时，他根本不提我跟他“打架”那件事，反而对我很客气，真是长者之风！那次书代会换届，我也好久没见到他老人家，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有一种表示祝贺的意思。当然，后来的时间里，还发生过有关我与启功先生之间的一些事，大家有兴趣，我也愿意再来讲一讲。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均认为，以洞明世事如启功先生者，一定早把我看穿了：一个莽撞的四川晚辈，身上虽然有刺，但“叫花子买米，就那么一升（深）”，不用提防他！作为一个大历史学家的启功先生，他的眼光必然是历史的--我在想。

                                               2OO3年6月1O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3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 （25）


                        说你行你就行

    1991年三次书代会上，我糊里糊涂当上了中国书协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后，好事就冲我来了。当年，我担任了中国文联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和中国书协、中国美协、中国摄协中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第二年我荣获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中宣部每年邀请文艺、新闻、社科、出版界专家迎春茶话会我都不时有幸参加；统战部征求党外文艺界人士座谈会我也蒙邀参加。这张照片是1991年冬，中国文联高级职称评委会会议在北京郊区召开时的合影。参加的人除了中国文联党组负责人和文联人事部负责人及干部外，是中国文联11个协会中的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电视、民间文学、美术、曲艺、杂技、摄影、书法方面的资深专家、编审。这个评委会在199l年以前，只能评定副高职称，1991年以后，就可以评定正高职称了。我已忝列这个委员会委员10年之久。这真是一个累人的工作。由于参加的人都是书生，办事都非常认真，既怕文联各协会的专业人士吃亏，又怕把关不严失去权威性。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相关艺术学科的知识。
    我把这张照片选出来贴到这里，是我觉得这个差点被撤消的机构里，是富有人情味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呆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摆在各文艺家协会头上的官僚机构。当时，负责评审工作的党组副书记梁光弟，前此曾担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他是一个文艺评论家，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文艺评论文章。这位书记对知识分子非常客气，在中宣部当文艺局长时我就认识他，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官气。我有什么寃曲找到他，他都非常耐心地倾听我的述说，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人事部的主任是由中组部调来的，姓刘，大名都给忘了，这人也是很尊重文艺家，说话总是笑嘻嘻地，看得出来是以一种朋友的姿态给大家打交道。他的副手是王钧同志，现任文联组联部主任，以及现任文联人事部的主任夏朝华同志。这些同志我几乎都没有什么私人交往，但是，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就体现出的联络、服务精神是令人起敬的。这与我去年秋以来，所接触和遭遇到的一些文联领导与有关部门负责人简直有天壤之别。我没有想到，中国文联和中国书协的有关官员的“官气”，毫不亚于某公安局的官员们。如有兴趣，我将在后面慢慢将他们的姿态报道一些出来，以餐网友。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或中国书法家协会，是相关艺术家顶级的文艺社团组织。它的专业权威性就体现在组成它的领导机构及其成员的文艺水平上。而由这些有成就的艺术家中的中共党员组成党组，通过这个党组领导和团结艺术家们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巴金，中国美协主席徐悲鸿，中国书协主席启功，虽然都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们代表了这个文学艺术家团体的专业权威性。而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周扬虽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是中共党员中的优秀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他们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使他们所在的文艺社团在国内，特別是国际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威望。当年，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头面人物经常参加国际间的重要活动，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齐白石、郭沫若、丁玲等都荣获过名种世界和平与荣誉奖章和称号。那时候，这些文艺社团多荣耀呵，如果能成为这样的社团会员，能不光荣吗？
    7O年代末，8O年代初，经历“文革”重新建立的中国文联机构也是很有社会影响的。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周扬是文艺理论家，翻译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党组副书记赵寻是戏剧评论家，党组成员冯牧是文学评论家，党组成员江晓天，李庚和秘书长陆石一样，都是文学艺术界的老人。第二届的党组书纪吳祖强是著名音乐家，第三届的党组书记林默涵是文艺评论家，副书记孟伟哉、梁光第都是作家和文艺评论家。
    相信和依靠文艺队伍里党的成员和党的力量，是团结文艺界完成总路线和总方针的最佳途径。我认为“文人相轻”的現象是存在的，但是，文艺家相互做事也是有自己的规范的，他们都会爱惜自己在文艺界的千秋之名。那些认为有“文人相轻”的现象存在，就从文艺界外去找党员来领导、管理文艺界的想法和做法，是愚蠢的。它最终只会损害文艺家们的根本利益，极大地削弱文艺生产力，最后造成一些踏在文艺家们头上的官僚。这些官僚渺视文艺的价值，践踏文艺家的尊严，最后瓦解文艺生产力。这些人也许美其名曰为了“稳定”，其实，是从根本上削弱了党对文艺的领导权。斗胆预言，9O年代末以来，某些人所推行的这种路线，遗害文艺事业，将会越来越显露出来。
    看着这张照片，我想起当年文联这个“家”带给知识分子的温暖。在8O年代，我们都听说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分工“联系”文联和各协会。为什么要用“联系”二字呢？这就是用一种特別的方式，来实现了党对文艺的领导。这就是“加强”与“改善”的含义。记得那些年，一般文艺家到中宣部去，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那里的干部一点官气也没有。那时，还给文艺界不少人发了“专家通行证”，可以不经通报进中宣部推开各位领导的门。有一次，我有点小事去找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副部长的门外等着一大批局长、处长要接見。这位副部长听说我去了，马上把我叫进去，先接待我，就让那些局长们在外面继续等着，令我很过意不去。目前而今眼目下，我们这些人要見到文联官员可不容易，要先给他们的秘书打电话，让你再等回话，最后才能决定见不见你。去年我的事发生以后，领导见不着，我还写了求见的长信，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召见的机会。当时，我还给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刚上去的文联官员打电话，两三次求见，最后都被拒绝了。这使我想起了这位拒不接见的文联官员的老师钟惦棐先生。钟先生当年已年届八十，中国电影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共老党员。他老人家从北京到了成都，就因为喜欢我的字，带着他的老伴未经“通报”爬了五层楼梯，在顶楼的我那破房来看我。我说：钟老你打声招呼，我去宾馆看你不就成了。钟老说：行客拜座客，这是规矩。那年大约是1984年，不出多久，钟老就去世了，听说是癌症，也就是说，钟老爬了五层楼来看我时，已经是癌症在身了。我差点想哭出来：我们崇拜的一代文艺大师所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价值多么珍贵呵！
    1988年，中央一度拟议撤销文联这个机构，由文化部来分工联系。我不是一般地反对文艺界的“官员”，我是想，这些官员应该怎样发挥自已的积极作用，团结广大文艺家，调动文艺家的的积极性，繁荣文艺，促进社会进步。如果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说你好你就好，反过来，说你坏你不就坏了吗！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进城转业当领导，“外行领导内行”是可以理解的。到今天二十一世纪了，还振振有词标榜“外行领导内行”，无非“皇帝的新衣”而已。这样的“新衣”真能遮住羞耻吗？那些看见文艺界某些地方有油水，而自己在政坛上已经混不下去，搞点小手腕，拉点关系，混到文艺界来蒙事，还自称我是协会党的领导，谁又敢怎么样？我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呲笑：社会上的小混混而已！

                                                   2OO3年6月1l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3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6）
                  
                  从评审到创作的学术演进

    1991年三次书代会上，我糊里糊涂当上了副秘书长，但是，我也迅速地进入了角色。选举一结束，我便向秘书长谢云同志进言，抓好几个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才能调动全协会的力量来做好工作。谢云同志向邵宇同志转达了这个意见，邵宇同志主持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就立即决定了按专业委员会来进行主席团分工。邵宇同志抓全面工作；王学仲副主席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沈鹏同志出任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半年后，因邵宇同志猝然去世，沈鹏同志任代主席，就由分管外事工作的刘艺副主席任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由李铎副主席任篆刻委员会主任；刘炳森副主席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佟韦副主席分管中直分会。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即1992年2月下旬，中国书协三届二次主常团会议又召开了，邵宇同志主持了会议，重点确定了各专业委员会名单。中国书协几乎所有常务理事都分别安排在各个专业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使最高领导机构不至于成为一个空架子。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进取精神是昔非今比。中国书协四届主席团会议除了开大会时那过场会议以外，已经两年半了，2OO1年开的那次会连个专业委员会名单也没定下来，2OO2年开的那次会是专门召集来对付我的。五年一屆已过半，还没有一个专业委员会开展过活动。
    1991年換届会议后，邵宇主席在他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住所召见我，给我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谈话首先从赞扬《中国书法全集》开始。我认为，这祘是交待了《全集》下马的纠纷，释去我对他的陈见。然后说要发挥我这个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的作用，鼓励我做好工作。我认为，这也是老一辈专家心胸开阔的一种真诚之意。先前，我听到过不少美术界关于邵宇同志的看法，但是，我只能从我的经验去作一些判断，他能容纳我这个“反对派”进书协领导班子，这就具有一种前瞻性。何况，一年前他所主持的潮白河会议所形成的看法，是一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哩。根据邵宇主席的意见，谢云、张虎和我三人分工很快就定了下来。张虎同志分管组联、外联和展览，后因张虎同志分管办公室后就不管展览；我分管展览、研究、教育及《中国书法》。並迅速地提拔了张荣庆同志为研究部主任，邹德忠作组联部主任，蔡祥麟、白煦分别作展览部、外联部副主任。分工就绪，便立即与创作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张海同志联络，于1992年春暮，在郑州市召开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届创作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这张照片摄于郑州杜康大酒店会议现场，因为河南书协同志沿用旧名，会标上尚未加上三届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所确定的“创作评审”中的“创作”二字。
    这次会议是二届创作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其主题就是怎么样实现这个专业委员会从单一的评审工作，转向通过评审、研究创作，从而抓好中国书协的书法创作工作。这个会议首先确定了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这就是按计划于1994年l1月在成都召开的“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然后，集中讨论了全国展的评选机制问题，在会议上形成了一个评审工作“守则”，以保证科学、公正的评审原则的实施。那次会议由沈鹏主任委托刘艺副主任主持，尉天池、张海副主任协助，我作为分管副秘书长参予。我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工作走向规范化和学术化的重要进程。这张照片有部分委员没有照进去，但是，这可以说是中国书协展览评审工作的“凌烟阁”图画，是功臣谱。可以说，没有这一批骨干人物所组成的权威性评审机构的工作，就没有当代书法创作的进步。2O00年以后，由中国书协头面人物领头吹起了一股歪风，企图全面否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创作评审工作，不仅不符合整个社会进步的国情，也不符合四次书代会会务工作报告全面性肯定的精神。我认为，这种否定论除了是一种蓄意的中伤的商业操作外，基本处于对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工作实际情况的无知状态。坦率地说，中国书协的现在的“评审委员会”两主任中，一位主任在九十年代很少介入评审工作，另一位主任基本上是个“书盲”，他哪里知道中国书协还有一个工作十多年的创作评审委员会的存在，甚至也不知道要把“创作评审”四个字中的“创作”二字取掉，就是要想把这项工作倒退回到八十年代去！
    河南是当代中国书法大潮的排头兵，是“中原书风”的发源地和旗手，是中国书协在九十年代初抓创作工作的基地。河南书法在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初，居全国中流水平。记得，1982年，搞了一次黄河流域九省书法展，我们四川的书法家们普遍认为，河南书法不如四川。这当然有夜郎之嫌，但至少当时的河南书法绝非耀眼。十年之间，在陈天然、张海、王澄三位主将的统领下，从全国的中偏下水平，一跃而上，与江、沪、浙分庭抗礼，并一度居于冠军首座。我曾经给河南书协的朋友们开过一个玩笑，如果中国书协由河南书协的同志来承包，中国的书法还会大变样。八十年代，河南书协首创国际书法大展，将几十个国家的作品请到河南展出。继而又是中原书法大赛，万人攒动，震惊神州大地。连开封市书协也办起了全国临书大展，影响匪小。到了九十年代初，又首创“墨海弄潮”展，和后来的“千百工程”，不断把书法创作引向新的高潮。张海先生以书法家而高踞河南省文联主席，在全国首创。书协八十年代在各协会中是小弟弟，怎么可能去压倒作协、剧协与美协这些又老又大的协会呢？河南书协领军人物的进取精神、敬业精神和创造精神，无疑是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经验与财富。他们为中国书法发展起到了先锋和表率作用。
    河南是一个大省，但是又是一个经济穷省，要在这里发展文化是很困难的。二十年的书法发展，对促进河南的文化发展，进而至于经济发展，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书法从书斋中走出来，成为人民群众大力参予的文化活动，这是文化历史观的结论。那种高高在上，把当代书法这种历史性特征称之为乱糟糟的“浮燥”歪风，这是一种贵族式的傲慢。我认为，以河南书协所策划的“国际书法大展”、“中原书法大赛”、“墨海弄潮”展为代表性的创作活动，是当代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些展览绝非象某些并未进入这个前进漩流的人士所指责的那样，如闹哄哄的过眼云烟。当代以展览活动为中心的创作现状，不仅培养了大量的中、高级书法人材，也创立了属于这个时代的书法美学原则。1997年，本人应邀在台湾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参见拙著《刘正成书法文集》一），即对这一现象作了学术观察，其中就包括我对河南书法经验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我至今认为是合乎实际的。大陆的书法热潮，曾引起台湾和海外同行们旡比羡幕哩！以展厅为作品存在空间所确立的各种大幅作品形式构成原则，以群体竞争所催生的个性化审美风格，以不断从传统吸取营养所形成的不同区域书风流派，是当代书法大发展的三大学术特征。
    偶然从网上看到一篇出口转内销的书法演义，称为“王小二书法”的故事，把当代书法描绘成“痞子运动”，有的人还为这种恣意丑化自鸣得意，其实，这不过是被当代书法创作进步淘汰出局的一种怨妇心态而已。我去年为七十年代书家的一个展览作的序言中，就曾经讲过，对当代青年书法家的创作“功力”绝不可小视。谈论书法，不管是经典也好，民间也好，流行也好，传统也好，都请把你的作品拿出来说话！朱光潜先生说过：“不精一艺莫谈艺！”到今天，你的字已经拿不出手的时候，你的那些理论还有什么说服力？中国书协那些个头面人物，说当代中青年书法这不好，那不好，你拿几件作品贴上网来试试，不撕掉你的“皇帝的新衣”，把你批得臭气熏天才怪哩！
    说到这里，我显得有些激动。好在照片里这些垂裳端冕而坐的委员们，从容笑对世事，应该有一些自己的见觧吧。千万不要看着风头大，便怀疑起自已的既有工作成果来，人云亦云呵！君不見，书法作品的风格价值，正是植身在书法作品创作主体的独立人格价值之中！当然，照片上的各位，大多是我的老哥，有机会，我真想倾听倾听他们的看法哩。
    在这里，我还必须提到站在后排最右边的那位现河南书协秘书长宋华平同志，他是近二十年的河南书协接待后勤工作的表率，是我见到最为完美的，也是最为谦逊的总管。每次河南之行，同道们都要为他的服务水准而夸奖他，当然也包括他对这个会议的安排。真是人才难得呵！
    记得，那次会议结束以后，我和孙伯翔先生等还应邀在河南书画院顶楼大厅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那次活动似乎是李强先生在挑头，三四百人的学习会场，热气腾腾，令人激动。真是中原气派！

                              2003年6月12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5 18:31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7）

                    
                     书法批评的黄金岁月

    今天，书法传媒己经被权力话语全部霸占了，这使得我们尤其怀念九十年代初书法批评的黄金岁月。
    大家想一想，关于“兰亭奖”，你们在什么地方听人说过它的好话？--包括那些参与“兰亭奖”评选工作的评委们。可是，在“官方”的传媒上，一片叫好之声。《中国书法》2OO2年第9期上登载了中国文联副主席李牧、中国书协主席沈鹏、中国书协副主席刘炳森在首届“兰亭奖”展览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随之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国书协副主席张飙、陈永正、林岫等的发言，也都是一片叫好之声。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站在书法批评学立场去客观、公正、如实地讲话。《书法报》、《书法》杂志、《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纷纷效尤，山呼万岁。同志们，这可是二十一世纪呵！党中央、国务院为文学艺术设立了这么重要的奖项，这种奖项在当年那怕是齐白石、徐悲鸿、沈尹默能得到也要激动得彻底难眠的呀！将一些二十多岁的艺术学徒们推上这种高位，代替前述的艺术大师们的地位，这不仅是对青年书家的“捧杀”，也是对中央决策的严重欺骗呵！为什么不能如实地向党中央、国务院捡查自已的失误，改弦易张把下一届办好？难道这些一片叫好的权力话语就真能掩盖事实真象，把欺骗进行到底？看到这张富有青春气息的旅游合影，使我想起了第二届书法批评年会的那场忘我战论。
    由《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主办的“92’书法批评年会”于l992年秋在四川举行。主会场在成都金牛宾馆，即四川省的国宾馆，分会场在峨嵋山红珠山宾馆。那年初秋，我太太付淑群重病往进了北大医院准备动手术，手术前，我将己经住进病房的太太委托给了沈鹏先生的夫人、北医大主任医师殷大夫去了日本访问。一周后我从日本返回，直接从机杨去了医院作家属签字，等太太手术后仅仅十来天，我把仍住在病房的太太委托给好友刘松友便去了四川主持这个会议。这次是继神龙架首届年会的第二届，这次《中国书法》是东道主。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书法报》主要领导未来，就由在成都避暑的《书法报》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吳丈蜀先生代表《书法报》出席开幕会议致词。《书法》杂志周志高先生亲临。于是，由当代书法界很有代表性的中、青两辈书法批评家们欢聚一堂，在四川的名山大川之间，留下了难忘的足音。这张照片是与会代表们在峨眉山基本结束会议后，去乐山旅游，在乐山大佛邂逅一帮藏族僧侣，大家好奇而高兴地把他们围起来，坐在大佛的脚指头上的这张照片，真是别开生面！很遗憾，当时站在旁边的还有曹宝麟、陈振濂二位没有挤进来。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除了席义方等四川省委领导来看望过大家外，就是在峨嵋山红珠山宾馆会议室的那场中、青两辈书法学者的“遭遇战”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从书法学科的创立与建设之初，我个人的想法是首先突出书法史学科的刍形与宏观构架。这如同“中国哲学”的学科创立，也是由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确立的范式，他的以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为结构的对中国古代思想资料中的哲学部份的整理，至今也影响着整个现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因之，从八十年代即崭露头角的青年一代书法学者，到九十年代已成了中年的朱关田、曹宝麟、黄惇、华人德、丛文俊、刘恒等从《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编纂，过渡到《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为中国书法史学学科开出了一片天地。由于这批人介入书法学术界早，所以影响也很大。当然，也有四个中年人独立于史学工程之外，一是陈振濂、二是石开、三是姜澄清、四是周俊杰。陈、姜戮力于书法美学，石开主要作创作批评，周俊杰是什么都可以批评。然而，就在中年学者集中精力于史学构建时，青年批评家异军突起。当年最突出的青年批评家有三位；一是刘彦湖的篆刻批评，一是梅墨生的现代书法家批评，一是马啸的书法评审机制的批评。当然，刘、梅二人的批评是进行时，而马啸的批评高潮还是未来时。那次，刚刚在《中国书法》上披露了敦煌西汉悬泉置书法考古重要资料的马啸携了太太第一次到四川开会兼旅游，到乐山时已不知他单独行动到哪里去了。
    那天晚上，原本是要总结这次批评年会的经验，对未来的规划作一些思考。但是，由一帮富有思想激情的青年批评家“发难”，对颇有学术热忱的中年学者们提出了批评。青年批评家以梅墨生、刘彦湖、李强、白砥一帮为主攻手，陈振濂未讲活，显然是他们的后援；被“攻”对手是黄惇、曹宝麟等，中年一帮人少，我主持会议，貌似公正，但实际上是站在中年这一帮的。这也是后来形成所谓“史学派”与“史观派”争论的前奏。青年批评家们批评中年史学家们不应埋在故纸堆里做学问，如果没有现实针对性，没有思想，这些学问没有用处！中年史学家们当时都评上了教授和副教授，颇有学院派的作风，轻思想而重学术。把一般的批评视为游谈无根之学。当时，石开属中年一帮，但其骨子里是青春学派，非常富有青春热情，其尖锐程度连他自已都有些“后怕”，自然己不是目前而今眼目下的把锋刃深深藏起来已看似中庸的石开了。我清楚地记得，我主持会议，原想折衷，讲讲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三者的学科分工，来调解矛盾，随着青年学者的“火力”加剧以后，我也失控了。我首先去压制当时借调《中国书法》的梅墨生先生，本意怕他作为编辑得罪中年这批重点作者不好工作，谁知根本压不服，反而把我拖进了声色俱厉的争吵之中。那一天，一直“战斗”到将近十二点，我才强行宣佈散会。但是，大家回到住房仍分头进行“战斗”，以至有人通宵达旦。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青年书家们聚在一起开会或评选，往往都要通宵达旦地“侃大山”，侃的全是书法，似乎要把平时分散在各地而不能交流的话都倒出来似的。当年，张鑫、周永健、邱振中、黄惇一帮都是“夜战”高手，总让陷入者疲惫不堪。
    不过，天一亮，“硝烟”便即散尽，大家到了乐山大佛脚下，大笑着泯尽“恩仇”。当然，这并非指思想的妥协，而是学术与思想对人际关糸和现实利益的超越。这样的岁月，难道不是流光溢彩的黄金时代吗？你看，照片顶上的那位《书法》杂志的潘德培先生年龄大一点，但站在大佛趾头上，也跟年青人很靠近。《书法报》刘欣耕先生素来含蓄，你看这时也在大笑。崔志強先生那副著名的罗宾汉式的大胡子当时还只初具规模哩。白砥无言，却也会写批评文章，但是，九十年代后期已很少见到。石开当时还真是“长发哥哥”，而不是现在已长成“长鬍大叔”了。大家也许和这几个喇嘛都在追求着一种关于永恒的问题。我们此刻寄生在这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佛身上，这是一千年前由海通和尚组织了两代僧人，花了九十年时间建造起来的！艺术与思想的建设，难道会比建造石头大佛容易？有恒心，才会有永恒，这不仅是佛教的忏言。我们应该快乐地去追求永恒。
    92’书法批评年会后，书法界的批评就真力真枪的干起来了。这当然不是这次峨眉山会议所发出的“分裂”所致。9O’书法批评年会在神龙架召开时，可以说是发动阶段，两年以后，再两年以后，书法批评便“如火如荼”了。其中尤以马啸与我关于“谁是主角？”的论战在《书法报》展开为标志，是当代书法史上，有胆识的批评家对权力话语的挑战。这种“挑战”进行时，马啸等青年批评家是不惜牺牲与我这个当年“当权者”的友谊为代价的。相反，没有这样火力猛烈的批评论战，你说还有什么书法思想史可以记录呢？真正的理论与学术是有代价的，如果不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在青岛召开的青年理论座谈会所达成的谅觧，马啸一班青年批评家与我已成“仇敌”了。这当然是后话，容我以后慢慢道来。这时我在想，如果书法批评这个学科，学者们乡愿成风，屈服于权力话语，看风使舵，这还有学科与学问吗？无非大家吆喝着自家货色戓帮助雇主吆喝的小商品市场而已。
    这次会议中，学术委员们集中了两次，研讨第四次书学讨论会的目标。我们大约确定了三条：论文的学科分类特征、论文撰写的规范化、论文发表的规范化。会议结束后，就在报刋上发出了要求清晰的四次书学讨论会论文征集通知。一年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次会议在四川重庆召开了。
                              2O03年6月13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6 19:22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8）

   
                 对历史与艺术的顶礼膜拜

    斯大林的女儿期维特兰娜从前苏联叛逃西方后，写了一本回忆录，七十年代即以“参考资科”流布全中国，全书结尾，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史问题：西方人不理解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宗教信仰。在西方人看来，宗教就意味着坚信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调合，而不必述诸流血的武力，因为大家有同一的价值观。
    中国大约从“汤武革命”的武王伐纣以后，封八百镇候建国，似乎就没有巫史不分的原始宗教一统天下了，“巫”的文化让位于“史”的文化。人们常常说，西汉孔仲舒主张“独尊儒术”以后，中国便以儒教立国，其实不然。在儒教中，大家均重视《论语》与《孟子》，当然宋代程、朱及明代王阳明又大加阐发而有理学与心学。而恰恰忽视了孔子编纂的《春秋》，以及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继而有集史学大成之司马迁《史记》。于是，“史官文化”作为中国真正的“宗教”建立起来了。古来即有说法：“孔子纂《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多少才人志士在“史”这个“纲”上呕心沥血，以至献出生命啊！苏武、颜真卿、文天祥这一糸列英雄，其维糸历史传承的激烈情绪毫不亚于西亚中东一代的伊期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在今天，在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心中，“史官文化”仍然潜在地植根心中。前两天，一位网友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息，要我“多记事，少记人”，担心我会触怒权贵而遗害。我回荅说，人和事怎么能够分开？我说：我以我心中的是非记录下一些人和事，能为后来者提供一些经验，即使遗害于我也无所谓了。我的回忆虽然不敢说“使乱臣贼子惧”，但是，尊重历史，尊重艺术，除此之外，又有何求？
    92”书法批评年会的回忆我己写过了，但我还是舍不得弃下在乐山大佛足下的另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这是我们在沫、若二江交汇处弃舟上岸，沿着一个栈道来到大佛足下时，蓦然仰视大佛在顶，心中油然而生惊愕之情与蒼茫之思，忍不住双手合十，虔诚礼拜之记实。五个人：曹宝麟、黄惇、石开、李强和我，脸上无不洋溢着一种宗教般的激情。
    在阿富汉巴米扬大佛被塔里班摧毁以后，这尊大佛就是“世界第一”了。它建于中唐时代，前后历九十年而成。岺参在这里作过嘉州太守（乐山古称嘉州），曾有诗云：“身不愿封万户矦，但愿一作凌云守！”苏东坡曾在这里留有洗墨池和读书台。我们和先贤古今相通，来这里亦非仅仅对释迦牟尼的崇拜，而是惊叹于这里的山水和人文艺术。可以说，任何到过乐山大佛的中国文人，被激起的热请绝对是人的艺术劳动及其悠远的历史。李可染先生画过一次乐山大佛，把大佛画的笑咪咪的，毫无宗教色彩的肃穆，而独留神秘的人间微笑，几乎与蒙娜丽萨的微笑异曲同工。中国的一切文化和艺术都被历史化了，文史不分就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学问的最大特色。
    什么叫“传统”？这种从知识到生命的彻底的人文关怀，就是“传统”的精神。眼下不少书坛腕们大骂中青年书家在我的误导下“不要传统”，他们眼中的“传统”其实和真正的中国文化艺术传统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站在这里仰望大佛的几位中青年，无一不是崇拜传统的。曹宝麟先生与黄惇先生是《中国书法全集》编撰数量最大的学者，与石开先生一样，又都是中青展的评委。他们在以自已最为扎实地脚步，引导着青年后学们“回归传统”，走向书法的时代复兴。曹宝麟先生受业于北京大学语言历史学者王力，词章之学尤所擅长。他从《中国书法全集.米芾》二卷入手，又研究《蔡襄》和《北宋名家》诸卷，成为我国宋代书学研究的翘楚。而辅之者，有上海水赍佑先生和杭州方爱龙先生。黄惇先生乃陈大羽先生高足，以《明请流派印章研究》而开拓一片印史研究新天地，他继《中国书法全集.董其昌》之后，又成《金农郑燮（附扬州八怪）》及《赵孟頫》二卷，而成为当代明请书法史的重镇。辅之者有镇江盛东涛的元代书法研究，和苏州葛鸿桢的吳门书家研究，皆作了历史性超越。在《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中，当代中青年学者作了一种有统筹，又有自觉的“分兵布阵”的研究领域布局：丛文俊主攻先秦书法，又有一些考古学界热衷于书法者用功于史前书法；华人德先生主攻两汉南朝书法，河南宫大中与山东赖非对北朝书法皆为精通；朱关田先生主攻唐代书法，全面寝馈深掘；刘恒则主研清代书法。这样一个网络式的书法史学人力构架，不仅合理使用研究力量，也符合学术积累常规。倘有国际交流，即可以对口和实现深层学术对话。十多年来，以《中国书法全集》牵头的书法史学研究，为当代书法的历史积垫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从文化和思想史来看，“回归传统”往往是一个有深层动力的文化与思想大潮出现的前奏。观之世界，孔子“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以成一代儒学；达.芬奇崇尚希腊、罗马经典以成文艺复兴；韩愈、柳宗元推崇先秦诸子散文以成唐宋古文运动；唐太宗推崇二王东晋书法以成唐代书法盛世；宋太祖编纂《淳化阁帖》以演成苏黄米蔡四大家。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将为新世纪书法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新世纪不可避免的东西两极大碰撞。当我们的学术发言失去成果根据的话，我们就只能呼口号。而这些口号最终将淹灭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浪潮之中，成为一些泡沫随风而逝。《中国书法全集》们编撰，己经十二年之功力，一点一滴地知识积累，一点一滴地艰难掘进，在考验着一代学人的意志和精力。它的确需要一种宗教般的激情与持久努力，才有可能达到成功的彼岸。记得，是九十年代中，曹宝麟先生从台湾得到了《建炎以来疑年要录》等两本宋史研究工具书后欣喜若狂，在电话中告诉我不需要一页一页去翻捡《资治通鉴》了。我曾经去过他在蕪湖安徽师范大学的家和他狭小的书房，他向我述说在这里青灯黄卷般的工作。为了一个人的名字，戓者一个事件的出处，往往要费去几天、甚至十天半月的功夫。在九十年代早中期，所有书法学者的这种劳动，是绝对无法用计祘机代替的。现在有了一些电子版古籍，如《四库全书》等尚远远不够，何况知识与知识的链接，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而决不是到一本《辞典》里去翻捡抄写出来便成。我觉得，今天书法界的青年读者们，在阅读《中国书法全集》们时候，往往只把它当作一本字帖，这多可惜呵。有机地、整体的去阅读、研究和贯通才会有最大的收获。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半部《论语》的威力就在于对它们的精研和发掘。于细致处见精神，正是一切有作为的学人必修之德。
    当然，更有甚者，便是对历史和知识的无端嘲弄。去年8月底宣佈我停职后，《中国书法》第9期立即換稿件，并撤下了《中国书法全集》的广告。要知道，这些广告并非如告状者所云，是我免费提供的。且不说我是《中国书法》的法人代表，具有一切稿件的终审权，何况每期广告都是有合同付费的。书是荣宝斋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广告费用是图书经营单位与编辑部有合同的，为什么要撤下广告呢？“执行主编”答曰：中国书协分党组决定撤下。什么原因呢？荅曰：没有原因。古人即有训示，不能因人废言。一代学人的著述，却遭到这个“分党组”的封杀，也不怕留下历史的笑柄！由文物出版社某负责人于1991年所最初策划的第一次封杀令并没有真正实行而解除，中国书协分党组某负责人所策划更为精明也更为野蛮的第二次封杀令己历时近一年而尚在执行。有网友说，这两年好象在搞书法界的“文化大革命”了。我认为，对《中国书法全集》的广告封杀，让读者们买不到这部书，其实质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四人帮”的查抄销毁封资修“四旧”的独夫心态是同构的。中国现代文明史将记录下这一个插曲。

                                                 2OO3年6月14日扵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8 11:4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9）

                         文人相“生”


    “博奕”学说已出现了三十多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为之颁发了好多年，中国的新版《辞海》里，仍然将之定为下棋之说，将“博奕论”释为“对策论”。你看我们的信息灵不灵！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高潮中，中西与南北的经济仗，第三世界老吃亏，关键就在“博奕”论的实质阐发：“信息不对称。”简单地说，第三世界想出口产品，不知道有钱人国家喜欢什么，什么价钱最合适；想进口货物，又不知道从哪里进口最便宜。于是，先进的西方国家运用现代咨讯优势，总是用最便宜的价钱把你的出口货买走，又总是用最高的价钱把他的货卖给你。于是，穷国仍穷，富国日富。
   将此论演之书法亦然。只有“信息”最灵的地方，书法艺术方有高潮。东晋偏安，王、谢、郗、庾之族翰墨优游，也才有二王书圣。简而言之，没有王羲之，或王献之并非王羲之之子，就难以有“小王”王献之了。虞、褚、欧、薛，非好友，即亲戚。于是乃有初唐四大家。张旭是李白、颜真卿的老师，李、颜与怀素是相知，盛唐书法因之演成。苏、黄、米皆在师友之间，才有北宋书法高峯。王铎、黄道周、倪元璐乃同科进士，人称“三株树”，才有晚明书法辉煌。更不要说吳门的祝、文、扬州的八怪，皆是同时同地而名世。就象我们城市里的生活常识一样，哪里的百货店最多，哪里的生意最好。吃饭都愿意去饮食一条街。什么原因，信息灵呀，得信息，便得天下也。
    但信息不能靠灌输，而是一种双方的互动。即一方面有信息，一方面急切得到信息，于是，信息相生，文人相生。这张照片是1993年初春，我和中国书协研究部主任、著名书法家张榮庆先生去山东淄博“传递信息”时，访问蒲松龄故居柳泉时的合影，坐在左边的是山东省书协副主席、淄博市书协主席王颜山先生。1992年我在中国书协二届创作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时，在郑州的河南书画院作了一次讲演，参加讲演的还有孙伯翔与张荣庆先生，正好淄博市书协副主席赵长刚先生与会。他回到山东后，通过张荣庆先生约我们去淄博作一次书法创作辅导。于是，我和张荣庆先生都带着夫人前往。我的夫人付淑群正好休养在家，与我同行，这祘是我到中国书协八年来第一次携夫人出差。到了淄博，便首先结识这位被我称之为“淄博当代王渔洋”王颜山先生。他博闻强记，凡淄博风土典故，皆信手拈来，并写得一手纯正的东汉八分。他善作五七言近体诗，对王渔洋先生顶礼膜拜、如数家珍。当然，这聊斋先生的故闻，正好是他的谈资。因之，我们畅游蒲松龄那竹林掩映的青瓦四合院后，又来到聊斋先生经常拿笔在这里搜集民间传说的柳泉凭吊，遥想当年盛事，岂不雅哉乐哉。
    山东自然是文明昌盛之地。但照魏启后先生说来，自北朝魏齐以后，胡人南下，长期统治山东地区，秦汉以前的文明就有所回落，直到清代，以王渔洋、蒲松龄、陈介祺等管领一代时风，方才又复兴起来。所以，现在说到齐鲁文化，大多指春秋秦汉时代。这种文明当然己久远，在临淄有战国齐长城和殉马坑，令人想齐桓公、管仲的英明。在桓台，有鲁仲连所蹈之义海，如今叫马踏湖。其下，就直接王渔洋的宫保府和蒲松龄这柳泉故居了。但是，文化的种子深深埋在齐鲁之地的文人心中，所以，自八十年代初书法热潮在中原兴起时，更激起了齐鲁故地书法家的奋争激情。他们把我和张荣庆先生这两位中国书协的业务干部请来，其明确的目的就是将“外面”的情况向他们传播，再看看他们的实力，然后确定起飞的方案。我们在张店区的一个小学大礼堂作了一场作创作学术报告，激起了与会好几百人的艺术激情。张先生主要讲他的创作经验和二王法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则将所掌握的全国各地创作状况以及全国展览评选经验作了概述。最后，我向淄博书法界提出一个问题：虽然现在全市只有一、二位能入选全国展的作者，但大家有没有信心，追赶先进，跃升为山东的书法先进地区，进而跃升为全国的书法先进地区。大家很振奋，都说有信心。当然，我是早看出了大家的劲头很足，才用了一种激将法。因为我看出了山东人的执着。何况，山东从一个人口大省和经济穷省，一下颷升为全国经济的先进省，是在于这里的人口素质高。那几天中，我接触较多的赵长刚、耿玉亮、郑小宇，以及后来认识的李春雷，都是素质优秀的书法家。加之，又有一位颇重文才的王颜山主席，这里有起飞的实力。
    从那以后，有几年时间，我们每年都去淄博讲一次学，我曾开说笑说，这里也是中国书协抓创作的一个试点单位。为了拓宽书法的文化层面，我还帮助他们请去了著名红学大师冯其庸先生去讲《红楼梦》，讲冯先生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路上去考察和发现的学术经历，竟然使在场的几百人极感兴趣。淄博市、张店区、淄川区的几位领导都坐在下面，津津有味地听讲演。淄博有位纪委书记王行宏先生，酷爱书法，颇得二王法理。还有一位市委秘书长翟长生先生，经常宴请我们，我以为是接侍工作需要。有一次，我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发现有他的一幅对联，好像是五言的，萧散儒雅，颇有谢无量、弘一法师神韵，使我大吃一惊。后来见着翟先生，才知道他在练书法，经常利用周日去淄博书法名家家里去作书，与民同乐，废纸三千，再加悟性八斗，成矣。淄博的文风之盛可是从上到下皆热烈而深沈。不到十年时间，淄博书法飞跃上升，每届全国展或中青展，都有十几件作品入选，这种入选记录不仅在山东全省首屈一指，甚至超过许多西部省份的全省总数。赵长刚、李春雷、耿玉亮、宋道永诸家也都蜚声全国书坛，成为全国书法大省山东省的一颗耀眼明珠。
    书法艺术本来是文人书斋的学问，现在成为大众文化后，它又能不能通过群体的努力，从后进跃为先进呢？如果说河南书法是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淄博市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也做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作为中国书协的业务干部，不仅对基层作了一种创作辅导工作，同时，也从基层书法家、书法爱好者中间吸取了情感与知识的养料，促进了自已创作中的水平提高。1999年5月，我那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法家精品集.刘正成》里，有不少作品就完成在淄博，而且在淄博书法友好的指教、帮助下完成，包括那件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刘正成草书归去来辞》长卷。在淄博这里创作的作品，其实有很多赠人的《序》类随笔，这些随笔既记录了当事人的情谊和以文相交的经历，也蕴含这种知识与情感所激起的创作激情与创作风格。这些作品都是即兴完成，隨即赠人。出书时再借回来拍照，完了再物归原主。唐宋以来，文人赠序赠诗就是传统，如著名的韩愈《赠高闲上人序》，可惜未见原迹；又如苏东坡《答谢民师论文帖》，均是即性赠文，又赠书。我曾经在创作研究中论述过，书家写别家诗文这种现象是明代以来才盛行的，我认为这是书法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结果。当年祝允明、文征明在苏州鬻书为生，别人需要李杜名句，书家当然也就乐意随喜了。而象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这样书写自家诗文时，充满激情，又成好书，虽有涂抹，更添神采。这是不是更为深层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书法精神。我们在讲“书卷气”，文人书写中的这种下意识的审美追求，不正是书法中更为高级的状态吗？我在理论上曾多次思考这个问题，而实践中却不断追求之，我自认为效果出人意料。当然，艺术的追求，难在兼得，偶有合作，便称善焉。我记得曾写过一幅《赠王颜山论书记》，自觉满意，出书时竟一时未及借出拍照，所以未能面世。在淄博所作一组论书随笔作品，俱是即兴之作，我至今仍觉得差可。何况，异日异地异事，岂有此文章，且岂有此书作也。聊记几件作品名称在此：
   
    《游黛溪小记赠成才先生斗方》
    《与岳经一论书斗方》
    《与王龙田论书斗方》
    《赠刘叔茂叙斗方》
    《赠赵长刚叙斗方》
    《赠耿玉亮叙斗方》
    《论王渔阳诗册》
    《跋孙墨佛临书谱册》
    《跋高木圣雨草篆横披》
这些作品包含着我的某种探索倾向，能否有所成功，还需诸方家教我。我想，在我们的时代，寻求文化艺术的复兴，不能都挤在一条道上去拼抢，各施已才，各开新径，才有可能异曲而同工之。因之，我每每与人联络，也用毛笔作书，这颇有些行为艺术之嫌，但用毛笔书文中，又包含着一种审美追求的心理体验，这也会失之东墙得之西隅。这次，我在“中国书法在线”策划了一个“尺牍书法展”，我想，这或许会留下文人相生的一段佳话。我看见寄来的一些佳作，真令人陶醉。我还真怕回信不及原信美妙哩。但是，不管如何，这将获得艺术与文献的双重价值。你想，哪怕是一句随意的问候，对某件事情的询问，或对某个艺术问题的讨论，都将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家们的所想、所作、所为、所爱之事了。
    捧着我的作品集，虽然又每有不满意之感，但是，我所要说的，我在淄博、在青岛、在浙江、在河南、在甘肃、在四川的许多书法之交，文字之交，所得之收获，是实实在在记录于我的书法作品之中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教益匪妄。当然，如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书法的创作无关，则又另当别论了。
    四月下旬，我在山东东营河口之地旅行，虽然车沿济青高速而经过淄博，但终因非典之灾，未能去看望那里的书友们，又成一段遗憾也。

                           2003年6月17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8 20:07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0）


                       他的动力是什么？

   
   也是1992年，青岛市书协举办了一次规模浩大的书法节，山东省书协副主席、青岛市书协主席贺中祥、秘书长张伟等来北京请我们参加，春暮时节我去了青岛。在那次活动中，青岛画院的范国强和青岛书法家孟庆泰、姜乐平、张伟搞了一次“自由”活动，打乱会议安排，去游一次崂山后山的北九水。那是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区，在那次畅快的旅游中，我了解了青岛书法家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们想有所作为。其中，那个特别会摄影的范国强，从他的崂山绿石收藏，到他在青岛发表的大量评介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已经接触到一个实质问题了，怎么为青岛市的书法发展做一件事。我认为青岛是中国最美的海滨城市，书法家们到这里来一边看看山和海，一边学习书法，不是很好吗？办一个书法学校的意向，几乎是我与国强同时想到的。我们是两手空空的书生，拿什么去办学校。国强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瑞敏，是海尔集团的老板，我们去找他借钱办学校。于是，我们就去了海尔集团高新开发区刚刚建成的那个城堡似的四方形大厦。
   这幢海尔总部大楼很奇特，它在一片田野中拔地而起，真是独占熬头，气势非凡。凡坐飞机去青岛的旅客，从机场下来，大多要经过海尔路（那是海尔集团买下的路名），路口处就是那座大楼。一进大门，四周有一圈人建的水池，环绕大楼的楼基。水中，还停着一艘颇像欧洲哥伦布时代的航海大船。据说，这是按张瑞敏总裁的思想设计的，那艘船大约是海尔的旗舰。这艘旗舰要开到那里去？我当时心中发出一阵暗笑，真是一个幼稚的土企业家，建大楼也要瞎指挥，搞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全世界决无仅有的建筑设计来。可以说，在当时，并非我一人，在青岛但凡有一点所谓文化艺术修养的人，对此设计都不以为然。谁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海尔集团这艘停在小水池的旗舰，已经飘洋过海，开到美国，开到西欧的心脏地区去了！
   我最近几年去青岛，已很少去打扰这位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家，上过哈佛教坛的大人物了。但当时，他确实将十分繁忙的事务排开，跟我作了一次很有正式性质的接见和谈话。这张照片就是他第一次接见我时的照片，我们坐在谈判桌前，似乎在作一次商务谈判。我们当然是在谈话，但谈的话题却是“文化”。
   谈话前，他先请我为他写了一幅字，内容是他亲点的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他说他对老子的“道”很感兴趣。之前，范国强兄向我介绍过张瑞敏先生的经历，知道张总和我一样并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因之，我对他谈老子的“道”并不以为意，我仅仅认为这是暴发户老板们在贴一张文化的标签。谁知，我们到了谈判桌坐下以后我又给张瑞敏先生牵着鼻子走了，谈起了他的“海尔文化”。又是“文化”，这不是班门弄斧吗？我心中又打了一个惊叹号。但出于礼貌，我也在耐心的听他讲“海尔文化”。那天，一直到吃饭桌上，仍在讲这个话题。海尔的电冰箱难道有多少文化！
   张瑞敏先生80年代初，由一个街道工业起家，建成如今的海尔集团，自然是青岛一方的人才。当时，领导曾找他谈过话，请他出任青岛市副市长。张总一口就拒绝了，说，他不想当官。依常人之见，从一个街道工业的小老板，十年之间登上市长宝座，你还能想什么别的呢？张总对我说，我愿意做办企业这样实实在在的事。不过，那次我见到他时，他给我讲到他的巨大的企业困难：青岛市将好几家濒于倒闭的国有企业推给了海尔集团，表面上是让海尔集团兼并之扩大实力，而实际上是把包袱推在张瑞敏总裁身上。我可以断言，如果不是张瑞敏这个特殊的人物，就那次“兼并”，海尔早就垮了。我问他怎么办，用你的钱去把这些企业养起来，用行话说“输血”。张总说，我不能给钱，我给了他们钱，他们的企业照样垮，我只给他们“海尔文化”。这就是后来新闻上报道的“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我非常仔细的终于听懂了他的这个“海尔文化”的意思，就是指用海尔的名牌与名牌价值，再加上海尔的管理方法，这些破产企业就可以凭这条文化的链条，被海尔的旗舰拖向大海了。
   那天，我与范国强始终没法把借钱办学校的事说出口。不知是张老总早知我们的来意，先给我上一堂海尔文化课，还是我们自己领悟到了什么，打消了来时的想法。不过，张老总还是自己说了一句话：“国强，听说你们想办书法学院，碰上什么困难，我能帮什么忙，一定要开口哟！”这句话绝非一句客套话，特别是今天想来，一个成熟的思想和经验，不比成千上万的金钱更值价吗？
   从那次以后，我到青岛，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去拜会一下张瑞敏先生。他实在是一个高人，他办企业，却用“文化”做他的资本，壮大发展了他的企业。而我们这些文化人，却拿着“文化”这个碗去讨饭。有一次我又去青岛，大约是书法学院办书法培训班的事情，忽然听说张瑞敏总裁病了。我和国强连忙提着一袋水果去了。那一次，在他家里，我们的谈论接触到了有关个人的更深层次的意向。
   张总裁富可敌国，但他的办公室只用电风扇，而不用集团生产的物优价廉的空调器。他说，我用了空调，工厂的工人用不用？他们在劳动也没用，我也不能用。当时，张总的家在海天大酒店附近的一片住宅区内。他的父母与他住在一起，他家三居室，父母两居室。他的那间精心布置的客厅，也不过二十平方米大小。我问他一月薪水多少，他说和一般国营工厂厂长差不多，两三千块钱而已。我奇怪了，追问他，这海尔集团的资产属于谁？我心中想，你说的这一点工资是一种作秀吧。张总沉吟了一会，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集团资产属于谁！反正，我又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办厂，那个最初的街道企业也是我借钱搞活的。这时我真惊奇了，我见了多少企业家呵，官办、民办只要一接触大抵就能区分出来，特别是从对你的接待方式也能感觉到 。而张总这个并非有什么官职和级别的街道工业起家的老板，在作风上和国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差不多，办公室连空调也不敢用，而实质上又是要自个人承担全部经济风险的民营性质老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的产权不清，正是苏南经济模式衰落的主因之一。但我看得出来，张总的慨叹只是他稍纵即逝的感触，他马上补充说，我的最大收获就是一种成就感。非常简朴的三个字“成就感”，是可以让我们透视到他胸怀国家和民族的忘我情怀。我自己不也常常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吗？你呕心沥血的为中国书协办事，发展书法事业，你到底图的什么？在市场经济社会你能超越这种市场经济交换的原则吗？你做了这么多书法的大事，没有个人的经济好处谁信！但是，我可以断言，张瑞敏先生走上哈佛讲台，走上世界财富论坛讲席时，他所说的“成就感”三字，足以抵消那些万金亿金的物欲之情，而“信可乐也”！在这里我斗胆将自己与张瑞敏先生扯在一起，因为是朋友，我觉得他的精神可以学习，他的“动力”，我也可以吸取而已。
   真与张总有缘，我曾经两次在飞机上碰见他，他频繁活动于中国和世界，他把他的“文化”设想延伸到了世界各地。我想，海尔集团为中国赚回多少钱，创了多少汇，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海尔集团在张总的率领下，敢于走出国门，与跨国集团扳手腕，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寻求自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其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些年已很少见到他了，但在调整电视频道时，只要一看见有这位老朋友的画面，我就马上住手，我非常欣赏他那种非常富有前瞻性的谈话，不管他在谈起什么，我觉得我马上就会有思想上的收获。

                                      
                                     2003年6月18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19 20:34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法二十年（31）

                 一次锣鼓掀天的研讨会

    1992年初春，为了编辑《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二卷，我专程去了一次河南孟津王铎故居。孟津已迁了新县城，我去老县城找到了太保府。王铎故，赐太子太保，故所居称太保府。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府”了，有一间高大破旧的瓦房而已。我去时，看见“府”外大街边有一老汉摆了个烟摊在那里。陪同告诉我，这就是王铎的十一世孙王维澄。我连忙招呼他，他眼神一亮，迟缓地站起来---原来，他的一支腿已坏了。他蹒跚地把我带进那座“太保府”，看了看他一贫如洗的庄稼人内室。屋里没法坐，他让我坐在院子里，随即拿出一些破破烂烂的拓本，他说：“没什么东西了，但这几张文革前拓的。”我一看便知是王铎的《拟山园帖》，只不过拓的太差。王维澄告诉我，先祖在这里留下了《拟山园帖》刻石，就料到他曾作汉奸，会没有好下场，儿孙们会遭连累。有了这些刻石，就可以靠拓本维生了。那一套60块《拟山园帖》原石就在“太保府”旁边的一座小学里，我去看过了，文革时给好几个石头字口上砸了许多小窟窿，可能本地人也知道的价值罢，才没有给完全砸碎。据说后来给裱糊了好多纸上去，变成墙壁了，才保存下来。王铎的后人们，确实靠卖这些拓片维持一时生计。八十年代，村上三岛先生就来过这里，买走过《拟山园帖》拓本，还在这里留下一块他写的匾额。王维澄以为我又是来淘金的吧，拿出些拓本来。我出于礼貌，也看到他确实贫穷如洗，因我爱王铎应及于其后吧，也买了几张，因为我有上好拓本在家。他反应也很快，当他弄清我的考察原意后，知道我从北京来，便要我代他写一张状纸到北京。他说，政府要让他搬走，然后在这里办纪念馆。他说他不搬，除非让他在新建的王铎纪念馆里工作，他要守住祖宗的基业。我想，把这个十一世孙留在王铎的纪念馆，既可以当导游解说，也是活文物呀，政府何乐而不为呢？我欣然命笔，为他写了一张状纸，我没有交到北京，只交到了孟津县县长手上。《中国书法全集-王铎》我撰写的《王铎书法评传》中用了一张我与王维澄的照片，就是正在为他写“状纸”时拍的。
    我去“太保府”旁查看了存在一间空教室里的《拟山园帖》刻石，一数六十块，全。见有一人正在摩拓，说是县里派来的。村上三岛的匾正挂在屋子中央。有了这一块匾后，教室才腾出来空着，可以参观。“太保府”后面不远处是一片鹅卵石滩地。这里是原来的黄河河滩，后河道北移了。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阳，王铎回不了家，就住在黄河北岸的怀州张抱一家，作了行、草两个长卷赠他。我到这里，才深切了解到王铎为什么在怀州停留而有时间写出这两件杰作来。到实地考察，总算有一些读书之外的收获。这是我七十年代末写历史小说时的经验。更何况这是正二八经的艺术史研究。那次孟津之行，也促成了一次由孟津县政府主办的轰轰烈烈、锣鼓掀天的“王铎书法研讨会”。孟津县是一个贫穷县，全县处在黄河冲积平原地带，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只有农业。要办企业，就要有知名度。孟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抓住我来的机会，商议把王铎作为一项文化资源，在全国闹一闹，扩大一下孟津知名度，为发展工业和商贸。我在想发扬光大王铎书法的事，正好一排即合，确定了这项由中国书协这个学术机构与孟津县政府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办的是学术，他们办的一种类似经贸会的大活动。为了扩大影响，越大越好，我把韩国的金膺显先生和日本小野田雪堂先生也拉来了，成了一次“国际性”的活动。这一即兴之作，后来向河南书协主席张海先生一说，他们也自然表示支持，成了一个全国、省、县联合举办的国际活动。
   1993年4月初，国际书法联合韩国本部理事长、韩国东方研书会会长金膺显，和国际书法联盟日本本部理事长、日本东京都书道联盟理事长小野田雪堂都分别带着庞大的代表团到了孟津，弄得那个王铎纪念馆新馆会场有三分之一给外国人占了。孟津县老百姓说，孟津还从来没来过这么多外国人哩。当然，我不知道也没有去问过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来过这里没有。中国书协是沈鹏代主席和谢云秘书长亲临，再加上来自全国的几十位中国书法界的专家。县政府总指挥，安排我们先住在洛阳市的宾馆（孟津县没有宾馆，吃饭都是县政府干部倾巢出动，做了一个星期大扫除，然后在县政府的食堂做饭招待我们），开幕式当天早上，用一辆警车开道，带着大大小小十几辆车，先在洛阳市区绕了一圈，引起市民围观，然后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几十里外的孟津县，在县城绕了一圈（县城也就几条大街），才停到了王铎纪念馆。全县城的人都上了大街，集中在纪念馆前那个广场上。虽然是一个书法家纪念馆，在孟津人心中似乎就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孟津也是一个八十多万人口的大县，当然不缺少人，那简直是人头攒动！秧歌锣鼓队穿得花花绿绿，红旗彩旗迎风招展。开会时，悬在空中的气球在鞭炮和锣鼓声中一齐冲天而飞。那个热闹劲，是王觉斯绝对连幻想也没幻想过的 。当了三百年“贰臣”，如今就因为他字写的好，如此飞黄腾达起来。书法，还真救了他一生懊悔的“名节’之失。
    那次会议，论文的质量都是很高的，因为由中国书协出面召集的专题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大约是首次。韩玉涛、王冬龄、陈方既、黄惇、丛文俊、徐利明都提供了精彩论文，青年理论家梅墨生，郝文逸、莫武、马啸、姜寿田、曹军等都提供了论文参与讨论。韩国金膺显先生的论文是《中国书法的东传与王铎书法研究》。刘艺先生翻译了一篇日本汉学家须羽源一的《王铎面面观》与会。我与高文龙先生是带着《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两卷去的，上百册书在会场边被韩国人、日本人抢购一空。河阳孟津当地的研究专家也发表了几篇富有文史价值的论文。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除了上述多种方面、层次的活动特征外，这次会议还创造性地将北京故宫博物院王铎藏品请到了洛阳，也包括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一共三十多件王铎传世精品聚于洛阳博物馆展出。因为没有先例，文物的安全保卫可是花了大劲。外地文物由所在单位监护送来，进了洛阳博物馆，便由武警部队持枪日夜守卫。我们从孟津开幕后，第二天又到洛阳博物馆去，在那个戒备森严又光线不足的博物馆内挤挤攘攘拜观了王铎的原作。当时国内尚无拍卖会，大家很少集中看到这么多的王铎精品。
    除了这些王铎精品外，也请来了两位国宝人物、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刘九庵，以及他们的弟子、故宮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和王连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学大师兼书画家冯其庸也与会。这样，中国书协第一次与文博界和社科界专家同堂就同一专题展开了研讨。当时，照顾徐、刘二先生也很要紧，两位先生也很少参加我们这样兴师动众的活动。那天，在那个刻满王铎作品的展览大厅内，二老非常耐心地结合原作给大家传授王铎真伪的鉴定经验，回答大家的提问。来的都是王铎的知己，王铎书法的研究确实需要这种多学科的协作，才能较为全面和丰富。当然，也给我们主要在书法界和书法文献里边打圈子的中国书协专家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你的研究成果，能经的起历史、文学、书画鉴定等多方位的检验么？反过来说，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是否也要从更多的角度去做一种审度与思考，特别是以原作作为研究的基础。
    那次活动，孟津县也花了不少钱。县委书记、县长和全县干部、全县人民，真是总动员了。最后，到底对他们的知名度，并进而于他们发展经济有多少实际效果，我自已没有作一种追踪调查。不过，后来县里也派人来过北京，不仅送来了那次会议的论文集《王铎论集》外,据说后来还编了一本销售很好的王铎书法集，起码对发展旅游是有好处的。开会时，要作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也真把我自己累得浑身酸痛。为了帮助县里下一步工作，我在会议结束后又赶写了不少作品给县里，我真的为县领导全力以赴开发进取的精神所感动。

                                    2003年6月19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20 22:39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2）
                      俏也不争春
    这张照片是1994年春节前夕，谢云秘书长和我去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宿舍去看望欧阳中石教授时拍的。当然，话题要早得多了。欧阳先生搬到学校住以前，是住在东二环内大雅宝附近的前拐棒胡同，我去过那里一次。自那之后，我才知道北京所谓的“大杂院”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张照片中的欧阳教授的书房仍很局促，但与当年那胡同里的住房确实是天上人间之别了。四合院本来是布局井井有条，有门有道，决不含糊。从东南巽门进去，左拐便可能有垂花门开在正中向南。没有垂花门的四合院，也是东西厢房拱卫五间大北房，一套八卦九宫的理念，让你肃然霭然。那年，我去前拐棒胡同那个四合院，一进门，根本找不到路。往右一拐，几乎是从别人家的灶台挤过去，还要把身子时不时侧过来前行，方寻找到欧阳先生的那间几乎见不着阳光的南房。不过，一进门，一位气定神闲、目光炯炯的长者便微笑相迎，使你顿然忘记刚才那大杂院的曲折，仿佛见到一个神仙洞中人。欧阳先生就是在这间破房中构思出了首都师大，当年还叫首都师范学院的书法专业，在这首善之区，打出了“书法文化”的大旗。北京地区凡有创作成就的中青年书法家们，有几个没有读过首都师大书法班。打破师门界限，以现代学科教育而有教无类，如书法教育的一声春雷。欧阳先生广揽优秀人物入校执教、讲演，以开启学生心智。其本人以一位哲学专业教授，而将书法纳入一门学问而施教。1986年春，我应欧阳先生之邀去讲过一次大课，见那一二百学子嗷嗷待哺，戳力学业，令人感动。当今首都书坛好手如薛夫彬、王友谊、李晓军、宫双华、刘文华、李松等，其时皆在座中。后来，欧阳先生以其在首都教育界的影响，又创书法本科，再办书法文化研究所，再创书法硕士点，而再首创书法博士点，堪称功莫大焉。这次春节例行拜年之时，欧阳先生给我们谈的，不仅有他繁重的教学工作，更谈到了他的硕士培养计划和再发展博士教育的大计。欧阳先生步行时，总有一杖随身。谁料这有些单薄的身躯，却不断自己给自己加压。他是一个只顾干自己事情，从不论人是非的好人。这可不是乡愿，这在“江湖气”蔓延于中国书法界时，欧阳先生的形象更加清晰起来。我很少看见和听见欧阳先生的学生在无端吹捧先生，甚至还不时听到他的学生与他闹矛盾之事，什么道理？这里学问很深。首先，欧阳先生是干实事的教授，干实事就会有矛盾；欧阳先生不是钻营名誉的教授，所以他不需要一帮幕僚般的学生为他吹捧和摇旗呐喊。他没有当过中国书协的主席、副主席，当了一届顾问也给不了了之。在北京城书法名利场上，这样的名家哪里找！---始终站在第一线的教台上，倡导学生们读书问道，并身体而力行之。这对首都书坛拉帮结派、堂会串联、渗透官场、商业操作的恶风邪气，无疑是一股巨大的遏止力量。
    当然，我在这里并非在说首都师范大学的欧阳中石书法教育体系在当代书坛一枝独秀。我作为分管教育的副秘书长也在思考着当代书法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什么叫学科？没有学校教学，那有什么学科？浙江美术学院，即现今的中国美术学院书法教育先声夺人，首先培养出了朱关田、王冬龄、陈振濂、邱振中、祝遂之这当代书坛五硕士。但书法教育是依附于中国画系学科的。这与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的两所江南名牌大学颇为相近，虽然培养大量杰出人才，仍然以创作研究为主体。中央美术学院的书法教育也长期依附于中国画系，直到近年才有以书法、篆刻为主业的王镛教授工作室。但其培养的优秀人才，仍以创作研究而名于世。于是，九十年代初，是吉林丛文俊教授到北京来给我第一次看到国家技术监督局下达的学科分类简表。也就是说，由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全国范围“书法热”，才得以推动和实现了这个二级学科的编外名额。我所说的“编外”是指虽有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认可，但尚未在国家教育系统得到赏识。那一段时间，丛文俊先生来北京，除了给我谈到他的古文学研究与先秦书法以外，谈得最多的还是书法学科在全国大专院校真正建立的前景。

    我在这里谈到丛文俊，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老、中二位教授都寄生于大学中文系，而非美术系；二是这时丛文俊先生正与我商谈扩大他所在的吉林大学书法教育规模一事。丛先生也着重把书法视为文化，他也认为书法的硕士、博士是要培养国家一流的书法学术人才，而非完全的书法家。丛文俊先生吸取了欧阳中石先生首都师大书法硕士点的经验，与中国书协合作，以文学和文献的角度，争取到了国家教育部给予书法硕士点的名额。1993年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与中国书协联合招收历史文献学专业古代书法艺术与书法理论方向委托培养及自费硕士研究生，在东北三省首开书法学科高级研究人才的教育。吉林大学的书法教育我只参与了合作策划，平时也不过听一听丛先生来北京“汇报”情况，至今没有去上过一次课。但是，我在吸收着他们给我带来的关于高等院校书法教育的思考。欧阳中石先生有一个迫切的愿望，也在一次与美国马里兰大学书法教育交流会上向我表达过这个愿望，就是全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协调工作，特别是书法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统筹与协调。欧阳先生和丛先生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二人都迫切希望把书法学科真正建立起来，而不要去“沾”美术的光。这是与许多置身在美术学院和美术学系的书法教授们的不同之处。这个时候，在中国书法界影响很大的教授王学仲副主席已有些懒于教育事务了，他在天津大学首创的王学仲书法研究所曾名噪一声，这时也不继续召收研究生。中国书协领导层已经没有既有影响又乐于奔命的鼓吹书法学科教育的大员了。各地大专院校书法体制基本与中国书协关系非常稀松了。以刘炳森副主席为教育委员会主任的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的工作，相对落后于比较热闹的创作评审、学术和篆刻委员会。直到1994年，中国书协二届教育委员会才在青岛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当然，谈到中国当代书法教育的时候，也要记住徐无闻先生在重庆西南师大中文系开创的书法硕士教育。徐先生和欧阳先生习性很近，关系也不错，也是在中文系搞书法教育的。他到北京来，总要与欧阳先生磋商书法教育之事，我也从徐先生口中听到过关于由中国书协来协调全国高等院校书法教育之建议。徐先生是我的成都同乡，他晚年与我交谊颇厚，还专门为我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苏轼》二卷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当代书法教育在这些热心联络共举的教授们努力下，会有更新的气象。
    这张照片上，大家也许会注意到挂在书架上的那张颇有郑板桥、齐白石之风的拒绝书作应酬的“告示”：“增字画之雅，则有例可循。”大约两句上头还藏有别字，但意思已经明白了。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象欧阳中石这位学者、教授显然难以效法那些整日坐堂在家鬻字的“职业书法家”们去作商业应酬。我不敢随意猜度欧阳先生是不是爱财，但我敢于断言，他无法以有限的精力去专精于发财。最近，我已从北京和山东听到欧阳先生一纸十万金的润例了，尚不知真伪。这除了证明他的艺术精湛为人所爱外，我可以猜度他是在以高额润例来阻挡应酬对学问与教育的干扰。
    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来了8899网友在跟贴中的提示，希望我多检查一下工作中失误。我认为，这些年来，中国书协对老一代书法家作用的发挥非常不够，这对遏止书坛某种浮躁倾向非常不利。我们在鼓励青年成才的时候，忽视了大器晚成的常规。坦率地说，这个失误是我在九十年代后期才有所察觉，而赶快办了“京华十一家遗作展”和“当代京华十家书法精品展”。那时，我们的以谢云同志为首的三人秘书长班子，再加上党组成员，代主席沈鹏先生四人，春节前的分头拜年是没有缺少的，但从老书法家那里去讨教是缺少的。艺术学术团体现在照搬党政机关的干部选择制度，到年龄退休。当然，那些并非有开宗之派之能的书坛领袖如果不到点換班，别的人哪有什么机会去露露脸，尤其现今票友们大肆给书协渗水的时代。然而，真正的一代艺术大师永远作为协会的旗帜人物，是艺术学术团体的必须。至于，象欧阳中石先生这样的德高望重一代人，他们虽然“俏”，却也“不争春”。到今天，他决不会为没有当上中国书协主席、副主席，或不再聘他为顾问之类而遗憾的。换句话说，眼下的中国书协人事安排现状及其社会的奇怪影响，捧着顶戴花翎要往他头上套时，他未必就愿意接这个招。因为这中间已经有谁沾谁的光的问题了。

                             2003年6月20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艺术部落    时间: 2003-6-21 21:5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3）

                    广西现象忆尤深


    书协干部张陆一同志几赴平谷，终于在北京市找到一家赞助单位，办了第五届中青展。
    这里我略了第四届不论。一来，我和张鑫先生当时均被排除在外，未能躬逢；二来，展览有些走样，已未按启功先生“青年人的事青年人办”的决策办事，评委主任由已属六十岁的刘艺先生出任，评委有已过古稀的魏启后老先生，以及中青展退休评委返聘的，如马世晓、孙伯翔等。何况，三届中青展1990年刚办过，1991年又办第四届。这大概是某个长官意志所成。
    五届中青展于1993年夏在北京平谷县评选，当年10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开幕式给10位获奖作者发奖时的照片。李德生、方毅、邓力群这些国家领导人、老前辈多高兴，这些领奖的年轻人多激动！你看，广西来的张羽翔有些腼腆，福建李木教是捷足先登，几乎伸手去抢那份获奖证书哩。当年，真有些一跃龙门身价十倍的劲头。
    但是，至今给人的记忆最深的，还是“广西现象”——10名获奖作者广西就占了4名！而且这4名作者的作品新的出奇。这不仅引起了评审会的轩然大泼，而且招致舆论界的热点关注。
    这届中青展的评委会因沈鹏代主席年龄到点退休，由副主席刘炳森出任主任。但具体工作仍由张鑫和我操作。鉴于三届中青展各地区入选数不平衡，西部省市入选较少。于是考虑了评委的区域弥补。于是，新增了云南郭伟、甘肃肖第、福建吴乃光、山西王朝瑞、北京薛夫彬、黑龙江魏天雪等。但是，偏偏奇怪的很，没有一个评委的福建省，不仅入选数大幅提高，而且如此出尽风头。广西的这几件获奖作品在进入最后一轮评选时，并没有从整体上引起大家注意，评选计票一结束，按得得票多寡将10件作品挂出来时，最高票数前三件均是广西小将的作品。第一名蔡梦霞，当时年龄仅二十岁。于是，众皆哗然。我请张鑫先生再校对一次计票，没错。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省就占了四成。而书法大省江苏阙如，四川阙如。这里有作弊的吗？所有评委当即断然否定：广西没有一个评委，没有人会为广西无名作者拉票。相反，江苏4名评委，四川两名评委，存在拉票的可能性，但没有发现有他们拉票的现象。大家在哗然之后，自我解嘲：评委们“好色”，因为四件广西作品用纸均是仿古作旧的古铜色调。《中国书法》1993年第6朝破天荒将一个翩翩少年蔡梦霞的作品发表封底，让读者也可以看看纸色与其构成效果。
    可以断言，不管评委中是否有人后悔，但所有投票均是从艺术感性出发，而抛开了艺术史批评理念的。到底艺术感性可靠，还是艺术理性可靠。坦白地说，我认为艺术感性是第一位的。何况，评选作品是以创作家为主组成评委会的。当时，没有任何程序上的理由来否定这个评选结果。也曾经有人以地区性为由，希望将广西四件作品调整下来一些，但这也讲不通，不能把得票多的调下去，更何况，调哪一件作品上来呢？我当时为了平息大家的怨悔，让大家对评选结果保持信心，说，中青展鼓励探索和实验，就将这个“实验”让历史去评论吧。大家在那里头痛不已，议论纷纷，几乎捶胸顿足，其花费的时间超过评选过程数倍。开饭的时间已过了，大家终于平定下来，又仔细将广西作品一件一件地细细看了看，觉得自己的票也并没有打错呵。显然，是如此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冲击力，在好多轮筛选中都留住了评委们眷恋的眼神！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被评委们偶然地，也是敏锐地给捕捉到了。这就是时代的审美特征，这就是“流行书风”，一个由展厅展出对视觉形式的新要求，和新标准所造就的形式倾向。
   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重新翻开登载在1993年第6期上的10件获奖作品和二十多件优秀作品细细琢磨时，我更为理性地认为，这次评委没有错，广西小将的四件作品应该得奖。第一，他们的作品非常积极地吸收最新考古资料，即汉晋残纸的审美风格。这中间不仅是纸色的选择，也包括字形风格和用笔风格的选择，深得其非名家书写中的“无意于佳”的真率意趣。这是比唐宋传统更为时久远的一种传统。第二，是其对传统近于完美的创造性形式表达。即是说，它们不是“临帖”，不是那种把《张迁碑》、《多宝塔》照猫画虎的搬到作品里去，在汉晋残纸中是找不到这种幅式的作品的。那时哪有大高条幅，哪有三条屏外加一个附尾。你可以说这是偏重形式，但是，书法艺术发展过程的本质，就是书写汉字这种形式最终转化为它的内容啊！后来，陈振濂先生破格吸取了蔡梦霞、张羽翔进中国美术学院深造，大约就是立足于其“学院派”书法对形式问题的强调。
    广西小将（请原谅这个“文革”式的用语，因为当时大家这样称呼）以最纯真的创造激情，以天才般的艺术眼光，毫旡一丝世俗功利的纠缠，所作的这种艺术选择，期待着我们用艺术理性去发现它、肯定它。我觉得，我个人是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不仅是其青春与激情对我的感染，更包括一种对传统的新的接受和创造形式。这一点，显然是那些一天忙着走穴、复制、卖钱的名家永远也不会梦想得到的真正的艺术创造境界。
    刘艺副主席作为中国书协二届评审委员会主任应邀赴平谷参加了五届中青展的评委座谈会，并在会议上作了一次精彩的总结发言，刊登在《中国书法》1993年第6期上。我认为，他的这段话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他说：
    “第三点我谈谈一个观点，就是导向问题。我作为创作评审委员会的一员，对‘导向’这个词我觉得是不太可以轻易使用。谁是‘导向’？我总认为这个术语是从政治含义讲的，像‘自由化’，是有严格内涵的，从政治角度讲的。对导向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艺术上还是百花齐放，他愿意怎么写，不是谁能导的。可以这个结果出去，不存在什么导向问题。他愿意摹仿就摹仿，摹仿好了可以得奖；摹仿不好自然是失败。我觉得还是不太好使用（导向）这个词。也不能说我是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导人’。”
    在大家对评选结果，特别是评奖结果尚疑虑重重之时，刘艺副主席已一锤定音了，而且具有如此之大的说服力。这对一代青年的创新精神是多么巨大的推动啊。去年，刘艺先生在某次座谈会上，以“反潮流”的精神冲着某位书坛大腕“反丑书”所讲出的“反俗书”的高论，显然不是某种即兴所致，而应该是其一贯的学术思想的表现。
    五届中青展的“广西现象”太过火爆，以致将那次获奖的几个新星光芒给遮掩住了。那次有几个了得的好手，如李木教、赵雁君、赵长刚、张世刚几位。以致他们完全被书界所认识，是因他们后劲十足，在第六届、第七届连续获奖之后，才声名大显的。那次的优秀作品中，也有不少好手，如湖南张锡良、北京李晓军、江苏张锡庚与言恭达、江西崔廷瑶、浙江李章庸、河北范硕、安徽王金泉、以及广西陈国斌、上海徐正廉和徐庆华的篆刻，无不名扬当代书坛，至今光彩耀眼。我想，哲学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我们只有具体地去回顾历史，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用一些十分抽象的“帽子”套在历史头上，这并非历史本身的悲哀。

                                       2003年6月21日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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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4）


                    牡丹江上的名人之旅


    几十年阅读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都有一个经验，在发生许多世界性危机，包括战争大事时，你会经常发现美国总统在戴维营休假，那是华盛顿白宫西北一百多公里的总统避暑山庄。你说你很忙，你难道比美国总统忙，美国总统也是按时休假的。可是，庸人如我们，虽然十多年前已有夏季休假制度，却从来没有使用过。别说休假，也很难有规律地享受到周日休假。仍然觉得忙不过来，当中国人不容易，当北京的中国人更不容易，当北京的中国的书法界中人尤其不容易。大家都在斗呵，看不出有什么斗的时候，心里也在斗呵！谁都会问，不斗行吗？而这一次是中宣部组织了一个文化界专家休假团，到黑龙江之牡丹江之镜泊湖避暑。这就算走出了书法圈子，度过了两周真正超脱的生活。这正是整整十年前的1993年7月。
    所谓“专家”，就是从文化界多个系统抽取的专业骨干分子，当然也包括少量专家兼行政领导人物。中国文联两人，舞蹈家协会的赵世英，他是画家，和我。作家协会是邓友梅和葛翠琳，葛大姐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文化部各单位中有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著名导演徐晓钟，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王好为，解放军方面是著名演员肖雄。新闻出版系统有不少我们文艺界人士并不熟悉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如《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丁振海，和中央编译局的一些外文编译。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派了记者前往，刘京山先生与我早就认识，也参加了这次即工作又休假的旅程。休假团的领队是中宣部副秘书兼干部局局长李长喜，干部局专家处的同志成了忙前忙后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讲，进入这个休假团的第一感觉就是荣誉，当走了好长一段旅程，大家都熟了以后，真正的休假的感觉才来了。后来一问，左邻右舍的专家们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历程，因为很多专家跟我一样，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跨行业的、并有相当层次的人际交往活动。这与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见到首长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没有人去问你的行政级别，我们分别照过几次相，在牡丹江、在哈尔滨等，都是轮流坐前排的。这张照片，正好轮到我坐前排的时候。人与人见面，都非常关心对方的专业长处，了解一些对方知识领域的知识。因为这里不存在竞争，也没有可比性，所有人既谦虚、又显得很有尊严。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乘火车到牡丹江，从牡丹江又乘坐大客车去镜泊湖。从牡丹江到镜泊湖那几百公里公路上，可以说几乎是五里一岗，十里一哨，都有武警军人在经过时向我们敬礼致意。当地的接待人员说，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活的“国宝”。
    出发前，在中宣部就排好了住宿小组，邓友梅先生一号，我是二号。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我们二人住一个标准间。邓先生是我在八十年代初就非常崇拜的“京味小说”的开山祖，他的《寻访画儿韩》、《烟壶》和《那五》，真把旗下人物在琉璃厂的历史活灵活现的作了传，是继刘心武在七十年代末的“问题小说”之后的新流派代表人物。在我的追问下，他沿途都给我谈论着怎么“体验生活”，成了古董行的“专家”。邓友梅先生说，他喜欢书法，可惜就是把字写不好。正因为这一点，第二年夏天，我们《中国书法》杂志举行的“文学家谈书法”座谈会，就是请他给我们“串联”起来的。他曾在沙滩文联会议室开会时说：“作协书记处开会我们一般都不去，为了你这书法，我们都来了！”那次休假所建立的友谊，还真起了作用。
    那次休假和旅游，我也意外中发挥了作用。每到一处，为了表示对接待单位的感谢，就由我写字，赵士英先生作画相赠，使接待单位很高兴。写得最多也最热烈的是到呼兴县参观萧红故乡时，为萧红纪念馆写的。一大群文人，会到了南距哈尔滨几百公里的呼兴县看望这位文坛的传奇人物，真是有缘。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萧红故居那里有一株巨大的仙人掌，这是在北国寒带非常少见的。它被一个几乎五层楼高的玻璃罩保护着，渡过寒冬的。这真是人杰地灵的奇珍，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娇弱而倔强的文坛女杰萧红传奇般的一生。所以后来中宣部再组织专家休假团少不了要拉上一两个书画家了。
    镜泊湖是一个高山湖泊，湖中的水从上游吉林省流来，再北向流入松花江。江岸都是原始森林。一到那里，气温就骤然降了好几度。江两岸绿树隐映中，不时有一些别墅参差座落，很有异国风情。但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我在那里看见了唐代渤海国遗址。那是在一处很高的山林中修建的一圈城墙遗址，绵延十多公里。在这样偏僻的原始林带，竟有这样一个名噪一时的古国。可见沧海桑田，世事迁移之变。
    戏剧大师徐晓钟是一个十分安静的人，他听说我有一个历史小说集，便很有兴趣的要我送他一本，他说，说不定还可以改编成剧本。理论家丁振海最多各方面信息的人，沿途都听他侃各种时事新闻。肖雄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当然与她在《蹉跎岁月》时的知青形象大不一样了，历练而大方。大家都很想给她拍个合影，她非常随和，给大家处的很好，说照相就照相，所以大家都有与她的合影。有一回，大家步行来到一片桦树林，给美丽的如同一幅油画般灰白色调的桦树群惊呆了。中央编译局的一位女专家徐曼教授剥下一大片桦树皮，找到我要我这个“书法家”题上字作纪念。是的，这次旅行因没有事先准备宣纸毛笔，一旦发现这些能写字的树皮，让书法家题上字，哪怕不是用的毛笔，也觉得特别有一种诗意在。我分别给大家写了一些诗句在树皮上相赠，我充分体会了书法的情感意义。
    半月时间，转瞬即过就到了分手的时候。刘京山先生将全程拍制了一个专题片，后来在中央台播放了，反映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切之意。虽然不过二、三十个人，但想必会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心中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我这次休假的最大收获，是觉得书法应该走出自己的大门，去与其他学界交流、碰撞，让它吸取更多的营养，生长成现代的有生命力艺术。我想，这生活的启示，包括它从中获取的自信，大概就是我从第二年陆续召开的六个学界名家书法座谈会的最初萌想吧。这种跨越学科的交流，后来确实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
    在牡丹江拍的这张照片很快就交到我们手上，大家传递着，在每一张照片都写下了全体人员的签名。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名人之旅。
                               2003年6月22 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25 15:4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5）


                 又一个文化的节日


    1993年，被称为中国书协的学术年。这是1994年春召开的中国书协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总结的结论。在王铎书法国际研讨会和全国第四次书学讨论会之间，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还和浙江湖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赵孟頫国际书学讨论会”。朱关田先生既是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又代表浙江省书协参与领导了这次书学讨论会。中国书协研究部主任张荣庆先生是一个赵孟頫研究专家，他和研究部干部丁政全力以赴负责组稿，使这次会议的“国际性”有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谷村熹斋、美国的傅申都提供了质量很高的学术论文，法国的劳悟达女士，和留学日本的俞慰兹都应邀带着论文参加了大会。台湾省著名书法学者李郁周先生也带论文赴会。这次会议吸取了王铎书法国际研讨会经验，从故宫借出了十几件赵孟頫真迹，送回赵孟頫故乡，在湖州市博物馆展出。徐邦达先生的论文《赵孟頫真迹一览》在大会发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作为赵孟頫研究的权威，在博物馆内结合赵孟頫原作，对真伪鉴定发表了精彩的讲演。那次，傅申先生作为美国佛利美术馆的东方部主任，正好将刚刚收进了赵孟頫小楷《常清静经》作为实证所撰写的赵孟頫早期书法研究论文，也是大会的一个亮点。对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东道主浙江湖州市来说，其意义颇像河南孟津王铎故里一样，把这次活动办成了一个文化的节日。
    这次活动有个节目，就是在讨论会期间，专程安排了一次为赵孟頫墓碑揭彩仪式。开会前不久，人们才从赵孟頫出生地湖州市德清县发现了赵孟頫的墓碑。据称，抗日战争期间，湖州沦陷前，德清县东衡乡的村民们自发地将赵孟頫墓旁的土丘掀开，用土掩没赵孟頫的墓冢，把墓前翁仲、石兽也推倒入土，以防日寇劫墓。现在给挖了出来，如像一个考古大发现似的。我们那天去揭彩时，还从农家院子里直穿过去，在刚刚露出来的墓冢前，举行墓碑揭彩活动。整个赵孟頫陵园都是那次会议以后重新修建的。那天去的时候，德清也是全县人民出动，就象赶庙会一般，放着火炮和彩气球，欢迎我们的会议代表。德清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又并非在交通要道上，没有赵孟頫在这里，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走到那里去。这张照片就在一个农家大院里刚挖出来的赵孟頫墓前石兽旁拍摄的。中间那位就是从美国赶来赴会的华裔书法学者傅申先生，他的右边那位是黄惇先生。黄惇先生去年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赵孟頫》二卷已问世，他所撰写的《赵孟頫书法评传》已将赵孟頫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和他当年在湖州发表的论文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赵孟頫研究，他与傅申先生也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在我们三人身后，主要是德清县的乡亲们在围观，他们的盛情使我们特别感动。书法研究，一个默默无闻的行当，在这里成了如此热闹喧哗的中心和热点。乡民们成了书法学者的“追星族”。
    这次我和黄惇先生与傅申先生边走边聊，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启示。傅申先生这次是乘飞机先到上海，他企图从上海乘船到湖州来，想从大运河和太湖航道，去追寻赵孟頫昔日奔波的足迹。结果没有找到船运之途，他只好怅然乘汽车来到湖州。这次聊天中，他还一再向我们重申着这种遗憾。这时，我也想起了我的王铎研究。王铎的大量作品，不也是在大运河的船上书写的吗。他有名的《赠汤若望册》就作于淮南苏北的大运河船上。当然，赵孟頫多次往返江浙和京师之间，哪里象我们今天这样坐飞机跑来跑去。他路过济南，盘桓久之作了《鹊华秋色图卷》。今天到济南，看见那济南城内遥遥相望的鹊山与华山，便会想到赵孟頫的山水杰作。他的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就是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九月初，应召从湖州乘船赴京，因吴森（静心）先生携有《定武兰亭》同行，他得以沿途观赏，题跋，直到十一月抵京，共作十三跋。傅申先生有这种追寻的愿望，很引起了黄惇先生和我的共鸣。中国人的哲学，就是实践的哲学。在实践中的发现，显然不同于书斋中理性的发现。何况我们谈的是奠定在感性基础上的艺术呢？我们相约有朝一日能沿着大运河航行一次，虽然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但这种向往却为我们的学术工作注入了一种新的观念。
    在这里谈起傅申先生，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这次在湖州，我们是初次谋面，但他的大名和著述早令我们耳熟能详。如果我们谈起这二十多年的书法发展，是绝对要谈到他与中田勇次郎先生合作编纂、日本中央公论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四卷。后来，苏州葛鸿桢先生又翻译了他的《海外书迹研究》。可以说，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了流失在西方的中国历代传世精品。他和中田勇次郎对这些作品所作的现代学术研究，也代表了西方汉学书法研究的方法与成果。这是继日本《书道全集》和《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台湾）之后的第三部中国历代书法大书。傅申先生在台湾大学硕士毕业后，曾工作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后又留美读取博士学位，并应聘到了美国佛利尔大学博物馆工作二十余年，是美国和欧洲收藏中国书画原迹的见证人。他的工作正好补充了徐邦达、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他们在大陆五十年的书画鉴定工作的不足。他所携带的西方汉学工作的先进方法，无疑为国内书画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参照。他曾撰写了一篇足有二十万字的关于黄庭坚书法的博士论文，是迄今研究黄庭坚的最大型论文，他曾答应译成中文，然后选入《中国书法全集-黄庭坚》二卷中。很遗憾，直到两年前水赍佑先生已将《黄》卷编完后，他尚没有时间去翻译这篇他很为得意的博士论文，我们便只好选入了这次湖州会议发表的那篇论赵孟頫小楷《常清静经》的论文。
    自1993年湖州一会后，我和傅申先生便有不时的会面。他来过我北京的松竹草堂，我们在台北、在香港、在韩国的学术研讨会上，已经成了熟稔的朋友。傅申先生也善行草，也不时以作品参加书法界的聚会。后来，他退休回到了台湾，在台湾大学作了教授。今年春，中央电视台根据我提供的名单和地址在台北找到了傅申先生，让他作了“两岸互动”的节目，谈起了我们的友谊。随后，电视台又拍摄了我谈起与傅申先生的一些镜头。可惜因为“非典”时期，这个用文化艺术联系海峡两岸文人互动的节目至今未播出。但是我想，联系两岸以及海外华裔学者，共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学者，自然也会从这种“互动”中受益。中国书法二十年，离不开海峡两岸与海外书法学者所共同营造的氛围。书画界和书画收藏界都在做着一个梦，不知道什么时候，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这两个博物院的藏品能在一起做一次完璧之展啊！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台北。不过，在今年则有两次盛会值得一提，一次是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历代书画国宝展，将国内几个大博物院的传世精品汇于一堂展出，轰动一时；另一次是在日本大阪，将日本和美国所收藏的中国历代书法精品汇于一堂展出，轰动东瀛。“中国书法在线”将中国国人因“非典”未能与会的遗憾，在网上做了一个弥补。我的另一个美国籍华人书画鉴定研究专家黄君实先生，和旅居日本大阪的朋友李中华先生都分别寄来了精美的作品集，才使网友们能一饱眼福。文化信息的交流，是我们艺术发展的催化剂。象傅申先生这样的交流使者，在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于世界的活动中，功莫大焉。当然，象傅申先生这样活动于美国文化界的书画研究学者，除了刚刚提到的黄君实先生以外，尚有早期的蒋彝教授，以及方闻教授、王方宇先生、王已千先生，作家於黎华也在美国教过书法，目前尚有在波士顿博物馆工作的张以国先生等，这种参与收藏和博物馆工作的华裔学者，也给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书画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的。前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方闻先生主持的北宋马远《溪岸图》研究学术会议，中国的启功为首的书画学者赴会，就显示了中国大陆是这种国际学术研究的一支不可缺少的主力。这种东西方互动的研究，显然对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扬光大，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这次赵孟頫故乡之行，除了这种国内、国际、多种学科的互动外，确实也给我们研究工作起到启示性的作用。去年初，我在阅读黄惇先生的《赵孟頫书法评传》时，自然生出赵孟頫在家乡湖州、杭州与大都北京之间辗转的际遇与心灵冲撞的带着山水痕迹的感受，使我得以更深切和感性地去理解黄惇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所倾注学术热情与学术深度。在文献与遗迹的任何一次知识链接中，都会使你获得发现的快乐。这也是照片中所反映出来的一次学术活动中的喜悦情境。

                                2003年6月23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26 17:43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6）
                    山城的学术盛宴
    读过《书法导报》最近发出的《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征稿启事》后，心情十分沉重。难道中国书协要领导当代书法全面复辟，要把学术工作也倒退回二十年以前？“兰亭奖”已经搞砸了，全国展的宗旨成了吸收新会员入会的新人展，六届书学讨论会全然不顾学科建设的稳定性，硬要把“书法创作研究”这个书法学的四级学科来代替作为二级学科的“书学”！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分类规定，是根据各种艺术学科共性而确定的，这在九十年代的书学界也早就达成了共识。艺术学是一级学科；书法学是二级学科；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书法教育等，是从属于书法学的三级学科；而书法创作理论，是从属于书法理论下的四级学科，在书法理论下还包括书法美学这个四级学科。四、五年一届的全国书学讨论会，为什么本末倒置，不按照学科分类和平衡发展的规律办事。中国书协在1994年召开过“当代书法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这是由创作评审委员会操作的学术会议。现在分出来一个创作委员会，又去干什么呢？如果真要开专题性的创作理论研讨会，就应该交给创作委员会去办，怎么能由学术委员会去操作创作委员会的事呢？坦率的说，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的两主任就是安排不当。这两主任都是我多年相识的老朋友，鉴于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张海先生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是很合适的。张先生不是不会写文章，他在刚刚提到的1994年全国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上发表的那篇《关于代表作的思考》的论文就非常精彩，立意既新，文笔犀利。这是他多年的创作研究与组织工作的经验之谈。至于书学的广泛涉猎与学术工作专精上，并非他的强项。张传凯先生自己也未必愿意担任这项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工作一把手，或者至少应该给他搭配一个有经验的理论工作者操作。我觉得，这种学科指导工作的混淆与失衡，两位主任是要承担责任的。这种书法学术研究工作的回头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能不让我这个过来人感到痛心。
    看到这张四届书学研讨会时，全体与会人员在重庆会议厅外的这张合影，就象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我就不由十分感叹，开一次这种规模的综合性学术会议真不容易。王铎、赵孟頫这种专题研讨会出钱单位有自己的功利目标，书协只不过是借鸡下蛋而已。综合性学术会议很难找到赞助单位。而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还难在我们给它规定的一个高标准，即：开会时要有论文集，论文要评奖。这两件事情都是中国书协以前没有做过的事。中国书协以前开过三届书学讨论会均没有出过论文集，只在会议上互相交换过各自打印的论文稿，没有钱，更别谈评奖发奖金了。筹备之初，我便找到老朋友、现任重庆市书协主席的周永健，他是出版专家，他所在的重庆出版社是个关系户，又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出版社。周永健先生说，这种活动不能由出版社出面，便找到重庆书协常务副主席、老作家殷白。殷白先生一口应承，与市委组织部长梁子平同志一起向市领导汇报，市书协主席周春山同志也大力赞成。加上周永健先生与重庆书协的一帮中青年书家关系很好，承上接下，团结了老、中、青，奠定了在重庆开会的良好的舆论与物质基础。为了促进这项工作的落实，记得我还把老朋友、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仲炎先生搬到重庆去，找到重庆市委宣传部滕久明部长催办。当时，重庆归属四川，这也起了相当作用。为了与中国书协协调工作周密无误，殷白与周永健二先生还专程来了一趟北京。于是，征稿通知发出后，得到热烈反响。中国书协研究部负责论文工作，收到了680多篇来稿，创了记录。然后由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在京组织进行了论文评选，选出一等奖、二等奖各5篇，三等奖27篇，加上特邀的的学术委员和资深学者论文13篇，总计50篇论文，由张荣庆和丁政二位负责进一步编辑审定润饰，然后交重庆出版社出书。周永健先生在重庆不仅要作好各方面协调工作，他是组委会副秘书长，还要负责论文的出版编辑工作。他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在1993年10月开会前把书赶出来了。翻开这本精装的论文集，从目录编排就可以对学科配置一目了然。由于这次赴会人数多，差旅住宿吃饭开支巨大，还要负担船票三峡旅游，预算远远超支，经济负担实在太重。临开会前，奖金还没有着落。这时是沈鹏代主席救了火，他个人拿出3万元来赞助奖金，后来李铎副主席也主动捐出一万元，使与会代表大受鼓舞和感动。这样发奖金的问题才算解决。
    然而，最困难的是会议操作。搞展览只要开幕式一完，再开个随意性很强的座谈会，基本就大功告成。而大型学术会议要开好几天。特别是这次会议提出了学科建设的热点和学术会议的规范化，对会议程序作了“与国际接轨”的尝试。当时，我本人尚未出国参加过专业性学术会，国际上的事，也是听别人讲的 。我们自行设计了由主持人、评论人、论文发表人，和与会学者驳论、答辩的一套论文发表程序。谁知，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评论人首先要阅读论文，待论文宣读完后，给予中肯评论，而论文发表者要经受答辩的考验。激烈的答辩，使四届书学讨论会迈向了学术规范化的重要一步。人们常说，一个学者的形象，不是由他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所树立起来的，而是在学术会议的答辩中树立起来的。学术讨论会是学术论文第一发表形式。学术规范化要求论文发表者必须立论明确、论据详实、论述清晰，并对所涉猎的相关学问、典籍、知识有较为透彻地把握，这样，你的论文才经得起别人的辩驳与推敲。这就不是那些剪刀加浆糊的“理论家”所能比拟的了。那次论文发表时，记得林京海、王强、王冬龄等几位先生的论文是经过非常激烈的辩论，闹得有些面红耳赤才论辩完毕的。当时会议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一种学术民主的空气在一个大型会议上操作确实不容易。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孟伟哉参加了会议，中国书协代主席沈鹏坐镇会议，中国书协顾问周而复、陆石、柳倩全程与会。中国书协秘书长谢云是会议组委会主任。坐在前排的还有重庆文联、书协的领导人物和老书家魏宇平，许伯建等。加之重庆的川菜很不错，真是举办了一场书法学者的盛宴。
    会议期间，在重庆博物馆老馆长徐文彬先生的努力下，还专门为大家筹备了一个古代书法观摩展。一些《中国书法全集》分卷主编参加了在解放碑新华书店盛况空前的签名售书，不过，那卖出的几百本书至今没有收回书款。那场会议，最忙最累的还是要数周永健先生 。周先生是一个非常积极作贡献的人，而且是四川书法界最早与全国书界联络信息的人。他曾在苏州纺织学院读书，与江浙书法界熟稔，第一届中青展他是活动骨干。张鑫、邱振中均是他给我引荐的。他在1985年就编了一本《中国中青年书法家22人作品集》，影响甚广。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周永健了解全国书法界动向的。他有很好的鉴赏眼力，见解敏锐独特。自那次书学讨论会后，他以其卓越的组织工作才能，最终成了重庆书法界的领军人物。鉴于我的现状，如周永健这般老朋友年来已很少联络了，我怕给他们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回忆这些走过的路，我又不能不记忆起他们的功劳。说到这里我还是有些担心，中国书协现在搞株连可不得了。最近，书协从上海“聘”来一位《中国书法》杂志负责人，板凳还没坐热，就开始搞株连。第一天裁掉了我的司机，第二天裁掉了办公室主任，而从北京另调一人来顶替，第三天准备再裁社长助理和出版部主任，我急了，去找他论理。他说，这是分党组的安排，我只是执行。这是哪个党的“分党组”？还是共产党吗？这个分党组的负责人读过《共产党宣言》吗？《中国书法》並未亏损，这些老同志对杂志社都有贡献，尚在非典特殊时期，你把这些无产者的饭碗砸了，还要不要北京的政治稳定？封建王朝有株连九族的制度，也仅止于家族。现在连单位同事都扩大进去了，真是今胜于昔慨而慷，一代更此一代强哩！
    会议一结束，我们得到了难得的船票，开始了又一次川江之行。周而复、陆石、柳倩诸老与我们同行。许多担任篆刻委员会委员的与会代表也一同启程，因为我们要去武汉召开中国书协第二届篆刻委员会会议。船过巫峡，徐本一先生等湖北书协领导就成东道主了。那一次，我们船过葛洲坝，继续前行，游岳阳楼、洞庭湖，直到武汉汉口码头才下船。这时，篆刻委员会主任李铎副主席、篆刻委员会副主任王镛先生、秘书长崔志强先生等已经在武汉等着我们了。

                                  2003年6月25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26 17:44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7）
                 要与西泠印社分庭抗礼
    中国现存最老的社团，包括那些各种政党在内，最老的恐怕要数西泠印社了。西泠八家推吴昌硕当社长时，那时，篆刻一道，无非徽、浙二派。那时在北京，哪有什么篆刻家。在西北、西南，篆刻自属冷门。“文革”之后，沙孟海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可以说是西泠印社的中兴开始。中国的篆刻家，能当一名西泠印社社员，基本上就是一生中最为崇高的理想了。八十年代初，徐无闻先生拜方介堪先生为师，成为西泠印社社员，是四川全境重大的艺术新闻。真是物以稀为贵。九十年代初，我曾去杭州，在朱关田先生安排下，拜谒过我所崇拜的沙孟海先生。从那时，我便了解到西泠印社社员有沙老挂帅，而实权操纵在杭州市园林管理局那里。因为西泠印社属杭州的园林绿化单位。这就奇了，吴昌硕式的人物，却要象园丁花匠一般去听命长官，西泠印社能“中兴”吗？后来，我曾应邀去参加过两次西泠印社的庆祝和换届活动，我觉得西泠印社只剩下一个最重要的传统，社长一定要德高望重的艺林人物，社员选择不是定量扩张。所以，沙老去世后，由赵朴初先生接任。有一回，据说，启先生去西泠印社坐主席台开会，就被当地印家当面奚落一番他不会刻印。后来，赵朴老去世，实在选不到人，又来北京聘请启老出任社长。其实，杭州园林局派一个科级干部去出任社长，也是对其下属单位西泠印社行政级别的拔高。但是，在文风颇盛的杭州，官员们尚有些惧怕书生造反。西泠印社虽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但却难以组织好全国性的篆刻艺术发展大计，徒有空名而已。不过，能保住这“名”已属不易，孔子云，必也正名乎。东瀛日本的篆刻界人士，至今不时要来杭州朝圣，总紥住了西泠八家的香火。
    正鉴于此，八十年代中，以康殷先生为首，创“北京印社”。副社长选了两人，一熊伯齐，一王镛。秘书长崔志强，公章帐本却揣在崔志强先生手上，拉开了一面北方篆刻的大旗。后来，崔志强先生调来中国书协，北京印社的活动便式微了。1991年书协换届后，我从工作安排考虑，推荐崔志强先生出任了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秘书长，这算是得其人哉，把中国书协的篆刻活动搞火了。于是，日本篆刻界巨头梅舒适，小林斗盫先生先后纷纷北来，十分谦虚地与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搞起交流活动来了。如果说要论历史的话，这张照片是否可以称二十世纪末中国北方篆刻艺术发展的开山旗帜，中国书协二届篆刻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武汉召开时所留下的历史性足音。这次会议韩天衡先生因故未到会，他是副主任。在1993年之际，中国要选篆刻界的旗帜，韩天衡应是执牛耳者，或至少与王镛、石开共任主任之席。清末颓世，西泠尚有“八家”，当今盛世，便不能称有“三家”么？他与王镛屈居于副主任，当然也是对中国书协的尊重之意。差不多十年时间，韩天衡与王镛对篆刻工作确实全力以赴，这中间崔志强先生出力最多。确实为中国当代篆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崔志强先生是个玩家，玩过古钱币，玩过透光镜，最近玩风筝也玩得出奇，把一只鹞鹰风筝放得像真的一样在你头顶盘旋。我想这是他父亲的遗传基因。然而，他又有其祖父的血统。他祖父是山西阎锡山的副主席，又出任过天津市市长，抗日战争时为打日本兵流过血的。所以，崔志强又有勇于担戴的血性之勇。别的以后再说，且就这篆刻活动，他是跟西冷印社骠着干的，誓要为中国书协一统篆刻界“天下”。他做事少策略，在京城也得罪不少人。比如，在京城他独尊康殷，别的人就不太买帐；康殷过世，他独尊王镛，王镛什么都好，不能容别人说个不字。有一回，小林斗盫到北京办中日篆刻展，公然称吴昌硕以后中国无篆刻家。崔志强先生差点上去要拧小林先生的脖子。但是，没有这样真服气人的人任组织工作，谁都是老大，这篆刻的旗帜能举起来吗？搞起国际交流来，中国还不是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王镛这个人够倔，一般人把他搬不动，瞧，就崔志强，指挥他团团转。一会儿上枣庄办篆刻基地搞培训，一会儿上苏州开篆刻学术讨论会，连续搞的几届全国和国际篆刻展，王镛可真是卖了命，随着崔志强的指挥棒转，把中国书协的篆刻搞大了。一时间，全国五百家印社，企图推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为盟主，而把西泠印社甩在下风处。站在这里的诸位当今篆刻大师们，除了余正先生是杭州人外，都在西泠印社没有进入领导层。但依我门外浅见，当今中国篆刻，舍此而谁为天下雄？
    这次篆刻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湖北方面，是《书法报》负责人、篆刻家铸公先生和雷志雄先生等全力以赴，搞赞助、安排了后勤，中国书协张陆一先生全力配合，使这个会议成功地规划出其后五年，其实成了十年的规划，终于形成篆刻艺术界要与西冷印社分庭抗礼的大好局面。换句话说，新中国五十年，不能有愧于这个时代，要把西泠印社发展中国篆刻艺术的薪火接过来，传下去。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活动的全面开展，实属不易，印拓一文不值，谁来赞助。弄得崔秘书长经常让太太从家里拿钱为篆刻委员会顶账。可是活动大旗一举，全国蜂起响应。于是，便有北京小刀会，广西细柳营，哈尔滨的葛冰华师生班子，中原印社的一帮精英突起，篆刻艺术可算“烽火四举”。要说当代篆刻，照片上这一帮人功不可没。
    写到这里的时候，又不由悲从中来：而对现实，他们这路今后怎么走？今年初，王镛先生和石开先生公开声明辞去了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会职务，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发生了实质性的分裂。我在想，难道篆刻艺术在西泠之外就只有这十年好景了？甚嚣尘上的与西泠印社分庭抗礼的口号，如今还有谁敢喊了？坦率地说，四届中国书协的领导机构戕害了中国书协的篆刻艺术！如果说在十年前，中国书协的篆刻工作在肇始阶段，李铎副主席出任篆刻委员会主任是显示了对篆刻工作的重视。而十年以后，以王镛、韩天衡、石开、崔志强为首的篆刻界人士已经亲手创办了这一片天地，现在却让人靠边站，什么道理。朱关田先生是一代书法史学重镇，当然他也是了得的书法家和篆刻家，但这十年篆刻发展毕竟功劳居后。郭雅君秘书长本来就已高居统帅全协会行政业务工作高位，为什么要出来在篆刻家头上摆谱。王镛、韩天衡不仅以其划时代的艺术才华，也以其十年篆刻工作的成就，至少要在中国书协安排一个副主席的职务，才能谈到公正。我说过，只有通过追求公正，才能实现追求真理。中国书协的招牌本来就应该加上“篆刻”二字，名为“中国书法篆刻家协会”，这才合理。中国书协主席团全体成员就篆刻艺术来说，有哪一个敢于给他们二人叫板？中国书协还要不要篆刻艺术？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前两天在饭桌上听到的一个摄影家传递的消息，令举座当场喷饭：去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换届，邵华同志被安排出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同志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媳妇，但她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啊！当然，邵华同志我们十分尊重她，而且具有少将军衔，安排到一个局级待遇的摄协任职本来就是屈才。我们不是摄影界人士，谁作主席没有摄影家那么受制激。甚至，说句笑话，如果邵华同志安排到了中国书协来任职，肯定比现在的中国书协领导英明的多，我至少还不会如此受害蒙冤哩！在中国艺术家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名誉桂冠，成了某些高层人士私相授受的官场玩物，让中国艺术家们蒙受了自有中国艺术史以来空前的奇耻大辱！别说王镛、石开这些在二十世纪现代民主社会中成熟的艺术家不能忍受，就在那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满清王朝，赎了一身从七品县尉官服在身的吴昌硕，也要发表公开的辞职声明！王镛与石开，为中国艺术家讨回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尊严。
    列宁说过，历史发展是螺旋形的。看看这张照片，中国篆刻家心中的艺术之火仍然在燃烧，他们要追求的艺术理想不会消失，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艺术不是屈原已经点了题吗？——《离骚》的“骚”字！我们要考虑的仅仅只应说是，这种大一统的、官办的艺术家团体，在某些政客体制性地戕害干扰之下，还有没有继续为国家文化繁荣作贡献的可能性了？

                             2003年6月26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29 12:18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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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我与书法二十年——（38）
                     为了信仰的神话
    古人云：君子不党。当然，这个“君子”是指儒家人物。汉以后，独尊儒术，君子们的信仰均统一于孔子的儒教，那么，当然不需要“党”。有党，便有了利益相关的帮派。进入现代社会，不可能独尊儒术了，便有了信仰的分野。于是，君子不再以“党”为耻了。
    鄙人自小好读书，不求甚解，染了陶处士的毛病。儒家经典读了不少，康有为、孙中山的文章也读过，读得最多的是马列。我在工厂宣传部工作十多年，从艾思奇的马列启蒙教材，到斯大林时代编的联共党史，更钻研过原著，《共产党宣言》几乎可以背诵。但说句老实话，马克思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是没有看完的。因为前者是我19岁时在上海图书馆坐堂阅读的，后者因为先知道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个基本精神，于是就不愿意再细细地看列着好多数学公式的原著了。但是，什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读你就没法工作。马列的书虽然读了不少，但我至今怀疑，不懂德文，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吗？于是，我知道有些误读，竟然把孔子的“小康大同”思想，与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思想混为一谈，最后，我竟然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也有，“大同”不就是“共产主义”吗？因之，我不到二十五岁，就写了一张入党申请书交到车间支部书记手中。因为，我信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后来又把我的入党申请书转到厂宣传部，党支部还煞有介事的给我安排了一个“介绍人”。但是，一直到1978年右派改正文件下达后，有一天支部书记给我作了一个谈话，说，你现在可以入党了，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是障碍了。天呐，十多年之间，我不知道写过多少申请书、努了多少力，原来压根就不可以入党。浪费多少感情呀！其实，我父亲解放前就一厨师，参加过三青团、袍哥，成分还是工人。那时，阶级队伍多纯洁啊！好容易有戏的时候，四川作协要调我，厂里不放，说你要走，就不会发展你入党了。我想，入党是我的信仰，与调工作有什么关系。殊不知，我从四川作协调到中国书协时，也碰到同样的话。支部书记说，组织上都考验你这么久了，你要往北京调，我们就不会考虑你了。于是，我没有带着党票，仅仅带着“信仰”来了北京。
    话又扯回来了，1985年初，二次书代会开了之后，陆石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文联秘书长办公室去作过一次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调到北京来。我当时说，我是“四无”人员，行吗？即无户口、无党票、无文凭、无家庭背景。陆老说，无户口我们可以争取，至于入党吗，你来北京可以入呵。于是，我这个“四无”人员才来了北京。可见，我对入党这个“信仰”还是背了沉重的包袱的。小时候看电影，看到革命先烈临刑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死了之后，党组织批准了他的遗愿，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就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句实话，当我在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确实跟电影里的烈士那样，曾经作过关于生命的思考，能不能“把一切交给党”，以至于生命。我交那份申请书的时候起码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或一闪念，我是把生命和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读过《党章》，《党章》上入党条件就一条，信仰共产主义。可是，我却一再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党组织长期考验我的时候，我都在想，大概党组织正在考验，你真能为党献生命吗？所以，别人没有批准我，我还总是庆幸，因为我总是在动摇呵，私心杂念多着哩。曾参不也有过“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吗，谁都需要思想改造。不过，没关系，革命烈士不是死后才追任的吗？因之，1985年我到了中国书协后，不出两月，我就慎重其事的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刘艺先生手上。那时，书协和杂协是一个支部，刘艺先生是支委。刘先生当即说，我给你转到党支部去。不久，权希军同志调到书协，兼任了党支部书记，开始有人真关心我的入党问题了。当时，还给我在编辑部里正式安排了一个帮助我进步的党员作介绍人。偏偏很怪，这时，九三学社有人来介绍我入社，是中国作协的两位社员，还把我叫去见过市主委。直到去年，我从九三学社中央一位副主席那里才知道，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四川大学校长柯召先生推荐过我，柯老我其实不认识他，他是九三的领导人，似乎还打算过重用我。但我这个人太实在，去找这个入党介绍人请示，问他入了九三学社以后还能不能入共产党。他说，我给你问问吧，便再也不给我回答。于是，九三学社的申请我一直不敢写，怕别人骂我对共产党有二心。后来，十多年后，我入了九三学社，参加过几次中央组学习会，才发现两个“友党”其实就思想观念完全一致的。但当时，我怕共产党以为我思想水平低。大约过了一、两年，党支部书记找我聊天，不是正式谈话，说我们支部召开会议研究你的入党问题，你怎么会说要入九三，不入共产党了？我一下急了，就把前面的情况一谈，这个书记倒颇为同情我，但是，也无可奈何了。就这个书记，我还给他交过两份入党申请书哩。第一份文字太长，他说大家读不懂。我说，我那上面写的都是马列原著中关于无产者为什么要组织起来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呵！无奈，我又写了一封只有两三页的通俗的申请书。这两分申请书也白费了，入九三也耽搁了，直到2001年才成了一个老年新社员。和别的社员一起开会，人家中科院院士才三四十岁哩。
    由于我长期不能进步入党，我主持《中国书法》杂志工作也是忐忑不安的。刊物杂志都是“党的喉舌”，你不是党员，你不犯错误吗？中国书协逢有运动，就有人高呼“《中国书法》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闹得我心烦。虽然我早知道“党的领导首先是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个道理，在共产党宣传部干过十多年还不知道这点事。但总觉得好象干了亏心事一般。1992年初一天，分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谢云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邵宇同志委托他的，叫我争取加入共产党。我说我已经写过三次入党申请书了，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代表组织正式给我谈过话。谢云说，再写一次吧。随后还给我交了底，谈谢冰岩先生想把主编职务交出来，可是，你又不是是党员，就让谢老再兼着，你这边争取早点入党，入了党就可以接班作主编了。于是，我又怀着把生命与信仰掺和在一起的心情，写了第四份入党申请书，亲手交给了支部组织委员张志学同志，张志学同志告诉我他转给了支部书记张源同志。就这个交待以后，党组织就再没有给我提这件事了。我在想，自我来书协已快十年，我什么时候看见党员们过组织生活，交党费啊！九十年代末，有了党支部活动时，我就听过谢云同志抱怨过，曾拿他作了一次“缺席审判”。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作一个交代，别让人家引起误会，我谈的这件事仅止于中国书协这个党支部。上级党组织倒是很关心我。从中宣部副部长、干部局局长，都给我谈过话，当他们了解了情况后，都摇头叹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怎么这么难呵！谈起我的入党问题，我还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有小道消息说，中国书协党支部某些人为了要把我拦在党外，近二十年了，楞没有发展一个党员。难怪，我当了副秘书长后，我所主管的研究部、展览部、编辑部的负责人都不是党员，我曾经非常慎重的给他们谈过话。我说，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写了申请书，在争取。而你们也应该努力争取入党，要求上进。谁知，这话传出去了，据说，在书协一次支部活动中，我的话成了罪行，说刘正成想“篡党”，让业务干部入党掌权。天那，要不是一个参加过这次活动的党员亲口告诉我，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种谬论出自于我们国家最高文化艺术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之口。
    1993年底，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谢冰岩先生坚持要退下，中国文联党组作了非常慎重的考虑，据说还向中宣部备了案，中宣部也查了一下文件，也没有哪个文件说不是党员不能作主编的明确规定，才正式任命我接任《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上级党组织英明而果断，公然让一个非党员当了主编，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内，仍有人在为党的“纯洁性”而战斗。不久前，即我下台以后，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在向《中国书法》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介绍从上海“聘”来的负责人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XXX同志是个党员同志，也是......，大家要服从党的领导”云云。似乎以前《中国书法》杂志已经丧失党的领导十八年了，现在才“光复”一般。
    我在这里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意识，我还是要申明，我所谈的中国书协党组织，仅仅是共产党庞大机体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根本就不能代表共产党这个现代政党的本质及全体。不过，如果党的组织还有一些学者有兴趣，不妨站在一个学术的立场，对这个“细胞”作一些解剖分析与研究。研讨一下把“信仰”作为党的建设的第一要义是不是早已过时，毛主席讲的“新陈代谢”还要不要。否则，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当他们猛然发觉某种“信仰”已经被“功利”所完全代替之后，他们怎么来看待自己的选择。我知道，这种言论放在“文革”前，早打成右派了。因此我根据那时的经验为自己准备好了罪状：难道我们的党会有这样的党支部吗？
    我当上《中国书法》主编时，已经是我来北京快十个年头了，我经受了党十年的“考验”，才从名誉和实际当了一个传统学术刊物的主编！难啊！这时，我们一家仍住沙滩那个八方斋里。这张照片我似乎显得很安然。要知道，我们这代人口袋里装了不少精神鸦片，比如说：“身在斗室，心怀世界”云云，大约我正在吮吸吧！要不然，没有这些精神鸦片，会有一个人光争取入党就争取了三四十年还望尘莫及的神话？！

                                  2003年6月27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6-29 12:19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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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9）
                    美学家的风骚之意
    中国现代书法理论史，或称中国现代书法思想史，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后，其开山之作并非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来中国书法》，或者祝嘉的《书学史》，或者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当然也不是沈尹默的《书法论丛》或别的什么，而是韩玉涛先生1980年发表在《美学》第一期的《书意论》一文，然后是传入大陆的熊秉明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韩、熊二先生开启了中国书法学人的心志，揭开了中国现代书法理论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一页，这二位先生均是艺术哲学家，也可以称为书法美学家。他们二人之后，有另外一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的《中国书法引论》问世，而殿其后。此照片正中者，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研究员韩玉涛先生，他右边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包立民先生。这是九十年代初，大约也就是1993年左右，韩玉涛先生搬了新居，我与包先生相约去探望他时，在其家中的合影。
    大约将近四十年前，也就是“文革”武斗我蛰伏在家读书临池之际，我的师弟，也是邻居孟宗圣先生从一处抄家物资堆中，给我弄回三本民国时出版物，一本影印的善本《大字麻姑坛》，一本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还有一本影印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孙过庭《书谱》。《大字麻姑坛》正好成了我的日课教材 。我带着《广艺舟双楫》和《书谱》去了锦江对岸李灏先生那里。李灏先生猛然从我手中夺过这两本书，眼中放光，连声大叫：“好书！好书！”还说：“正成，你就把书翻开，我背给你听，看有没有错！”于是，李先生先背了《书谱〉〉中“观夫悬针垂露”一段，又背了《广艺舟双楫-碑品》中“爨龙颜如轩辕古圣”一段，果然字字不差。一时，我更以其为神。要知道，自解放以后十七年，李先生无书在手，沦为炉前工，竟能将这两本奇书背诵如流。当然，中国士子有背功的多着哩，《四书》，《五经》谁不能背它个大概，楚辞汉赋李先生也能背，他能下蒙目象棋而战半城高手。但是，能背诵这书论，则无真书家不成。从此，我亦步亦趋，将这两本奇书中我喜欢的段落也背诵如流了。当时，总觉得《书谱》的骈体文华丽，打开了书法与自然的种种意象链接之所。从那时开始，我即轻视“八法”，而注重“意想”，作书力追烂熳恣肆之境。一时之间，渺视《兰亭》、《圣教》，而独重张芝《冠军》，颇有登泰山而小鲁之慨。说实话，对孙过庭《书谱》，我是轻其书而重其文的。因之，我决不临其书，而仅诵其文。不久之后，我鬼使神差又从工厂图案室一位设计师金先生那里借得一本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好长一段时间，陶醉孙氏其文中，闻《韶》而不知肉味。常言到，十年寒窗之功，可以入相出将。然而，十年寒窗未必能读懂一本书。是十三年后，韩玉涛先生《书意论》一文惊世而出，顿时风靡书界，我自觉韩先生从中拈出的两句话，才道明了书法真谛：
    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
    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并非书写之法，其中大有“风骚之意”！两句画龙点睛之笔，为绚丽斑斓的书法形式赋予了生命的意义、文化的意义。本人并不承认愚钝，但读《书谱》十三年而不得要领，而韩先生能信手拈来两句，除了其过人的才华之外，就因为他有一双职业哲学--美学家的慧眼。熊秉明先生主张用西方的手术刀解剖中国文化艺术的肌体，而韩玉涛先生主张用六经辨症的方法吃中药。治非典，海峽两岸不也一度叫要用中医吗？我认为，要解秘《书谱》这样的古代美学文献，说不定还真得用中医之法哩。拈出两句话来提纲絜领，看是沿袭，实是创造。一种新的美学见解与结论沛然而生。当然，说他是哲学--美术家，当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曾经是有争议的，不然，他的副高职称为何一挂就是十几年不动？
    中国本来有哲人，而无哲学。你说孔子的《论语》是哲学吗？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有一些象哲学，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托尔斯泰晚年说，他受《老子》影响巨大，但他能承认老子是黑格尔、费尔巴哈一类的哲学家。西方不承认中国有哲学，长期是一种主流观念。为了“现代化”，冯有兰一代学人赶快建立起中国“哲学”这门功课来，与世界接轨。社科院哲学所就是这种泊来之学。经过近百年来的努力，中国原来的儒学、理学、心学等种种学问之径均遭淘汰，而独尊“哲学”。以致韩玉涛这个并不懂英文德文的老夫子，被李泽厚先生请进哲学所时，众皆哗然。李泽厚先生也是“哲学家”，但他似乎有意无意留了一条后路，对韩玉涛这样化石模样的“学究”而非“学者”者，在狐疑之中，也存有一线希望。韩玉涛先生颇把鄙人视为“知音”，因为我从感性而非理性地喜欢他的《书意论》，因为我根本不是一个“哲学家”，也就旡法诉诸哲学的理性去欣赏他。记得，那是1985年一个没有月亮的深秋，梁扬先生陪同我在鼓楼附近一条黑咕隆咚的胡同里寻找到韩玉涛先生时，他与其夫人和刚刚出生几个月正在呱呱啼哭的婴儿，就挤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破平房里。我们家虽只有八平米的八方斋，总还是有暖气的楼房，而这间住房冰凉萧疏，真正的寒舍。环睹四壁，他们唯一的傢俱似乎便是那张木板搭起来的床。韩先生形容枯槁，蓬头垢面，彷佛是我的历史小说中在南京扫叶楼下风烛残年的龚半千。但自那时起，我们便一见如故，成了知交。他后来搬了新居，我们全家还专门去朝贺过，我们两家人也有了友谊。韩先生身体是出奇的糟糕，而家里又穷，太太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哪里有钱给他用那种真正能治好病和补养好身体的药。他有时来我家要《中国书法全集》，我太太都要以“稿费”和“预支稿费”的名义用信袋装一些钱给他，嘱咐他回去一定要交给太太，这是买营养品的，千万千万不要买书。他当时满口答应，谁知，没有一次把钱交给太太，立马到琉璃厂里买书去了。韩先生嗜书，当世罕有匹敌者，当然，要排除掉那些动辄万金买豪华书来装点门面的老板们。韩先生爱我，他的第一本论文集《书法美学》（后来我在台湾书店里偶然看见这本著作时已更名为《中国书学》），一定要我为之作序。要我为哲学家的著作作序，实在有些出难题，于是，我用一支感性之笔，写了一篇散文似的文集序言相赠。结果，韩先生以及他的太太都很喜欢，因为写了我们的相交之谊。结果出版社出书时，把那些感性之笔皆划去，这序文便令我颇觉索然无味。你想，我这序言，除了一些情意之事外，我那些谈“哲学”处又有什么可读价值。于是，我在出自己的《书法文集》时，又把它删去之文恢复而入集中。
    韩玉涛先生入研究所已二十多年，快到退休时，还没有评上正高，房子也就没法调到三居室。于是，韩先生又奔走于出书，没有书就没职称，而不管你这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为了出这书，我和朱关田先生还到处给他忙赞助，中间也发生过令韩先生生气之事。书终于出来了，评上了正高，分了房子。但是，社科院哲学所肯定不了解韩先生在中国书法理论界和书法界的影响，不知道他的一篇《书意论》开启了一代理论之门，有哲学的社会效益。1994年初，由《中国书法》杂志社借《红旗》杂志社礼堂，召开了一个“书法与美学--在京部分美学家书法座谈会”时，韩玉涛先生与会，他一改往常滔滔不绝的习惯，躲在大会议厅的一个角落里，默然无语，他似乎与在座的美学家们格格不入。我与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韩先生所在美学研究室主任、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聂振斌先生共同主持座谈会，我首先点了韩先生发言。他无奈，抛出一段不明不白的话后，便嘎然而止，让举座茫然。云：
    今之狂非古之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大。孔子这句话，今天还能用。书法界有不少不好的风气，有不少字，我看了后不知他怎么下笔的，觉得别扭，看了不愉快！
    我想，徐渭当年的狂狷，可能和韩玉涛近似，有时狂得你不知道他究竟狂在何处---不然为什么他要莫明其妙地用锥针刺自已的耳朵？然而，我喜欢韩先生的文章，准确一点说，喜欢他文章中使我惊醒、使我了悟、以至使我激动的只言片语。他喜欢王铎的魔鬼美学《文丹》中那些突兀警异之词。我认为，能理解王铎这样天才的书家，只有是韩玉涛这样能读懂《文丹》、为《文丹》而颠狂的天才理论家。
    那次，美学家会议，来了不少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如叶秀山、杜书瀛、葛路、王善中，蒋培坤、李苑、马奇、张文杰诸教授，对当代书法发表了许多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令我启发多多，敬佩不已，并进而在书界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那个不知所之的韩玉涛先生，却令我觉得更有值得咀嚼的东西在。我当然没有读懂过他的全部著述，但我还是怕当代学人有可能漠然而遗漏他的那些闪光的言语与思想。韩先生多年疾病缠身，我很担心他的一些闪光的语言与思想，不经意间，与他那副风烛残年般的枯槁之形在意外之中一齐消失。
    包立民先生是一个邓逸梅式的当代文坛掌故史家，他的《百美图》确实乃一奇观，由传主本人自画像，由别人题跋，“百美”所纳皆当世高人，轰动一时文坛。包先生也视韩先生为奇人，故纳之入《百美图》，故一同往古城访韩。韩先生一家很少有客人去访问，我们的访问被他们视为节日，竭尽所能招待了我们一顿“盛宴”。人们常说，学术乃一门寂寞之道，但真正是青灯黄卷般毫无功利而清贫自守于学问者，舍韩玉涛天下尚有几人也？多年来，朱关田先生和我都想由学术委员会牵头，为穷学者搞个基金会，至少让他们的著述不致遗落人间。但世事难呵，说钱的事情有时候又不是仅仅在钱字上。

                                       2003年6月28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7-3 22:21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0）

                   书法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这张照片摄于今年三月中旬，我正在向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学勤先生请教西汉墨书文字问题。《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简牍帛书》对西汉书法的涉及尚少，而碑刻则大多是东汉后期的，研究西汉书法，当然焦点在简帛书上。照片中间的是历史考古学界无人不知的李先生，他右边的是刚从日本短期返国的邹涛先生，邹先生也是秦汉篆刻文字的专家。但我在这里要说的，还并不是照片中在研讨的主题，而是我第一次与李先生见面的事情。
    1993年8月12日，《中国书法》杂志社在沙滩中国文联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著名古文字学家‘文字与书法’座谈会”。这个会议邀请古文字学专家时，附了一个大约有十来个问题座谈题纲，这是我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诚先生共同商议的，以备专家们有个准备。这个会原定于7月开，就因李学勤与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二先生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日程关系，才推迟了一月。这是我们中国书协有计划地走出本学科，向其它学科作学术链接的第一步。李先生是王培真先生在历史所的领导和老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那里当研究生时，就常常给我提起。这一次，由《中国书法》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共同组织的座谈会，终于有机会见到他了。当然，那天开会时，我们同时也见到了古文字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如当年已届九十高龄的张政烺先生。胡厚宣先生当天有事，但也后补来了发言稿。裘锡圭先生也到会了，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古陶文汇编》的作者高明先生。随着九十年代后期，考古学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热点，上述古文字学家也渐渐为社会大众所知。当然，这其中，李学勤先生的社会知名度最高。这跟他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有关，这项国家重点人文科研项目，有一种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一争雌雄的气概，大众传媒给予了充分的曝光。难怪在九十年代初召开这次座谈会时，与会者均有内热外寒之感。即古文字学界很热烈，社会上关注极少。当然，李学勤先生现在的学术头衔很多，如社科院中国文明起源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等。书法作为一个非常后起的艺术学科，现在是要“高攀”这些先进学科，当然是想从中获益。我也在思考，在一般人看着写字的书法，是不是在这些超一流学者的视野里面呢？
    于是，会议一开始，我就抱着当学生的态度，讲述我们为什么要请求各位专家光临指教的原因。我说，当代中国参与书法的人有千千万万，但大多数都是“文革”后中国古典文化低落期开始的。中国书协以启功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对文字有深入研究，但年青一代没有。我以刚刚举办过的五届中青展为例，从两万件作品中原计划评出60件优秀作品来奖励，结果这60件已评出的作品中就有十几件有明显的错别字，结果只好忍痛割爱，只评出47件来。至于还有大量篆书、隶书作品已经入展了，有多少错误，还难以估计。因此，不作学科交流，不引他山之石，就不能提高书法的文化品位，书法的发展就存在文化的危机。我的开场白一完，专家们很快就投入了热烈的讨论发言。当然，均使我感到受益不浅。而我至今仍未忘怀的有两个焦点问题，值得一提。
    一个是，这些先生们看起来都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大有古君子风。但在迅速接近古文字学术问题时，却是观点鲜明，甚至针锋相对。一开始，张政烺先生就山东邹平丁公陶文是龙山文化古文字的观点提出抨击。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座的几位先生中，特别是李学勤先生发表过学术观点对丁公陶文作了肯定和初步的释读。围绕这个问题，就充分反映出了同一个古文字研究会成员里面的学派有异。这在书法界的低层人士座谈会上可以作到，在书法界高层人士座谈会上，很难接触到学术问题，即使有，也是今天看谁的势力大，大家就一边倒。明天换了风向了，又朝别的方向倒。
     另一个是，在座各位对书法研究口里都非常谦虚，而实际上都很有研究。他们对社会上的书法发展很关注。高明先生给首都师范大学学生讲过古文字与书法，刘宗汉先生本身也是中国书协会员。李学勤先生对甲骨文以及古陶器、玉器上的文字书写的关注，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推断，甲骨文的契刻文字和在甲骨上书写的文字笔法肯定不同，因为工具不同所致。他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古文字研究不能仅仅走乾嘉时期的老路，在“形、音、义”的研究上，必须加上“美”的研究。他还借助于西方考古学中始终贯穿于美和艺术的研究在其中的经验，当然也就间接肯定了书法艺术美的创造是贯穿在远古时代的文字创造之中的。
    古文字学家们的座谈会发言，在当时书法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波及国外。1994年我访问日本，在东京第一次见到日本艺术评论家、当时还是二玄社总编辑的西岛慎一先生时，他带来和我研讨问题用的新出的一期《中国书法》杂志上，就有不少红笔划的道道，就正是这次古文字学家座谈会的发言引起了他相当的关注。
    那一次座谈会后，就不时能见到李学勤先生。在荣宝斋召开的《中国书法全集》座谈会上，在安阳殷墟发掘七十周年学术会上，在社科院考古所的国际研讨会上。李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在繁忙的会议活动中，也会不失时机地与我交谈几句关于书法的事。我们请他担任了《中国书法全集》古玺印卷和甲骨文卷学术顾问，他都非常认真地审稿和我们讨论编书设想。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不时想起。前年底，在筹备由中国先秦历史学会和《中国书法》杂志社联合召开一个“中国古代文字起源与书法艺术研讨会”，我们起草了一个给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征稿函请李先生过目。后来，由李先生的学生、中国先秦历史学会秘书长宫长伟先生交回来那份李先生已过目的征稿函，上面是李先生用红笔密密麻麻修改过的文字。我自己作了几十年编辑，我过目的这份征稿函比李先生过目后真是有天地之别。我除了感到惭愧不已外，对李先生严谨治学，不放过在我们眼中看来的小事，才是他成就惊世的功力所在。
    前两年，我在几篇论文中提到的“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的史前书法发展观念，显然受到李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中对书法关注的影响。2001年，我向李先生作了一次学术访谈，内容发表在《中国书法》2001年10期上，我正式向李先生征询了对上述观点的看法。他非常明确的肯定了我的观点，便也就有了后来筹备“中国文字起源与书法研讨会”的事。这个议题，既是一个中国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的课题，同时也是考古学、历史学中的文明起源的课题。这个课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前沿课题。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自觉很对不起李先生。因为，自去年8月底我被停职以后，这个会议计划就搁浅了。李先生亲自圈定的国内外对书法有研究的古文字学者们都纷纷寄来了稿件，我只好勉强想法将李先生最先写出的论文在《中国书法》发表以后，原定逐期发表来稿并于今年年中出书开会的事就告吹了。这是李先生十分关注和十分认真地交待给我的工作啊！李先生是每期必读《中国书法》，大约在年底年终的一期上，偶然发现已没有我作主编的名字，当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专门通过他的助手打电话来关心我，希望我继续努力于学术，把《中国书法全集》的研究工作进行到底。今年三月，正好趁中国科技大学科长朱清时院士相约，李先生携着他的夫人来松竹草堂作客。那天，朱清时院士聚会后有事先走了，李先生夫妇还留下来，和我们相聚了很久。老一辈学者的激励之情，真让我感慨涕零。
    上礼拜，宫长伟先生忽然来电话，说这个星期李先生终于在北京有了一周的间歇时间，决定为《中国书法全集》撰写一篇评论专稿。这个好消息，让《中国书法全集》全体编辑人员异常振奋。我内心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情感的力量。不久前，负责稿件工作的唐朝轶哭丧着脸问我，“文字起源与书法研讨会”的来稿怎么处理，我真是无言以对。《中国书法》从去年冬季开始，从一本“国家级中文核心期刊”已经退变成一本以转载文章为主体的二三流刊物了，心中十分痛楚。二十年的努力，一朝化为东流水。我要问，现在《中国书法》的负责人、中国书协分党组的负责人，知不知道什么叫“国家中文核心期刊”啊！这不是因为有中国书协这个牌子分配的，是二十年来，《中国书法》以大量原创和原发学术论文所创立的牌子，是学术机构根据一系列数据评选出来的。而今，已在短短时间内转化成可以承包、可以出卖版面的流行杂志了。曾几何时，我国最著名的大专院校教师晋升教授都要仰仗在《中国书法》上刊发文章，在首都有的大学还把《中国书法》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作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计入教师研究成果。<中国书法>并非如某些人攻击我的“私家园地”，《中国书法》是我们中国书协一代学人所创的名牌，它是中国书协引导中国当代书法发展的一面学术旗帜！别的学科专家，也在通过它了解中国书法。季羡林、李学勤，熊秉明这些超一流学者们手中阅读、引用的《中国书法》，是我们中国书法家的荣誉啊！写到此，我亦不复知所云也。
                                 2003年7月1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7-3 22:22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前排左起）  熊伯齐  刘正成  薛永年  李  松  邵大箴  邓福星
（后排左起）  （  ）  程大利  （  ）  刘曦林  （  ）  刘龙庭 （  ）
（注： 未识其名的专家中，除了后排左五是人民美术出社的资深编审外，其他三位均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教授。是新朋友，暂忘其名，以后补上。）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1）

             中国艺术理论需要书法

    这张照片上的计时数码上标着：’94•1•1。错了。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摄于2002年初。是在人民美术出版总社召开的《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第三次编撰会议时所摄。但是我要讲的，正好是1994年初的事，即由《中国书法》杂志社召开的“著名美术史论家‘书法与绘画’座谈会”。我手里已经找不到那次会议的场景照片了，正好上面这张照片中许多人参加了那次座谈会，我就借用在这里谈一点书法与美术的学科交流之事，以引起我们对当代书法的思考。
    这次会议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会议由美研所副所长、研究员陈绶祥先生和我共同主持。这次会议前，还是我与陈先生商量了一个座谈题纲发出。这张照片可惜没有陈先生。陈绶祥先生是美术界名闻遐迩的“新文人画”派的座师。以他挑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办了一个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其学员就是刘二刚、朱新建这一帮“新文人画”的大师。陈先生也请我去研修班作了一次讲座，讲了半天，题目就是我发表在四届书学讨论会上的《书法形象审美特征刍议》这个论题，重点讲到书法艺术的审美规定性，特别是与绘画艺术相通和区别之处。满座“新文人画”大师们非常认真在听课，但完了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后来，他们办了两届“新文人画”展览，我发觉其中不少人书法相当精彩，这也是他们敢称“新文人画”的资本吧。陈绶祥先生书法也不错，我觉得，这些中青年中国画家是十分关注和运用书法艺术语言的。而1994年初这次美术史论家座谈会上，我发现，美术界的理论家们，他们对书法艺术本质的研究，其水平与深度，皆在书法界理论家们之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先生在发言中，历数了当代书法理论家的名字，如叶秀山、韩玉涛等，而书法界中人只提了一个邱振中。可见，这些美术史论界大师关注书法界的广度。
    当然，薛永年先生也应该放在书法界中，他是中央美院古书画鉴定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以来，他撰写了不少非常精彩的书法论文，也曾先后发表于《中国书法》。但是，令我们惭愧的是，薛先生想参加中国书协，“奋斗”了多年，直到前年他去台湾之前，给我来个电话，说他的“会员”到底批下来没有，如果批下来了，就给他办个证，他到台湾也可以为书法做点事。我非常奇怪，我也不知会员工作具体怎么操作，像薛先生这样的理论大师，我们不去拉他过来，他自己积极要求参与，反而有此难度。也许，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入会就是利益，我能白给你吗？殊不知，薛先生是书法界的宝贵财富，不仅请他入会没错，就请他出任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是书协的幸事啊！薛先生在那次会上发言的一个主题：研究中国艺术首先要抓住办法。可见，他从美术与书法的学科链接中的学术经验，足可以为当代书法理论建设的借鉴。
    那次会上，有两位美术理论界的巨擘，中央美院资深教授李松与钟涵，发表了基本精神一致的惊人之论。李先生云：绘画理论从书法上吸取了很多。钟先生云：可以依据书法来发展中国艺术理论。这可是我们书法圈里闻所未闻的理论，瞬间，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李松先生拍在这张照片中，他是《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另一位主编是站在他左边的邵大箴先生。钟涵先生本人是一个著名油画家，他与李先生从资历来说，又在薛永年教授之上。钟先生也像薛先生一样，引用了韩玉涛先生在《书意论》中拈出的《书谱》那两句话作注脚，即“情动形言”，与“阳舒阴惨”的要义来阐述书法。他说：“正是有了书法抽象的分工，所以中国画就总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书画因而相得益彰。”他还从中西方艺术不同的审美经验出发，研究中国书法审美创造与欣赏中特质的东西，将之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李松先生则从书与画的艺术形式分野来谈书法美的特质。他把战国晚期出于六国的鸟虫篆等许多装饰文字，称为“巧涉丹青，功亏翰墨”。他非常巧妙而中肯地站在美术家立场上，借用了唐代孙过庭的话，提出了对借助绘画手段的“现代书法”的学术批评。
    在那次座谈会，中央美院教授金维诺先生的观点亦明确而惊人，他的主题是：在形式美上，书法比绘画的追求更直接。金先生在中央美院是教授的教授，他年高德劭，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也是吐鲁蕃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曾参加过《中国书法全集》的座谈会，他对书法的见解很独特。
    这张照片站在后排的两位，一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刘龙庭先生，他长期主持《中国书画》刊物，他发表的高论是：书法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此论的学术深度，尚未成为当代书法理论家们的学术方向。
    另一位是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先生，他提出了对书法界的批评：书法的守成意识比绘画强一些。他分析了许多画家出身的书法家的成功经验后说：“画家书法的创造意识，更优于书家，画家更强调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并且在人格上有更强的独立性”。这些十年前说的话，至今听来，仍震聋发馈。冷静下来想一想，美术家协会也有不少人在争位子打架，但是，真正有成就的画家，没有几人把这些位子放在心上，爱谁谁！同样，那些在美协并没有当主席，如吴冠中、邵大箴等的学术言论，在美术界却可以惊天动地。收藏家们决不会像照着中国书协理事名单定价格去确定画家们的润格的。中国美协驻会副主席的画，确实比他在大学教书时高得很多，但是，要赶上吴冠中的润格，几乎是不可能的。美术事业起步早，成熟早，书法事业起步晚，美术理论家们早已看到的问题，书法理论家们尚未成为学术自觉。
    这次座谈会议没有请到朱乃正先生，很遗憾。朱先生当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他是我国当代的油画大师之一，又是了得的书法家。可以说，他的书法在八十年代初是影响了王镛等一批中央美院学生的。他的中国画也很棒。善饮酒，性豪放，被称为中央美院的李白。朱先生当过二届中青展的评委，可惜在中国书协却没有位置。不少人都与我有共识，如果朱乃正先生出任中国书协主席，或至少是北京市书书协主席，中国书法的发展，不仅更有创新精神，而且将书法教育真正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等更快变成现实。在这里，我决非有意贬低书法界人士的水平与成就，我是感觉到，当我们把书法的学术视野放得更广阔，而不是囿于中国书协会员才是书法家的狭隘和粗浅认识，不仅有利于当代书法的发展基础，也有利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书协的组织建设。每一个中国书协会员应该具备这种觉悟：书法艺术并非仅仅在我们手上，甚至未必在我们手上。当代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并非就一定是中国书协的主席们、理事们。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张照片右侧的那位是邓福星先生，他是王朝闻先生的博士弟子，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在他“落马”前，与陈绶祥先生一样，也是书法家，在他们主编《美术观察》中，也不时纳入书法的“观察”。邓先生也发起领导过“世界华人书画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中国艺术研究院至今尚无书法研究所，但邓、陈二先生主持的美术研究所是把书法艺术纳入了他们工作范围的。
    在这里，我在想，从表面看，书法是与美术界关系很近的，因为书法教育都最先滋生在美术学院的国画系里。但是，中国当代书法家们对美术界的了解，是青年强于中年，中年强于老年。中国书法家们如果被美术研究所请去发表关于中国当代美术的学术见解，有几个人可以和这些美术史论家们谈书法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曾担任过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他当然是一个与美术学的对话者。但是，这样的对话者在书协领导层里是很稀少的。所以，上述美术史论家们的精彩学术见解在《中国书法》上发表后，书法理论家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接着这些话题谈下去，成为真正的“对话者”。
    这张照片上的程大利先生是九十年代后期才从江苏调到北京任人民美术出版总社的总编辑，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也是一个书画两栖的专家，他的事以后再慢慢聊。
                    
                                
                              2003年7月2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7-3 22:22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2）

                     
                       青岛海滨的一个武训

      
    1994年初，在《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中华美学学会联合召开的“美学家谈‘书法与美学’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李范女士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前些年，我到西安参观，看了碑林，非常兴奋，很过瘾，觉得那确实是国宝。但遗憾的是，碑林保护得很不够。有些孩子在那里玩，其中一个男孩子朝着它撒尿，没有人管。我当时是刺心地痛：这样宝贵的财富被糟蹋，这样精美的艺术品被孩子们唾弃。由此想到教育问题，对青少年的书法美育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不懂，不知道这是国宝，不知道它的价值。”这位教育学家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在座美学家、大学教授们的共鸣。他们认为，美学教育在今天的社会尤其重要。在提出书法教育呼声的同时，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也提出了应该把创作研究与培训工作放在评审的前头。这种要求正好和起步腾飞的青岛发展找到了契合点。具有高素质的青岛市领导认为，城市的发展不能没有文化。青岛发展足球，发展交响音乐，都是为了一种文化的发展。一个看来偶然的因素，培养了青岛人热爱书画的传统。康有为晚年寓居青岛，以及一大批前清遗老携来大批古字画在青岛当寓公，也使青岛民间很富收藏，怀素《食鱼帖》从清宫中流出最终就流到了香港。这一种民风，使书法教育在青岛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在此以前，中国书协的教育委员会活动较少，第一次活动就安排在了青岛，教育委员会主任刘炳森副主席亲自到青岛组织了这次会议，并决定全力以赴协助青岛办一个书法教育机构。这个倡议的出来，得到了书协和中国文联领导的全力支持。梁光弟，孟伟哉同志都先后赴青岛力促此事。于是，中国书法进修学院批准成立了。
   1994年5月，沈鹏主席、刘艺副主席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孟伟哉同志一同赴青岛参加学院成立大会。青岛市委副书记徐长聚、市委宣传部长孔心田和青岛书协主席高小岩、老书家杜颂琴等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家在会议厅外拍了这张“全家福”，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有人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书法建一所高等学府的创举，所以谁都欢欣鼓舞。
    书协张陆一同志想办法找到启功先生，启功先生也很支持，给题了“中国书法进修学院”的牌子。当然，在青岛市教育局的正式批件上，“中国”二字之前有“青岛”二字，因为这名义上由中国书协主办，但中国书协一分钱也没有给它，它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民间办学的案例。这次会议后，校牌挂起来了，但显然是一个空招牌，后来赶紧租了一个办公场所才挂了起来。就是在这种空招牌下，中国书协在当年就开始举办了全国性的书法培训活动，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们在各种大展开始前，均要不辞辛苦赶到青岛来执教培训班。几年时间中，数以千计的优秀中青年书法家在这里接受培训后，在中国书协种种大展中入选和获奖，成为全国各地基层书协骨干。正是中国书法进修学院的创作培训示范活动，使许多名气很大、创作经验丰富的评审委员能给广大书法爱好者面对面言传身教，也使中国书协在基层书法界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这种示范活动的良好影响，才促成了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成立。全国各地也频繁效尤，广泛开展书法培训教育活动，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当代书坛创作得以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一些来自祖国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青年书法家，在这里可以听到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大学教授的授课，亲自批改作业，这些今天看来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在当年，却是一项影响巨大的创举。中国书法学院现存有数以百计的学员感谢信，足以看到书法教育的火种在他们心中点燃的艺术激情与才智。谈到学院的建设，我忝居“院长”之名，其实只是动动口而已，名符其实的“一把手”是常务副院长范国强先生。我在这回忆中以“武训”点题，我就想说范国强先生是一个武训式的人物。
    将近四十年前“文革”前夜，是由批评两部电影和一部京剧“点燃”了空前的“运动烈火”。一部京剧是《海瑞罢官》，电影一部是《清宫秘史》，另一部是《武训传》。《武训传》主题是“宣扬刘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主角武训是由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主演。这部电影是很早就拍了，不准放映。批它的时候，大家也没有看过。批过了，才在内部放映中看了一回。我认为这是赵丹电影表演艺术的代表作，给人的精神震撼力超过他饰演的林则徐、聂耳等。电影中，武训有一个最为典型的造型，就是见人就磕头，乞求得到施舍，今天就叫“赞助”，来办学。用四川话说，就叫“讨口子”办学。武训是一个穷苦老百姓，他就用乞求的方法，办了今天称为“希望小学”这样的学校，在清代教育史上传为一段佳话。历史发展证明了对《武训传》批判的错误，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今天，谈到新中国电影史时，已很少有人提到它了。说句玩笑话，这部电影当年要送到好莱坞去，说不定能评上“奥斯卡”奖，我认为，它的悲剧力量所显的主题，堪与《音乐之声》比肩，或许更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从1993年初认识范国强先生后，这所书法学院就把他拖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他象武训一样白手起家，见人磕头，幻想着办一所有楼房，而不是挂空牌的书法学院。他变成了一个现代的、穿华丽服装（而不像武训那样衣衫褴褛）的“磕头虫”式的武训。不到十年光景，已褪去当年风华，成了心脏病患者，随时打吊瓶的主。
    当年，范君在青岛是一个“高干子弟”，翩翩少年，风流倜傥。二十多岁，便已成青岛画院画师，善草书和花鸟画，又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名满岛城。他也是一个收藏家，除了大量古今名人字画和古董外，他还是青岛绿石专家。当年发在《青岛画报》上的国宝级绿石标本，便是范君收藏。他告诉我，想干点事，不能光是玩。于是，我就把这个“玩家”带入“歧途”，去创办书法学院。一个殷实之家，也不能撑起一个大学院呀！别说租办公室，跑动审批程序，就是接待全国各地来往书家，很快就会让你坐吃山空。应酬喝酒，得了心脏病，办校费用，变卖家产收藏。在延续学院生命的最困难时间，他硬是从尚未过门的媳妇那里的工资拿来给学院聘用人员发饷。范君早已没有工资了，因为要办校，他只好辞了画院的画师公职。我不时要去青岛，因为已经上了路要停下来更惨，欠的帐谁去平。但是，我看见生活狼狈的范国强先生，既心酸，又后悔。他叫我“老师”，我只能给他谈书法之理，而无助于他的学校筹建。在青岛市，谁都知道他彻底变了一个人，一个乐天派风流少年，变成了愁眉苦脸的悲观主义者。这张照片前排左三就是范君，还可以见当年风流。自那以后，已不复往年风景了。
    当然，范国强先生也有他的优势，他以坦荡的胸怀，结识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看见范君的苦境，谁都要出手拉他一把。书法学院的培训班这两年已经消声掩息了，学院筹建已进入非死即活的阶段。我常常想，政府虽然从道义上全力支持青岛办一个书法学院，但是这也许只是一两道红头文件而已。我们不能忘记青岛党政领导大力支持的功绩，但是，在这一切变成现实之前，这个武训是不是成为一个教育家，还很难说，也许会成为一个破产企业的欠债户了。
    谁都知道，在中国办实事难，而办教育这样近似于慈善的事，由一个穷人来办就尤难。也许哪一天，飞出一个活神仙，真正赋予了中国书法进修学院以生命，成就了一个红红火火的事业，为中国书法事业画一个好的惊叹号。但是我却在想，我最大的愿望，是那一天，范君能释去我给他加在身上的枷锁，获得生活的自由，不再去当那个见人磕头的武训就好了。当然，他也遇到过好事：一个法国同行非常赞赏他，从办学院到他的书画。除了通过法中友协帮助他以外，还把他请到法国去办了颇为轰动的书画展，我还为他精美的法文作品集写过一篇序言。他返国后，他的那些作品又运到欧洲各地展览，很受欢迎，据说还卖了好价钱。不过，这些钱除了使他对自己的艺术增强了一些自信外，毕竟难以补偿他的“十年辛苦不寻常”呵！
   从这张纪念照看，大家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息，但是，谁也没有预想到，支撑这一切的，为繁荣青岛文化增光添彩的事业，最终光荣地落在一个武训式的“个体户”头上！---要说明，这个“个体户”头衔还是他辞去画院公职后，有人奚落他而相赠的头衔。不过，说实话，尽管吃尽苦头，范君却没有后悔过。有时，他还要向我表示一种乐观，我只能回以苦笑而已。因为我早已有些后悔了。
    写到这里的时侯，忽然电话铃响了，这是我的律师从西安打来的。他刚刚走出法庭大门，只轻松地给我说了一句话：相信法律的公正吧！我叹了一口气，把笔搁下，觉得今天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2003年7月3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7-7 23:5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3）


                         谁是主角的批判理性


    前两天，上海王南溟先生不速而至，作客松竹草堂。自青岛一别后，好几年未见了，据说，这几年他忙于国际艺术交流，去年刚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作了他的“字球”展览，还应邀参加了一个重要学术会议。王先生是和许宏泉先生一块来的，寒喧过后，我第一句话便问他，你为什么要批判王镛？他说，这是他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一种理性认识。我说，你知道中国书协头面人物发动媒体工具，大批“流行书风”和“丑书”的背景吗？他说，我不认识王镛，我的批评没有考虑社会功利，我对王镛没有任何恶意。如果我认识了王镛，也许就没有这个批评了。说到这里，我已经释然了。尽管我不同意他对王镛批判的内容，但我理解他的一种超越的理性的批判动机。我只委婉的地说，“时间”与“时机”的选择，在批判的社会功能的作用。两天以后，在一次聚会中，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镛，王镛并未释然，可见这种批评的力量。我也理解王镛，将近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年中，马啸等在《书法报》连续对我展开批判时，我的心情和王镛颇为接近。
    这张照片是马啸先生和我在2001年12月下旬拍摄。当时，我正应邀在兰州举办“陇上行”个人书法展。那天，老朋友赵正先生、林经文先生也都来捧场，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后，马啸先生与我有了这张合影。这一次，马啸先生还为我写了一篇专文，发在《书法导报》上，对我的书法展给予了积极评价，其中有一句话，在当时我觉得有可能太刺激而担心，大意是：谈当代书法二十年发展，绕不开刘正成这个点。我并非认为马先生是在逢迎我，他自有他某种批判的立场在里面。别人也不会误会他在为一个“失势”的人说话时的动机。不过，我在这里想到的问题倒不是这些。我看见这张似乎亲切的照片，是否会调合我们相互之间的批判立场与敏锐度？李廷华先生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要为我写一本书，但我们共同约定了一个书名，就叫《刘正成批判》，我们生怕被朋友关系障碍我们批判的理性。十年过去了，马啸先生更为成熟与历练了，我感觉到，我们都会对十年前在《书法报》的那场“恶斗”保持一种欣赏的审美态度。-----而今，真诚与执着的文艺批评已远离我们而去，尤其在用构陷的污水把我泡得变形的时候，不能不为曾经经历的学术环境所感动。
    这时，我翻开《刘正成书法文集》第一卷中那篇《谁是主角？》论战文章时，我仍然感觉到我文章中的“火气”和当年论战的“火药味”。这场“论战”由马啸先生发起，主要针对五届中青展的评选结果来的。我们开了两次书法批评年会，不正是倡导批评吗？办了展览，马上来一场批评，不是“响应号召”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但是理性和感性与知性是有相当距离的。当时，《书法报》已发了不少我称为“投枪”、“匕首”式的文章，我自以为这是对我工作的否定。他们的文章最先点了五届中青展“获奖作者”李木教、张锡良等的名字尚嫌不过瘾，由楚三先生还写了一篇《呼唤主角登场》的文章来“引蛇出洞”，企图挑起与我的直接论战。我终于忍耐不住拍马上阵，写了这篇文章，投入了“论战”。我现在当然无意于去分辩这场“论战”的是非与具体内容，我是在想，在我担任中国书协主要业务领导工作的近十年中，如果没有这场论战，包括我后来和陈振濂先生的温和的“论战”，这十年肯定会被史家称为“黑暗的十年”。在欧洲的历史上，所有人的著述都把“中世纪”与“黑暗”视为等同。因为在那个未经改革的宗教时代，罗马教廷的裁判所就是真理的代名词。人们对中世纪黑暗的恐惧，就是对教会一言堂的恐惧。今天，我们有了一个社会学新词汇，叫：权力话语。而批判对象的选择，往往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心急火燎地撰写这篇《谁是主角？》一文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力话语的强制性。当时，我有一种情绪，我认为对那么多中国书协不干事的领导，包括比我地位高的领导你为什么不敢去批他们，专门来挑我的刺。当然，更客观地来说，我如果没有这种“火气”、“论战”也就没有“战”可言了。何况，我能超越自己的角色吗？
    也是前两天的聚会，石开先生向我解释，说他的批评棱角并没有磨平的，他马上就要写批评文章以显示自己宝刀未老。这是因为他看了我撰写的这个“我与书法二十年”回忆录时，曾提到关于他的批评的回忆，他也许认为这是我对他委婉地批评。人是很难超越角色的规定性的。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放在2002年8月以前，尽管我有一肚皮的批评话语，我也未必会像今天这样颇为直露地写出来。我欣赏《边缘》杂志这个刊名所隐含的社会哲学洞察力。
    《读书》杂志这一期上发表了李泽厚先生讲述自己的思想与阅读的经验时，提到了他“文革”时在乡下偷偷精读康德的故事。康德一生有三部重要的著作，均予冠以“批判”之名：《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是康德论述伦理学的问题，他所阐述的社会伦理现实的实质，其优势在于其深度，而非在其自己经历过的广度吧。康德一生除了有一次去但泽的旅行外，一生都没有离开他那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在他的母校哥尼斯堡大学作了四十二年教授直到退休逝世。王国维在他早期《红楼梦》研究中，曾提出“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的概念，康德显然在他的大学中成就他“主观之诗人”的大业。在各种中国哲学教科书中，康德都被冠之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记得我在与王南溟和许宏泉等的交谈中，也提到王国维的这两个概念。要作一个批评家，要么就彻底地入世而鞭劈入里，要么就彻底地绝世，保持着人类未受社会环境污染的“童心”，而“直指本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怎么超越社会功利环境，去作出艺术领域的“实践理性批判”。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提到马啸先生的那两本《书法门诊室》。我想，应该读到它的人未必能读到它，或根本不愿意读到它，以至于简直就不知道它。我在儿时读安徒生童话时，就留下过疑问：难道皇帝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新衣”是什么东西吗？或者只是在别人戳穿真相后他才知道的吗？马啸先生已当了甘肃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书法作品水平已经令我刮目相看了，当其书法作品将获得某些商业市场的时候，竟然敢在这里“树敌”，全然不顾可能遭致的“封杀”，来写这些“得罪人”的文章，真是令我钦佩不已。要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学者，或者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这种可以称为“实践理性批判”的生命素质，其实都是不可缺少的。

                                         2003年7月4日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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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4）

                  
                   我的文学之梦

  1985年我从四川作家协会调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时候，我觉得其收获是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其损失是抛弃了我奋斗二十来年的文学追求。当时，一再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书法是不是艺术？我为之工作有什么意义？尽管我天性热爱书法，从16岁开始临帖学书，但这是不是应该成为职业。扬雄说过，书，心画也；但也同样说过，书，小道也，壮夫不为。由于这种思想基础，从一个小局部来说，我来到书协工作，也是文学对书法的“介入”。我的思维方式，包括办刊方针，自然引进了文学界的因素。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推介当代新人，破除“盖棺定论”的旧习，便是我书法“介入生活”的思想基础。如果《人民文学》按论资排辈来办的话，《人民文学》就该关门了。
  
  巧得很，来北京，就在沙滩这里办公十来年，做了中国作协的邻居。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是作家协会外联部。因此，我在这里也时常见到一些文学界的老朋友。我清楚地记得，1989到1990期间，刘宾雁与祖慰出国前夕，我都在办公楼的走廊里碰见过。刘宾雁先生属牛，他的身体和意志都像牛一样。我在当《人世间》文学丛刊副主编时，曾邀请过他和张贤亮先生来四川笔会，在峨眉山住过好几天。他说话语调亲切、思维深邃。张贤亮则放言诙谐、无拘无束。那次，在楼道上见到刘宾雁先生时，当然不知道他要出国，我们作了寒喧和短暂的谈话后，就分手了。刘先生应该不常到做协来，我来京后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他是不是来这里与一些作协的朋友道别，则不得而知。事过不到半年，祖慰也来作协外联部，在楼道里碰了面，祖慰在武汉时，我曾专程去约稿，请他到四川参加九寨沟笔会。后来，他去了九寨沟，与何士光等在九寨沟玩得很痛快。祖慰是一个才气横溢的才子，思维敏捷，口才雄辩，他的“审丑论”倒很可以移置来为“丑书”作辩护。他极善言辞，宣扬他的小说审美观。但是，这一次见面，他见我改了行道搞书法，便不与我多谈文学了，只是大家寒喧寒喧而已。后来，这俩人都听说先后出国，而且一去不返了。据说，祖慰在法国，1998年我去法国时，正好碰见一个电影学院去法国的学导演的女士，她假期来客串导游，告诉我一些祖慰的情况。她说祖慰在法国并不如意。我可以推测，刘、祖二位先生出国，必然如同无根的飘萍一般，境遇是不可能好的。我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国离乡，我也没有给他们交换过除了文学以外的别的话题，但他们显然是为了他们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是一种错误。书法家们大约不会犯这种政治错误。因为常常书写唐诗宋词，似乎给人一种超越的情怀。文学界偶尔有朋友来，我才得以有机会聊一聊生活与文学，好像得了一份大餐似的。
  
  1989年夏天，就是我把《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编完之后，马上用了两周时间，完成了我的中篇历史小说《庄周自传》，发表在当年8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稿时，我找了我的本家刘心武先生，我在文学界时，他也是我联系的作家。刘先生知道我写历史小说，当时他尚在《人民文学》主编位上。不过，不久之后他就卸职了。《庄周自传》是来北京前有个初稿，但四、五年的北京生活，让这篇小说有了更好的主题，1989年基本上是重新改写了一遍。我在非常忙的书协工作中，尚难放弃文学之梦，可见是秉性难移。那时，我常常自我安慰，且把这书协工作当作体验生活吧。是的，书法界也有不少高人，但普遍来说，似乎比文学界的人灰暗得多。模糊的形象，模糊的人生，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商业竞争的利益，使书法界的人更显佝偻而矮小。书法界也不时有人在叫嚷“人文关怀”吗，这证明了一个真理：说的，就是不干的。
  
  1989年秋，作为文化部长尚未卸任前，我第一次见到我所仰慕的王蒙先生。我当时想赠送王蒙先生一套《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他作为文化部长应该关怀书法。他听说后，自己来了，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他实际上和我们在一个院，他在孑民堂办公。我把上、下两部辞典送给他，还说请他题个词。他说我的字太差，不能题，我说，我喜欢他的中篇小说《蝴蝶》。当然也提及了那篇他刚刚发表的引起不同意见的《坚硬的稀粥》，他只说，任别人怎么去理解吧。聊了一会，他起身告辞，说有事再联系，走了。自那些以后，差不多整整10年，我们又重逢在北戴河，那是2000年夏天，我们作为文化界50名优秀工作者代表成员，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块出游山海关时在老龙头上所摄。站在老龙头上，看海滩上的残墙颓垣在涛声中消磨，颇引起王蒙先生兴奋。海风猎猎，我们一块走到尽头，在这里合了一个影。有10来天时间，大家朝夕相处。吃饭时，也总在一桌，还有张贤亮先生，作家协会还有一位女作家铁凝。这一次，我们聊的主题又从文学转为书法了，特别是张贤亮先生，总催着我张罗笔会写字，张先生也挥毫作书，豪放而执着。我随身带了一本我的历史小说集，赠与了王蒙先生。临分手那天早餐，王先生找到我，说他已读了三篇，我说，你喜欢哪一篇？他说，他喜欢《望美人兮天一方》那篇。这篇小说我写苏东坡元丰年间被贬黄州，写作《赤壁赋》和《赤壁怀古》时的事。一文一词，前后两三月之间完成。《赤壁赋》乃庄周避世的意境，《赤壁怀古》则有周瑜奋发有为的情怀。一进一退，东坡内心矛盾可知矣。王蒙先生喜欢这一篇文章，是不是与他的《蝴蝶》和《逍遥游》有关。文章与境遇岂能无关？当然，我也不能乱猜测。因为约好回北京再聊，后来，在北京我们又约了一次，我想听他进一步谈一谈对我的小说的意见。他只说了，如果再放开些写会更好。便又扯到书法上去了。他眼高，在他家里就挂着两幅饶宗颐先生的字，真是不俗。我送他的那张字也装裱好了挂在墙上。我想起了他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评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他喜欢饶宗颐，除了书法，还是与学问有关。作为激烈奋进的作家，不会完全躲进“学问”里吧？我确实很爱读他九十年代初与刘心武先生 一同写的那些《红楼梦》研究文章。但他藏之深处的心曲，也是在我刚刚读到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才有所了悟。他认为：
  
  一切语言都是得力的工具，但同时是陷阱，特别以一定的受到时间空间和文化限制的语言，去读去写千变万化的人生，这多半会是妄语乃至诓语。这样的话语，在传达出某些信息的同时会遗漏更多的信息；在描绘出某种真实经验的同时会使处境不同的人觉得隔靴搔痒；在强调了善良和高尚的同时会显得陈旧酸腐；在强调效用与成功的同时会显得机会主义；在传达出智慧和高明的时候会被认为缺少诚实，会被认为是轻视与污辱蠢俗之人；在强调原则与清高的时候会被认为是作秀；在表达出认同与适应的同时会被看做软弱无骨；在强调有所不为的时候会显得呆板。总之，不论你讲得多么洋洋洒洒，实实在在，美伦美奂，引人入胜，一旦成为白纸黑字，它就可能变得僵化、勉强、疏漏、空泛——它就极容易被滥用，被庸俗化，被挑剔，被歪曲，被驳斥，就同样进入如同前面的文字已经讲过的那个“狗屎化”过程，总之，一切无懈可击的语言都是有懈可击的，只有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如西方名言“沉默是金”。
  
  为什么还要写？
  
  王蒙先生最后作了夫子自道：
  
  未泯济世之心，并无道穷之叹！
  
  我逐渐意会了王蒙先生的境界：这就是文学和文学家！
  
  文字当然难以如实。但人生的如实，其实就是文学境界。什么叫“深入生活”，只因你入世不深也。倘在人世深处，这人生与文学又有什么分别呢？蜀客先生在我的一篇“看图说话”后跟帖说：“这一切只因入世太深故也！”蜀客先生是科学家，对人生的理解如此透彻，这也是科学家的境界。中国的文学，从来是“文史不分”。《史记》者，历史也，亦文学也。因其是文学，故能传世；因其是历史，才是真文学。二十年来，我自认为已经远离了文学，其实是真正走进了文学的深处，只要你仍有一颗文学的心在。王蒙先生、张贤亮先生均已过花甲之年，他们已不与一般人聊文学，因为文学已与他们同在了。回首生活，我所经历过的，包括我已经讲述过的，和那些我尚待讲出的，哪一件又是可以用文学虚构出来呢？我的历史小说《庄周自传》在描写庄周濒死之际，他的一些心理语言，亦可玩味：
  一只翩翩的蝴蝶，飞过来了。黑色的经络，粉色的薄翼，猫眼似的花纹，在我脑际盘旋，盘旋……我振动翅膀，我快活地飞着……
  “先生！先生！”
  “先生醒醒！”
  蝴蝶飞去了。我睁开眼，看见学生们围着我，他们刚刚把我叫醒。呵，我原来是庄  周！……不，我是蝴蝶，我是在梦中才化做了庄周！
  ……先生！先生！
  呵，我是庄周，我是梦中才化做蝴蝶……
  我又梦见了蝴蝶！我的心跳得好快！
  …………
  ……蝴蝶！不，庄周……蝴蝶……庄周……蝴蝶……
  一本《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当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没有什么细节与故事，也没有被描写的人物。但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小说，一本已进入“真如”境界的第一人称小说。不管你认为这本“小说”是好是坏，但作家与人物已浑然一体，他的人格、心灵、审美、观念已暴露无遗，无所遁逃。王蒙这个人，既是作家，亦是人物。这是他的“化蝶”境界。这值得我学习和追随。我想，有机会的话，我会把这个读书感想当面请教王蒙先生，以期得到他的认可。
  
  在这里，我还要讲的，是1994年秋召开的“著名文学家‘文学与书法’座谈会”。这也是一次与文学的近距离遭遇。这次会议，王蒙先生没有参加，但是，首都有名望的老作家如汪曾祺、李准、邓友梅、林斤澜、唐达成、管桦、张志民等光临会议，均各有精彩之论。会议在沙滩文联二楼会议室开的，文联党组副书记梁光第也来看望了大家。
  汪曾祺云：宋四家都是文学家兼书法家。
  李準云：书读多了，自然脱俗有个性。
  邓友梅云：在台湾，大到百货公司，小到馄饨摊，都不用美术字写招牌，都是书法。
  唐达成云：书法是典型的东方人的艺术。
  林斤澜云：书法是先线条化，后笔画化。
  张志民云：书协应该吸收些高档级的成员。
  管桦云：不必每人都是书法家，但至少应懂书法。
  大家知道，李準是有名气的写北碑的书法家；汪曾祺的书法颇似乃师沈从文；唐达成乃著名篆刻家唐醉石的公子，作书亦有家法；管桦善画竹，亦善书；林斤澜独钟金文，且颇有一些研究；张志民作书很有书卷气。这些中国文坛领袖，对传统文化的修养，实在令我们开了眼界。只可惜，我们未能按张志民先生的意见，把这些文坛领袖请进书协，让文学参与书法就非常有限了。汪曾祺先生所言，既是对北宋书法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代书法家的明确要求。这些文坛耆宿，其人格与经历均化为文学了，也包括他们对书法的修养。今天，其中至少有四位已作古人，不知书法界对他们的教诲有何想法。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觉遗憾。邓友梅先生说过，作协书记处叫我们开会，我们都可能不去，但都上你们这里来了。我得感谢邓友梅先生的联络作用。但是，那天开完会，我们只在沙滩路口一个很小的饭馆请各位老先生吃了一顿饭。那时杂志社没钱，太寒碜了。后来有了钱时，我们已经无法把人都请齐了。说句笑话，那天谈书法，也确实让各位老前辈会了一顿精神书法的餐呢！
                           2003年7月7目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7-10 21:38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5）

                      沧浪之水清兮


    九十年代初，中国书坛崛起了一个新兴的书法学术社团，即以苏州沧浪亭所用之“沧浪”二字名之，为“沧浪书社”。发起人为苏州华人德先生和旅居美国的白谦慎先生。他们两人均是八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的骨干，华人德为会长。沧浪书社成立时，华先生出为首任总执事。这是一个民间性的书法学术社团，我第一次应邀参加其活动，即是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活动是在常熟召开，时间是1994年11月，这时正是沙家浜所在地常熟最为美好的季节，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江南古城。言公达先生是东道主，当时他任常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熟书画院院长。言先生也是沧浪书社的成员，自然是这次会议的组织领导人。
    这是一次非官方主办的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原北大书法会的曹宝麟先生时在安徽，他是社员赴会；南京的黄惇先生当时尚未是沧浪书社的会员，因撰写论文应邀赴会；南京方面的执事是吴振立。上海方面大约有沈培方、沃兴华先生赴会。中国书协去了三位，我，张荣庆和刘恒，刘恒先生是沧浪书社社员，是会议正式成员。出席那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的傅申、李惠闻、石曼夫妇。傅申先生 当时还在美国佛乃尔大学美术馆任职，李惠闻女士旅居日本东京，石曼夫妇当时大约是居住香港。来自欧洲的有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在修博士课程的劳悟达女士。来自台湾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惠良和何传馨二位，朱惠良女士是后来当选台湾立法委员，并代表新党竞选副总统的那位政坛风云人物。朱惠良女士的代表性论文是对明代华亭派书法的研究。沧浪书社虽然在地方注册，但它的社员分布全国，当然还是以沪、宁地区为主。这虽然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民间社团，但它发展会员是宁缺勿滥，不追求数量，只追求质量与志同道合。这颇有明清以来文人结社的特征。那次会议有一个明显的社会特征，是拒绝任何官方人士在会议让露脸，以至包括中国书协和江苏省书协头面人物在内。我和张荣庆先生虽是中国书协干部，但因我们也是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学者，才得以应邀赴会的。这虽然是一个未经渲染的程序，但是意义非凡。在中国当今社会，凡事都要官员捧场，进而由官员越俎代庖的现实面前，书法学者们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学术的尊严。8899网友曾在跟帖中希望我作一些反思，我认为，像沧浪书社这样追求中国的书法与学术，虽然并非轰轰烈烈，但却是清清白白，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补充。它虽然弱小，但却是一种启示，一种方向。而我二十年来，全副身心投入的书法发展，轰动可以称轰动，全面可能称全面，但我不能推就把它导向了艺术与学术异化的非主观责任——非艺术、非学术的人员结构成了千万人文化艺术发展龙头瞎马，让政始权力话语得以取代了学术权力话语。我在这里并非全面总结我的二十年经验，对当代书法发展客观与主观的动因作分析，也并非说沧浪书法的学术活动就可以代替当代书法二十年的大发展。一种非官方的、纯学术的社团活动——如同沧浪书社组织的“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在祖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发展奠基的各个区域中心分头展开的话，对书法艺术与学术发展的前景是可观的。当然，像沧浪书社这样在地区注册，发展全国会员也是我国民政体制的偶然。我想，国家的改革开放应该为学术发展找到一条新路。
    苏州有东林书院的传统，所谓“东林党”是明末政争激化后对清流的蔑称。东林的传统，自清初以来，一直传为佳话。这其中，与东林的学术有关系，也与东林诸君子的人格魅力有关。在这里，我就要提到沧浪书社的总执事华人德先生。华先生外貌谦和，中心骨骾。自二届中青展华先生以隶书对联获奖以后，我通过白谦慎和刘恒二先生对他有所关注。后来，他被聘为中青展评委，接触便多起来了。我所说的华先生“外貌谦和”不是一般的夸奖。我是指他从不过份宣扬自己的主张，夸大自己作事情的意义，也不做出一副傲岸不凡的姿态，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特立独行之辈。这种“不矜而威自重”的风神，除了其坚实的学术修养以外，也跟他做人以“谦”自处的德行有关。我称其“中心骨骾”，是指他绝少说假话和违心之言，否则就干脆不说话。华先生也发过一次火，就是他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南北朝墓志》卷，由责任编辑的大而化之的失误，导致释文错漏数十处。以学术为生命，则必计较生命。华先生坚持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虽然最后还是谅解了这个责任编辑，当然也祘是我的失误以后，未公开批评，但我确实领教了的认真。我还从黄惇先生那里听过一个关于他按原则办事的故事，那是后来召开《兰亭叙》研讨会时，一个上海会员，不交论文而赴会，华先生坚持要让他交会议食宿费，而这位会员当时还是上海市书协的实权派人物。在中青展的评选中，他亦颇能支持创新作品而力排众议，令我钦佩。华人德先生的人格魅力，使他沧浪书社两任总执事的任期内，做了不少大事。这次在常熟举行的书法史学术研讨会开得很成功。
    沧浪书社的成功，又与旅居美国的白谦慎先生分不开的。他虽是负责海外的执事，其实起到操纵全面的谋划作用。1985年我初到北京时，就通过张鑫认识了当时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执教的白谦慎先生。白先生开放的书法价值观念，其时在北京很行不通的，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在北京市书协似乎有一个传说，谁要给白谦慎玩，就立即把他开除出书协。在中国书协，白谦慎先生只与另一位姓白的白煦先生有来往。白谦慎先生的很多书法社会行为观念很快影响了我。可以说，在当年的《中国书法》改版编辑工作与二届中青展的举办，注入了很多白谦慎先生的想法，尽管我现在记不清到底他出了些什么主意的具体内容。我只记得，在1987年左右他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时，我怀着对他深深的眷恋，顿时感觉缺失了一个重要的谋略家一般。白先生先在离纽约不远处一所大学读硕士，后来，在耶鲁读博士。他改了行，不搞国际政治学，而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将学术视点转向了明末清初的学术与书法研究上。他不时回国来，给我传送国际学术活动的信息。他曾经先后将沧浪书社社员作品展引进美国与台湾，为发展沧浪书社起到了别人不可代替的作用。美国的长年学习与研究生活非常劳累，每次在北京见着他，都看着他十分疲惫，忙着上各个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对文献的钻研，自然受到美国汉学家的影响。他撰写的论文均先后发表于台湾的很有名气的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上。他的力作是《十七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山西的学术圈对傅山学术与书法的影响》。其后他送我的《杂书卷册和晚明文化生活》则拓宽了书法研究的社会生活视野，使我很感兴趣。当然，白谦慎先生不去美国，在当代书坛上，亦已是一方重镇了。他去美国，获得了新的学术视野与学术生涯及其人生经历。不过，我也与之探讨过，去了美国，还是研究中国，甚至是研究明清时代的古中国，除了方法论外，还有别的收获吗？我甚至问他：这值吗？其实，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是于研究很方便的。近二十年来，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从启蒙，走向繁荣。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大发展，使中国历史和相关艺术学科获取了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白先生大约现在仍在波士顿大学作助理教授吧，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见过他了。尤其是他们后来关于《兰亭叙》的书法史课题研讨会，我因故未去参加，但我认为，虽然选题比1994年常熟会议更有重点，但似乎与大陆的整个学术界活动有一些脱节。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华人德、白谦慎二先生交换过意见，如果能吸纳整个两晋南北朝考古学发现去研究《兰亭叙》，就会比七十年代的《兰亭》论辩有质的进步。书法界对文献研究的功力是不及历史学界与文学界的，旧有金石碑帖学研究方法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而吸收更为广泛的学科视野，从而使《兰亭》论辩为当代书法史研究作出某种示范来。
    至于我在前文所点评的《王小二书法》一文，是偶然在网上看见，不知是否真为白谦慎先生所为。我认为，诗无达怙，作为文学随笔，本不该对号入座，去论辩是非。看了之后，会心而已，不宜作某种学术考证。倘要从社会生活实际来看，此文发表在近二年的中国书坛，颇有些像王南溟批王镛一般，迎合了中国书协某些头面人物批“流行书风”和“丑书”的社会功利需要。我的另外一位好友，也是白先生的好友吴鸿清先生，最近就“民间书法”与沃兴华先生展开了一场混战，在原本无法谈学术的地方，和根本不是谈学术的时候去斗气，太不值得。我答应吴先生，把沃先生也约来，找机会一起在“中国书法在线”上讨论“民间书法”的学术是非。我还是要引用《大学》上的那句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不同的时机与环境，使一个学术命题会扭曲它的外形，看起来成了一条棍子。白谦慎先生才思敏捷，学贯中西，如果他回到北京，过上一阵子北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的观念又会走得非常近。当然，从社会功利立场看，中国书法二十年，没有像白谦先生这样走出去看的学术使者，这又肯定是一种缺失了。何况，艰苦奋斗以后，白先生在美国作教授的生活又是中国学人向所企慕的。
    常熟是清末大臣翁同和的故乡，也是清初画坛虞山派的发祥地。登上虞山之巅，就觉得虞山像一条船样航行在蠡湖上，传说这蠡湖就是越国范蠡携西施归隐之地。在这里，11月正赶上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这真是江南渔米之乡啊。常熟又有言子古墓，言公达先生即自称言子传人。从那次认识言先生，我又先后好几次去常熟，得以饱览那里的湖光山色。言公达先生以其卓越的组织工作才能，又被沧浪书社选为总执事而接任华人德先生。常熟是一个县级市，作为市书协主席的言公达先生并非有多大的官方力量。没想到，不久之后，言公达升任江苏省书协秘书长了，执掌了官办书协的大权。那么，沧浪书社这个非官方的学术社团是纳入江苏省书协麾下，还是仍然以独立姿态搞活动，在言公达先生身上就出现了矛盾难题。在“官方”与“民间”的选择中，沧浪书社将何去何从？我尚未听到言先生辞去沧浪书社总执事的讯息，也不知道沧浪书社下一步怎么操作它的学术活动，在我这里倒留下了一个悬念。
    沧浪书社作为一个纯学术社团，经费问题自然是一个难题。据说，《兰亭》会议是由台湾何创时基金会何国庆先生赞助的。但在中国大陆，这种毫无报偿的赞助几乎是没有的。作为一个有全国影响的社团，又没有一个专职工作人员，主要领导均是兼职，是一个新课题。当然，我并非说要扩大沧浪书社的机构，造成更大声势，以发展空间。它以精悍的学术形象作为模范，其它类似社团相继发展起来，不是就形成真正的“百家”了吗？为什么非要大一统的社团呢？沧浪书社虽小，但它在海峡两岸书法交流中是卓有成效的，它所派出的高水平的学者型书家访问美国、台湾所产生的学术影响，是远远超过中国书协多次派出的那些旅游访问团的。你能说它小吗？
    “沧浪”之名，因华先生在苏州，苏州又有北宋苏舜钦所建“沧浪亭”，故我取此义。然南宋严羽有《沧浪诗话》在，“沧浪”二字亦可取义。但“沧浪”的最早来源应在湖北，或湘湖一带。《楚辞•渔父》云：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以此义释之，沧浪书社真取了一个好名字。但愿诸社员不释初衷，不失初义而进之。
                                 
                                2003年7月9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7-10 21:39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6）


                      心脏手术要小心


    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事物运动的规律也和人的肌体一样，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谐调与发展。在中国书协这个有机体里，如果把学术委员会比喻成大脑来显示出理性的话，创作评审委员会就可以比喻成心脏来显示出动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展览已成为创作与审美的中心形式，推动和标志着书法事业的活力。在引入竞争机制后的创作评审工作像一部发动机一样，推动着当代书法的发展。创作评审委员会伴随着竞争机制的建立而结累与发展着。在这一点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评价中国书法二十年的发展，与如何评价中国书协的创作评审工作相联系的。这一问题的争议就发生在1993年至1994年之间。
    当时，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发表在报刊上。一种认为，应该由不搞书法创作的职业评论家来组成评委会，以体现公正性；一种认为，“以总体水平而言，评委作品的水平低于入选作者水平”，因此要改组评委会。于是，中国书协第二届创作评审委员会郑州会议后，于1994年11月按计划在成都召开了“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就当代书法创作与评审工作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创作评审委员们均向会议提交了论文，会议以后又进行了加工修改，于1996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书法创作与评审》。这是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唯一的一次，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学术性工作总结。沈鹏主席没有参加会议，但他提交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却像是为会议定性一样，作了总结。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的委员们，均是当代书法二十年的一批宿将，他们的名字不仅会给人们留下其学术水平的印象，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代书法史的载体之一：
    沈  鹏  刘  艺  尉天池  张  海  马世晓  王 澄  张  森
    孙伯翔  张道兴  林剑丹  林  鹏  周志高  段成桂 夏湘平
    徐本一  康  庄  郭子绪  章炳文  萧  弟  熊伯齐 薛夫彬
    我参与组织了这次会议。何应辉先生作为四川书协的负责人，也作为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在四川搞到了二十万元赞助费，保证了这次会议在成都的圆满召开。可惜，何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没有整理成文发表，而我则提交了很有针对性的文章《在经验的范围内认识与提高》，作为论文集的《序言》收入集中。我在文章中针对当时评论界对展览评审工作的有些性急的批评，肯定了创作评审委员会自省、总结与提高的意义。我认为，这次会议及其发表的论文集，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自省、总结与提高，就是在积累中的发展与进步。我曾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书协的创作评审机制是全世界书法界最民主和最有效率的。这些评委来自全国各地区，但又不代表各地区介入评审，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艺术权威机构。观诸日本和韩国，其评审机构的成员是有权威性的，但是又被其所代表的书法组织派别冲淡了它的艺术权威性。这样的评审机构当然也促进了本国书法发展，但其公正性和权威性，施之于庞大和大一统的中国书法界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它的组成成员的稳定性，却是可取的。它的主任可以轮流更换，但它的成员相对稳定。因年老和逝世而更换，又从有成就的新人中选拔新评委。这和书法发展和本身的现实一样，不可能从哪里突然冒出一个有评审经验的书法家大家不知道。防止评审机构成员“大换血”是积累与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一个艺术家团体成熟性的体现。四次书代会后，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实现了“大换血”，这显然是一种瞎指挥所造成的断裂和倒退。
    中国书协最近与甘肃省书协联合搞了一次行草书展览。行草书展览第一届从广东茂名开始，就是除了“全国展”与“中青展”以外，中国书协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展。因为行草书水平本身就代表了当代书法创作的水平。所以，当时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了茂名的评审会，其工作认真的程度，决不亚于“全国展”的评审会。可是，这次的行草书展览的评审会，总共二十来人的评委中，有一半的成员是中国书协机关工作人员。我并非一般性地反对中国书协机关工作人员介入评审工作，但全国八十多人的评委会，为什么从外地来京的评委只有几个人呢？是中国书协机关干部的水平比各地评委的水平高吗？还是中国书协今年的“重头戏”行草书展评审不重要？约束机关干部的服务精神，已经被市刽手段所代替了。这种“吹糠见米”的手法似乎可以获得书协机关这个小环境山呼万岁般的拥戴，甚至可以以此来抵毁某种原则精神的功利观，但它损害的是中国书法二十年所积累的财富啊！广大书协会员和会外书法家积极性的挫伤，将是对当代书法发展的致命损害。某些个领导人也许就两三年后退休了，但他给中国书法事业的损害，所遗留的一个烂摊子，将危及一代人的发展和利益。
    这次成都会议除了委员们精彩的论文和即兴的大会讨论发言外，还确立了两个重要的文献：一、《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评审手则》；二、《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工作条例总则》。所有与会委员如同宣誓一般，均在这两个文献上签名以示其严肃性。这两个文献为九十年代中后期创作评审工作所遵从和执行。中国书协现在的创作评审委员会两个主任和几个副主任，不知是否已经遗忘，或甚至就不知道这件事吧？那就更不要说其余的七、八十个委员了，因为他们其中大部分没有参加过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工作，当了委员还没有开过会，见过各位主任哩！书协换届，非把协会自己的工作积累全盘推翻不可？这个协会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起来，找到自己的某种规范呀！
    我随意溜览了一些国内的书法媒体，发表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言论。比如说，中国书协已经成立了一个评审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却又在议论“如何组成评委会”问题。这既反映了某种急躁情绪，又反映了中国书协领导工作的无序。中国书协既然已经组成了评审会，就首先应该发动评审委员们的积极性，提出四届行草书展和八届全国展的工作方案。再把这种方案发布出来征求广大会内外书家们的意见，从而有目标、有计划、有效率的工作。不能把什么好差事都揽到自己头上，自己又不懂，又不会指挥别人去干，采取一窝蜂的短期行为，这还像一个已成立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书协吗？一个完全脱离全国书法发展实际情况，完全脱离全国书法家的总体需求，这个领导机构早就得“心脏病”了，“动力”与“调节”已丧失功能，还能指望什么呢？用那些欺上瞒下的手法，说不定某位负责人这时正在上级领导那里讨表扬和封赏哩！不管下面的情况怎样，反正机关里人人都当了评委，今年的年终考评在一把手那里肯定得全优满票的。是可悲，孰不可悲也！山鹿网友云，学术乃公器，“前修未密，后世转精”。又岂有后世“转粗”、“转坏”之理。
    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刘玉山同志和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卢正嘉同志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四川省的许多领导都先后到会祝贺，参加合影。成都市、重庆市书协主席何继篤、殷白先生也坐在前排中。摄影地点在四川锦江大礼堂前，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些代表性书家也参加了合影，足见会议的隆重。
                                2003年7月10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7-14 22:48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7）



                   沉睡在荒野中的理性



    书法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唯有楹联了。文件、报告均用打字，写信由钢笔已逐渐过渡到打字和发伊妹儿了。钢笔都快废了，还说你毛笔吗？但很奇怪，殿堂庙宇，楼台亭阁间的楹联匾对还环绕在人们的旅游休闲中。现时，你到一些比较讲究的新派传统菜馆茶楼去，楹联牌匾都颇为引人注目。北京北辰附近有一家眉州川菜，把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放大处理在整个餐馆楼上楼下，古气盎然，颇有文化品位。现在农村，到春节还是讲贴春联，书法家们每每还送字上门，以示与老百姓亲和。大家一致认为，除了“三大展”以外，就以楹联为样式组织单项展，这样，还可以鼓励作者自撰自书楹联，提高作品文化含金量。于是，“第一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作为第一个开发的单项展，于1994年冬在福建福州开幕了。但是，展览的征稿是在1993年，当年12月在福州搞了评选，评选后由于东道主福建书协副秘书长吴乃光忽得重病，加上作品集出版延宕，才推迟到第二年年底拉开展幕。1993年12月于福州开完评审会后，全体评委被安排上武夷山旅游。我们坐火车到了南平市，便改乘汽车走西路到邵武，又从邵武翻山越岭向武夷山市进发。途中，在黄坑附近，车停下，主人说这是朱熹墓，大家去看一看。可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孔子之后的儒学圣人朱熹会埋葬在这个荒郊野外之地。大家下车后，果然见一当地垒砌碎石方法建起来的墓茔。墓冢后面有一石碑：“宋先贤朱子之墓”。二十来个评委，大都自命为中国传统之学的后继人，不由自觉地肃立在朱子墓前，来了一个三鞠躬。这张照片就是“三鞠躬”后留连于墓前时所摄。我将其选出贴在这里，是因为那短暂的不到半小时的拜谒祭奠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
    清王懋竑纂订的《朱子年谱》载：
    庆元三年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
    这大林谷即今之黄坑。朱熹一生的经历与他的一位同省后辈黄道周颇类似，虽然从政，实际仍是一个书生。方爱龙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赵构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即之》卷的《朱熹书法艺术及书学思想》中算了一算，朱熹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首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开始，到他绍熙五年（1194）当了四十天的皇帝侍讲便被罢免，凡四十二年间，前后真正在职时间不足八年。绍熙四年（1193）朱熹曾知潭州（长沙），复办岳麓书院，其实在长沙就只有两个月任期便离去。朱熹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闽北的武夷山区度过的。这里还留有一个“紫阳书院”的半间屋墙颓垣，据说是当年朱熹的旧舍。按记载，这应该叫“沧州精舍”，也就是朱熹晚年著书讲学之地。朱熹被编入《中国书法全集》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主张法晋唐，而对北宋黄、米书风颇多微词，这是他的拘泥。当时，我们在朱子墓前凭吊时，仍然主要想到的是他一生的际遇。上个世纪，朱熹遭到了文化界最大的毁损，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还对朱熹的“穷天理、灭人欲”的义利之辩大加鞑伐，而到了世纪末，余秋雨《庭院深深》对朱夫子的怀念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认为，朱熹是好人坏人，有一个方法立判无误：他是被奸党韩侂胄弄权排斥出局的——被坏人反对的就好人！他的思想，他在武夷山过了几十年清贫日子，想必会获得某种超越。至于被用于其后的封建统治，这与他本人的功利观应该是两回事。一种超越的理性，应该是朱熹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
    武夷山之游，评委们玩得很痛快，大家对这次楹联展的评审比较满意。由于是一个单项展，评委人数不可能像两大国展那么多。于是，便从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会和中青展评委会中抽选出二十余人组成楹联展评委会。第一届由沈鹏先生任主任，我和朱关田、张海先生任副主任。第二届在山东淄博举行时，就由我接任主任，尉天池、张海、朱关田、王镛、聂成文、何应辉任副主任。评选前都制定严格的评审规则，非常认真。记得，1996年在淄博的第二届楹联展评选前，不仅一致讨论通过了《评审条例》，全体评委还在拟定的《誓词》上签名宣誓。这份签名《誓词》和《评审条例》均刊载于作品集前面，可见当时的心态。《誓词》云：

    本人在评审工作中将严格遵守评审条例，不代表地域、流派，本着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做到认真工作，不恂私情，公正、严肃地完成本届评审委员会赋予的职责。
    参加过《誓词》签名的所有评委，在签字那一刻的心情，确为理性所驱使。一个评选会，事情够小了，但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心理追求，在某种事态、环境中，是有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的。如今事过境迁，又仿佛成为一种神话。前两天，从韩国传来一个消息：某著名书法家、某书法组织的领袖，当然也是我熟知的朋友，因书法评选中涉嫌贿赂，已被警方拘捕。这令我异常吃惊。理性不足，再补以法制，韩国人夠认真的。话说回来，成千上万人投稿，把他们的希望托付在评选的公正上，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看来，评委们宣誓自律，是有社会价值的。昨天读到《书法导报》上公布的行草书展“因非典原因”才由北京评委评选，这不是公然撒谎吗？要在韩国，这个当评委主任的决策人可能己经为此被捕了。在武夷山区那荒凉的野外所安息的朱子，当然没有孔府、孔林的尊崇，但却尤其显得可贵与崇高。那种高标自举的儒学精神传统，显然是商业社会中的一副精神清凉剂。朱熹在闽、湘、赣、皖间留下了大量摩崖手迹，往往在审美叹赏中，又容易让人触物伤情，绵思久远。
    第一届楹联展在福建举行，惊动了三闽才士，其后在书坛大展异姿，一发而不可收拾。举几个数据可以说明书法发展的量化趋势。
    1986二届中青展      入选9       获奖0
    1990三届中青展      入选4       获奖2
    1995六届中青展      入选26      获奖3
    2000八届中青展      入选18      获奖3
    一项活动的举行，从全国引来不少优秀书家，在与当地书家的交流中，言传身教，双方受益。当时，在武夷山玉女大酒店的笔会中，均有不少福建省优秀书家参与，自此以后，书艺大进，崭露头角。如李木教、柯云瀚、康耀仁、赖彬文、沈惠文、谢钦铭等均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先后获名书坛，享誉全国了。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吴乃光先生。吴先生，一南国义士也。他是福建书协主席陈奋武先生的学生，陈先生让他当了副秘书长，他就如同重任在肩，力图振兴三闽书法。他倡议了第一届楹联展承办后，除了拨款赞助外，不足之数都由他从家里掏出。吴先生的太太很贤慧，眼看吴先生把家里大笔钱扔在公益事业上也毫无怨言。在展览筹备过程中，因劳累超负荷，吴先生差点让糖尿病、心脏病给丢了性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福建书法在全国书坛异军突起，不能不记住吴乃光先生荜路蓝缕之功。他后来当了中青展评委，再后来又从中青展评委中筛选下来。可是，他真是宠辱不惊，待人待物一任如初。我作为中青展的组织者，总觉得欠吴先生一笔人情债。参加竞争的书友们提出评委会要“优胜劣汰”，要实现新陈代谢。作一次人员更换，虽然是很小幅度的变化，也是不容易。新选上来的评委，要遭人非议，选择下去的评委，别人怎么自处。当然，中青展中绝大部分调整过的评委均有很好的风度，但是，却也有极个别人，从此成为仇人，风向变幻时，就给你发难报复。哎，原来都是好人，但书坛的实际利益中，终归有人失去理性，弃义取利了。吴乃光先生总要打电话关心我，特别是我“失势”以后，就使我心中这笔欠债愈显沉重了。吴先生善作朱砂大榜书，华贵恢宏，气度不凡，有时一字几乎逾丈，尤受香港、台湾、泰国华商的青睐，认为能避邪获得大利，故往往一字万金而争购之。我云，有吴先生这样的人品气度，更爱及其书也，岂能不贵！取财用财，总有义利之辨，总体现人的一种精神存在。故东坡云，苟非其人，虽工不贵。这个“贵”字，其含义不在财，而在义也。当然，当世也有一些“高人”，善作商业广告，常常宣传自己拿出什么钱来捐献，这点钱在彼乃九牛一毛，闹得全天下无人不知。此乃为名也，非真为义也，乃为获更大之利也。吴乃光先生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夸耀过自己的贡献，为善而不欲人知，真善也。

                                         2003年7月12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闻正    时间: 2003-7-14 22:48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8）

                 六十年代书家的崛起


    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书法进修学院联合举办的首期全国书法创作培训班于1994年12月在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与当代书法名家汇聚一堂，都兴奋不已。这张合影中，站在前排以后的学员们，现在大多已成全国各地区的书协骨干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多数都属于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书法家。我在这里当然不能说他们的全部，而只想说一说也属于六十年代的，站在前排右边的几位助教，他们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书家中的代表：赵雁君、张锡庚、李木教，和稍后来的刘彦湖、梅墨生和朱培尔。这批书家在书坛的崛起，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
    在青岛培训班任教的书法家，例如站在前排的有王冬龄、曹宝麟、张荣庆等，均是四十年代书家，刘艺、孙伯翔年龄更大一些。这一代书家是林散之、沙孟海以后的中生代，而六十年代书家则是晚生代。当他们在15岁到20岁之间时，中国书协刚刚成立。也可以说是中国书协时代所哺育起来的新生代书家。他们中很多人形象地说，我们是读着《中国书法》杂志走上书家之路的。当然，上面所举的6个人中，张锡庚年龄略大一点，朱培尔成名在八十年代，但他们真正享有大名时，都是在九十年代中，因“中青展”、“全国展”中频频获奖而选拔到《中国书法》杂志社任编辑时所得。这个时代所形成的书法创作与审美观念，都积淀在他们身上。成耶？败耶？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证明。这几位六十年代书家来《中国书法》以前，都没有当过编辑，在全国性书法活动中尚未出头露面。但是，他们置身在广大的书家群中，他们一走上编辑岗位时，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把他们请去作助教，也是在四十年代优秀书家与六十年代书家中起一个桥梁作用。在青岛培训班中，他们从头至尾跟班辅导，教授们则轮流到来执教。他们能从著名书家教授那里得到经验，来映证自己的学习感受，同时，又能用自己的方式传输给所有学员。一代审美观念，在这里得到迅速广泛的传递。这种高水准和大规模的书法教育活动，对当代书法的普及与提高，是前此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梅墨生先生从秦皇岛书画院到中央美院进修期间，到《中国书法》兼职，其后就留在了北京。他在《中国书法》任编辑期间，完成了他的《现代书法家批评》系列文章后成书，也编撰出了《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书学水准获得质的提高。梅先生现已是中国画研究院画师了。刘彦湖先生在《中国书法》当编辑期间，完成了他的《现代篆刻十二家》批评系列文章，然后又考入长春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现是中央美院副教授。朱培尔先生到《中国书法》杂志后，很快成了篆刻、书法、山水兼能的艺术家，并长期担任主编助理，成了一个优秀的编辑。赵雁君先生到《中国书法》后，又参与大量《中国书法全集》工作，作为一个主攻创作的书法家，在学术上大步提高，并与朱培尔先生一起在八届中青展选拔为评委。赵先生现在已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可见其眼界提高后，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多方位发展的成熟艺术家。张锡庚先生和李木教先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有广泛影响的青年书家，现均在当地书画院任专职艺术家了。当然，我要申明的是，一个有成就的书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获得成功，因为他们身上有艺术的“种子”。而我要强调的是，这颗存在于每个艺术家心中的“种子”，并非都能发芽、开花、结果的。一个时代的优异条件，无异“发现”和“催生”了这些“种子”的发生与成熟。这就是“鸡蛋”与“温度”的哲学关系。
    我受托主编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三卷，不仅收了不少大量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书家作品，也收了不少六十年代书家作品。我想，如果要说新中国五十年文化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文化成就，六十年代书家是一种最为充分的体现。除了上述几位我罗列的书法家处，尚有：
    陈  平     范  斌      吴  行      邵  岩     胡秋萍
    陈新亚     陈大中      刘廷龙      施恩波     于明诠
    张 继      洪厚甜      康耀仁      管  峻     刘云鹤   
    古 泥      刘新德      汪永江      白  砥
    这部“官修”美术史原订不选入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艺术家的，我们据理力争，入选了上述二十多位。这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部书出版于1998年初，当然，这批六十年代书家也就三十多岁。想没有想过，三十多岁，而又并非出将入相者，能入“艺文志”吗？可能在地方志里也是罕有的。就因为编这部书让青年书家入卷，挤掉了一些老书家入卷的位置，当然，也杜绝了一些“伪书家”入卷的路子。所以，我最终取消了自己入卷的作品，但也难以平息一些权势者的怒气，成了后来我的罪状之一。我无意讨好青年书家，但我是从时代的观念去看问题的。什么叫“史德”、“史才”与“史识”？如果都是“盖棺论定”，还能显示出什么“德”、“才”、“识”来？有网友在跟贴中把我形容成斗牛场上流着鲜血犹斗的“傻B牛”，这句话虽然不太好听，但非常形象和准确。想一想，我编一本书，也不趁机去搞一点调合，拉扰一些亲贵与左右，办了那么多事，我要得罪多少人呀！我莽撞地前行着，如果需要现在来自省的话，站在不同利益观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有朋友见我倒楣时更来火上烧油，声色俱厉地问我：难道你不办中青展你就犯错误了？你在《中国书法》上不搞“书坛中青年”专题你就混不下去了？编艺术史册你不编进青年人你就完蛋了？是的，我不做这些事，我可能一点“错”也没有，我可能会爬上更高的位置上去，我可能获得更大的“名”和“利”。然而，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坦率地说，我没有什么德行高蹈，我仅仅因为置身在现实中，我为青年人的早熟、才气与成就所感动。他们获得了一个好的时代，他们惊人的艺术天赋与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不能容许一种良知去漠视、轻视、或甚至视而不见。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既有良知又有才智的艺术家，你明明看见青年人写得那样好的时候，你的违心之论简直可以真正摧毁你的一切自信和信念。当然，如果你真的什么也看不见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你骂我是“傻B牛”，我看还有比我更“傻B”的。自己已经家财万贯，该多多求“名”的时候了，还一个劲地傻骂青年人是“丑书”，这不行，那不行。看不懂，就应该装傻，至少不会暴露自己无知。照现在这样一搞，皇帝的新衣给当场戳穿，还有什么希望去青史留名。自己给自己歌功颂德的那些东西，在历史上是没有用的。你虽然可以一时控制舆论工具，但是，心服比口服更重要。
    青岛培训班每一期都要配上这些“助教”，《中国书法》杂志社也始终保持着青年书家在岗的“规矩”。“后生可畏”的意识，催促着我们这些渐进老年者继续前行。青年人可以在中年人、老年人这里学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然而，中年人、老年人则可以从青年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你更成熟，知道你缺少什么。孔子云，因材施教。中老年人最难做到的，是保护青年人的个性；而青年人与中老年人打交道最怕的也是被抹煞自己的个性。那种认为“流行书风”是千人一面，都是随大流的趋时附势之辈，是对青年书家创作风貌的肆意抹煞与歪曲。有人甚至夸张地说：“一走进八届中青展的展厅，就觉得一个人写的似的！”这种话在某种场合甚至还会赢得一阵掌声，但这是一种典型的无知，于是无畏，说出这些终将被历史嘲弄的话来。
    李木教桀骜不驯，但才气横溢；张锡庚优柔寡断，但点画精到；赵雁君折衷调合，但书气郁勃；梅墨生处世欠周，但才识兼善；刘彦湖孤傲少言，书印皆独树一帜；朱培尔温良随和，出手便俯视群雄。与青年人相处过从，要有磨合，才有谐调。保护了别人的个性，才找到自己的区别。我们的当势当位者，千万不要一竿子打一槽，轻视、漠视、小视六十年代书家群体，要善于尊重那些将名未名之辈，书法艺术才能获得承先启后的发展。否则，等七十年代书家也大步走上艺坛舞台时，你会更惊讶于已经毫无立锥之地了。当然，我这里提出一个“六十年代书家”概念，既让我们能看到前辈，同时也提醒大家看到后辈。“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是一种永恒的历史辩证法。
                                   2003年7月14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艺术部落    时间: 2004-7-16 11:29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9）


                      快雪时晴忆岚山

    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文化建设成就可谓日新月异，然而，究竟未成熟，没有形成大气候。论学问，没有学派；论艺术，没有流派。有一些争斗，也像街头上小瘪三打架，小利益之争而已。比起东洋日本，我们尚有相当的差距。彼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了现代文化发展机制。论书法艺术，日本有关东派，关西派；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也有东京派，京都派。近二十年来，我们国内比较注意欧美的中国学研究，一个是对费正清先生统率的美国哈佛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关注，一个是英国剑桥中国史研究著作的翻译，而较少注意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九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共十册，但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反响。其实，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最大中心就在日本，其研究的规模与深度既非欧美学界可比，也可以说和中国大陆平分秋色，许多地方甚至又非中国可比。如同经济一样，我们未敢先行挑战欧美，而是要首先追赶日本。我们的书法艺术高速发展二十来年了，似乎已成世界第一了，其实泡沫很多。中国书法界的人事结构的混乱，就是一种极不成熟的标志。就更别提形而上的学术研究了。十多年来，我致力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眼光所及，我认为 ，日本《书道全集》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中田勇次郎先生，依旧如泰山北斗高悬我的头顶。当我翻出这张1995年初我第一次到京都岚山拜谒中田勇次郎先生的照片时，心中尤为思念这位已辞世四年多的长者。
    中田勇次郎先生自然是属于中国学研究的京都学派，也即称为“京都支那学”。因为他的《书道全集》同事神田喜一郎先生是京都学派，甚至可以称他的师叔。因为中田勇次郎先生的老师是青木正儿，是神田喜一郎先生的学长，他们共同师事狩野直喜先生。中田勇次郎先生逝世时已是九十多高龄，他的学生、京都大学教授杉村邦彦先生也快七十岁了。做一门学问，而有这样脉胳分明的派系师承，在现代中国尚未形成。就说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他承自王国维的衣钵，而陈先生之后呢？罕有闻其名者。郭沫若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史学大纛 ，但其传人也其名不显。这就更遑论书法学研究的学派继承了。近代中国书学研究的大师们，个个都名符其实成了“绝学”。现在许多大学也都有硕导、博导了，但除了继名其下外，毫无学派宗师可言。在中国书学研究领域，大家尚蒙头蒙脑乱撞一气。
    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处理他们所尊崇的中国传统，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术研究的分水岭。中国乾嘉以来的汉学传统，在矫正宋学传统以后，对中国的古史更多的是释义。中国的考据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实事求是，义理明彻，演变成了具有现代品格的“支那学”。看一看日本《书道全集》的“作品考释”，就是一种全新的著录方式，是对中国古代沿袭至今的著录方式的革命性改革。《中国书法全集》编撰工作向《书道全集》借鉴所体现的“支那学”研究方法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古代某一样式、某一书家作品的“考释”，有了这种“考释”，就有了作品的编年。否则苏东坡作品一大堆，赵孟頫作品一大堆，没有透彻的时空关系，其研究当然难以深入。如果说《中国书法全集》与前此所有书法史学著作和当今各种书法图册最大的学术分野，即在对每一件作品的学术批判眼光的科学性和严格要求。虽然《中国书法全集》在规模上已远远超过《书道全集》，在以书家为体的体例上已比仅仅断代为体的《书道全集》有所突破和进步，但其研究方法，是从日本的“支那学”那儿学来的。1994年春节前，我和太太傅淑群在邹涛先生引领下，经东京西岛慎一先生介绍，以朝圣般的心态，来到京都岚山谒见中田勇次郎先生。
    在我的一生中，肯定将永远记住那个“快雪时晴”的日子。我在1999年中田勇次郎先生去世时，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一篇纪念文章对此作了叙述。在岚山下那个古雅的庭院门前，忽然飞起雪花。但当大门打开后，看见中田勇次郎先生迈着蹒跚的足步降阶迎接我们时，天空又忽然放晴，阳光洒在那个苍松掩映布满苔藓的庭院地上，真是一个奇观。在东京时，西岛先生曾一再嘱咐我们从侧门而入的。但那扇很少打开的大门，为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人而敞开，既使我激动，也使我看到了一个近邻民族的文化形象。年长我足足四十岁的长者，竟然称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晚辈为“老师”。当时，我将携带的几册《中国书法全集》呈上去时，心情如同向老师交上作业一样，我说，这是我们学习你的研究方法，学习《书道全集》的经验所作的工作，请您老指教。中田勇次郎先生说，他已看过几本《中国书法全集》了，他说他要向我们学习。我当时将自己书写的一柄折扇作为礼物送给他时，他马上展开用汉语朗读起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但他马上告诉我们，他正在学习现代汉语。是的，由于汉语白话化以后，日本学者感到很头疼。他们能懂文言，却不懂白话。然而，一个年届九十高龄的老人，还要学习一种新语言，其精神足以令我们震惊。中田勇次郎先生送给我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黄庭坚研究集》，那是他晚年的心血所聚。他说，他从京都一个寺庙里尘封三百年的书堆中找到了出版于江户早期的《虎啸集》，那是一个日本学者在南宋时期访问中国搜集黄庭坚诗文题跋的文集，为他的黄庭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中田勇次郎夫人送来茶点，先生站起来，自己去弄那个电炉，想让屋子更暖和一点。我们急忙去帮助他。他才讲自己的腿是前年到江西修水黄庭坚故里考察时给摔坏的。他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把腿摔坏了，他不能再每年去一次中国实地考察了。我们不能不为这位真正躬行求是的日本学人的治学精神所感动。这也使我想起另一位摔坏腿的日本老人村上三岛先生，他也是以八十高龄，最后一次去河南孟津王铎故里时给摔坏腿的。这种实践篤学寻求真理的精神，应该是日本近现代的学术精神。
    两年后，我与王彦先生又去京都时，由高木圣雨先生和邹涛先生陪同，第二次拜谒中田勇次郎先生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但是，他兴致勃勃地拿出了他曾在京都展览过的书法作品给我们看，我立刻感受到了谢无量先生书法的高蹈气息，才知道这是一位格调很高的文人书法家。日本的书法学者并不以书名世，但却有如此高的书法水平，我看到一种文化的境界，体会出“博雅君子”之谓也。中田勇次郎先生将他的书作一一分赠我们同行几人，然后又每人加上一包岚山特产的糕点，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忽然，在微雨中，太阳又照射出来，在松竹之间闪耀。我深深地感觉到一位日本前辈学人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我曾经提过，如果要设置中国书法“兰亭奖”特别奖的话，一定要授给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文化艺术研究的异国老人，他等身的著作显示了他继承和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勋。我这里所说的“等身”，其实是“超等身”。因为三十卷《书道全集》，加二十卷《中国书论大系》、九卷《中国书道全集》、四卷《欧美藏中国书法名迹集》、两卷《黄庭坚》、《龙门造像题记》这些我的书架上所备的中田勇次郎先生著作，早已超过了一个人的身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中国的学人有没有一位在研究别国文化时达到这种投入精神和成就的？在中田勇次郎先生身上体现的日本民族文化的包容精神，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人认真学习的。
    中田勇次郎先生放下茶杯，叹了一口气，说他很孤独，因为现在日本青年人已经读不懂他的书了。他的这句话，我在几年以后去香港拜谒饶宗颐先生时，也听到了饶公几乎完全相同的话。我认为，大师肯定是孤高不群的，特别是那些真正的学问大师。一个已经走到人生暮年的老者，还在学习现代汉语，还在注释《和歌集》，他会陪你喝茶侃大山吗？生活在红尘里的中国大师太多了，赶堂会，剪彩致词，点缀着现代的生活摇滚。但那种孤寂澄明的境界，将无处可寻了。后来，我又去过岚山，只是围在中田勇次郎先生庭院外围转了一圈，算是一种祭奠。我不忍敲开门，去看那个人去庭空的所在。我愿意中田勇次郎先生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大师是一盏明灯，如果没有中田勇次郎先生这些日本学者的前驱示范，《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研究工作可能仍在黑夜中摸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是值得相互学习的。我们如果用日本学人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来鼓舞自己，我们肯定将获得更大的功効。
                                             2003年7月15日于松竹草堂
作者: 艺术部落    时间: 2004-7-16 11:30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松竹草堂有寓言

    我作为一个正处级干部，后来担任了协会领导，但国家只分配给我8平方米住房。我在八方斋住了十年时间，没有人向上级打报告反映过我的住房困难，中国书协也没有为我的住房采取过任何帮助的措施。1995年初，当我从八方斋搬到松竹草堂以后，某些人就乐此不疲地向上级机关造谣告状。住进松竹草堂，我就自然被加上了一条罪名。到2000年中国书协换届前，一拨人向中央领导告我的时候，非常富有想象力地描述说：刘正成拉拢了北京市领导的关系，在市区找到地方修了房子。当中宣部调查组的同志就此给我谈话的时候，我就问这错在什么地方了？我说交待什么问题呢？他们笑了一笑，说，就说一说这个情况吧。我说我确实动用了关系，那就是北京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刘绍棠先生不是官员，他知道我为了编《中国书法全集》，认为这是千秋大业，国家应该支持，他出于书生意气，亲自动笔给北京市主管领导写了一封信。后来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就亲自视察来了，看见我编《全集》的大量珍贵资料都堆在沙滩老灰楼的过道上，三个编辑人员挤在一间8平米的房子里办公，非常感叹，回去就批下来了。我就认识一刘绍棠先生，北京市领导谁也不认识。与刘绍棠先生也是书生之谊，他是我从小景仰的作家，我送过他几本《中国书法全集》，这一切关系，只能说明参与批准我建房的北京市各有关领导水平高。有人曾经给有关领导说过，国家为了80卷《大百科全书》，在阜成门修了一幢20层大楼，刘正成编100卷《中国书法全集》，不花国家一分钱自已给自己建房，难道不该支持一下他？
    自从我搬进松竹草堂后，许许多多造访过我沙滩八方斋的国内外朋友，都为我高兴，来北京10年终于有住房，有一个可以落脚聚谈的地方了。这里有一小块空地，我们从西山移植了一株松，从紫竹院移植了几竿竹，于是便有了松竹草堂的雅号。凡是作客过松竹草堂的朋友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编辑办公的场所。几百平米房子，除了书籍和办公设备外，没有任何豪华设施。我们一家三口只享用了两间住房不过五、六十平米而已。其它所有空间，都是在这里工作的任何人可以来往涉足之处。我的私人书房，也是《全集》工作人员公用的书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我的书房来查阅资料和办公。在书协的同事们知道，我们家是没有什么家庭隐私可言，因为我们来北京快二十年，从来就没有真正过过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日子。从今年四月底到六月中，由于北京闹“非典”，工作人员都返乡了，也没有来客了，我太太傅淑群才感慨地每天都要说一句，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仅仅这两个月时间，我们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自由地起居，才可以衣衫不整自行其是，才可以无人打扰自由自在。由于编撰《中国书法全集》工作的特殊性，我把一个家变成了一个繁忙无比的工作场所，给我的太太和全部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这家而不家的生活还没有尽头，因为《全集》还不知道要哪一年才能编完呢！
    然而，刘正成在北京市中心有一幢小楼的传闻，在别有用心的人口里传向并不知情的人群，自然引起了许许多多的猜测。那些书坛大腕们住在自己那些谁也不知其所的洋房别墅里大把大把数钱时，却用他们鼓动的谣言脏水泼向我，泼向一个日夜在为文化工作的场所。有一位《中国书法全集》的编辑人员来松竹草堂工作了一个多月，吃在这里，住在这里，临走时，他如释重负地说：我终于完成工作走了，你们这里太闹了！一拨一拨的《全集》编辑人员来了，走了。有的几年，有的一年半载。有的在这里一住一年，有的今天住一晚，明天就离开。这里是编辑部，这里是食堂，这里是招待所。好多次招待客人，我太太帮助厨房洗碗洗到下半夜直不起腰来了。北京人没有串门的习惯，一个单位几十个人，很少有邀请你上别人家去吃一顿饭的时候，甚至于你还不知道他家住什么地方哩。可是，我们“家”谁没有来过？你的那些“仇人”，保不准就是你的客人，那些吃了你花了你的客人。
    2000年中国书协换届，在阴谋家们的努力下，我遭受了重大挫折。我的一个台湾好友带了一位风水大师上我家来，东看看，西看看，认定我的办公桌摆得方向不对，有一边的窗户冲着别人家的屋脊。并一再嘱咐我要按他设计的几个措施对家里作调整，就肯定能改变命运。我口头上应着，我不能去拂一位海峡对岸来的朋友的好意。一位台湾来的老板，我能向他讲解大陆文化界阴暗面的逻辑吗？台湾朋友和风水大师走了以后，我的这张办公桌的方向仍然如旧。华北之大，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我心里深知，能坐到这张桌前，平静地看书写字，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一种幸福了。至于它到底朝着哪个方向，有什么重要？要说风水不好，肯定不是这张桌子的方向不好，而是你的人事环境险恶，冲着你的人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才真重要。
    住进松竹草堂不久，我写了一则寓言，名之曰《松竹草堂夜话》，并以楷书入石。我当时猜想着，生活会不会朝着寓言的方向发展呢？果然，生活有可能变成了寓言：
    月光乎？霓虹乎？松竹草堂前如水如霜。松父移自西山，方二日，札根未稳却摇动身肢，将几滴松滋洒向竹君，竹君怫然仰而问曰：“敝人今日初到，公尚未寒喧一二，竟来污了小生衫袖，是何道理？”松父傲然而笑，对曰：“尔本生于南国，到这里与洒家拥挤作甚？”竹君诧然久之，叹曰：“侪辈均属山野之物，今番一同来此间作客，本该拿出些斯文样子，以谢主人超拔之恩，何以出此粗话坏了我等脸面？”松父惭然而谢。夜风骤起，翳然夜雾生香，松父欠身摇曳也；窗壁倩影婆娑，竹君款动腰肢也。寂然。松竹草堂一任如水如霜。
    中宣部一位领导同志在我挨整时给我“谈心”曾酸溜溜地问我：你住在这房里安心吗？我说，不安心。他听了感到很满足。可是他显然不懂，或者说根本不愿意去懂，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有几个劳动者、创造者能过上安宁日子？我虽然不安心，但我心安，我无愧于这个盛世之任。住进松竹草堂已经八、九年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里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工作，我和我的师友们在这里进行了不少对话与交流，我和我的国际同行们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友谊的佳话。关心我的网友们，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将陆陆续续给你们讲一些发生在松竹草堂的故事。我在这里随手拈来几句诗联，均以书法作品形式发表过，抄下来以供你们了解我居于松竹草堂的某种心境：
        雪压燕山聊煮酒，花重锦里且吟诗。
        松低压竹，草长碍花。
   
        梅边酒盏，竹里诗笺。
   
    1995年春节前我搬家时，写了一首诗，然后用草书书出，发表在六届中青展中。
    予客八方斋十年矣，方迁二松草堂，春来漫兴有诗云：
   
        无处春风不卷扬，最伤春色是风黄。
        借来西山烟霞树，十载蜗居也兴狂。
    这件作品由两张四尺纸接起来的，我没有大印章。六届中青展在沈阳评选时，我求王镛给我刻两方大印，一白文“刘正成印”，一朱文“二松草堂”。他当即奏刀，酣畅淋漓。我认为这是王镛治印之精品。刚搬来时，是载了两棵松，但有一棵没有成活。“二松草堂”便改为“松竹草堂”了。有一回，熊秉明先生作客时，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斋名。我说，还载了两棵石榴树，一株结的石榴很甜，一株结的石榴酸得很，取个名叫“二味石榴堂”如何！好！熊先生立即给予肯定，说这个斋名不俗。于是，我又求石开先生为之治一印，是白文，很长一段边款，是石开先生一首赠诗，诗云：
        北京城东一胡同，有户人家种二松。
        松共梅竹成三友，落记榴花年年红。
        花尽结实呈二味，一甘一涩不浑融。
        果亦世情知宠异，人固爱憎贵包容。
        今我刻印寿堂主，时喜簾映绿荫浓。
    几十年来，都是母亲记我的生日，母亲去世以后，我往往忘记生日，由太太和女儿来提醒。有一年大家都忘了，记起来时已过生日了。石开，某中年以后结交之友也，能记某生日，赠我此印此诗，令我感慨有加，尤其是在这几个背时之年里。此诗，真真道出松竹草堂的“世情宠异”，令我不堪回首。这方印情意相生，足可珍之，与王镛先生的治印一样，均成了我家的镇宅之宝。至于这首漫兴诗，石开先生必会笑我轻狂失言，其实，他肯定会理解，“兴狂”者，书生之意气也，为人并不敢“狂”。我亦爱作狂草，亦以意气为之而已。于是，借其印文之意，书“龟鹤互动”横幅以回赠之，以谢其真情与深意耳。

                                  2003年7月16日于松竹草堂又8月9日改定
作者: 郭燕平    时间: 2004-7-26 15:36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更多地了解了当代书坛。
作者: 紫箫堂    时间: 2004-10-7 17:39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正。成。正也，成也。
作者: 申万仓    时间: 2005-1-28 23:51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陇东故乡(五)
申万仓

月亮山

夜晚再黑路途再远
只要想一想
家乡有座月亮一样的山

月亮山是一条小河的臂湾
却怀抱洪河的心愿

月亮在黎明的舞台谢幕
月亮山的花草和鸟鸣
是海洋一样蔚蓝的天空
飘落的歌声

2005年元月19日凌晨2时


崖背台

东西南北两双悬崖的巨手。撑起的
天地。是城墙湾人家厨房的饭案

春夏秋冬。崖下周围的窑洞
总有盆瓢碗勺的声音
这是走下崖背的粮食
在演山村小戏

日升月明。崖背台是一面
挂在蒲河川的明镜
看不见北宋戍卒的白发。和
元昊军营放逐的衰马
总映着炊烟的祥和与宁静


2005年元月18日凌晨3时
读  书  台

乡人王符是东汉时期的文人
他不会经营学问

和他一起读书的人
都有丰厚的利润
或在朝为官
或有钱赋闲

唯有王符回到家乡的北山上
筑了一座读书的土台
自字节信，号潜夫
要把学问储蓄到著作的银行里
赚取利息

王符是怎么死的
至今也是个迷
寻不见他的家谱找不见他的子孙

他留下的《潜夫论》
只有三十六篇文章
是个金矿
从韩愈魏征这些唐朝发达的文人开始
采掘至今

王符筑的一座土台
今天也站高了

有人用旅游的目光打量
砖裹素身加冕建亭雕梁画眉
俨然一位宋朝的雅儒

连拣拾易拉罐饮料瓶的拾荒者也说
王符是我们的财富
读书台是读书人的一个台阶
四面临风
要上，还是要上高楼

2005年元月20日凌晨

鸡头山

黄帝问道崆峒
出鸡头山
这是历史的记忆

黄帝至今还在
黄帝的百姓不见了

鸡头山在
昂扬鸡头的黄土塬不见了

时间和水
流失的
也是它
抬高的

2005年元月11日凌晨2时




潜  夫  山

我的一位乡友受不了东汉都城的喧嚣
躲进家乡的一座小山
与月对话
和柏谈天

一座小山。从东汉走来
走了将近二千年。像我的乡友
总让春天发言

春暖花开。是日月的光辉
开始言传

像我的乡友王符，以一部《潜夫论》
高筑一座山的名声

2005年元月14日凌晨2时

长  城  塬

站在长城塬上
望辽阔的大地
在冰天雪地的洁白里
我看到春草萌发的诗意

是战国秦长城或是始皇秦长城
我没有听考古专家的讨论

我想，长城塬本是一处院子
一道隔墙高高耸起。万里长城
门，在哪里

我想，弟兄
同是一个母亲
怎么就不能同顶一片天空


2005年元月17日凌晨2时






作者：甘肃省镇原县房改办  申万仓
邮编：744500         
电话：（0）13993423862     


作者: 申万仓    时间: 2005-1-28 23:53
标题: 【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先生应该开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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