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访谈|北大书法研究生班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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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招收书法研究生班的新世纪文化意义
      ——访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书法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岳川教授
       王岳川  张楠
                        
                 一   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文化意义
    记者：王老师，您好。首先我们从2003年11月8日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谈起，作为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教授，书法所成立以后，由您担任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想请您谈谈研究所的成立的初衷及意义？
    王岳川（以下简称王）北京大学成立“书法艺术研究所”，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有文化意义的事件。首先，北大建校一百年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很注重艺术，曾成立了“音乐传习所”、“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后来院校合并，北大变成了一所纯粹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对艺术教育方面有所忽略。在七、八十年代初，北大艺术系还仅仅是一个艺术教研室，负责全校音乐、美术赏析的公共课，地位较低。后来慢慢筹备成立了艺术系，才开始进入比较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也慢慢和一些美术、音乐院校接触并进行横向的联系、交流与研究。但是，书法研究与创作一直较落后。经过多年的呼吁，到了21世纪的第三年终于成立了“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它的成立表明北大走出了仅仅重视文理两门综合性学科的局限性，而开始重视艺术学科，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学理念的转型。当然，北大从抓艺术来说，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作为北大中文系的博导、教授，我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文艺美学和当代文化研究工作，现在挤出时间来做书法研究所的日常工作，从事书法研究和重要策展、国际访问和国内教材的编辑工作，基于我对中国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认识。我认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门艺术，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的明珠”。书法精简为黑的线条和白的纸面，黑白二色穷极了线条的变化和章法的变化，暗合中国哲学的最高精神“万物归一”、“一为道也”。同时，中国书法所展现出的中国文化精髓恰好是世界各国所缺乏的。书法是“汉字文化圈”的一种高妙的文化精神活动，走出汉字文化圈以外，比如欧美也可能有写字，但是它没有将文字的“书写”转变成用柔软毛笔书写的高妙的徒手线艺术。可以说，书法是中国艺术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最能代表东方艺术和汉字文化圈的艺术精神。正唯此，我们乐此不疲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书法离不开文化。北京大学成立书法研究所，并不意味着要同美术院校进行竞争，技法方面可能是我们的“软肋”，但是书法是文化是哲学，这方面北大可以提供最丰沛的资源，可以让所有研究生班的学生——硕士和博士生在北大将书法和文化、书法与哲学、书法与传统思想、书法与西方的最新思想相融合，使中国书法同西方文化的前沿思想对话。
    记者：现在全国有多所高校成立书法研究所，像北师大和首师大有启功和欧阳中石两位老先生领衔担纲，师资力量雄厚。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成立书法研究所，北大的书法教育有什么优势和特点？
    王岳川：北大开设书法研究班课程，坚持五湖四海，继承蔡先生的优良传统，一切有利于中国文化推进的学术大师和思想精髓都为我们所用。北大人需要有书法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同时，北大广博的文化思想资源，也应成为当代中国书法领域中的重要资源，从而形成学术文化和书法艺术资源共享和文化互动，这是北大成立书法艺术研究所的真实意义之所在。北大书法研究所同一般艺术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相比有其差距，尤其是在技法方面。北大师资长期以来从事理论研究比较多，从事实践的、技法的、创作的人才比较少，使我们在设置课程时，考虑到理论和创作五五开这样一个尺度，即不像一般艺术院校那样强调纯的技法，以及为了获奖或为参加某个展览去创作一些相应的作品。我们可能一半以上的精力和教学重心倾向于文化的积累、文化编码的重建和中国书法文化价值研究，当然也重视书法的创作陶养和必要的参展作品。北大书法教育的重要特点在于它能够打破那种专科院校单一的美术史、美术技法、美术理论、美术观念方面的教学模式，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双科、多科乃至全科的训练。书法研究生的选课可以打破门类、系别的界线而在全校选课，可在中文系、考古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系，甚至一些自然科学、环境科学选课，使研究生朝“双语精英”和文化艺术底蕴丰满的“学者型艺术家”方向努力。当然这样安排也还存在一些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生班入学这么两三年，那么多文化课程，会不会形成广而不深、技法功底不厚的状态呢？这也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我想“磨刀不误砍材工”，“有多宽的地基才能修多大房子”，这种必要的学术文化训练可以修正书法界的急功近利倾向，还可以为真正的艺术家提供在集中的时间内，将文史哲、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作一种知识性阐释的文化平台，用文化的放大镜聚焦生活的阳光。聚焦的结果是凝聚在书法艺术的焦点上，当然会事半功倍！
    记者：北京大学今年由您主持招收书法硕士生和书法博士生研究生，这表明了北大对书法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从书法文化方面来讲，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岳川：北大成立书法艺术研究所，首先表明了北大不招书法本科生。本科方面的教学将由美院和其他师范院校去做，表明北大书法研究所主要从事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的。这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研究生班。指不拿硕士学位，但具有学历的研究生，主要面向广大的书法家。很多书法家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含辛茹苦，墨池皆黑，苦功苦磨、苦思冥想，但毕竟是个体的劳动过程，他在某些方面有其“盲点”，有待于参照“他者”的经验和优点进行文化补充和知识体系的提升。因而，北大提供这样一个机遇，尽可能地使中国的书法家，尤其是青年书法家到中国的最高学府来领略书法背后的大境界，那就是哲学、文字学、考古学、文艺学、美学的整合。正可谓“功夫在诗外”才能臻达这书艺高境界。如果书法艺术仅仅靠笔在纸上的皴擦活动，线条移动活动就想成为一个书法大师，那可是一厢情愿的。他必须获得线条之外磅礴的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和形象，来重新认识线条所表征的东方文化魅力。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我认为书法研究生班的建立，不仅实现了北大办书法研究生班的初衷，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的书法界同文化界进一步的对话。第二个层次是硕士生。北大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广开门路，宁缺勿滥。”“广开门路”指的是北大的开放性，比如今年的研究生招生生源中有学自然科学的学生，有学工科的、学核物理的，但他就是在大学里对书法乐此不疲，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临摹“二王”以降的中国传统书法，外语也达标，书论史也有一定研究，我们也很欢迎。“宁缺勿滥”就是说，你有这个兴趣，但是门槛不能降低，不能说你对书法感兴趣，我们就把北大普遍性、共识性的收生标准降低，那也不行。所以今年好多考生考得不理想，给我打电话，谈到他们明年准备再考，我说欢迎。因为在北大博士生考试和硕士生的考试，考三四年是很正常的。只要为了理想，为了自己能在最高学府里获得深造的机会，我想这种前期的准备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第三是书法方面的博士研究生，现在正在筹备中，研究生院能否批准，就看明年——2005年的招生中能否实现。但不管怎样，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代表了中国书法界的一个走向。从这一点来看，书法绝不是个人感悟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某一机构、学会、协会的事。它是属于全民的甚至关涉到中国文化的未来，关系到下一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事情。需要文化、艺术、教育和个体来共同参与到其中来。
    记者：北大书法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招生，这对于北大同外界尤其是国际间文化的横向交流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岳川：北大的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学术机构纷纷发来贺信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日本一所大学的书法研究所准备派他们的学生报考明年北大的书法硕士研究生；韩国的一位博士准备来北大书法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美国的书法教授也联系准备进行跨国书法教育合作。同时，我们现在正策划中国同日本、中国同韩国、中国同美国书法研究所之间的教授互访和共同举办书法交流展活动。这表明书法不是一项纯技术活动，它要求与东方汉字文化圈文化精神的互动、艺术的拓展、文化的传播。所以，积极致力于于中韩、中日、中新、中美的合作与文化交流，将有助于中国书法走出国门。在高等教育中安排教授间、学院间的互动活动，如果条件成熟我们将在中国筹办一次国际性的世界华人大学生书法展。这样做的文化建设目的是自不待言的。
                           二  北大2004年招收书法研究生班的步骤
    记者：今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要开设书法研究生课程班，请问招生对象及条件有哪些？请你介绍一下报名方式及时间要求，以及教学的考试科目有哪些？学制几年？如何收费等具体事宜？
    王岳川：按照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北大成人教育学院的统一规定，并报北京市教育局审批，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首届研究生课程班今年年开始招生。参照北京大学MBA班和艺术系招的文化管理班、影视班的惯例。招生的条件是：一，大学本科毕业须工作三年以上，或专科毕业必须工作五年以上。不考外语。报考方法是带上户口本、身份证、8张照片、自己的学位学历证书（先用复印件）就可以报名。在正式录取的时候，必须带学位或者学历的原件以核实。报名时间大概在6月16日至8月18日。报名期间，我们将全面的宣传，北大艺术系网站、北大书法所书法网站和北京大学研究生网站都可以登录，大家可以登录查询。我们也会在一些书法报刊上发招生简章。考试科目，初步定为正式考一门，就是交两幅作品，一幅是临古代名家名作，一幅是自己的真实书法面目，即创作的书法。同时，每位报名考生先须提交一篇字数在2000－3000字的论文，论文内容须与书法艺术相关，题目自拟。初试合格以后参加复试（面试口试），内容是关于中国文化或书法史论的一些基础知识。录取工作以提交的书法作品或论文为成绩，参考工作业绩和有关成果，择优录取。收费标准雅各按照北大研究生院的规定，一学年收费一万，两学年收费两万人民币。入学后学制两年。两年达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的三十个学分，每一学期要八个学分，这意味着每一学期必须选三门课，每一门课是三个学分。集中授课，每次授课十五天。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学员，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60分以上）即可结业。结业学员名单和成绩报经研究生院审查核准后，颁发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盖章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
    记者：如果外语达到国家承认的水平，通过了统考，学生是否能够申请硕士学位？
    王岳川：是的。当拿到两年研究生的学历证书以后，如果这位同学英语也抓起来了，通过了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英语水平考试，达到学校的要求，就可以申请攻读硕士学位。申请硕士学位者入学时必须已经获得学士学位三年（含三年）以上。报名参加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的人员，可在报名时同时提出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我所将按照在职申请学位的有关规定进行资格审查。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的课程考试（题库式闭卷笔试形式）即为学位课程考试，考试成绩达到70分以上为合格。国家统一组织的外语和综合考试，由我所到研究生院统一办理手续。北大书法研究所将为学员安排教教授进行学位论文的指导。总之，主要是外语通过，导师确定，论文的题目和方向定下来，花一年时间撰写硕士论文，最后组织答辩委员会进行论文答辩，通过后即可获得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
    记者：考生通过初试评选，参加复试的通知什么时候可以发布？参加完复试，最后被正式录取的名单能在何时公布？
    王岳川：六月中旬到八月下旬是报名阶段，初试通过以后会尽快的组织专家评审。复试的名单最晚不会低于八月底。最后的发通知书当不晚于九月初。第一期上学的时间，具体定在九月还是十月，请听候通知。感谢书法界各方面对于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的支持，谢谢各位考生对北大的信赖。做一件事情，我们起步便需要很高，这是双向合一：大学需要精英，需要大家为学校创牌子；大家也需要在名牌大学这一根深叶茂的学术文化大树下，获得自己知识的快速递进。愿大家在学术书艺大进的同时，以自己的成绩推进北大走向世界高等名校的前列。
    记者：北大准备开设哪些课程？如何保证教学质量？
    王岳川：书法所研究生教学体系分成三方面。一是硕士生，今年已经按照国家正规考试入学，要求严格，宁缺勿滥；二是博士生课程，目前正在准备，明年有希望招生；三是书法研究生班，面向已经具有相当书法造诣而需要进入北大深造的书法高手，使其在将自身的艺术经验和学术提升整合起来。今年的研究生班课程主要有：中西文艺美学、东方书法美学、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中国书法与其他文化横向关系研究、全球化与中国书法文化输出、书法的理论批评与创作、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文化思想发展史、现代书法的发展与问题、当代书法文化前沿专题、海外书法现状与文化对话、考古学文字学与中国书法、书画鉴定与审美赏等。
                          三  新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的文化战略
    记者：在中国“书法文化建设”中应该怎样看待文化对书法的重要影响和意义呢？
    王岳川：今天，中国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法专业性的技法研究，而是应当在研究书法内部规律的同时，研究书法与大文化关系——书法跨文化研究。将外部文化研究与内部艺术规律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出书法的本体意义。书法的外部文化研究，包括书法与儒学、书法与佛学、书法与道家、书法与哲学、书法与美学、书法与考古学、书法与文字学、书法与文献学的关系问题，甚至包括书法与经济学、文化学方面的研究。而书法的内部研究也要继续拓展，应充分重视“中国书法性”研究，这一本体研究不仅仅包括书法自身的审美规律研究、书法艺术时空特性研究、书法心理特征和人类学特征研究，而且包括书法与音乐、书法与绘画、书法与篆刻、书法与舞蹈、书法与影视的关系等。这比过去所谓的诗、书、画三位一体要更宽泛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书法内部关系问题是书法本体存在的关键，在中国作为母语的“汉字书写”有其突出的地位。有人认为今后的书法不写汉字而将成为非文字书法。我不这样看，我坚持“中国书法性”主要是文字的书写艺术或汉字文化圈的文化认同性书写。丧失了文字的书写，就不再是“书法”而是“书象”。这是书法的本体性决定的，任何人的想当然的实验都将背离本体而成为非本体的“他者”。
    记者：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书法发展的可能性如何？
    王岳川：中国书法是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全球范围的文化发展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人均收入一千美金以下时，人们主要攻关的项目是物质再生产（为了温饱和发展）。到一千至三千美金以上时，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追求温饱型，而是要在解决了衣食住行以后大谈文化了。而且，高明地谈论文化就不仅要谈生活方式，而且要以“文化定输赢”。新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必将成为文化大国，各地也在努力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文化大县。文化成了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国家之间的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一个典型的标志。事实上，全球的现代化研究有两个指标，也就是在现代化的转型中有两个尺度：一个是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注重物质创造），称之为“第一次现代化”，主要目标是获得先发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这是在一千美金以下时提出的物质性建设蓝图。“第二次现代化”则是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演化的过程（注重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产品）。在这种从重物质到精神的转型中，人类存在的意义呈现出来：不仅加快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质量趋同，更重要的是增加人类幸福，张扬精神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从而使得整个世界物质生活趋同和精神生活互动成为人类的目的。在我看来，中国书法文化意义的重新认识，不仅关系到中国书法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提出“汉字文化圈”中的“审美书写”这一大文化概念，使书法成为亚洲地区或东亚文化凝聚力和良性发展的一个契机。我记得，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钱玄同、陈独秀等）提出要废除汉字，经过了一个世纪证明这是错的。日本也曾废除汉字，现在又恢复了大概两千多汉字。韩国废除了汉字，似乎不愿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东亚问题非常重要，书法作为汉字文化圈中的文字的艺术书写，无疑具有相当深远的文化意义。可以说，新世纪的来临，使得东亚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发展不可忽略的问题。在北美一体和欧洲共同体之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设想并非天方夜谭。中国同日本、韩国所谓“远东”国家，应该成为世界和平和文化发展重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复兴提出的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创造性问题。与此紧密相关，今天我们谈论书法已不仅是一个技法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高度和广度的发展战略问题。
    记者：关于 “学者书法”， 您如何看待它的存在与发展，您认为季羡林先生所讲的“清正典雅”是“学者书法”的最高境界吗？
    王岳川：“学者书法”有两个标志：第一为传统的书法，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官方书法”，没关系，中国传统制度影响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并非一无是处。正是因为统治者认识到了仅仅是家族血缘相传也不能永葆长久统治地位，因此开始从下层阶层士人中进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清代以后开始出现八股文，其实是一个封建王朝到了末期出现的“病症”。但是正是这种把下层的知识分子作为用其才为国家服务的思考，影响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否则我们就很难想象西方中世纪在神学的统治下，知识分子能把大学办起来，培养这么多的近代人才。今天，人类发展总是与大学和知识分子分不开。美国和欧洲大学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五、六十，中国高考入学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之多，表现了一种社会的进步，就是要让下层的人上来。不再是王侯达官的东西才能代代相传，相反“富不过三代”和“为学传不过三代”，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有机会，都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国内舞台上、艺术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对下层人士的提拔，才可能有象颜真卿这样的一门忠烈，精忠报国，才可能有颜体书法的“正大气象”；才有出生于眉州普通家庭的苏东坡做到文豪的位置，位高学富，书法流传千古；才可能有象郭沫若这样出生贫寒家庭的人做到中国科学院院长，书法也颇有文人气。正因为这样，我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造就了一代思想家、文豪和科学家等，当然对书法也是有很大滋养的。所以“学者书法”命题是成立的，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性化诗性智慧的体现。当代的文人书法，从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到启功、沈鹏、欧阳中石，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为什么没有出现农民书法大师、官员书法大师呢，这值得人去反思。当然民间书法中朴拙、童稚的一面也很有趣味，象敦煌民间书法的东西也应该吸收。但吸收和成为大师是两码事，比如酒是用粮食酿的，但是你不能拿出一粒谷子说它就是酒。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创造性转化工程，很多人把原始的资料直接变成最后的结果，是完全行不通的。为什么去否定学者书法呢，它吸取了民间资本、文人资本、传统资本、西方资本尔后通过心性价值转换，具有国际文化艺术大视野才能成为“学者书法”。因此，当下的问题不是讨论学者书法成不成立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评价“学者书法”的新世纪意义问题。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断层”书法，还有就是现代派的书法、后现代派的书法、行为书法和少字数的带有日本书法倾向的书法，是一种多元的书法，但是目前中国书法最主要还应该是传统书法，其次才是具有开创性的现代书法或后现代书法。“文人书法”是一种高妙的“维度”。这种“维度”是精英文化的表现。但是文人书法同样需要不断地从民间书法中吸收营养，民间书法与学者将达成良性互动。
    记者：听过您讲的主讲“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您曾提到作为学者，首先应该建立自己在学术上的文化立场，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书法创作和书法文化这个问题上，如何建立并保持这种文化立场？
    王岳川：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第一不是去抄袭拿来西方的东西，或者是向西方“邀宠”。很多艺术家面对的人都不再是老百姓，而是面对官员、面对西方的拍卖行、画廊、展厅和策展人。其出发点和根本目光就是错的。艺术产生以后的文化输出并不一定直接针对策展人，从王广义们的先锋艺术开始，中国的艺术家针对的就是西方的策展人，就是双年展和拍卖行，目的性很明确。当大多数人朝着这个方向转向的时候，人们已经把目光从这些带有政治“pop”中转移，所以，很多艺术家尤其是美院的青年艺术家既找不到自己的根也失去了西方的市场。能够成就这个市场的只有极个别的人。只有第一个站出来“吃螃蟹”的人，才有可能成功。艺术的经验告诉我们，跟“潮”走的人将失去自己。所以，中国立场就在于，我们要永远发掘本民族最好的气息和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所具有的那种坦荡心怀，同时要把它变成新世纪的中国形象来弘扬。中国书法立场意味着：一是不跟潮流，面对当下书法流行的“丑书”，（虽然我并不同意这个命名，为了说明问题，姑且称之）许多人就盲目的丢掉自己几十年的“颜、柳、欧、赵”的根基，一味地模仿。我看过一个全国的青年展，如果把署名遮住的话，好像一个人写的一样。这是丧失中国立场乃至个体立场，根本没有立场。二是我们面对的西方是个很复杂的西方，有古希腊的西方、古罗马的西方、希伯莱的西方、中世纪的西方，甚至还有现代性的西方和后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性的西方流派可分为上百种，后现代性的西方更是层出不穷，如果跟潮，你跟得过来吗？你能活一千年吗？很多的流派都是“朝生暮死”，根本跟不过来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书法家应该去思考，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式下，在全球话语开启的情况下，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究竟能作多少事情。在书法上一味的跟潮，到头来是因抄袭而轰动而最终则一事无成。事实上，过去我们“为谁写”这个问题很焦躁，在文学上我们称之为“大红灯笼为谁挂”，过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时是为老百姓挂，出了《地道战》这样的东西，后来“大红灯笼”为领导挂，所以出了八个样板戏；再后来为老外挂，所以出了《黄土地》《乔家大院》，就是为了让老外看得开心，不惜展示中国文化的丑陋、落后、封闭以及黑暗、幽深等等。中国的文化形象，应该引起全民的思考。中国的书法形象，但是绝对不能是跟潮，跟古人、跟今人都没有出息，重复自己也没有出息，齐白石还“老年变法”呢，作为木匠出身的大师最后形成那种酣畅淋漓的绘画风格，正好迎合了五六十年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作为书法立场的问题，我认为有这么几个需要参照的目标。第一，我们要有深刻的体会，中国能不能代表东方，如果不能代表，谁来代表？如果能，我们要参照西方所说的“远东”，（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书法，而获得一种对自身书法基本的价值判断，深刻地总结自己的特长。识百家成一家，识百家是前提，成一家是目的，寻求中国文化的支撑和文化立场。也许，还有一个第二者的“悖论”值得注意，就在于如果一心跟潮，就只能是第二第三。在体育场上，我们永远只记得第一，第二名是永远不被记入超越的目标。中国立场，东方立场在于我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康庄大道。探索的代价是很大的，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最终走向绝路和死路。而成功者也许就会成为当代中国书法大师。大师除了探索之外，还需要有文化的依托。因为书法说到底是文化，写的内容是文化，书写形式也是文化。丧失了文化的书法，那只是书匠，而书匠是没有前途的。
                             四  在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坚持中国文化立场
    记者：作为当代中国研究“后现代”的专家，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
    王岳川：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没有搞清。也有人曾问过我，作为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学者，为什么怎么反过来做前现代的问题呢？书法作为传统文化就是前现代的话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说清楚。有人认为，现代与传统是二元对立的。传统是保守的、不科学的，而现代则是科学的、是前卫的等，这种二元对立过去没有人质疑，国人中就有人认为走向现代化就是要否定传统，这样中国才可能有救。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史是一部否定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但是没有想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西方出现了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它开始大张旗鼓、非常坚定地批判西方的“现代性”，提出了很多问题——现代化陷阱、现代化灾难，现代化非平衡发展，现代化对生态的破坏，现代化对人的情感、欲望、信念和理想的全面异化等。这样一来，使得西方现代性的高歌猛进变得非常可疑，使得现代性的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变成一个可以质疑、可以批评、可以批判的对象。因此，人类何去何从，就不再是由现代性来指导了，而是由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文化资源再整合来作为人类未来的精神导向。这种多元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中不好的部分加以批判，对传统中好的方面加以吸收，对西方现代性的劣根性、灾害性和陷阱加以揭示，同时对东方文化中有意义的部分加以整合，比如海德格尔对老子的解读、德里达对日本东京中心权力（天皇）虚空的状况加以解读；罗兰•巴特对东方书法和诗歌的分析等，都表明了西方一流的思想家用东方文化来对照西方现代中心主义偏颇的努力。我在研究后现代时意识到，这一研究不能一味跟着西方走，不能把他们捧为人类的终极性思考的伟人。相反，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老祖宗哪些东西做错了，哪些东西仍然有意义。我从来没有看到西方的一流的大思想家如此深刻的去批判他们的传统、抛弃他们的历史。我没有看到西方大师对古希腊加以抛弃和批判，对古罗马加以批判和抛弃，对希伯莱文化加以批判和抛弃。相反，比比皆是国人对中国传统、中国先秦思想的批判与抛弃。我没有看到西方人对于《圣经》嗤之以鼻的抛弃，相反我们看到中国人对于《道德经》、《论语》等进行全盘否定式的批判，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有些人完全跪拜在西方“现代性”面前。但“后现代性”告诉我们，不要再跪了，应站起来同西方现代性进行平等对话——把人类所经历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中所有美好的思想整合起来，这是包括中国人在内整个人类的责任。后现代主义在政治领域尤其是第三世界问题上的推进是后殖民主义，它揭露西方不断张扬的现代性来使第三世界变为他们的文化殖民地的阴谋，我们应学会这些理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坚持在东西方平等对话中的“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书法具有非意识形态性，它在汉字文化圈中具有普及性意义，我在新著《发现东方》中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张扬并输出中国的书法文化。人们认为一个做后现代的学者怎么又做前现代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记者：我们谈书法与“后现代”之间的这种关系，您刚才讲到书法是属于“前现代”的问题，那么放在“后现代”中又存在那些问题，中国书法在这种情境中处于怎样一个位置？
    王岳川：书法艺术界、美术界包括音乐界，中国的学者都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迷茫”，这个“迷茫”的产生就是把一个时代斩钉截铁的切断，因为它不可能有源流，所以前现代和后现代好像只是答案，好像永远没有关系。难道爷爷和父亲之间不存在关系吗？维特尼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就没有道理吗？是有道理的。爷爷和父亲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但是父亲不是爷爷，说明新的质素诞生，同样现代和后现代就相当于父亲和儿子，儿子批判父亲背叛父亲当然可能，但是有时候“隔代相传”儿子与爷爷可能有许多相像的地方。许多学者迷茫的产生根源也存在于此——爷爷、父亲和儿子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要么有人做的是前现代（传统）就大骂现代；要么做的是现代就大骂传统；要么做的是后现代，就大骂现代甚至有些人认为可以大骂传统。后现代在批现代性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张扬、保留、传承了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就书法而言，一些所谓的后现代书法“家”认为后现代书法是非汉字书法，变成了行为主义书法，是以一反“二王”为得意之作为后现代书法，在我看来这是大错。真正的后现代书法应该是整合了一切传统文明中好因素的书法，中国后现代书法当中比较成功的是“学院派书法”，他们能够把二王、孙过庭、怀素等书法要素整合在一幅字中，很有意思；还有一幅作品就是把王羲之“丧乱帖”中的“丧乱”二字放大成“巨无霸”的两米多高的巨幅作品，这就是学院派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后现代精神。至于行为艺术和一些非汉字书法可以实验，是代表了西方人对于汉字的一种恐惧——汉字难记、难认。但中国的书法家失其策得其次也否认了汉字书法，这是一个文化误读。在我看来，书法最根本的特性就是书写文字，是文字的审美书写形式，你可以写汉字，可以写日文，也可以写韩文，甚至也可以写英文、德文，只要你写的高妙飘逸，只要你写得符合人类最高的思维和境界，那就是一种书法。相反如果你不是写字，对不起我们就说它是“书像”或者说是“抽象画”，这一点或许就是它的本体论底线。因此，我对中国的后现代书法的看法是更多的要向传统脱帽，更多的是要深入传统从中去发掘被遮蔽、被封建迷信和封建社会的独裁和专制所阉割的那部分精彩的东西。我不能设想当中国完全抛弃了汉字面对西方的非汉字和行为艺术时，我们面对日、韩、新加坡等东南亚书法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说话。难怪今天有日本人说：中国已经不是东方国家最高的文化代表了，最好代表是日本，日语据说是最好的语言，日本的茶道、花道，柔道、空手道、书道已经是最能代表东方色彩的，而中国没有了。韩国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了儒家文化而韩国是儒家文化最好的传承者。韩国的国旗是八卦图形、是道家的代表，他们争夺端午祭，所以他们最能代表东方文化。试问：当我们今天面对全球化文化，当西方开始反省和张扬东方把目光投向东方、发现东方的时候，中国却因丧失传统而不能代表东方，书法界的人也不能代表东方书法了，书法的“后现代游戏”还有意义吗？值得诸君三思。
                            五  生态美学与中国书法的内在精神契合
    记者：这就又不得不涉及到中国文化生态方面的问题，记得您有一篇关于《中国书法的生态文化价值》的著述，文中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书法的文化意义”、“当代书法文化呈现的精神生态问题”和对“书法的生态文化功能”的三个论断，即人性的深度拓展；文化的持续输出；文化精神提升。对当代中国书法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问题的提出很及时，也很有现实意义，能否就这个问题再深入的挖掘，以期促进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
    王岳川：生态学的问题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自美国出现了沙尘暴以后，他们开始进行反省的一个问题，曾经有人认为沙尘暴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的传统造成的，我认为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沙尘暴在中国的出现，当然是“现代性”造成的，在过去青山绿水当中大规模的开发建筑，而不再复归于绿水青山，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沙尘暴。当下美国、西方人的反思值得我们注意。当西方人把自然环境的生态学转换到人文科学的生态文化时，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生态学的自然环境出现了问题，就必须修正。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修大坝是造福人类的，中国只有雅鲁藏布江和怒江两条河流没有建水坝。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拆除大坝。2003年10月，美国开始拆除缅因州贝诺布斯考特河上的两座大坝，从而为大西洋的野生大麻哈鱼回归，为淡水鱼、昆虫、鸟类和其他生物重新回到水的自然流动和循环中迁徙、产卵、筑巢创造条件。1997年3月，来自全球反水坝运动的民众齐集巴西的库里替巴城，发起巴西反大型水坝行动并发表库里替巴宣言，标志着全球人民反水坝、支持保护河流生态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行动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从建坝到拆坝，人类遭受到第二次自然的报复。工业化的大坝使两岸上下游人民流离失所，生态遭到很大的破坏。美国人意识到构筑大坝并不是人类的福音，所以他们开始拆除大坝。这种自然观使得西方人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传统艺术是审美，它是“天人合一”中的和谐之美，所以不管是西方的艺术还是中国的艺术，不管是古希腊的艺术还是先秦的艺术，具有现代性的痕迹但是也具有西方传统的艺术，或者是具有文艺复兴时的艺术，都是一种张扬美的艺术。只有到了鼎盛时期的现代性的艺术，正如本雅明所说的“悲悯性”的艺术，马尔库塞所说的“反抗”的艺术的时候，西方的艺术突然变“丑”了。很多人惊叹与《蒙娜丽莎》、《春之声》、《伏尔加河的船夫曲》的精妙；感动于交响乐中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音乐的高深。但是，当绘画和音乐进入现代性以后，所谓的现代艺术变成了非常刺目刺耳的不和谐形式。究其原因，就在于马尔库塞的“艺术不再是审美，艺术变成了反抗。”反抗什么呢？需要认真分析：现代性包括“制度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总是发生分裂。制度性的现代化使人不断的异化。过去创造一个螺丝钉，我从铸铁开始到做成，是我一个人在做，我能从最初的蓝图到最后的产品的实现，体现了我的完美性。但现在，就象卓别林《摩登时代》那样，一辈子只能拧一颗螺丝钉，人只是现代性大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人被“异化”了。在西方制度性中人“异化”了后，艺术不愿意跟着“异化”，怎么办呢，就开始反抗“异化”。反抗“异化”的方式，就是把艺术变成了“审丑”——不愿意看到过去的艺术歌颂田园生活的美好，而将艺术变成了一种“反抗”的艺术——艺术表征出来的比生活更加丑陋。立体派画的人三只眼睛，画的自然环境是恐惧的、阴森森的，另外蒙克的《呼号》，一个人站在桥头，眼睛的变形、脑袋也变形，一切都是丑陋的。“野兽派”的绘画，变形夸张，表现出对战争的恐惧和对生活的恐惧。艺术告别审美而成为审“丑”。我常想，中国人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好的方面并警惕“丑”的方面，为什么还跟着西方走呢？如果我们也把书法或者把所有的艺术变得很脏乱差，可不可以呢？我认为不可以，因为这除了游戏之外，没有更多的新思想，没有对整个西方艺术史和中国艺术史的终极性看法。所以，审“丑”是对西方制度性的现代性的一种反抗。今天我们学习西方制度现代性是反思的结果，我们坚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主张战争，面对国际争端要求和谈，这叫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今天开始知道“退耕还林”。这些都表明，制度现代性正在向良性的方向发展。那么为什么还要用“审美性”的现代性去反抗“制度性”的现代性呢？为什么不用生态平衡去要求？一方面要求生态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的精神平衡呢？为什么要让自己“分裂”变成疯狂的艺术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的现代性出现了“异化”制度性的断裂，同时在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精神性的断裂。这样我们可以避免出现重蹈覆辙，因为谁让我们是后发展中国家呢。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中国书法界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王岳川：我看来，中国书法界必须有世界眼光。当务之急似应抓好切实可行的三件事情：其一是尽快成立中国书法教育学会。这些年来，书法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了理性化制度化，书法理论教育和书法创作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书法已经不再是关门练习就可以一枝独秀的了，中国书法高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已成为一个新的教育秩序和知识再生产方式，这一书法知识社会学症候应当引起书协的重视。其二是应由中国书协牵头，尽快成立“世界书法家协会”，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无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在中国艺术中和全球艺术范围内最具有特色的只有书法。在书写的内容和形成中，它可以说是审美高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国粹艺术，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输出首先应该输出具有抽象艺术性的书法，代表东方文化走出来，向西方显示中国文化身份和精神魅力。何况书法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方式，就是海峡两岸也需用传统文化来沟通。三是加强中国书协学术文化研究的高度和对外交流的力度，使之成为一个富有活力、思想解放、具有当代世界学术文化视野的机构。中国书法振兴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办几次展览，而在于在中国书法与世界的对话中，重新确立中国在亚洲的文化重镇的地位，确立“汉字文化圈”与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主动势态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中国书法文化输出，是对民族自信和文化身份的重视，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拒绝，是对未来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可能性的展望。我相信这一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重新塑造的重要工程，会在大家的持续努力中成为现实。
                                 六  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的良性互动关系
    记者：关于您自己在书法文化研究和创作方面，有什么计划？
    王岳川：谢谢您的提问，也促使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外公就家学渊源深厚的外公就教我写字“描红”，教我“身正则笔正，”和“堂堂大气”。刚开始练颜真卿的《多宝塔》，后来又看到他中晚期的一些碑帖，优劣可见，优点在于“四肢开放，中宫收紧”，具有宽博的气息和大将的气象，不足之处在于过厚过宽，这可能与刻碑和刻石风化不无关系。写了以后，就开始背唐诗、千家诗等，然后用自己较为幼稚的笔墨去写诗，后来又临习二王、怀素、王铎、《灵飞经》等书法。转眼过了四十年，才发觉书法并不是蒙童开端的过程，也许是一个老叟结尾的一个过程，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中间学习的过程一点没有收获。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教学研究和出国任教时间比较忙，所以，书法成了我的业余爱好。记得1981年大学毕业时，书法曾获得四川省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和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展优秀奖。当时只想做学问，误认为书法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今天我要痛加批判这种错误的思想。书法是很高妙的，作为学者难，作为一个书法家更难。我认为很多人可以通过自己潜心努力，作为一个好学者，但很难成为一个好的书法家。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更加迫切的希望自己在成为一个学者以后，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不管过去的获奖与国外展出也罢，只能说明过去曾经拥有，现在应重新开始。因而现在有两个计划，一是跟各路高手“过招”，我是一块海棉，不断的吸收水分和养料以补充自己。二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我来书不成问题，因为家藏万卷书。但对于“行万里路”对我来说正在做，准备去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文化中国书法，利用已有的学术平台去完成这个“梦想”。具体到我自己，我每天工作时间的确很忙，但是我每天深夜十二点到一点的时间一定在做书法方面的工作，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我相信“功夫不负苦心人”，再加上自己的领悟，在今后几年里能在行书和草书方面做的更好一点。然后带团到世界各国进行学术交流展。我相信“海纳百川”、“三人行必有我师。”以期得到更高的发展。在书法理论方面已经出过一本250万字《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5年北大版），今年可能要重新改版，分册出版，作为北大书法教材，一本合著的《书法美学》（1995年中国文联版），2003年在韩国出版的30万字的专著《中国书法文化精神》，这本书正在联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国内版。同时正在与我的博士生进行对话《书法文化十五讲》（北大出版社即出），主要是理清书法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书法与佛教、书法与道教、书法与哲学、书法与史学、书法与美学、书法与文学、书法与建筑、书法于音乐等等，就是把各种艺术史、哲学与书法进行横向的对话，从知识结构方面，我认为能够做好这一点。同时我正在作一本英文版的《中国书法》，分成两方面。一是中国的书法理论，二是书法创作。完全按照学术史的立场来做。那些游戏书法和文化的人，不管他有多大的名气，都不取。我展现给世人的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书法文化史，展示能完美结合中国书法传统与创新的作品和书法家。我准备挑选历代包括当代一百位书法家进行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书法理论家就是批评家。我相信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后面还有更多的“双语”精英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我还将带团出访日本、韩国、新加坡、欧洲、美国的书法团体和书法教育院校，进行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书法对话。
    不管怎么样，今天的中国书法，再不可能是由外国人向西方介绍、再不可能是由国外的汉学家向西方介绍，更不可能是中国的留学生一知半解的向西方介绍。这应该是本土的“双语”精英、同时也是书法精英所作的事。这项工作有更多的同道来共同完成，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发展。我想，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中核心部分，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精神魅力。今天应该强调在全球化中重新发现和探索将中国书法文化精神，“输出”中国书法文化，这应当新世纪学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坚信：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西文化交流关系，不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只能是“互体互用”，使民族主义和冷战立场让位于人类的互相理解和文化互动，使东西方消除文化误读，使人类的未来成为东方和西方共同关心和构筑的远景，这或许是我坚持的文化艺术的终极价值之所在——“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图文版权：北大书法研究所

郭燕平

有志于当代书法学研究的书法人，不能不看郭燕平的相关论文：《书法学学科学·书法学学科分类学简论》
郭燕平

郭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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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学者，我不是来卖弄嘴皮子的。借助这个讲坛，我认为各行各业对知识的接受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近的过程。 下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提出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我国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与攻关，在几十个工业门类中，到底有哪几个是属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或者可以称为自己的工业的？到底有哪几项科研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经常出国，每出一次国，灵魂就受到一次洗礼，就巴不得在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中小学讲。为什么？就是感到紧迫的压力和羞愧，特别是去了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同属于东方国家去了之后，感触更多。
　　下面这四个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厉害的。先说超导，这也是从美国人开始的。我是一个教授，在浙大当老师，浙大的“求是”是个无价之宝。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缺陷，更不愿意自己说自己的缺陷。我今天就愿意来揭揭自己的短，面对产业家，我更应该说实话。中国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踪”，这也难为中国的教授，因为日子过得较苦，没有钱，加上很多领导同志本身也没有知识，为了蒙领导，让他们拨一点钱，总得把一些文章、报告、口号写得越高越好。比如，现在教育界号称“建世界第一流大学”，教育部跨世纪发展计划中定的10所大学，现在已选定了９所，第10所还未选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
　　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永远要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追求这样虚幻的目标，去呼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现在的几个行业也是前几年套着中国科技产业目标走得几个方向。像纳米，它只不过是一个尺度概念。各种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处，比如，为什么要把泥土拿来做成砖，砖的尺度比沙泥要大得多，因为小的沙粒没有强度。我们怎么能把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只说成是一个纳米呢？所以，谁都没有注意是谁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其实我们又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与军备竞赛是一样的。超导中国科学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纳米全国在搞，连工厂技术员也在搞。刚才何祚庥先生讲的悬浮列车，不要以为上海的高楼大厦与东京、大阪一样，中国就现代化了。修一个房子、修一座桥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国民素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日本大楼里走出来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我们上海的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却都是些腰缠万贯的文盲！怎么能说国家已经现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贸会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如果西溪河能出现小鸟、天鹅，杭州就现代化了，这不是一个穿一件衣服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摆样子！我们应该关注我国的哪几个方面？这是我的一些建议，提出的一些口号，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科学家说，纳米无所不能，这一说，大家就都去搞纳米了；老板说：纳米商机无限，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因此，宁波想干，诸暨想干，天台也想干，大家都来搞纳米。科学家知道纳米不稳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产业家并不知道这一点。有人说，纳米这么好，我们都变成纳米人多好，但高的篮球谁打？篮框得降低了。纳米人的作用可否用在脑血栓治疗上，不用吃药，脑袋上挖个小孔，让纳米人钻进去清理一下就行了。这些东西可能只有我在说不好。纳米在最近的一二个月里在浙江炒得很厉害，什么“纳米冰箱能防霉”，我就不明白：一个是生物学与卫生学的概念、一个是材料尺寸的纳米怎么会防霉？所以，要千万注意，无知的人骗起人来不得了，因为他胆子大，什么都敢说，所以说：“无知才无畏”，我们懂一点的就不敢随便讲，这是误导！
　　现在，让科学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许多与纳米研究无关，不具备纳米科研的单位都在上纳米项目，开设了许多新的战场。作为商界的人士，这个投入是风险投入，所得到的绝对回报是非常危险的。越是高科技的东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场回报，这个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
新闻界的人在干什么？新闻界的同志喜欢写一些新东西。我知道，没有新东西写起来不精彩。误导与新闻界有关，新闻界听到一点就是一个片，如此描述宣传以致于浙江的报纸整版整版地写纳米。我特别地告诫大家，这是把整个一个学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下面我谈谈科技问题。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极其脆弱，这几年我在日本商店购物，日本的袜子、手巾、低档毛衣、低档服装全都是中国产的，这是否感到光荣？其实，我们所谓的外资合营企业，所引进的东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极少，这就是我们的天真，就是我们领导的天真！比如，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全部　的电视频道就只有６个，杭州有多少个？这是很清楚的。拿什么钱吃什么饭，我们现在是在吃国家的饭，所以，开了这么多频道不怕赔也不怕赚，而日本就不能这样。我在日本１０天，没有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的天真。广岛亚运会在日本召开时，有哪一个中国人得金牌的镜头能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但他不知道聂卫平是谁。我国现在是需要国际化，但国际化了以后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说，改革开放２０年，我们到底在经济上，科技上得到了什么？好的是有的，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要深思：我们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么？日本、韩国、美国基本都是把国内不能生产的、低价的东西转移到第叁世界国家来生产。你并没有得到高科技，你以为他会给你高科技吗？不会的！比如汽车，我们联营了这么多家，但日本的汽车技术，比如丰田，都是第二代、第叁代之前的，他不会给你先进的！为什么现在柯尼卡、柯达、富士在中国“大跳水”？就是要挤跨乐凯，这个中国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国产胶卷！等哪一天乐凯垮掉了，国外的胶卷就会全部涨价！现在在中国卖的进口胶卷比日本、美国的都便宜，这就是倾销！这一点中国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排不进前200名？因为规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论文才能进入前200名。为什么浙大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却没有钱？教授的论文写得少了，平均一个教授没有一篇，像我这样一年能 写５、６篇的很少。为什么？中国的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平均只有1500元，相当于170美元；美国的教授拿多少工资？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钱？可见中国教授便宜了！美国教授成本高！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再过５年、10年，你到底还有些什么东西？这样恶性循环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了！我不赞成“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过若干年再看看，将会是什么样子？
下面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第一，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 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为什么？企业的科技人 员辛辛苦苦地搞一个技术革新，只要区里的计委领导、省里的计经委领导哪一天 带着人到美国去考察一下，买来几个电器产品，跟他们签个协议，然后再到美国 去培训10天，引进一条线，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国营企业打跨，这就是现实！现 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 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关于电信的事，我只跟电信部门这样说：这点电话费我付得起！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从自己的这个角度赚了消费者的钱，但消费者里面有大夫，你电信的人就不生病吗？你若进医院，他给你卖高价药行吗？我开玩笑：“你别看我是个穷教授，赚不了钱。我今天回去就去查名单，看我这个学院、我这个系的学生有多少是你们电信部门的子女，到了下个学期全部不及格！若要及格，每分交5000元钱。”但我决不会这么做！若这样做，这个世界就乱了。作为社会成员，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我们这个国家也同样。但是很多人只考虑自己，只要自己**而不管别人怎样，若那样的话，明天就可能得到报应。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下面这几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教育、学习是为了什么？最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饭店、各个厂矿企业等单位都邀请我去演讲，这是我应该为社会做的，是我的本份，加上我身兼数职：院长、系主任，所长等，他们开口就要找博士。其实，这需要共同语言受教育的层次、人格的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对学生的教育没有注重这个方面。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层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
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幼儿园３岁开始学英语，我这个观点不知你们是否赞同，我在学校讲课时，学生们听了觉得我所说的正符合了他们的心意。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比如，我３５岁开始学日语，我现在的日语是顶呱呱的。但是，我在国内进修一年，派日本教授来教我，可我就是学不好，非常紧张。因为年龄较大了，学得我白天的语法都错了，晚上做梦全讲日语，且这时讲的语法都是对的！到了日本后，我是在实验室工作，而打工的人２个月学的日语就比我学得溜，这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环境。所以说，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等下我要讲一下人才使用问题，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在厕所里讲英语？需要吗？要计算机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可是，浙大搞计算机的就特别敬佩我、巴结我：“郑强，你材料搞得这么好，我给你点计算机，你去用用玩玩，今后搞材料与我们合作合作，我们也可沾点光。”物质世界不是算出来的，算能把肚子算饱吗？现在我国搞了点软件，很多精英──年轻人都跑到计算机行业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荣得很！我们浙大就一个计算机院士潘云鹤，浙大的计算机在全国排在第几呢？浙大最好的学生都去学计算机了，我经常呼吁：这是在害人！我的同学现在在美国都在卖菜、卖中药，成不了材，他们现在倒是非常羡慕我在国内搞得这么好。他们的钱是稍微比我多一点,但是我现在在中国过的日子比他们在美国过得好！由此可见，这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到日本留学时受了许多苦，这次我到英国大学见到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向我诉苦：每天只睡４个小时！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两个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孩子却在美国。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几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
！外国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人有病：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国外、一方和孩子在国内，中国人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国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为了撑什么面子？！中国穷得这副样子，我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这次是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的──因为我在日本留了这么长时间的学，在日本，我只能请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请了８个教授一个人一 虢 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币！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就不愿出国，去１０天可以, 去１个月我就受不了！言归正传，现在的孩子学英语，但父母都不会讲英语，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在美国学了英语，回来就忘记了，这就是语言的特点。语言没有环境，就学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级，让孩子们放松；第二，大学一年级开始的叁个月像军训那样突击一下英语，马上过关，然后就任其自然。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 ，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学叁年级时有42名学生，毕业时只剩15人了，其他人全部不能毕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学里玩。这就是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我们系有个男
生，跟四川一个女孩谈恋爱，前几天班主任向我汇报，上个月跑回去20天看他女朋友，这还得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从小教育的结果！我的儿子在班上就有６个女同学有“记录”的特权，记录哪个男同学动了。有了６次记录后，男同学就得写检查，家长也要跟着写检查。我第一次写时很难受，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后来就习惯了。到了星期五就问儿子：“这个星期要不要写？”反正脸皮也厚了，写就写吧。问题是，实际上他只违反了一次纪律就同时被６个女孩子看见了，这也算６次！但是，我并不为我儿子担心，我认为：他受这点挫折也好、压抑也好，对他一生的成长有好处；而我恰恰担心的是那６个女同学，以后怎么能够经历得起打击和挫折！这样的教育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我从来是看人不看学历的，学历不等于能力。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高学历 ，我就是要批判这样做。
再进一步，老板会提问：“郑教授，我现在做的这些，你看看结合你的知识能否 给我改进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是最好的。上次我们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 台是个穷地方，前面11个教授都讲IT产业，讲得那些企业家第二天都要来搞通讯 行业了。我最后发言：前面的人讲的话又把你们害苦了。你们这么穷的地方怎么 搞得过宁波、杭州？你们应该把本地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改造好， 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在下次见到教授时提出这类问题，你们 就进步了。真正的科技产业进步的源泉在你们，而不在教授。当你们有钱了、有 产业规模了该怎么办，就应该学学日本。
　　我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软件搞得这么红火，但我们并不需要软件。其实，我们现在的软件搞不过印度。美国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从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国防部长常常惊骇这叁、四年来与中国的差距──他是从奥运会得了一块金牌谈起的，国民总产值才是中国的叁分之一，人口与中国差不多，而粮食产量却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有，我这次到韩国看了真是痛心，在韩国的街上见不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绝对没有！我又听说现代企业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所有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这些部分却全部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么，什么都能做好，我们却是想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成。归根结底，不是靠我们的软件，搞计算机的人什么都会玩，上次 到天台演示房子设计的动态，把房地产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实，这都是哄人的 ，房子要造起来还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现在我国在这两方面是最薄弱的 。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国内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钱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两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纳米”。说到底，这都是些表面现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
　　这次校长、书记在日本，见到东京名古屋大学的校长，他提了个问题：我们都属于东方文化，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怎样保护东方文化，保护东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样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国人就没有味道。日本人说：“ 我们培养的很多人也到美国去了，当是他们很惊讶，你们的7位中国校长一致认为这种现象没有关系，这是国际化。”日本人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中国没有一点本钱来谈我们的人才储备敢与日本比，但是，我们所表现出了一种莫明奇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得到许多捐款，就是因为捐款的人对母校有感情，对社会有报答。哪一个日本大学为日本的财团或企业输送的高级人才越多，所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现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你们体现出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为日本大使馆面试的中国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当时在四川只选了我一个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大地震时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把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到白宫，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当找美国人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连“劳动模范”都没给人家，你怎么能让你的国民爱这个国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 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怎样建立一个科技体系？在国外，这个部分不是大学办的，我坚信，目前“教授＋商人”的这种状态，过20年后会改变。在国外，没有哪个教授是既当公司经理又当教授的，这种现象极少，只有中国有！这就算是国情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办公司，又要当教授，能当好吗？我不否认有这类特殊人才，很少见。关键是把大学教授神化了，让他们全部面向产业界，缺少了中间地带，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省里的研究院，部里的研究院一事无成，为什么？他们是官僚，是企业出钱养的官僚！我认为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他们直接作为企业法人结合在一起。日本叁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备最好条件的研究院，他们不发表文章，就是专门做能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这是一句口号：“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业正在干的；“端着的”－－产业开发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东西、超前的学术研究让大学去做，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我认为财团和经营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让这些信息能够互通与共享。
　　浙江的企业家现在在做什么？上次省委领导谈话时，我提了个口号：现在是“千载难逢”。我们浙江有一个优势──有钱，如果浙江的老板们有一点前瞻性的话，你们应该考虑到科技的投资和投入，就是为你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做这个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了一点，但也许在5年、10年后你就会看到实效，这就是怎样确立一种“高瞻远瞩”的观念。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 家注意：大学教授可以玩这个，但企业家就不能玩这个。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 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 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 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 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 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 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 就越少。日本的住宅还没有声控电灯，而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走得够快了。
　　大宇汽车公司的倒闭给我们中国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丢掉了特色。我们的 老板不要包里有了钱就想膨胀，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实际上是投机心理在头脑里 作怪。你们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饭，先找个尾巴、抓根救命稻草。这个 心理要解决，为什么不自信？你现在的东西是否在全国属于数得上的特色？这是 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没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闭得上眼睛听 出这是谁的歌声，这就是特色了。这一点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定不能丢 了自己的特色去学别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项！嘉兴的老板找我说：给你20万，你帮我上马。我想这还得了，排队的就已经有这么多了。这些都不对，一定要有“特色”这样一个深刻观念。
　　我讲这些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我刚才讲的是机遇，就是我们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储备后，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个投资。我只告诉大家：人活在世上，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学科在全国的13个院士中有7 个是从我们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毕业的。这次我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准备在浙江大学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楼。校长批给我800万，让我去捐300万，我立刻就从海外的华侨、华人那儿捐到了。这次我不是为钱，而是想在世纪来临之际立个丰碑，这也是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的。这一次他们说我把浙大的牌子给卖了，且卖得太便宜了：一个人捐1000元钱就可以刻上名字，刻个墓碑都不值这点钱，北京大学100年校庆时，在一把椅子后面刻个名字还收5000元钱。这次新大楼修好后要刻个碑或在墙上刻名牌，个人收1000元，单位收5000元。对此，潘校长就很赞成，这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浙江大学，对全国教育的一种支持。这件事现在搞得很热 烈，杭州有好几个企业都是20万、20万的。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钱，我们只需要体现浙江的企业家对浙江人才培养的一种真正的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把自己的儿子、孙子的名字刻上了，他这么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经留在浙江大学了，你要努力学习。”我也赞成这样做。
　　我今天讲的，一个是高分子的介绍，另外是把我对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奉献给大家。主要是跟大学一起交流，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各位企业家、各位领导对我批评指正。希望大家加强联系，谢谢大家！
　　郑 强教授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BS）,1988年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90年就读徐僖院士博士生。经导师与学校推荐，被国家教委录取为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培养博士生，1994年12月获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获浙大“竺可桢”优秀教师和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和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的资助。
  

老渔翁

此帖是不是在向王岳川挑战？

郭燕平

北大与哈佛
                                     余　杰

   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向北大图书馆赠书的仪式上，致词说：“参议员阿卡卡说一些人把北大看作中国的哈佛，而我想说，所有没有去过哈佛的美国人可能正在想哈佛是美国的北大。”这种说法，让骄傲的北大人腾云驾雾一般，继而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总统。
   然而，北大真能够与哈佛相提并论吗？北大与哈佛之间有多大的可比性？北大与哈佛有哪些差距？这些问题，是许多只会鼓掌的北大人不会思考的。
   对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北大无法与哈佛相比。除了五四时代北大的学生运动切实推动的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外，在其他的时段里，北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时候，北大充当的是在野的角色。而哈佛则是真正的“在朝”。
   哈佛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她建立于1636年。350年以来，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这里走出。仅仅阅读一下哈佛的校友名单，人们除了能够感受到350年的历史潮流是如何激荡人心，还能感受到哈佛影响校外世界的力度、实际分量和范围。美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政府部门、法律界、医学界、企业界和文学界都感受到哈佛对他们具有莫大的魅力。说美国被控制在哈佛人的手里，是毫不过分的。而北大则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中国。北大是中国的游离体。
   多年以来，哈佛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也是其他学校一直努力仿效的。这些比较深刻的特性也许可以追溯到创办这所学校的清教徒身上。而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则是一批老练的官员，一批缺乏理想的、热衷于权力的官员。创办京师大学堂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纯粹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态度。
   哈佛的另一个影响则没有这样一目了然。这就是哈佛的社会势力，它由现实和想象中的各种派系、关系网和社会名流之间的联系组成。在里根政府中任国防部长的哈佛校友温伯格就曾愉快地承认自己对哈佛毕业生有一种亲切感。他还补充说，他努力不让自己盲目地偏袒这些人，但上过哈佛“肯定不会对他们有碍”。
   哈佛的学位依然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声望，上过几年哈佛可以使人具备各种有价值的资格，结识许多有用的人。这一点每每会使其他名牌大学——这些学校很可能提供与哈佛一样优良甚至更好的教育——徒叹奈何。
   温伯格曾经在哈佛呆了7年，先上哈佛学院，然后上法学院。他热爱这所学校，热爱老师的严格治学的态度和敢于怀疑的精神。他回忆说：“他们简直就是在教你如何思考。”他在哈佛上学时成了读书迷，现在依然常常想起托马斯·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一书中所描写的那位醉心于书籍的浪漫主义者在怀德纳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走来走去，想看完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的情形。
   温伯格还记得，当年他听到有人说“波士顿茶叶事件”不过是当地商人雇佣的一群暴徒的所作所为时，觉得很惊诧。他说：“我进哈佛时基本上是个坚定的保守派。”他在政府中的表现依然如此。
   哈佛不仅对战争与和平，而且对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对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就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说：“凯恩斯革命并不是直接发生在华盛顿。它是通过哈佛传到华盛顿的，华盛顿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来自哈佛。”
   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写到：“在哈佛的黄金时代，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怀旧的。”哈佛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很少直接参与跟政府对抗的政治活动，在一点与美国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一旦他们进入社会，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要害部门，从而得心应手地实施自己的鸿图，成功地对政府进行改造。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就像一个变长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经历则把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来自于建校350年以来校友们的卓越成就，哈佛现在虽然有几家对手和它争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这一殊荣，但它颁发的学位仍然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声望。对哈佛的校友来说，服务于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他们同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联系，对教育也有惊人的影响力。
   相对与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则显示出激进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于韬光养晦，少年意气暴露无遗。北大人在大学期间就直率地表现出自己对政治强烈的不满或者对政治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政府对它充满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学里接受严格的、正规的政治、法律的训练，逐步具备了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和策略，为今后的政治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北大人则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急于对国家产生影响，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许多北大人在没有经受过起码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训练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现实政治运作中，能够有怎样的结果呢？
   哈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社会的要害部门，并且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发挥着这个群体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进入中国社会之后，如同一粒粒的水融进沙漠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没有形成一股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合力，他们在泥泞一样的社会里各自为战，最后往往被社会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永远是社会的批评者，而无法在建设上做文章。他们被批评为“只说不会做”，这个弱点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间有强烈的亲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个一个的“精英”，每个“精英”都不认同另一个“精英”。校友之间形不成真正的关系网络。北大人进入社会后，校友的观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他们也很少互相帮助。北大的校友会比较松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会，要召开一次会议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虑群体的利益，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个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还是“合作”的意识。
   哈佛学生的策略是：在校时吸取知识、抓紧时间进行能力的训练，而毕业后则迅速进入重要部门，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北大学生则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赋的才华，在学校时锋芒毕露，进入社会后逐步平庸化。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要么全面拥抱社会，随波逐流；要么与社会激烈对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两种方式都很难真正对社会作出正面的影响。他们缺乏在批判与认同的张力中生存并创造的能力。许多才华卓绝的北大人，后来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命运。
   哈佛改变了美国，而不是美国改变了哈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北大。这正是北大与哈佛相比难以企及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谈到哈佛产生的复杂的影响时说：“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习惯心态，一部分是实际情况。”实际影响很明显，就是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实际成就。罗索夫斯基认为，关于哈佛的神话被人们夸大了，但是确实有一种哈佛习惯心态，影响着哈佛的教师和学生，令他们恪守传统，认真学习和工作，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希望。
   罗氏认为，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从图书馆到物理学到医学，样样都想办得出类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学大多倾向于专业化，有些则根本不屑于在某些领域竞争。他说：“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国大学中仅有的两所立志要把各门学科都办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经济学、法学、古典文学、拉丁语系各语种、化学、生物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实力雄厚，具有世界影响力；历史、物理和哲学系，虽说名声极大，但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而天文学、地质学、英语、社会学和艺术系的实力则比较弱。
   对于哈佛的宗旨，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哈佛的创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与宗教上堕落的欧洲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学。当时，推动他们的还有一种所谓的“恐惧”心理，即恐惧这片新的殖民地会倒退，牧师们会变得愚昧无知。“追求真理”已成为哈佛的格言，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贝林写道：“正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产生了这所学校，使之度过了不稳定的岁月，进入稳定的18世纪。”
   哈佛的创始人强调勤奋、律己、守分，这一点至今不变。它令哈佛人一丝不苟地进行学术研究，努力工作。曾经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两次获得学位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德·达尔曼说过，哈佛灌输的是“人人必须有所贡献”的观念。
   与哈佛大学的学科广谱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整个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一所能够算是“综合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恶果。目前，北大的学科体系有很大的残缺性，它没有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重要的学科，而艺术、宗教等学科刚刚建立，教学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学科体系相对来说还比较齐全，但在50年代被阉割以后，它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哈佛人标举“追求真理”的旗帜，而北大人至今还弄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为政治而政治？民间有一套阐释传统的方式，而官方更是运用所掌握的宣传力量，将北大传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数来书写。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进入了迷魂阵里：我们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追求什么？连教授们都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光环，却看不到传统光环后面的实质。他们的自信心无限地膨胀，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暂的历史中，它所走过的道路极其坎坷，屡次经历致命的创伤。而哈佛在350年历史里，却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动荡。当然，这与现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对此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职责。
   在哈佛内部，学术氛围比政治氛围浓厚得多；在北大内部，政治氛围比学术氛围浓厚得多。哈佛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发挥真正的影响，而北大则基本上是被政权排斥在外的。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照。
   哈佛位于坎布里奇市。这里是一个大学王国，市里的商店、餐馆、书店等，几乎都是为大学而办的。美国的大学，自己一般不办服务，而让社会为它服务，是“社会办大学”。北大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一空间日益拥挤。北大拥有庞大的后勤机构，后勤机构消耗了大学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大学办社会”的方式。哈佛大学的校园是真正自由的、开放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像一个保密机关一样。
   北大三角地是一个敏感地带。一位新加坡留学生在一篇感想《三角地的布告栏》中这样写到：
   “三角地是北大校园里一个著名的地点。这里有长形的布告栏——它既是一般贴校内活动通知和启事的学生媒体，也是北大学生搞学生运动时，张贴运动口号或发泄情绪的大字报的宣传站。”
   “今天，三角地的布告栏非同往日，没有出售自行车启事或五颜六色的学生会通告，以及托福考试资料。一张覆盖了整个布告栏的布条垂挂下来：‘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北大师生永远怀念您!’”
   这位留学生意识到此时的三角地具有历史意义，便拿出相机，想把整个布告栏拍摄下来。“谁知连镜头还没有瞄准，就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卫，走上前来阻止我。一个较为肥胖高大的，以盘问嫌疑犯的语气，向我索要证件，还连珠炮似地向我发射摸清底细的问题：‘哪儿来的？’、‘住哪儿的？’、‘来这儿干什么的？’、‘哪个系的？’问得我结结巴巴，不能言语。另一个保安手里拿出纸笔来，要开始动笔记录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脑子空白。难道他们要把我监禁，送去劳改营？可是他们的语气又像在暗示，只要证明我是外国人，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就不会找我的麻烦。可是我的学生证刚好没有带在身上。”
   “我对那位保安说：‘我把相机放在您这儿，我回宿舍拿学生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那个肥胖的保安答应了。”
   “骑着自行车飞奔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心蹦跳得快要弹出来了。黑名单？劳改？终身监禁？我又猛然发觉，我刚才在三角地所做的，只不过是拿出相机来拍照啊，为什么自己会吓成这样呢？我的顾虑也许是杞人忧天。”
   取来学生证，保安又是一番教导。“保安仔细看了半天，把证件和相机归还给我，说：‘没事了。不过你不知道，这里不让拍照……’‘原来这里不让拍照啊，这我不知道。’‘对，就是不让照!我跟你说，在这里照相可是有规定的。’‘是吗？我刚刚到北大，还不知道。我以为挺有纪念意义的，所以……’‘是有纪念意义。但我们得到命令，就是不让照。’”
   这位留学生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可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三角地，简直成了一个保密地点。在哈佛大学里，绝对没有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大学就是大学，大学不是秘密机构。大学是读书的地方，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然而，在北大里面，连这个概念都很模糊。最热爱自由的人们，却生活在一个最没有自由的地方。这位留学生在北大里面切身感受到了卡夫卡小说里所描绘的荒谬的世界。这所太靠近政治的大学，最终被政治所扭曲变形。北大没有能够为中国增添足够的新的思想和文明，反而被外界圈起来，如同笼中之鸟。
   哈佛的崛起是在1869－1905年埃利奥特任校长的时代。埃氏赋予了哈佛以灵魂。他任命斯托夫·哥伦布·兰德尔任小小的、死气沉沉的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兰德尔改变了美国的法学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教授们不再致力于阐释法学理论，而开始研究案例，现代大学生和律师就是通过研究案例来“发现”法律的。
   埃氏创办了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和医学院。而哈佛的文理研究院仿效德国的学术研究标准，成为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家园。最有名望的哲学家如：皮尔斯、威廉·詹姆斯、乔赛亚·罗伊斯、乔治·赫伯特·帕尔默、乔治·桑塔亚那等在这里风流云集。长期以来，哈佛培养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其中有爱默生、梭罗、亨利·亚当斯、华莱士·史蒂文森、埃德温·阿灵顿·鲁宾逊、格特鲁德·斯坦、罗伯特·弗罗斯特、尤金·奥尼尔……等杰出人物。哈佛为什么能够产生群星灿烂的杰出人物呢？这与哈佛所崇尚的“通才教育”有关。
   埃利奥特校长采取了一个划时代的措施：废除为大学本科生规定课程的老章法，采取了选课制。哈佛250周年校庆时，校方开始允许学生不上课，有人听说以后立即扬帆出海去百慕大群岛旅行。被废除的还有早先强制参加的礼拜仪式以及必修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规定。埃氏把哈佛和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制度推上了自由发展的时代，这种变化仍然在继续。
   与之相配套，为了造就一批更有能力、更具文化修养的毕业生，以应付日益复杂、日趋专门化、令人困惑而又难以对付的现代世界，20世纪的哈佛制定过一个又一个培养大学本科生的计划。用哈佛校长们的话来说，制定这些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通才”。“通才”这个概念是教育家洛厄尔提出来的。科南特进一步指出，要为学生提供“全面教育”；帕西和博克则分别强调“文科教育”和“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四个领域。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完整意义的“人”——现代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养，大学都应当给予它的学生。哈佛还强调学科的广谱性，它拥有2个本科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正如哈佛校长博克所说：“大学的学术结构模式是在一种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是大学理想的现实表达，是在这种特定的源流环境中，人们对大学目标、功能、使命赖以实现的一种深思熟虑的理解、实践的结果。”
   而北大在“全面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空白。北大没有“核心课程”，而且越来越轻视“文科教育”。北大理科的学生中，许多人对人文方面的知识毫无了解。据一份抽样调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理科学生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本、没有读过《史记》等任何一本中国历史书，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一部剧本，说不出拉斐尔的一幅代表作的名字来……这样的人才，难道不是有缺陷的人才吗？北大学科之间的交流很少，“通才教育”被看成是理想主义者的梦呓。在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变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项投资。
   有一次，一位德国教育家到北大访问、讲学，北大为他配备了一位德语专业的研究生做翻译。他讲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时，北大的这位被老师当作优秀学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场面相当尴尬。这位研究生向对方解释说：“我是学德语的，不是学教育学的。我们的教材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德国教授大吃一惊说：“研究生怎么能够完全依赖教材？研究生应该自己研究啊!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况贵校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很多都来自于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贵校自己的传统吗？”
   哈佛是地地道道的“巨型大学”。它的校园有2306亩，学生近2万人，专职教师3500人，每年经费达10亿美元以上。哈佛的图书馆是世界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1100万册，仅图书馆的开支，每年就达2亿美元以上。它有一套严格的教授聘任制度，而选拔校长更是如同选择总统一样严格，既照章办事，又富于竞争性。大学校长与总统是同一个词汇：President。
   而北大的经费与哈佛相比，简直就是沧海一粟。由于北大在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地位，使北大的校长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维持会会长”。只要在任期间不出事，就算万事大吉了。而对于学校的建设、发展、革新和提升，就没有精力来考虑了。所以，北大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在学术方面鲜有建树。即使在学生宿舍、食堂、浴室等看得件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上，也没有什么让学生感到受益的动作。
   哈佛是一所真正宽容的大学。它容忍着最尖刻的批评，并且对这些批评给予鼓励。谁批评了哈佛，谁就会被哈佛请进学校、请上讲台。管理学家史坦勒博士就是因为激烈地批评哈佛企业管理教育的弊端而被哈佛聘任为教授的。而北大的气度则小得多。199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对北大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正常的批评，没有想到却引起北大的激烈反应。只有衰弱的病人才会讳疾忌医。北大通过种种手段向《中国青年》杂志施加压力，北大由民主、自由的捍卫者蜕变为压抑不同声音的力量。以前是别的力量不让北大说话，现在居然是北大不让别人说话。写作此文的北大青年教师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击，有人甚至扬言，要将作者驱逐出北大。蔡元培先生听到这样的说法，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当年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论战中，林纾就曾经企图不让北大人说话，企图通过军阀的力量对北大进行镇压，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点颜色看看。林纾的这一险恶用心被蔡元培校长一眼洞穿，蔡校长为捍卫北大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拿起笔来奋战，给予其以迎头痛击。蔡元培先生会想到他所创办的大学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吗？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96年第6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迫发表启事：“由于编辑把关不严，造成文章的内容和结论有失偏颇，给北大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们谨向北京大学领导、向无辜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向本刊的广大读者致歉。……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因我们工作失误给北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实，北大广大师生的利益并没有受到这篇文章的伤害，受伤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师生看了这篇文章，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为大家说话。北大由被压制者向压制者转化，是何其地迅速啊！一所拒绝批评的学校，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学校，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校。
   1998年3月23日，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博士访问北京大学，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当他走进会议厅时，北大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十分钟之久。北大学生向来桀傲不逊，很少这样热情地对待客人。北大学生之所以这样热情地对待陆登庭，显然不是因为他是“陆登庭”——一个学识渊博的美国学者，而是因为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们是在向一种教育、一种文化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
   陆登庭在表达作了题为《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他回顾了哈佛的历史，并指出大学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哈佛所面临的，更是北大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他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大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他认为，大学要重视对“人文”学问的传授。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更高层次，应该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还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别是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参透，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开始懂得鉴赏艺术，从事艺术创造的人逐渐了解科学，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正是这样，尽管在复杂的条件下，无论是哈佛还是美国其他大学都在竭尽全力为更好地传承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而努力。在本科4年的学习中，除主修像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或是文学等一个专业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道德哲学、伦理到数学逻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广泛涉猎。此外，学生们还应花费一定的时间，如向周围社区公民提供咨询服务，为报刊杂志撰稿，参加各种文艺演出等。事实上，我们的学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自然科学的自由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训练。
   陆登庭批评了片面的“实用”的教育观。他说：“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辈狭隘地理解知识的组成，哈佛就不会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的成果来自日积月累，来自研究机构的设置，来自大型图书馆的修建，来自于学术资源的投入以及有志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没有前辈们大胆的创想、尝试、甚至是“闲逸的好奇”，就没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实力。
   他进一步论述了20世纪“无用”的知识的用处。20世纪最实用的知识都是在对自然界基础知识的探索中获取的，而不是所谓“有用发明”追求的结果。正如遗传领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一样，当时，没有谁能预料这个发现会带来怎样的变革。同样，追溯激光、卫星、光纤、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发现过程，最初也完全出于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础的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好奇、一种兴趣、一份投入，也不会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因此，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学应该把加强基础迎接放在首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校方的想法正与美国以及世界大学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1993年，北大推倒南墙以后，南墙变成了喧闹的商业区。校方尝到了甜头，于是致力于开发北大的商业价值，将办高校当作办公司来看待。赚不到钱的基础学科，被抛弃在一边，因此，像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日渐萎缩。北大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匆匆地开办了广告等时髦的专业，这些专业，看起来“赏心悦目”，然而办学质量却让人难以恭维。到了20世纪末，还搞不清楚“大学”的基本内涵，令人莫名惊诧。
   陆登庭先生谈到的第二点是：大学如何适应拥有众多的学习领域、充满着众多的社会问题。
   随着学习领域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国际化，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将得益于各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与合作。怎样控制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减小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怎样阻止传染病的蔓延？面对近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怎样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超越传统学术的禁锢，跨越区域的界限，积聚各方面的实力。幸运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在不同地方、相距遥远的同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又没有真正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总之，一向信守学术自由的大学应该成为开放性对话、自由自在的研究创造一片“中立的空间”。
   陆登庭最后论述了如何保证大学联合体的开放性。
   大学应该为不同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大学需要思考如何接受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如何适应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与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频繁的交往相处中，保持自身的文化和人文价值。他指出，应当让大学联合起来，自由地交流观点；竭尽全力地去协调冲突，去理解和接受分歧，去鼓励学生和教师之间有益地合作；让图书馆、博物馆极其他学术资源得到更广泛地共享；让彼此在一种互敬的基础上，奋力去追求开放的思维、自由的探索、真诚的交流。
   这是哈佛的理想，也是北大的理想。
   对于哈佛和北大来说，同样任重道远。
   北大不是“中国的哈佛”，哈佛更不是“美国的北大”。我们绝不能因为别人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北大只是北大自己。伟大的诗人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的北大人，行走在一条更加漫长、更加坎坷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