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毓智：汉语是世界先进语言

老渔翁

摘自《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
作者：石毓智
无论哪一种语言，其句子的基本成分都是S（主语）、V（谓语动词）和O（宾语）。这三个基本成分的可能排列顺序有6种：SVO,SOV,OSV,VSO,VOS,OVS。一种语言往往采用其中一种作为其最基本的、无标记的语序，但是他们的分布极不平衡。采用SVO和SOV的语言最多，大约占整个人类语言的90%。其他的就很少了，后两种几乎不见，根据现有调查，尚未发现哪种语言是采用OVS的。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决定着其一系列的类型学特征。本章讨论的重点主要是SVO和SOV这两种最常见的语序如何制约一种语言的整体面貌。
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每一种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不变，总是在不断演化之中的。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也会改变，与此同时，它的语法标记系统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汉语从古到今都是SVO语言，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法系统的整体面貌；但是，现代汉语也存在着背离典型SVO语言的类型学特征，这主要是近代汉语的内部发展所引起的。古英语是SOV型的，从15世纪之后变成了SVO语言，与此同时，它的标记系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这种现象的对比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使我们可以明白现代汉语的语法何以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决定着其语法标记系统的整体面貌。这里所说的“整体面貌”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该语法系统主要是采用分析式（periphrastic，analytical）手段，还是形态（morphological）手段；二是语法标记系统的复杂程度如何；三是标记什么样的句法成分。无论从历时的角度还是从共时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与其语法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关系。
从共时的角度看，SVO型的语言往往没有丰富的形态标记系统，主要依靠分析式手段来表示各种语法范畴，充分利用语序而不是形态来标识句子的主要语法成分“主语”和“宾语”。相对地，SOV型的语言往往具有复杂的形态标记系统，倾向于用形态手段来表示各种语法范畴。它们通常有“主格（nominative）”和“宾格（accusative）”标记来标识句子的基本成分。这种类型学上的对立可以从交际功能的角度加以解释（参阅Greenberg 1966；Vennemann 1984；Comrie 1981：213-214）。对于SVO型的语言，句子的基本成分已经由语序加以明确表示，谓语动词之前的为主语，之后的为宾语，无需再借助其他额外的标记来表示 其语义角色。然而，SOV型的语言情况就复杂了，S和O不一定都出现，而且因为话题化等的原因，S和O语序常颠倒，因此如果不借助其他语法标记就会造成严重的歧义，无法辨认哪个是施事，哪个是受事。因此SOV型语言往往严重依赖形态标记来标识句子的基本成分。同时，SOV型语言的句末动词之后往往跟随有与动作有关的成分，如时间词、否定词、能愿动词等，它们常常可以通过语音的弱化而成为动词的形态标记，结果这种语言具有丰富的动词形态标记。此外，动词之前的其他名词成分，如地点、工具等名词，也倾向于用格标记来表示其语义角色，结果就造成了这种语言有丰富的格标记系统。
从历时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基本语序对语法标记系统的影响。我们以英语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英语原来是SOV型语言，在十五世纪左右最后变成了今天的SVO型语言。与此同时，它的形态标记系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Barber（1993：161）的一段话加以概括：
As the inflectional system decayed,other devices were increasingly used to replace it,For one thing,word-order became more important:inflections were increasingly incapable of showing which noun was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and which the object,and this function was taken over by the use of the S-V-O word order.
Barber认为，英语SVO语序的出现，是因为它的形态系统大量简化，已无法标识句子的基本语义角色，因而必须借助于语序这个手段。我们的看法余次不完全一致，形态标记简化与语序变化之间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的，即形态的简化促使了SVO频率的增加和稳固化，而SVO语序的建立有进一步加速形态标记的简化。也就是是我们认为，如果英语SOV语序不变，它原来的形态标记即使消失了，也会再诱发新的形态标记来标识句子的基本成分。
语序和形态标记的相互作用中，语序是一个关键。这一点还可以从汉语的一些方言的现象得到印证。汉语西北的一些方言，由于受藏语的影响，基本语序发生了重要变换，SOV语序成为更基本、更普遍的，与此同时，它们也出现了宾格标记，用以标识谓语动词之前的名词语义角色。以下引例均引自马树钧（1982）对临夏话的调查结果。
我这个人哈认不的。（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他哈劝了半天。（我劝了他半天。）
他哈我劝了半天。（我劝了他半天。）
玻璃哈打破了给。（玻璃给打碎了。）
临夏话的“哈”相当于宾格标记，如果没有它的话，句子将会出现歧义。例如（52）没有“哈”的话，将无法判断是“我劝他”还是“他劝我”。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些受事名词单独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时，普通话不需要任何标记，而临夏话则仍然需要用“哈”标识。临夏话的宾格标记“哈”并不是直接借自其它语言，而是基本语序变化之后，从其内部的语气词语法化出来的。随着语序的改变，临夏话还出现了SOV型语言的其它语法特征，比如发展处相当丰富的动词词缀，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再来看英语的情况。随着SVO语序的建立，英语语法还在其他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下面是Barber（1993：161）对这种变化的描述。
Another device encouraged by the decay of the inflectional system was the use of separate word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s formerly carried out by word-endings.For example,prepositions like in,with,and by come to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in Old English.
A similar tendency for inflections to be replaced by more analytic devices is also seen in the verb-system of Middle English.
这两段话告诉我们，英语发展成了SVO语言之后，语法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原来用形态表示的语法意义逐渐用虚词（functional word）来替换，诸如介词之类的虚词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二是逐渐用分析式来表示原来用形态表示的语法范畴，比如用助动词和动词一起表示各种事态。英语从十五世纪至今，剩下的形态系统又进一步虚化，但是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形态标记。
更重要的是，人类语言基本语序的改变是单向的（unidirectional）（参见Croft 1990：227-228）。斯坦福大学Kiparsky教授根据对大量语言发展史的观察，世界上很多原来为SOV的语言，都变成或正在变成SVO，与此同时，他们的形态标记大量简化，特别是“主格”和“宾格”标记的消失；但是没有相反的发展。因此Kipasrky提出以下假说：
利用SVO这种语序区别句子基本成分的语言，是人类语言最优化的结构，最符合人类的认知顺序。
上述的讨论应该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汉语是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他们一开始就给我们选择了SVO语序，这就决定了汉语语法的整体特征、语法化的方式和语法演化的方向。这就好比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的基因一样，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外部特征，诸如肤色、毛发的特征等，也就造就了我们的性格、智慧等。如果我们接受像Kiparsky这样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祖先多一份感激，感谢他们为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了最佳的标识句子的基本成分的手段-语序，这不仅使我们的语法系统简介、经济而且有效，也是我们的语言免于繁琐的形态标记之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语言无需再经历语序变化之累。以往谈汉语优点多的是我们自己人，自己夸自己，难免会被人打个折扣。但是这一次是西方学者根据自己语言的发展总结出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所以作者毫不犹豫地把它推广到汉语，因为近代的中国人比别人更需要自信，包括对自己语言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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