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一个矛盾的杂多体]

酋长秘书

陈丹青——一个矛盾的杂多体

    长居纽约的华裔艺术家陈丹青2000年回国应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位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西藏组画》蛮声画坛的艺术家，又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内。
　　时过境迁，这二十年来，中国大地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陈在纽约二十年，周边及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位未曾走出国门半步的人来看陈丹青，笔者认为他是一个矛盾的杂多体。
　　陈丹青于80年代初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智的青年油画家，甚至许多人直至现在仍有“陈丹青情结”。陈当年的崛起与文革结束后，人们想竭力“摆脱”所谓的“苏联模式”，向欧洲传统油画溯源不无关系。陈描绘藏民日常生活的《西藏组画》对当时画坛的文学性和主题性创作模式是一种冲击，而陈相对熟练的写实能力及向欧洲溯源的油画语言令沉醉于技法的同道们佩服不已。
　　陈1978年以初中学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1982年即赴美的生活经历又有一种传奇色彩。由此，国中许多油画学子萌生“陈丹青情结”是不难体会的，毕竟，当年的学术及各方面环境是相对闭塞的。倒是陈本人后来一再解释《西藏组画》的偶然与平常，而且他还说自己更愿意与70年代出生的人相处，因为他们能平静地面对他，仅仅把他当成画画的。
　　如陈所言，他出国的初衷是看西方古典油画原作，没想到一看看了二十年，而且看的远远不止古典油画。身处当代艺术中心历经二十年的观看，使陈的眼界大为开阔，各方面的素养都有了很大提高，从陈这么多年来发表的文字及访谈即可看出——他相对而言是拥有系统的知识与广博的学养的。但这并不能代替敏锐的感知力与强烈的表达欲，笔者认为，是否拥有后者是艺术家与艺术学者的根本区别所在。
　　就笔者的体会而言，听陈丹青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不时受到启迪。陈行文生动流畅，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渊博的学识与开阔的文化胸襟让我十分佩服，但感真知灼见不时闪耀。然而看陈的画作，则令我摇头不已，无法叹服。
　　看陈的画令我想到两位当代画家——美国的马克·坦西（MarkTansey）与中国的王兴伟，陈的绘画技术相对这两位而言，要更为纯熟，但这两位画家都是首先从观念入手，长于理性的思辩，其思想的深度为陈所不及。也许，象陈这种以传统写实绘画起家的画家，转入后现代语境中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在这个领域，以观念为先导，而技术倒在其次了。这在美国画家费舍尔（EricFischl）身上就很典型。
　　陈的作品中，或把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挪用过来稍加改变、或把当代大众消费品与古典杰作并置、或把西方绘画的印刷品当作静物再度写生出来、或把政治家不同时期的图像综合、或把东方美术作品的材质与语言转换……。
　　这些画作，在我们感受其熟练的写实技巧的同时，对其所透露出的观念、意蕴不以为然。尽管陈提示观者以马格利特(ReneMagritte)式的眼光与思路观看这些作品，笔者依然认为，这些只是一种观念方面的小打小闹，一种文人的小游戏、微末智慧，在多元的艺术格局中散发着些许幽光。尤其陈近期用油画的材料临摹中国传统绘画、书法的作品，给人“为赋新辞强说愁”的感觉，并多少有点贵族化。一位评论家更认为其作品是一位“职业”艺术家的手淫。
　　从陈身上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对非架上艺术的赞许——比如讲在当代架上绘画已没有多大可能性，比如谈美术学院应改为影像艺术学院，比如认为写实绘画的美学与功能就“真实效果”与“现实意义”而言已式微而无法与影视媒体相比，比如肯定许多装置、行为、多媒体艺术家及其作品……；
　　另一方面是——“我不做装置，不做观念艺术，我是画写实的”、“它早已是我的‘宠物’，我决定就此戴下去，不摘了”……。有必要这样吗？艺术语言的架上或非架上、写实与否真的那么重要吗？语言是为了表达、为了交流，为什么非要固守一种语言呢？这就如同“我不说日语，不说法语，我只说英语”。我们和家乡人说英语，和外国人说汉语将会如何？笔者认为，如果不承载一定意义的话，任何语言都将很空泛，反之亦然。以陈的修养，不可能不明白此理，那么又何必如此呢？是否他有割舍不掉的情结？当然，不排除写实语言相对于陈要表达的目的是自足的。
　　同时，陈一方面是对“前卫小子”们坐在中国“草船”上向西方“借箭”的溢美之辞，另一方面是对“油画后生投身观念艺术，扔掉画笔做‘装置’，弄‘行为’”和对“来自红色中国”“凑到西方去”“争取进步，重新做人”的“识时务”的“中国同行”“有模有样，以西方的形式闹”的冷语相向。
　　种种复杂的感情和矛盾的心理剪不断，理还乱。来自红色中国就必须走某种固定模式吗？各民族历来就是在不停的交流与融合中，而且必将继续交流与融合下去，我们是“凑到”西方去的吗？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西方人完全可以用东方的形式，反之亦然，谈何“有模有样，以西方的形式闹”？而且这个“西方的形式”不也是在大量借鉴“非它”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以及反思自身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吗？“识时务”与“不识时务”和好坏优劣就必然一一对应吗？未入体制未必真豪杰，进入体制如何不丈夫？而且倘若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就更无从谈起了。
　　也许，这许多的问题陈自己心里清楚，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
　　历经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十年文革和拨乱反正的洗礼、经济发达国家的冲击；从写实绘画一统天下的中国到后现代艺术全面登场的美国，再从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美国到发展中的中国；从学院教师成为自由艺术家，再从自由艺术家成为学院教师；在外国人眼里从中国来，在中国人眼里从外国来；……。诸般矛盾集于一身，使陈丹青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矛盾的杂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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