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昭示新一轮转型—谈谈经济兼并与艺术收编

闻正

文/天乙

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消息沸沸扬扬，“国进民退”的讨论纷纷扰扰。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煤炭行业的国企大兼并，使民营煤矿所占比例由80%左右降到了28%，3000多亿民营资本退出煤炭行业，而且在兼并过程中，由于兼并行为本身在权力主导下展开，并非市场行为，因而仅浙商在山西煤炭行业的兼并大潮中就损失将近500亿元。还有山东日照钢铁被国有钢铁企业兼并，建材行业、化工行业等等都出现了国企兼并民企的现象。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表示，国进民退“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种种迹象表明，国有化倾向正在逐步发生。在此轮金融风暴到来之际，一大批民营加工企业在得不到金融支持的情况下纷纷倒闭，而其他领域的民营企业在同样命运下不得不接受国企的兼并，据有关经济研究机构调查，70%以上的民营企业得不到正常的金融支持，政策支持更是遥不可及，这种国企与民企的生存环境的巨大反差，导致国企具有身份优势。国企不仅可以享受金融支持和政策支持，而且可以免去许多经营成本，比如据有关机构测算，国企每年仅地租一项就免去了1万亿的成本。国企的盈利状况也是民企无法企及的，今年10月仅100余家央企实现利润就达到6000亿元，同比畸形增长151%，而地方国企的利润则呈负增长，规模以上民企利润呈不同程度下挫趋势。可以肯定，如果国家政策依然如故，民企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大缩水。到时候，中国经济再度回归到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甚至占绝对垄断地位，民营企业仅仅成为点缀或者装饰的局面，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
对于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现象，政府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声称不存在这种现象。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日出席“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认为从中国经济趋势上来讲，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据马建堂提供的数据，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去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去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升至去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2005年的55.96%升至去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升至去年的79.70%。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组数据存在的矛盾，非国有企业从业人数上涨了不到7个百分点，而企业数量增加了5个百分点，产值增加了5个百分点，利润增长了14个百分点，这种情形与非国有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并不吻合。姑且相信马建堂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是自去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这种比例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民营企业无论资产、数量还是产值、利润都出现大幅下降。
国进民退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事实如此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中国政府从国有经济为主非国有经济为辅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突出的是经济性质结构的方向，而忽略的是实现这种经济结构的途径，因而，经济发展的动因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真正形成，而是权力支配和主宰的结果，这样一来，当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占经济重量的比例、民营企业从业人数增长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基本诉求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权力垄断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国进民退自然就发生了。事实说明，经济发展遇到体制障碍的时候，做出让步的只能是经济。


在经济领域加快国进民退步伐的同时，社会其他领域也在加速这种“国进民退”步伐，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如果终极原因是体制的绝对的不变性，那么其他领域同样面临这样的环境。最近发生的艺术收编，我们不能不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与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联系起来。这种收编的决定性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尽管不少艺术家和艺术从业人士表示，不管艺术领域怎样收编、招安，只要艺术家坚持自身的独立性，该干什么干什么，不会对整个艺术领域带来什么影响。但是，艺术家往往忽略了权力、体制一旦开始介入艺术领域，会从制度上、市场上甚至立法司法上造成对非体制艺术的严重挤压。也许从个体的艺术职业不会带来多少直接的影响，画家依然可以以个人名义绘画、卖画以及发表非公开的艺术言论，但是，从整体上看，现象上领导当代艺术潮流的一大批明星被收编，放弃了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精神，并且反过来支配、影响主流的当代艺术，运用其事实上的话语权，左右当代艺术的基本走向，使逐渐向前推进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当代艺术发生逆转。权力对艺术的垄断无论范围还是强度都大大增加，这与国有经济垄断经济领域一样，最终斩断非国有的价值诉求。
同时，政府对当代艺术的收编，并不是终点而仅仅是一个起点，按照中国文化的遗传，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一批艺术从业者等待收编，体制也将根据当代艺术发展形势，随时准备继续收编一些对当代艺术进步起作用、对批判体制起作用的艺术家，通过不断地册封“院士”，将当代艺术的新兴势力统统囊括在权力垄断下的艺术院当中，让非体制的当代艺术在严重缺少话语权的状态下自生自灭。这样，非体制的当代艺术无论在展览还是交流甚至创作上都面临更加艰巨的障碍----体制的权力钳制和话语权的更加缺失。
由于中国体制暂时并不具有自我否定功能，体制内的艺术极难产生进步意义的艺术作品，也极难做出进步意义的艺术行为，其艺术价值观只能是以“歌颂”、“赞美”、“弘扬”等等为主旋律，而对于社会现实存在所包含的种种需要清理、清除的元素则视而不见，甚至以次充好，以劣充优，把落后当先进，把腐朽当神奇。艺术家一旦成为体制力量，其思维的趋同性和随意性便开始发生作用，并且从事实上影响当代艺术的走向。最近西安美院院长王胜利同志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通谈话，就是一个例证。我相信，诸如这样的表态和实践，在别的体制内艺术家那里并不鲜见，包括新近招安的当代艺术明星们，也会发表类似观点，并且采取王胜利式的行为（比方书法进入课堂，民间艺术进入课堂，京剧进入课堂等等）。
看看王胜利的言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体制内的艺术思维，有助于我们观察权力垄断下的艺术形态。我们注意到，王胜利讲的很多话都是屁话，如果拿掉那几个生硬的艺术口诀（比如中得心源、泥古不化之类），就是一段活脱脱的中国官僚的口头禅。王胜利讲到了“延安精神”，西安距离延安比较近的特殊地理位置使王胜利俨然一个政党工作者，要通过延安精神来统领一个美术学院。这一点与中国党和政府近年来的思维方式保持了高度一致。
三十年来，中国人在羡慕西方当代文明的驱使下试图模仿别人的做法，改变生存方式，然而在强大的专制文化的笼罩中无法真正实现这种文化的变革，转而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寻找救命稻草，全中国“唱红歌”就是典型的愚民意识泛滥和皇权思想蔓延、个人崇拜的复苏，希望从中发现和形成新的社会力量，靠这种方式来凝聚早已因为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造成的散乱，来解决三十年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社会模式以及与专制文化的杂糅所造成的令人恐惧的社会问题----说穿了，面对这些问题，不愿意最终放弃专制主义和皇权思想的支撑，企图再次回归纯粹的专制主义。与过去不同的是，给专制主义穿上了优秀传统和优良精神的外衣，其实质正是一种复辟的意识。
延安精神到底是什么精神，相信王胜利同志不一定说得清楚，也就是含含糊糊拿来当“武器”罢了，比如对待抗战的态度与其自身宗旨的矛盾，比如遵义会议以后稍微安定下来即开始的残酷整肃，比如在见风使舵的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形成的影响中国几十年至今仍然桎梏中国人的某种思想，当时一批热血艺术青年投奔延安加上延安革命者娱乐需要建立起来的延安文艺，除了传播“革命”概念、歌功颂德就是对非共产主义的妖魔化，这种艺术精神直接演化为后来以样板戏为标志的“高大全”和“红光亮”甚至庸俗的符号美术。对于体制而言，延安仍旧是今天不敢否定的一块精神招牌，不仅王胜利要打这样的招牌，甚至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打这个招牌，王胜利毫无新意更无创意。王胜利到底要用延安精神把美术学院引向何方？不言自明，引向一种用美术、绘画作为工具的宣传机器，一种传话筒。更加可怕的是，这种导向被王胜利赋予其“引领当代艺术”的意义，把延安精神下的艺术作为中国21世纪的当代艺术，这种核心价值观与体制的主张严丝合缝。
仅凭王胜利的这一主张，就知道体制将对当代艺术如何下手。
普通大众都可以看出，今天体制的艺术理想仍旧是七十多年前的《延讲》甚至是前苏联百年前的艺术价值观，体制对于当代艺术的垄断，无疑是希望把中国当代艺术拴在《延讲》的战车上，唯一忽略的是具体的人的价值，是艺术作为一种自由的表达途径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这一点与正在发生的权力对经济的垄断所要达到的目的与牺牲的价值完全一样。经济垄断牺牲的是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经济本身，是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建构作用。在世界上，能够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一极来发展的，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国家，房地产的GDP贡献率达到了6.6%，房地产投资占到了总投资的1/4，这种典型的权力经济除了制造虚假的经济增长和营造经济大国气氛的作用外，就是损害经济本身，同时也损害民众的利益。而把体制内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作为艺术主流来发扬的，也很难找到第二个（除了朝鲜）。这样一来，不仅艺术本身的价值被消解了，而且艺术主体的独立性也被消解了。很显然，这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科学发展相去甚远。
看得出来，政府和权力关注的并不是环境而是经济、艺术本身。政府和权力的核心部分并不是始终致力于经济环境的建设，即按照中国经济现状和社会发展现状规范市场行为，建立完备的经济法制，创建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和社会分配平台，建设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并没有明显效果，比如医保，老百姓很难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好处），而是频繁地使出操控经济体系、把经济当做一块煎饼恣意揉搓与任意宰割的把戏。当代艺术也一样，政府和权力并没有用在创建当代艺术法定自由的发展空间以及艺术家法定独立的创作环境，而是把权力用来钳制当代艺术的动向，用来调动当代艺术的社会结构，最终达到抑制甚至消解当代艺术精神的目的。
由此可见，经济垄断与艺术收编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社会的又一轮转型，经济的国有化程度提高，将有助于民众社会意愿诉求的转变，从而有助于意识形态的集中统一，艺术收编有助于形成新的行为定势，使体制的艺术价值实现对当代艺术的支配目标，实现文化上的大统一，以适应社会结构的需要。
国有经济的垄断，必然排挤非国有经济，在权力势能之下实现垄断造成非国有经济重大的损失（例如浙商在山西损失了500亿）以后，接下来的的情形必定是资本的转移，一大批非国有经济被排挤出相关产业以后，除了极少数资本继续投向其他产业以外，相当一批非国有资本会选择沉淀下来或者转向境外投资，而投资国内产业势必更加谨慎，因为权力在经济领域无处不在，保不准什么时候再来一次整合。同时，这种以权力为背景的兼并，毫无疑问会提供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给权利拥有者（自然人）创造新一轮财富积累的机会。
当代艺术的持续收编，也会造成当代艺术的排挤，可以肯定，当代艺术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也更加困难。我个人判断，中国当代艺术在国内已经走到了一种非常难堪的境地，真正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当代艺术家，最合理的选择是在国外发展，而且守住价值观底线，拒绝招安。我相信有这样的艺术家。
（注：图片转自若凡博客）
2009.11.24.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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