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信：谁是中国艺术的三聚氰胺

黟人

不错！中国艺术一直存在毒化物的“三聚氰胺”，它直接威胁到整个民族精神肌体的健康，那就是两千年来老而不死的奴性思想。陈履生在《美术报》撰文将高氏兄弟比作中国当代艺术的“三聚氰胺”，这种黑白颠倒的谎言充斥于官方美术媒体，说明现有体制文化本身是个“大毒瘤”。因为，高氏兄弟是中国当今艺术界最具批判精神、文化良知、独立勇气的两位艺术家。相比之下，陈履生才是中国艺术真正的毒化物，他寄生于体制内几十年，可谓如鱼得水，除了画些无关现实痛痒的山水梅兰之外，不是歌功颂德便是充当文化打手，如他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三聚氰胺》一文便是例子。作为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御用文人，陈履生与高氏兄弟的“不共戴天”是必然不过的。
    陈履生在文章里说：“当代艺术从它产生的时候开始就有许多与艺术无关的添加剂，政治的、社会的、观念的等等。虽然这些添加剂使艺术和社会产生了关联，并引起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即使不是利用艺术的形式，这种人文的社会关怀也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无疑，艺术的方式既不是最佳的方式，也不是最直接的方式。和任何添加剂一样，都是为了改变其属性，或者增加某种功能化的内容，艺术的添加剂也是一样。但是，因为添加的改变，往往会使事情的本质发生变化，尤其当添加剂是一种有害的物质时，添加本身的危害既危及到艺术，又危及到社会”。
    这种言论，不仅显示了陈履生对当代艺术的无知，还代表了御用文人一贯的奴性思维。如果当代艺术都像他陈履生一样，只限一点“山水”或“四君”，那还算“当代艺术”吗？当代艺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审美，它有着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什么化学添加剂。事实上，艺术作品可以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容倾向，如果抛弃政治的、社会的、观念的意识活动，那艺术只剩下空洞的表面形式。当然，艺术不光有批判权威、揭示黑暗的社会意义，同时还有赞美专制、粉饰太平的反动作用。但凡有文化良知的艺术家，自然不能对政治生活无动于衷，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体的权益以及整体社会的公正秩序。中国历代文人在精神上被彻底阉割，不得不规避政治和苟且偷安。陈履生把那些具有鲜明政治立场或充满批判精神的当代艺术，比作“三聚氰胺”似乎一点不奇怪，它完全符合御用文人的艺术节操。可是，艺术能够赋予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显然少不了其内在的政治立场、文化意识、思想观念，艺术还囊括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如拥护独裁、反对独裁、回避独裁均为三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正如陈履生对奥运开幕式的赞美不已，它是典型的弘扬专制、粉饰太平的政治化艺术主张，因为对于当政者而言：奥运会是政治工程；对于老百姓却是一场“大出血”的浪费工程；对像张艺谋和蔡国强则是一次名利双收的大好机会。
    毋庸置疑，高氏兄弟的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作品里外都充斥对专制的批判、对社会的关爱、对艺术的坚守，无不展现了艺术的文化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暂且不说高氏兄弟在莫斯科的艺术活动有多么轰动，总之，只要还有人崇拜毛泽東和拥护独裁制度，高氏兄弟的政治化艺术作品将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力量；在没有民主宪政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下，高氏兄弟的《毛小姐》和《抓小姐》作品都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的艺术价值。在莫斯科的装置行为《剩下的是骷髅》，它以俄罗斯的“套娃”为表现手段，揭开独裁者幽灵犹存的残酷事实，骷髅则表达了两种寓意：独裁者不死即人民之死。可见，高氏兄弟的《剩下的是骷髅》行为装置，在政治上不仅极为健康，并透过一系列行为释放出其强大的艺术表现力。
    高氏兄弟作为“85”一代人，始终坚持文化批判的先锋精神，凭这一点足以令人钦佩。可是，这一切到陈履生笔下却成了“三聚氰胺”。进一步说，像陈履生这样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普遍存在，更显现了高氏兄弟存在的应有意义。陈履生还借用俄罗斯前总统普金的言论，为前苏联时代专制政权做辩护。众所周知，俄罗斯至今没有走出共産极權的历史阴影，退位的普金仍牢牢掌控国家大权，使现任总统成了国家傀儡，普金则成了名副其实的俄罗斯独裁者，民族分裂矛盾使独裁政体得以合法化。陈履生以列宁墓迁移的民意调查来说明列宁的历史地位，先不说这个民意调查的可信性，关键是陈履生用它试图说明什么？难道想证明俄罗斯人民回到前苏联时代吗？或者表明专制政权还深得民心吗？假当如此，陈履生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三聚氰胺”。
    陈履生在文章最后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热衷政治不知为哪般，这会让那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吃尽政治苦头的几代艺术家难以理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艺术的春天就是挣脱了极左政治的束缚，而现在当代艺术家则将政治成为谋生的一种手段，用政治的添加剂来消解艺术，尤其是像这样的当代艺术中的三聚氰胺，危害到了国外，也丢脸丢到了国外”。这些说法充分显示了陈履生的奴性思想。关心政治本是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应有义务，由于独裁淫威的关系，一般人无权过问国家大事，哪怕是一点反对声便遭到牢狱之难。上个世纪50年代以及后来的“文革”，让那些有良心的、说真话的人吃尽了苦头，甚至丧命。时至今日，极权淫威仍然不息，不是人人自危便是苟延残喘，造成了中国文艺的极度贫血以及愚民思想的大行其道。很显然，陈履生要艺术中去掉任何批判性的政治色彩，恰是一种愚民政策的艺术主张，也是体制内御用文人一贯的政治谋生手段。
    凡是有良知或有头脑的人们都清楚：高氏兄弟的作品，不但没有消解艺术的本体，更谈不上“危害”或“丢脸”，反而彰显了艺术的独立精神或思想勇气。历史将会公正地对待像陈履生这类的御用奴才，尽管他今天公然在《美术报》上大放厥词、黑白颠倒，这种无耻行径要比奶商偷加“三聚氰胺”更为卑劣，它直接毒害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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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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