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乐：文化研究视域下的精神图式关怀

黟人

——丁方及高氏兄弟九十年代艺术的个案研究
关 键 词 ： 精神向度 神性 基督教艺术 崇高 丁方及高氏兄弟
引言：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1928-）在其90年代出版的《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写到：“伴随着社会上出现留长头发的怪俗，人们对神秘主义、毒品、东方迷信、占星术及怪异宗教的兴趣，科技的恐怖也更为严重。嬉皮士们仇恨他们在工业社会所看到的一切，力促回归到带有某种神圣光圈、有神秘色彩的过去。他们对土地的崇拜和对老式眼镜、印地安人念珠与头饰的兴趣，表现出他们对整个大烟囱时代的摒弃和回归工业化前的文化的企求。这便是导致今天正在蔓延和发展的'新时代'运动的源头。”（1）事实上这个“新时代运动”也被称为“新纪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贬义的，它是伴随着对某种传统的有选择的回归而展开的。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反思性的回归，带有寻根文化四个方面的性质：东方性、原始性、生态性、颓废性。这种全球性的复古思潮被学者叶舒宪称之为文化的“复魅”，认为它是相对于启蒙运动而言的，其根本在于再度体认人自身。这说到底是一种向自然状态的回归，是对狂飙式后现代的厌弃。叶舒宪指出，文化寻根的意义在于重新唤醒人类敬畏自然的心，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特别是“它者”的关系，使之能够和谐相处。（2）现在看来，这种原生意义上的归源也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在一定的范围内抵制了现代性对人技术性的异化和挤压；但问题在于，这一运动并非能够把人类带到“重新体认大自然的神圣本性”这样的福祉里面，相反带来了更多的混乱，托夫勒称之为“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就新运动的生态性来说，托夫勒认为，“它也有自己的回归黑暗时代的鼓吹者，其中有些人准备利用环境保护运动达到他们个人的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3）在这一股绿色浪潮之下的各种运动和组织业已分裂，并且在重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战争已日趋白热化。德国生态神学家鲁道夫·巴赫若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神学'和一个有助于培养人类高尚情操的黄金时代，而不是‘生态学’” ，并且他警告说，“在人性陷于危机的时候，总是有替天行道的人物出来发挥作用。危机越深刻，将要出现的这种人物就越邪恶。我们是否将会有一个绿色的希特勒，取决于在下一个切尔诺贝利前文化演化的幅度有多大。”（4）在如此颇受争议的运动中，艺术的前途更是迷茫，这不是说复兴的宗教将会对它抵制，而是其在现代性中自身因素的抵消。艺术价值的多元化使得各种言说都成为现实的可行性，庸俗媚世和玩弄技术，大搞肉身刺激而不被非议，这也许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文化景观。
    就中国艺术的景观而言，多元化的艺术价值去向已成格局，在商业利益的运作下，更进一步向庸俗媚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在自我迷恋地作近乎变态的唯美欣赏，另一方面在哗众取宠，在名利熏心下进行极端的“先锋艺术”。对于这一切，陈履生表现了极度的关注，“现实中的行为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恐怖，已经把艺术推到了一个挑战人性、道德、法律的可怕的边缘--烙印、放血、割肉、食人、喂人油、玩尸体、虐杀动物--一切都以艺术的名义。”（5）在近乎变态的心理支配下，以艺术的名义在亵渎艺术，这实在是撒旦的表演，“用走火入魔来形容行为艺术中的极端表现，一点都不为过”。（6）对于当代中国先锋艺术，除了反复解构（《文化猪》、《析世鉴》、《小红人》），与重复西方先锋艺术所搞的之外，传统的手工图像技术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使人们对艺术的观点发生了混淆。至于先锋艺术的其它情形，在尹吉男的《戏说前卫》中有精彩的表达：“于是有种种传闻，此大旗（名曰‘前卫’或‘先锋’）已被海外四大侠轮流藏于各自的密室。海外四大侠分别是：天书仙徐大侠、五毒和尚黄大侠、长毛道人谷大侠、火药金刚蔡大侠。”（7）读完此节，在嘻笑之余，我们又不得不严肃思考，艺术的大众化和传媒化以使得艺术的价值沦落得一文不值，它只不过成了商人有利可图的筹码。
    原台湾辅仁大学校长李震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精神生活、精神素质非常低落的，精神受打击，不受重视的世纪……. 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精神生活更受重视的世纪。”（8）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精神生活仍十分低迷，是一个严重缺失信仰的无爱的普遍“渎神时代”。信仰的缺席，精神的不重视，艺术似乎以亵渎崇高为能事，灵魂不肯受安慰。艺术家丁方曾说道：“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个体的人必须返回其精神母土。因为只有获得蕴藏于大地深处的力量，才能使灵魂真正地上升。”（9）这也许是一个对基督信仰有一定认信的艺术家的一段独特心声，在丁方及其相类的艺术家都提出了精神的艺术命题，把对灵魂的关切，对神圣神性的追求提到了其艺术表达的面前。用基督书写（指用基督精神进行的表达）并非是某些玩世者眼中的不屑，就像许多知识分子看不起愚昧的乡村基督徒，而是除此以外再没有其它思想、学说或宗教能够更精深地纵深到关乎人性命的精神领地，救赎人的灵魂免于尘世的污秽，更没有哪一种神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加迫切地关切人的精神状况，给人以从未体味过的无私而高贵的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打破了人的平面向度，垂直地把人提升到崇高天国，展开了人性至神性的维度，使人不再称其为马尔库塞所说的被压扁了的“单维度”的人，而能够直接承领惠临大地的崇高神性。
一、艺术的“泛宗教”情结下的基督教艺术图景
     自八十年代以来，就出现了带有宗教情结的艺术现象。无论从文学影视，还是绘画艺术都明显带有宗教情绪的痕迹，这无不与文化革命的创伤有关，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一种对拯救和被救赎渴望的复制，比如海子、北村、史铁生、王广义，丁方等，这种宗教化还很浅薄，往往在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这在海子、王广义以及丁方早期的艺术符号中能够明显看出来，是一种带有世俗情绪的宗教化（含有政治色彩的）。随着经济浪潮的冲击，精神的根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涅磐自没（海子之死），要么附庸于经济（商业操作与炒做的“行为艺术”）。对于“泛宗教”情结来说也随之失去了观者不是销声匿迹，就是成为利益猎奇之下的商品物，比如表现西藏喇嘛、展佛之类的。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的艺术对于宗教性、对于精神性是基本上缺席的。进入新千年，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恶化，人与世界的冲突日趋尖锐（生态问题，9.11事件），又出现了一股宗教复兴的潮流，这当然与人性的复归有关，也是宗教发展的契机，基督教也不例外。折射到艺术上就反射出艺术的基督精神的表达，正如刘小枫教授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的座谈中所说的，“作为一个知识人，我倒是想自己活出(通过写作)一种基督教精神”。（10）一批在用基督精神书写的艺术家在为精神构建所能栖息的根基而奋斗着。
（一）、“泛宗教”情结渊源
    正如前面所述“泛宗教”情结由来已久，特别有着深层文化因素，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勃兴，并日益在国际事务和人与环境的处理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这一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为艺术的“泛宗教”情绪化带来了契机。与此同时，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化因素的加大，日益张裂了个体的人性因素，技术图像性使人更趋“平面化”。人自身的扁平化境遇，使得人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来应对人被转化为技术符号的危机。
     新千年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特别是大量知识分子的认信和皈依，使得这部分人以这一信仰来表达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可以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耽于肉身感官而无意于精神向度的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是极为暧昧的，也是很低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的座谈中指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时期，由于某些官员已经没有什么美好的信仰，不管是对‘主义’的信仰，还是对‘学说’、‘宗教’的信仰，统统都没有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追求的话，大概只是‘金钱’和‘'权力’，这如果可以叫作'信仰'，我们可以说他们信仰‘金钱与权力拜物教’……”（11）这是不假的，新世纪可以被称之为众神狂欢的世纪，其表现在于各种“类神学”（12）的表达纷纷出笼，来力争使其所信仰的精神成为主流，占据主流。在“马克思主义神学”日益式微之际，孔儒“圣教”更是叫嚣尘上，大有救世非我莫属之势（有兴趣可参见当代儒生的宏论），这一境遇正好反映了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沦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的飘忽不定。
    哈维尔有言：“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使人只关心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不仁。”(13)“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这也许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企盼，当然这是在舍弃儒家“经世致用”的抱负之后的安逸--知识分子的“麻木不仁”。对于较为惊醒的少数知识分子来说，中西精神的冲突恐怕要更紧迫些，它突出反映在精神信仰、文化价值方面，具体而言对于基督教精神，作为身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是拒绝，还是真心接受，抑或不理不睬，这确实是一个较难的课题。在这一对立中，很显然的是怎样来看待基督事件，即基督的救赎与爱，这不但是对于整个种群而言的，也是切中于单个个体而讲的。
（二）、“泛宗教”情结与中国基督教艺术
    一般而言，宗教都是精神生活的一个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宗教也就是艺术追寻精神的一个基础和支撑。在艺术图式中总是表达了可观当量的宗教涵义，当然也包括泛化意义上的宗教（比如某种学说的迷信化、神话化也可称其为某种宗教，成为这一精神领袖成为了形式上的教宗）。艺术图式的心理格式，就其表达的纵深而言，都或多或少触及到了宗教景观，比如说丁方的深度绘画，高氏兄弟的十字架系列装置，以及韦尔申明器般肃杀的蒙古妇女，它触及的是宗教所要延展的范畴，生与死、救赎、存在状态、灵魂等一系列的问题。
    从带有宗教符号的表情达意中，我们可以获知，美学的转向，一种对艺术符号系统中基本语义元素的重新厘定后的深度提升，即走向生命语言的话语语境。靠着生命使得美学、宗教与艺术精美地再次结合在一起。可以这样说，它是一次最佳的组合，比起后现代的破坏性审美而言，这实在是一种奇迹。在若干年前，有学者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事实上，现在回过头来看待这一问题，除去当时政治意识的强权因素外，问题的核心就是在于是否需要“宗教”--基督教的救赎，是否应该补上这样一课，当然历史却出奇地选择了“美育”这样一个日益被腐蚀变质的词汇，结果是很显然的。这里并不是要审美的宗教或宗教的审美，而是说在精神满足的前提下的灵魂的要求。
    任何一个艺术图式都包含有一定成体系的语言及符号，基督教艺术也不例外，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其艺术语言体系中的光、色及象征符号。光在基督教艺术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督教精神的基本元素。在《圣经·创世纪》开篇就说：“起初，上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14）上帝创世后的一大开端就是光的“言成”（言成圣言，即命立话语），而西方艺术的一大开端就是光的介入，照亮了黑暗的魂灵。就像学者韦方所说的：“真正今天的艺术，绝不是一种风格或仅供悦人性情的修辞，而应该是照亮生存深处之幽暗的火光，它的价值更主要地体现在这种照亮的深刻度与揭露幽暗的深刻度上。登临绝顶而后下临深渊，在黑暗的核心成为黑暗绝不相离的火光，这是一个持有永恒信仰的艺术家应该是的。”（15）传承基督精神的艺术正是打破这一黑暗的永恒火光所在。从卡拉瓦乔的“光”到丁方所顿悟的神性光辉（《光辉深处的灵魂》、《罪灵们》等），从照亮黑暗的基督圣爱之光到照亮保罗皈依之途的“大光”，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光都是基督教艺术的语言特征，是崇高神性光辉惠临的表征。对于色彩来说，每一色彩都带有基督教的精神徽意，当然这是非程式化的，它推衍出了基督的精神。旧约时代会幕中各中色彩对神性和救赎的预意表达，新约时代对未来世界--天国圣洁的赞美，这一切都显明了色彩对于基督精神表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丁方对此有更为独到的认识：“黄是所有色彩中最能发光的颜色……红是黄的停止点，金黄以它明亮的力量，无形的光辉和不透明等特点，暗示了物质的最高纯化……红底的黄显出欣喜和大声喧哗的效果，如复活节上的喇叭声，它的辉煌夺目向世人发出了强有力的知识与誓言。”（16）在丁方质朴的血肉交融的宗教情感中，这些色彩都带着他的悲悯、虔诚和希望。还有象征符号，它也是其艺术语言之一，这包括了十字架象征、爱悯、受难、复活等符号图象，在高氏兄弟的“大十字架”上，成功地运用了十字架的元话语符号来见证基督信仰。
     对于基督教的艺术图式来说，主要是从现世关怀和终极关怀而来的，通过视觉的转换，把视点从现世移升到终极情怀中，并把终极的关怀图式转化为视觉图式。在当代，有不少艺术家从这一图式转化中获取灵感，来表达当代的情感境域，比如高氏兄弟的大十字架系列中对这一图式的运用，在《大十字架--福音书》《人类的忧虑》等中表达了当代人的精神困惑与精神呐喊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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