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2009中国文化从革命到救赎

黟人

文化救赎宣言


左 克
（中 国 ）


从未有哪一个时代，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如此急迫地需要文化体系的构建和重组；也从未有哪一个民族，对于文化提出如此密集的诉求和思考方向。
当世界还处在相对封闭的时代，人类的文明在以民族为单位的范畴内，各自发展和进步，并且获得自由的变化和融合。
随着西方进入工业文明和社会意识形态进入资本主义，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西方逻辑思维上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伴随着同样在逻辑思维上发展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最初的萌发阶段对世界的掠夺以及伴随物质财富掠夺的文化殖民，几乎彻底把人类文明从多样性摧毁为单一样式。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全世界在分享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生活样式的同时，在文化上彻底走向了单一话语权中心时代。
这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悲哀或者仅仅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这是整体人类文明的悲哀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阻力。
从文明特点延伸出的文化思维方式到文化命名权、评判权和评判体系以及价值标准，全面被西方话语体系霸占。
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人类文明体，在文化命名权、评判权和评判标准全面缺失的情况下，最终走向了文化失语和群体思维紊乱，并最终导致道德体系坍塌和人性的物化。
可悲的是，以西方逻辑为基础的人类思辨，同样走向了不可控制的紊乱状态，从经济到政治、从哲学到艺术，人类从未有过地混乱起来。
以艺术来说，从其人类精神性特质中，逐渐衍生变异出的工业化特质，就是因为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乃基于逻辑思维的构架基础上的结果。
而逻辑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却全面取代了人类可能的其他思维方式和思维状态的结果，就是西方艺术从古典主义经过印象和后印象主义，走向象征和物相抽象，并最终走向物相极简主义和观念。
这几乎消解了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性自身的表达需要和表达可能，也同时消解了人作为宇宙能动感知体的灵性——这一人人本具的纯粹神性。
西方的文化殖民从根本上说，并非仅仅是符号的全面覆盖和传播，真正的强权行径是，剥夺了多数文明的文化词根的使用权和传播权，这逼迫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历史悠久的文明体使用西方话语体系和思维状态，并最终丧失了对世界与心性的命名能力。
对于东方文化来说，原本体系完备的思想与思辨能力，并由此产生的学术观点，被整体碎片化和边缘化。而与西方完全对应的对世界与心性的思辨概念，也逐渐在历史中被曲解、淡化甚至消失。
中国科学技术至近代的没落导致社会形态发展的落后，并最终导致烙下深深的丧权辱国的历史伤痕，让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思索和奋发。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历经了社会形态方向的斗争、意识形态方向的斗争和文化形态的斗争。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中，逐渐找寻到属于自己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真正的存在位置，这既不是“中央之国”的妄自尊大，也不是完全俯首的全盘西化，而是继承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递进模式，多文化融合变化发展与传承后的全新样式呈现。
这既是华夏文明发展特点的历史必然，也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中国在文化上的整体弱势必然面临全面改变的历史时机。在中国对文化的革命态度成为历史之后，中国需要怎样的文化崛起姿态呢？
毫无疑问，在时代发展的需求条件下，以重建文化表述体系和评判体系、修复文化价值标准和传输渠道、恢复文化话语权和文化命名权以及评判权为特征的“文化救赎运动”，将成为公元2009年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
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以林墨、李天元、李彦伯、诗蓝、东方、杨澄、归荣彪为核心的绘画艺术新个体，在全新理论体系构建下正式打出“东方语境再造”的战旗，这将是中国“文化救赎运动”的伟大的第一枪。
“文化救赎运动”的核心价值不是构建文化的对抗，而是恢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自律性和包容性。
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东方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等高价值存在和对话体系概念。
我们提出东方文明的纯粹神性对应西方文明的象征神性；东方思维方式的禅那主义（Dhyana）对话西方思维方式的逻辑主义（Logic）；东方意识形态发展的“心性的张力”对话西方意识形态发展的“物性的张力”；东方艺术的“由心应物”与西方艺术的“引物证心”，并由此产生的东方艺术形态的对心相世界的“再造法则”，对话西方艺术形态的对物相世界的“模拟法则”。
在概念对话的前提下，承认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干预后的必然质变结果，在恢复禅那（Dhyana）作为思维方式的本来面目的同时，大胆论证中国视觉文化的“精神抽象”模式和表达手段的“直觉写意”的存在。
从概念上论述，“精神抽象”里可能不包含“直觉写意”这种表达手段的所指，但“直觉写意”中一定包含“精神抽象”这一基本东方文化叙述模式。
在这些文化表述词根诞生的同时，我们看到东西方艺术与观念融合后的伟大新艺术样式——“超距艺术”、“介入式文化直观”与“魔幻抽象”的诞生，以及“涎云水墨技法”的出现。“超距艺术”的代表人物李天元先生通过多种视觉艺术形式，探求心相与物象之间的哲学辩证，而“介入式文化直观”代表杨澄先生的绘画是艺术作为文化交流的学术样本，而归荣彪先生的架上抽象是西方魔幻文化与东方禅修（ZEN ）体验的结合样式。
更重要的观念是，东方意义上的“精神抽象”完全区别于西方意义上的“物相抽象”所显示的视觉样式，东方意义上的“精神抽象”并不完全表现为画面观感上的“去辨识化”和对色相世界的高度概括描写。
在这样的学术构建体系里，发起“东方语境再造”的艺术家们的艺术作品将积极呈现以上东方艺术概念并作为学术样本而存在。
而在学术样本的支撑下，将构建出东方艺术评判体系，并重判西方艺术发展史自非具象艺术开始以后的借鉴了东方文化的多数艺术样式和流派，否定以安迪·霍沃尔为代表的美式工业诞生的波普现象作为艺术的存在价值。
谨以此文，作为“文化救赎运动”的伟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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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耶利米书第10章23节:耶和华啊,我清楚知道,世人不能掌握自已的道路,人行走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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