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捍卫批评

闻正

随着近几年艺术市场的火爆，很多意想不到的市场问题也一下子涌现出来，而这时批评能不能跟到位显得尤为重要。杨卫是最近比较活跃的批评家，他不断的游走于艺术品市场的前端，对市场的分析自有其理性的判断。面对金融危机对市场的冲击，他毅然策划了重庆国际艺术节的当代艺术部分，取得了不小成功的同时，他对艺术市场也是侃侃而谈，短暂的交流让我们领悟了杨卫的批评精神。
（杨卫=杨 涂鸦街=涂）
涂：你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活跃在艺术界，当时还是在圆明园创作，能具体谈一下在圆明园的情况吗？
杨：当时圆明园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圆明园处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因为房租也比较便宜。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零零散散的一些不想工作的艺术家，很多是在北京的艺术院校毕业，不想回到地方工作就留到北京。像我们这些是从地方上跑到北京来混，听说有这么一个圆明园，有很多艺术家，这边的房租也相对比较便宜。然后就形成了当时的圆明园艺术集聚区。
涂：马越去年新出版了一本小说叫《长在宋庄的毛》，描写了一批从圆明园搬迁到宋庄的画家的生活，写的很幽默但夹杂伤感，但仔细想想，当时艺术家的生活还是很辛酸的，你也做过“编辑圆明园”的工作，包括很多在圆明园生活过的艺术家谈起那段生活都是别有一番滋味，是不是你们在圆明园生活过的这一代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情节在里面？
杨：肯定有特殊的情节，那毕竟是一代人的青春嘛，都把青春献给了圆明园。其实在圆明园的时间也并不长，从前到后也就几年的时间。但是呢，当时对这些人来说大部分是最好的年华。而且那个年代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元的市场，所以显得比较珍贵。大家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摸索，等待，希望，在焦虑当中度过创作探索。各种因素的穿插中度过了几年最美好的年华。回过头来说，在圆明园过来的这些艺术家对那个地方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涂：对于圆明园你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杨：肯定每个人的青春都会有遗憾。因为整体来说圆明园并没有什么艺术主张，就是一批人在那儿生活创作。每个人的想法，意识可能都不太一样，唯一的遗憾就是，如果它还能再延续几年，可能它会更丰富些，可能出来更多有价值的思想与有价值的作品。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一点。
涂：我们做个假设，如果圆明园的发展就像现在的798.、宋庄等艺术区，你会有什么想法？
杨：我或许有可能就离开了。因为我们知道圆明园最早是一批人主动离开的，像方力钧，岳敏君他们是主动离开的。这种离开也是因为圆明园当时已经比较热闹了，每天都会有记者观众过来，这样就打扰了他们的工作，所以才决定离开。后来政府的介入，才导致圆明园艺术家大批量的离开。我想肯定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也会在阶段性选择离开。
涂：其实现在批评这一块也有很多争议，你对批评失语这一说法怎么看？
杨：批评从来就是失语的，批评并不能直接兑换成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任何时代的批评也不能说失语，相对巨大的资本和权利来说，都是比较微弱的。但是正因为是这样子，才有一批人去捍卫它。因为批评肯定是从个体的一个角度发出来的声音，虽然它微弱，但任何时代也需要有一种批评的声音传递出来。我们知道，近几年当代艺术繁荣，主要是从市场的角度更加演示了这种批评的价值。那么尤其是近一段金融风暴以后，市场就开始微弱了，批评的声音跟着又回到了原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其实市场在繁荣的时候，在市场屏蔽批评的时候，事实上也有很多艺术家一直在坚守着这个批评的阵地。也就是说，任何时代批评都是会有的，只要有个体价值的存在，批评的声音总是会发出来的。
涂：你觉得当代艺术批评的准则是什么？
杨：当然首先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因为当代艺术，尤其在中国它相对于过去的主流艺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艺术形态的因素，它是存在的。这种存在它的前提就是有一种独立性，它不再是以官宦的那个角度，不再是以前的全国美展或者美协命令式的角度，它是一种自发情绪的流露，或者是自己个体思想的一种表达。当代艺术的批评也是站着这么一个立场，那么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坚持这种个人的态度，个人的思想。具体到批评来说，它又很丰富，它又涉及到很多价值观。比方说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东西：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什么？在世界当代艺术的格局里面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有没有形成一种自己内在价值系统。这些可能都需要我们长时间去观察，长时间去思考，包括艺术家长时间的探索。从这几种关系当中，可能我们会逐渐挖掘出来这样的一些元素。目前来说大家还都是在一个摸索当中，或者说在一个思考的过程当中。
涂：面对批评界的很多问题，有特别的看法吗？
杨：大家都会有一些看法，我的看法是不是特别我也不知道。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80年代的当代艺术批评是有一个价值内核存在的，也就是说启蒙，理性等等这样一些元素存在的。后期到90年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批评的内核的价值越来越薄弱了，更多是市场化的价值或者说批评受到别的领域的干扰更多了，这个就给当代艺术的批评包括理论建设增加了更多考验吧。不像过去那么单纯了，过去大家从事艺术创作可能完全是自发的原因，现在对于艺术家来说，他要考虑很多元素，市场生效等等。这些元素同时也给批评制造了一些困境，作为批评家来说，我希望回到对价值内核的建构当中。至少从精神意义上来说应该回到80年代那样的情境当中。当然方法论已经变了，但是从精神的状态我还是很留念的，像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涂：那批评的责任体现在哪里?
杨：批评的责任最重要的还是对个体，对一种捍卫吧，也就是说要坚守个人所认同的这样的一种价值。那么具体到写作，一旦变成写作就具有公共性。当它的语言在传播的时候，就具有某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对于批评家说启蒙运动的两个主线是不能丢，第一是对思想的启蒙，思想的启迪；第二精神含义不能都丢掉；还有就是坚持批评的道义这样的东西。如果说口是心非，我说的冠冕堂皇，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这时批评是要去捍卫的。我们过去知道“文以载道”，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承载批评背后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价值是需要人去承担的，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和书面上的述说。述说最后要变成一种行动，自己去承担它。这也是中国，包括世界思想史，批评史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也就说说个体应该承担它。卡夫卡也说过：“任何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生命去承担就会变成一个虚假的事物。”所以批评最重要的除了去言说以外，从批评家来自身来说，应该从道义上从这个层面上去承担，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吧。
涂：你怎么看待艺术市场进入商业化?
杨：商业化是一个双刃剑，而且也是一个必然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必然会跟艺术进行某种合谋。我之所以说他是双刃剑，一方面它帮助了很多艺术家，比如使得很多艺术家脱贫致富，有了更好的创作条件，也更从容的去表现内心的，精神的一些活动；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同时也会把一个好的艺术家葬送在市场化的游戏规则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因人而异。我们不能把市场变为一个统一的概念，也就是说他在考验艺术家的时候，可能淘汰掉洗刷掉某些艺术家，同时也会帮助某些艺术家在市场化的洗礼当中脱颖而出，它是一把双刃剑。
涂：金融风暴已经来了，艺术市场也不断地被洗礼，对一些艺术家来说艺术的寒冬已经来了，你觉得这次金融风暴对艺术家来说是一次机遇还是真正的挑战？对艺术家的成长会有怎样的影响？
杨：当然都有。首先我觉得是挑战，就像过去我们说一个人家道中落，所谓家道中落才是一个悲剧，如果说他一直很穷但还有很多理想，里面就饱含了很多生命的冲动。这种挑战也就是说，在中国突然几年时间艺术市场达到了一个非常火热的程度，然后又突然间凉下来，我想对更多艺术家是一种挑战，这就是他如何接受这种命运的挫折，不可把握性；这种事情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把握的，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导致的。那么我想对更多年轻艺术家来说是反而是一种机会。因为金融危机使得市场的这碗水重新端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机遇，恐怕年轻艺术家会和“四大金刚”或者一线艺术家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那些人已经被炒到一个天价了，已经有一个价位了。由于这场金融危机，至少观众批评家收藏家会重新看待艺术，这样就给一些有力量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出来的机会。
涂：那对于批评家来说也是对市场的一个重新认识，是吗？
杨：对，给批评家也提供了很多机会。由过去被市场剥夺的很多话语权又重新拣回来，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可能收藏家们喜欢艺术的人就会拿批评作为更多的参照，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过去完全是以市场为参照，批评的声音就显得比较微弱。反正现在是没有什么市场，可能人们就会把批评作为一种参照来重新认识艺术，这样就给了批评更多的机会。
涂：也就是说这次金融风暴把艺术市场一些泡沫的浮华的事物进行了一种净化？
杨：对。
涂：在这样一个微弱的环境下，重庆依然举办了首届国际艺术节，你作为“中国情境?重庆驿站”的策展人，为什么选择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做这次活动呢？
杨：主要是因为重庆当地政府比较支持，希望把重庆作为一个城市名片，而且他们也愿意打当代艺术这块名片。也说明当地政府还是很开明的，意识到当代文化对一个城市，尤其是对今天这样一种新型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刚好中国情境这个概念也是我近两年一直在思考的，希望在中国能够形成一个判断当代艺术的价值背景或者一个价值系统可以建立起来。这样一种价值系统，需要不断的摸索，而不是空中楼阁，在书斋里面完成的。那么这样重庆就提供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实现我这样一个价值理念吧。当然选择金融风暴的这个时期来做，一方面这个时间档期不是我选择的；另一方面，我也很愿意在这个时间出来做事情，这个时间出来做事情会少很多干扰。如果在经济特别好的时候，它会有很多附加条件，有很多附着的干扰，使的是的做一些事情，做一个展览没有那么纯粹。现在我做这个展览，反正不考虑任何市场元素，我就是可以纯粹的做一个艺术活动。以往呢，做一些活动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希望你的作品出来卖啊等等，就使得它没有那么多纯粹性。
涂：重庆相对于北京上海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所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选择在重庆做国际艺术节有这个原因吗？
杨：当然有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重庆不是当代艺术市场的聚居地，更多是艺术家生产生活的集聚地。中国艺术市场红火一般是上海北京这么两个区域，所以上海和北京的这种影响还是蛮大的。重庆更多是作为一种生态，中国当代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我想如果拿到重庆做这个展览，一方面表明重庆在当代艺术格局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同时它会少很多市场性的干扰，使的我做很多事情相对比较纯粹，也相对比较干净。大家只是参加展览，而并没有更多附加的条件，为了市场来做这么一个展览，没有为某某收藏家来做这么一个展览，这就所以我选择在重庆做的这么一个前提吧。
涂：以后重庆可能会有类似于国际艺术节，或者别的大的标志性的展览出现，从而会受到更多国内和国际的关注。那在艺术方面，你觉得重庆的发展会趋向于现在的北京上海吗？
杨：我觉得还是不会，每个城市的特征应该说是不太一样。那因地制宜，只有因地制宜才能把一个城市的特征，包括城市跟当代艺术相关的特征给提拔出来。为什么和北京上海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北京的当代艺术更多是外地人在北京，基本是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是世界各地。也就是说它这样的特征，一开始就没有太多地域色彩，它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正谁来都可以，这点区别于重庆。重庆原来有四川美院，围绕着四川美院生发了很多当代艺术的形态，包括现在有黄漂啊包括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但它的核心还是四川美院，还是以一个中心辐射出来的。而北京就没有这样一个中心，可能798是一个中心，宋庄是一个中心，中央美院也是一个中心等等若干中心。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形成市场，包括形成规模，它是有它的地域的一个独特性。重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生态生产基地，从这个意义去打造它，而不是拓展他的市场。因为重庆本身市场是有限的，收藏家也是有限的。为什么北京上海有大量的市场，它是集聚了全国甚至世界的大批量的收藏家在这儿的。那么重庆缺乏这个元素，所以重庆更多是一个工作基地，这应该是重庆一个特色的地方。
涂：重庆最近可能也会举办首届双年展，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因为现在还没有定，所以我无从评价。只能说我想重庆作为这样一个著名的城市，现在也是中国唯一的4个直辖市之一，它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的名片，举办双年展对于重庆是很合适。而且尤其是它在解放前也是一个老的核心城市，又具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大时代的痕迹，它穿过了这样的一个工业时代。因此重庆它既有传统的一个文脉同时又具有工业化的一些痕迹。现在我们把它重新再打造，再上升到一个层面，其实它是有很深的一个根基的，只是它缺少当代文化的这张名片。像双年展这样的事情在重庆举办，无异于使重庆至少从活动这个层面上有了这样的胸怀，愿意去打造或者去迎接当代意义上的一种文化。至于双年展最后举办做成什么样子，得以后真正形成以后由策展人的理念，包括艺术家的作品的创作思维等呈现出来，现在我无从评价。
涂：最近几年像成都、云南、贵州等整个大西南地区艺术都有很大的发展，你怎么看待西南艺术发展生态?
杨：西南在当代艺术进程中一直是独特的一个支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也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像管郁达也提出这样的审题，西南艺术家更关注的是自我感性，生命经验，可能跟北方艺术家不太一样，很多北方艺术家关注的是观念现行的东西，这是他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想这种不一样不是从当代才开始，从传统里面就不太一样，从几千年之前就有不一样的一种特色。过去说道是几种文化合流才形成了我们的传统，江南的文化传统，过去的楚文化传统，包括西南的各种少数名族的传统融汇到中原文化当中以后，才形成了后来的汉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中原文化的这种传统并不是单一的文化传统，而是汇集了各种像南方文化，包括少数名族文化的这样的东西，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中原文化传统。所以最近我也很关注这个命题，也试着提出了江南文化。就是南方文化是什么，这么一个概念。南方文化它的这种特征，特质跟中原文化有什么不同。包括从传统上就有什么不同。最近我也就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希望有时间的话进行深入的梳理。
涂：现在许多界内人士认为当今国内的艺术体制存在很大的漏洞，你怎么看？
杨：体制永远是有漏洞的，体制要是没有漏洞就没有活力了。所以最重要的是相对于什么样的体制。过去的体制，我们是沿用社会主义的，像美协，画院，这是一种固有的体制。通过30年的当代艺术的发展，某种意义上也是艺术市场的形成，使得当代艺术形成固有的体制打破了，重新变成一种体制，一种新的体制。比如我们现在的双年展，博物馆，艺术机构，包括收藏家，艺术家，批评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当代艺术的体制。但是这个体制恰恰是因为它有漏洞才会呈现出活力。如果说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的完善，一个艺术家必须要经过博物馆，必须要通过某某批评家发现他才能出名，他才能赢得市场，这种生态就没有这么活了。我们过去说流水不腐，就是说必须要是动态的，尤其是艺术，它不是科学。人文领域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难以把握性，是抽象的思维，很难用具体的理性把它规范起来。所以恰恰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艺术体制存在这样的漏洞，给了艺术家蓬勃发展的机会。当然我也要看到某些体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希望市场的体制尽早进入到理性化的一个过程。我说的这个体制，主要是拍卖市场，画廊，收藏家这个系统要及早的进入到一个理性的状态。而不是完全产生过去爆发户的心理，进行一种盲目的炒作，那样的话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只会有害无益。
涂：那么针对前段时间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二十周年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莫名的干扰，是否也是体制的影响？
杨：我们的体制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要乐观的看目前当代艺术的一些情境。事实上在我们乐观于市场繁荣的背后还是有巨大的保守势力是存在的。只不过它只是没有频繁的出手，那么事实上这个势力是存在的。在某些时候它会不时的露出它的尾巴，也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当代艺术还是应该进入更加冷静的状态。过去我们已经忽略了这种保守势力，认为当代艺术现在完全是东西方的矛盾，因为过去是保守和开放的矛盾，近些年转移成东西方的矛盾，那么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还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西方势力可能也在借用中国当代艺术，那么我们的保守势力同时也在干扰中国当代艺术，所以要进入一种冷静的更加独立的思考，这两种矛盾都应该提防。
涂：对2009年的艺术界有什么预测？自己有哪些计划安排？
杨：预测说不好，但我觉得2009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份，中国人如果迷信一点说呢，那么“逢九必有动”——有大的动态。我们知道1919年五四运动，49年建国，59年大跃进，69年文革，79年改革开放等等等等。“逢九必有动”那么我想这种“动”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只有动才能产生一种活力，那么最关键的是在这种动态当中我们的批评家们，我们从业人员如何更加理性的使这一次“动”，能够进入到下一个轮回，下一个十年，或下一个二十年当中，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平台上。而不是说前一个十年是几乎是让市场去左右了当代艺术的发展，我希望是下一个十年是有一种更深的文化涵养进入到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进程中去。
对于09年的计划，本来我是在写一本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野史，但是写了一段时间后，最近又很忙，就把它放下了。本来我是准备用一年时间写完，但是看来工作要往后拖了，看来得用两三年。那么具体今年我可能会有两个展览吧，目前订下来的基本上是两个展览：一个是做有关湖南当代艺术历史的展览，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苏州美术馆做一个跟苏州有关系的，跟苏州传统文脉有关系的一个当代展览，目前定的是这两方面。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在近一两年更多注意一些文脉的梳理，做这方面的工作。
(采访尾声)杨卫：像你们这样的媒体，在重庆相对还是比较边缘的。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我也知道在北京很多媒体后来就没做了，因为受金融风暴的影响。那么我想这个东西就跟艺术、跟批评一样，经历最难的时候才有可能收获最有可能性的东西。我希望包括《涂鸦街》这个媒体，在未来若干年以后它也以此能够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能够见证我们这一代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思考的一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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