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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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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0 00:08:4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古徽州科举
    作为中国古代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专门以考试为主选拔人才入仕为官的科举制度产生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到唐代以后才开始形成制度化并逐步完善起来,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宣布废止,期间存续整达1300年之久。具体地说,这种科举制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允许社会上的平民及其子弟也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官府组织的分科考试,再由官府依据考试成绩和相应标准从中遴选人才举荐入仕并授予官职的一种官吏选拔任用制度。唐朝女皇武则天开创了科考中最高一级的殿试考试和武科考试的先河;宋代则正式形成州试、省试(礼部主持的全国统一考试)、殿试的三级科考制度,且每三年举行一次(以后历朝均同);元朝仍然沿用科举取士制,也分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即殿试)三级;届至明清之季,科举取士制发展到极盛,共分四级考试:第一级童试考秀才(又称生员,民间称相公),包括县考、府考、院考三个环节,分别由地方官或学政官主持;(凡士子未进学应童试考中者,称为童生。)第二级乡试(又称大比)选举人,由各省主持,其第一名叫解元;第三级会试拔贡士,由礼部主持,其第一名叫会元;第四级殿试(又称廷试)点状元,由皇帝亲自主持,所有参加考试的贡士原则上不再淘汰,皆为进士,共分三甲,总达二百多人,其一甲前三名赐进士及第,分别叫作状元、榜眼、探花。其二三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各级考试均有名额限定,如此便形成了由教育而科举而做官的一整套制度系统,曾称新安的古徽州便是全国所有州府当中最受科举取士制惠益的地区之一。
  应该讲,自从科举取士制度一问世,古徽州普通人员虽说僻居一壤,但却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之所以提及古徽州科举这一传统徽州文化特殊事象,倒不是说古徽州人在创制设计或完善这一官吏选拔任用制度方面有什么突出贡献之处,而是因为古徽州人在长期适用这个制度方面的确有不俗的表现: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徽州人正是依托昌达的教育作为坚实基础,借助走通科举取士这条道路得以跻身进阶入仕为官从而成就了传统人生并且光耀了祖宗门楣的。当时古徽州(注:隋唐五代及至北宋宣和三年皆称歙州)充其量辖域面积仅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只达数十至一百多万而已,但是却较之于全国其他同类区域涌现出的科举人才甚众,其占比优势突显,简直可以说这是古徽州人创造了中国古代科举史上的一个奇迹。其科举之盛况据不完全统计的数目显示:凡中举人者,徽州一州(府)六县光是明清两朝就达2600多人,其中如歙县雄村曹氏一族在明成化到清同治共三百余年间就有52人;中进士者,仅宋明清三代,徽州一州(府)六县各有781位、452位、684位,占全国历朝总数10万余位进士中的近1/50,其中两宋时的婺源一县就拥有246位,居于当时六县之首位,而明清两朝的歙县与休宁县则分别拥有623位和620位,稳坐了安徽全省的前两把交椅,仅歙县雄村就拥有29位进士;至于蟾宫折桂后金榜题名中状元者,从南唐歙县人舒雅成为古歙(徽)州一州(府)六县最早的状元起始,前后出现了31位,在全国历代总计选拔录取的800多位中,占近1/40,其中特别是在以全国计算平均每3个县(市)才有1位状元的情况下,仅休宁和歙县就拥有包括本籍加寄籍在内共达19位和10位(文武)状元,因此休宁也就成了“中国第一状元县”。这就难怪在古徽州,诸如“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榜十九进士”、“一科同郡两元”、“一镇四状元”以及“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等等民谚说法历久相传,它们无不说明人称“东南邹鲁”的古徽州其传统文教事业空前发达,同时更加写照出古徽州科举事业尤为兴盛以致人才辈出的历史景况。
  古徽州科举如此兴盛,除了大多徽人举子主观上刻苦发奋不懈进取的因素外,究其原因主要包括:1.昌达教育所致。古徽州早在唐宋时就有地方官学——州学(后来称府学)和县学,此乃培育科举人才的主要场所,同时每五十户为一社的社学在明清最盛时期各达452所和562所,而私塾遍及各乡各村,尤其是作为一种官民兼办的教学及研究机构——书院(书屋、精舍)在古徽州之多也盛于他邑,据统计,宋元明清共有260多所,此外古徽州民间还有不少乡约、文会等也多具教学教化之功能。有此昌达教育奠定基础作保障,兼之有朱熹等鸿儒大家力加倡导,众多举子出类拔萃自然就顺理成章。
  2.宗族利益驱使。在古徽州人看来,众多举子们凭着寒窗苦读而科举入仕,这不仅仅关乎其个人的命运前程,也牵系到他所属的那个家族的声望荣耀,将能够极大地发挥出亢宗旺族的社会影响,因此各个宗族为了维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和势力,纷纷不遗余力地策励、资助或奖掖那些器宇不凡的族中子弟赴考扬名,出人头地。
  3.社会环境造就。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由于官本位意识在整个社会当中人们心理上的巨大效应,读书—科考—入仕—当官被人们视为人生旅途上的最大理想追求之一,往往成为下层士子等普通人员摆脱平民身份、得以飞黄腾达的现实可行的必由之路,这种观念日益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并且藉乡风民俗的社会习惯力量予以不断强化,由是诱引众多徽人子弟奔走科举取士路而竞相趋之若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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