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绍光撰文怀念恩师张仃

闻正

简繁按：今天，丁绍光把他写的怀念老师张仃的文章传真给我看。本来他是要去北京参加张仃先生的追思会的，临时身体不适未能去。忽忽间，丁绍光也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文章看后，觉得虽文字略显粗糙，但颇有些内容。故征得同意，在雅昌独家发出，与同侪博友们分享。


——张仃老师走了，他从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启示。张仃老师走了，我们也一个一个地正在向他走去。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感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将以一场睡眠圆满落幕”。一个生命消失了，更多的生命正在诞生。生命正是在继往开来中生生不息！

——张仃老师在晚年经常说：“我是乡下人。”他从花花世界又回到故乡故土。


我的恩师张仃先生，于2010年2月21日，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与世长辞。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界重量级的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将随着时代的起伏跌宕、风风雨雨、潮起潮落而融入历史的洪流。

我怀念他，一闭上眼，老人舞动着一头飘逸的白发，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往事开始像潮水般地涌上心头，掀起层层波涛。

1957年在反右斗争的严峻时刻，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仃刚满四十岁，才气纵横，看在年轻学子眼里，可谓高高在上。1958年，大学二年级时，我到北京图书馆想借一些西方画册，可惜连英文字母都读不全。在查目录时，心想尺寸大的可能就是画册，有时借出的是一本地图，只好硬着头皮，看着地图胡思乱想，捱上个把小时，再换其他大尺寸的书。终于有一天，借到毕加索的画册。记忆中，有一幅画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苹果树下的少女”，手法夸张，既变形又换色，少女拉长的脸变成蓝绿色，苹果树变成群青色，但在整体幽静的色调里，少女的脸恢复了那少有白皙、娇嫩与透明，真是美得凄凉。毕加索丰富多变的形式美，一个从未见过的艺术新天地，令我欣喜若狂。从那以后，我开始在北京图书馆临摹毕加索、马蒂斯、梵高的画。这引起北图管理员的注意，他们不仅制止我，还告到了学院：“你们工艺美院一个流氓学生，在北图画裸体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张仃院长了解情况后，说由他来教育我。就这样我第一次来到他的家，也第一次真正看到张仃作为艺术家的真面貌。就是那一天，被张光宇先生称为“毕加索加城隍庙”的张仃，十分好奇而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我这个青年学子。当时我18岁，张仃41岁。他风华正茂，才思敏捷，谈文论艺，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那真可以说是神采飞扬，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张仃以教授的身份，可以把西方现代派的画册借出来，我开始了近乎疯狂地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从而在工艺美院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没落艺术泛滥的妖风”，而受到文化部全国各院校通报批判。青年时代的我放荡不羁，不知给恩师带来了多少麻烦，而张仃只是默默地耕耘。当时张仃用中国的宣纸、笔墨和矿物颜料，临摹法国现代派大师鲁奥的作品，粗黑的线结构和斑斓的色彩，处处见笔，力透纸背，在宣纸上留下强有力的笔触，与鲁奥那如古老教堂彩色玻璃般、厚重斑驳的油画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散发着古老神秘的中国笔墨的神韵。张仃为自己新的中国现代画风格的诞生，在中西艺术的厚土上，深深地打着地基。

1961年为毕业创作，张光宇先生资助我300块钱，使我去西双版纳的梦想成真。当时这对我是好大的一笔钱，我心存感激，舍不得用，就搭乘最便宜的火车慢车向云南进发，二十多天我才来到西双版纳。三个月后，张仃先生带着一批青年教师也来到版纳。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与老师相聚，真是激动万分。我告诉他，在僾尼山上有一个整天背着火药枪的民兵，他整个是个大方块，头是方块，胸是方块，坐着是个方块，站着也是个方块，张仃激动地执意要去画这个方块。第二天从清晨到黄昏，走了七个小时的山路，我们来到僾尼山寨。面对这个大方块，张仃说：“怎么这么小？”张仃心中的天神，其实一点也不小，一米七八的个子，身强体壮。张仃铺开宣纸，一路画，一路口中念念有词：“真是越画感觉越大！”一个小时后，一幅夸张变形、由小方块组成的大方块、一个如天神般威武不屈的英雄好汉离纸而活脱。

在橄榄坝，我请来了傣族少女刀玉娟，张仃抬着画夹子，铺好了宣纸，围着天生丽质的小玉娟，转了一圈，怀着一种不忍暴殄天物的慈悲心怀，把宣纸又收进了画夹。当时张仃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强烈的色彩，摸索着自己新的现代中国画的风格。

从五十年代后期到1966年文革爆发，张仃创作了二百多幅现代中国画。那绝不是所谓的装饰画。在中国画领域，张仃在前卫的行列里独占鳌头！“毕加索加城隍庙”，把代表最现代化的文明与代表民族传统最土的文明，把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具象与抽象结合在一起。五十多年前，张仃所做的努力，今日想来，那还了得吗？20世纪六十年代，张仃作为现代中国画坛旗手般的人物，当之无愧！

20世纪初，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在西方世界首先掀起了现代艺术运动，涌现了各种流派和一大批艺术家，他们个性突出，旗帜鲜明，风格独特，百花齐放，打破了西方美术史上，学院派的一统天下。百家争鸣，大大扩展了人类艺术史上美学的范畴。现代艺术运动带来了人类史上空前的繁荣，犹如狂涛巨浪席卷了整个世界，缩短了东西方文化的距离。西方艺术大师们，从原始艺术和东方艺术中吸取营养，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给西方现代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新的美学、新的形式。东方艺术所特有的线结构，几乎出现在所有西方现代派大师的作品里。现代艺术之父塞尚主张：“不要画眼睛看到的世界，应该画心灵感受的世界”。毕加索说：“我不画猫本身，我只画它的微笑”。这些和中国画论的“神似”说，与石涛画论，简直是不谋而合，如出一辙！我们应当备感亲切，何至于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呢？！

1962年我毕业时，张仃曾问我，是否愿意留校任教。我告诉他，我只想到西双版纳工作。我到了昆明，等了八个月，也没分配我工作，但明确告诉我，不能分配我到西双版纳工作。后来听说云南艺术学院需要国画、版画教师，我主动去联系。美术系王憨生主任看了我一批夸张变形的画，摇着头，不用明说，意思是基础太差，连人体的解剖比例都不懂。我突然想起，大学时代曾到黄胄老师家学过画，于是我当场画了一幅黄胄风格的水墨人物，王憨生这才频频点头。是黄胄老师助我进入云南艺术学院。

从196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我与张仃先生的前夫人陈布文老师一直保持着极为频繁的书信往来。从1958年我首次踏入张仃先生的家门，五年大学时光，布文老师给了我慈母般的关怀、呵护与教诲。她和我无所不谈，从文学到艺术，从哲学到人生。作为鲁迅先生的学生，她爱憎分明、光明磊落、愤世嫉俗的处世哲学，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她出神入化的洞察力。我记得文革前夕，她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魑魅魍魉们，早已备好了落井的恶石……。”准确地预言了四人帮给中国带来的灾难。1966年文革爆发，我刚满27岁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个悲凉的夜晚，我痛心地把布文老师洋洋数十万言的书信付之一炬。

1967年我翻越校墙，逃离云南回到北京，在母校工艺美院，面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只能默默地向他们一个一个地鞠躬致意。张仃老师被打成全院的头号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更是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二百多幅呕心沥血创作的中国现代绘画，除了留作批斗的12幅外，全部被红卫兵烧毁。张仃是中国画革新的旗手，在中国的生宣纸上，首先出现了丰富强烈的色彩与铿锵有力的笔触，他那具有现代视觉冲击力的“新中国画”，正在把古老的中国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世界。此间，张仃先生曾邀请毕加索来中国访问。张仃告诉我，毕加索说，我年纪大了，我如果去了中国，研究了中国的艺术，我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恐怕我会死在中国。张仃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是20世纪初西方现代派大师如毕加索们掀起的现代艺术运动在中国的延续，是20世纪六十年代东西方现代艺术的交流与对话，具有划时代的学术价值，绝对属于近现代美术史上国宝级的艺术珍品，可惜没有面世就化为了灰烬。红卫兵用钢丝把一块大牌子挂在张仃的脖子上，让他跪在台上，用双手举着这些真正的国宝，所谓的黑画，用口水吐他，用皮带抽他……。

十年浩劫终于过去了。打倒“四人帮”之后，我和布文老师有一次长谈，她已从爱憎分明、敢爱敢恨，走到大慈大悲的新境界，对文革中被毁灭、被伤害的亿万生灵充满了无限同情。知识分子可以没有权，没有钱，但他们有着精神财富，使他们充满激情，自信地进入原创性的境界，苦中作乐，在不同的专业中发挥他们的才干。文革这场所谓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彻底无情地摧毁了一些知识分子精神的价值和尊严。布文老师言简意赅地说：“就像贾宝玉，把玉给丢了！”听起来嘲讽的一句话，却包含了无限的同情、无奈与哀怨。

1980年，我口袋里只揣着20美元，踏上大洋彼岸美国的国土，开始了孤独飘零的艺术苦旅。我牢记恩师的教导，立足中国，兼容并蓄，广泛吸收世界各国的艺术营养，创造自己的风格。

1992年我第一次重返祖国，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个展，张仃老师写了“世济其美，意气如云”八个大字，以资鼓励。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国宴大厅大摆宴席，请来了在北京的几乎所有美术界的名流数百人齐聚一堂，制造了一场中国美术界空前的盛宴场面。今日想起来，这种虚张声势带着明显广告炒作的行径，深感惭愧。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走到老师们的桌前敬酒时，一下子老人都站起来。我赶快把老师们按在座位上，急匆匆地说：“您们永远是我的老师！”我记得祝大年教授眼中闪动着泪花，我紧紧抓住他的手，我绝不想我们师生之间产生任何距离，但是这种挥金如土，暴发户似的炫耀和当年苦苦求艺的丁绍光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虽然很多老同学说：“老丁没有变！”但在当时被所谓的成功冲昏头脑的我，难道一点没变吗？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举办上千次的个展，在金钱和美女的包围下，住豪宅，开名车，我真的没有变吗？艺术的理想与金钱难道可以画等号吗？

进入2000年，我记得有一次在张仃老师家里，与张仃和夫人理召老师闲谈，突然张仃老师问我：“你的画卖什么价钱？”我局促不安地有意把画价降低了不少，告诉了他。张仃接着问：“是人民币？”我含混地点着头。不知为什么，一种不好意思，一种不安，搅得我心神不宁。

2009年，我在美国匆匆度过了三十个春秋，转眼间也进入了七十岁。古稀之年，怀着一种忏悔的心情，我画了两幅画：《三十功名尘与土》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商业与金钱，物欲横流的社会，消磨了我多少艺术理想，蹉跎了我多少岁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真正达到这样的境界，谈何容易！

1976年文革结束，张仃从文革前所钟爱的现代中国画改革，从斑斓的色彩世界，走向黑白天地，从前卫走向传统，一直到他辞世，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坚持进大山朝圣写生，始终不渝地画焦墨山水。我想只有这片渗透、凝聚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血汗与泪水的土地、山川，才能抚慰张仃老人，在文革浩劫中，被极度摧残的心灵。

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亿万年来，本就有着永恒的生死关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天人合一”，是艺术原创性的基础，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许多年来，当我想到张仃老师，想到那被化为灰烬的二百多幅画，一大串的“如果”总是纠缠着我。如果，张仃延续着五十年代与毕加索开始的交往；如果，张仃把这批“现代中国画”带往世界画坛；如果，没有文革浩劫，他有四十年的岁月，继续“毕加索加城隍庙”前卫艺术的路；如果……

每个人都有太多不存在的“如果”。生命正如一个大舞台，有启幕，有过程，也必然有谢幕的时刻。每个人都无法离开命运的捉弄和考验，每个人都沿着各自生命的轨迹往前走去，留下或重或轻，或明或暗，或有或无的脚印。张仃老师在晚年经常说：“我是乡下人。”他从花花世界又回到故乡故土。

张仃老师走了，他从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启示。张仃老师走了，我们也一个一个地正在向他走去。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感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将以一场睡眠圆满落幕”。一个生命消失了，更多的生命正在诞生。生命正是在继往开来中生生不息！

张仃老师请看：中华民族正在全面崛起，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一定会在你所热恋的神州大地上出现！那将告慰你和亿万祖先的在天之灵。

恩师张仃安息吧！


丁绍光
2010年2月21日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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