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驱逐的艺术家要引入钉子户精神

闻正

时间：2009年12月26日下午2点
嘉宾：杨卫、夏彦国、王春辰、鲍栋、段君、张海涛、梁硕、黄敏
地点：798艺术区2号路706北三街其他画廊咖啡厅
主持人：丁晓洁   
文字整理：贾岚馨

段君：我觉得艺术家在整个社会系统里是一个抵抗的群体，他要不断地抵抗。在讨论艺术区拆迁的时候，应当把艺术家和工人、农民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来看待，他们都是处在被驱逐的位置。我们不讨论是不是艺术家被驱逐了？或者是工人被驱逐了？这是要一起来讨论的，而不是讨论身份高低的问题。
其他画廊正好有一个展览，可能大家进门路过没有看，是满宇的作品，讨论关于《物权法》。《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收回个人的住房或者是集体所有的住房。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是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可以把艺术家驱逐吗？
公共利益最终落实到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中国官商勾结的传统。官方说白了就是卖土地，把土地卖出去之后获得巨大的利益。我们看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凡是房价比较高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极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直接卖土地。这种做法是我们一定要批评的，这绝对有问题。中国历朝历代要解决的就是土地制度，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我们回顾过去，历史基本上都是土地私有，但同时要解决私有造成的弊病，孔子有一句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是怕贫困，而是要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国家把土地国有化之后，并没有降低贫富差距，反而是无限地扩大了。回过头来说，作为艺术区的艺术家是不是一定要抵抗官商强权？也不一定。为什么？比如当年索家村，梁硕当时在的时候，我也在场，有很多艺术家还是敢抵抗的，那会做了很多作品，跟警察相对峙，还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要考虑这个价值：艺术家是为了什么要坚持？是不是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呢？比如你把我的东西拆掉了，我要走了，我损失了很多，如果是为了这个抵抗，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是为了一个更高的道义来抵抗，就是必要的。
为什么拆迁了这么多艺术区，没有出现一个钉子户？在艺术区的拆迁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艺术家是以激进的方式来抵抗的。钉子户的方式是要引进的，真的！真的是要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看西方艺术区的起源，是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在欧洲有很多艺术家，他们都是作为穷人的身份，才形成这样一个聚集的地方。艺术家就是穷人，中国现在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
比如说中国两个最经典的艺术区——圆明园、东村。我对东村做过精深的研究，圆明园有杨卫老师在这里，记得你当时跟徐志伟他们三个人一起谈话的时候，徐志伟提到了一件事情，当时圆明园为什么被拆迁？其中有一个很直接的导火线，是一个圆明园的艺术家坐公交车，在车上跟别人吵起来了，就被抓到派出所，把他打了一顿，他就反过来要告派出所，很像**的事情。最后连累到整个圆明园画家村。为什么早期的艺术家村是很有必要存在的呢？就是为了共同抵抗，互相扶持。到了现在，我觉得艺术家村的存在甚至是没有必要的，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为什么？艺术家村分成很多种类型，比如说798是一个展示的类型，宋庄或者是318，或者是原来的索家村，它不是一个展示的区域，只是一群艺术家生活在一起，说白了它非常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圈子化。有几个策展人，我知道他们住在艺术区里边，每次做展览，最先想到的自然而然就是艺术家村里面周围的朋友，这对策展绝对是有伤害的。
在资讯这么发达、交流这么顺畅的时代，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经常在一起串门、喝酒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艺术家与艺术家没有必要天天在一起，这对艺术创作是有负面影响的。我们看艺术史上一流的艺术家很少是从艺术家村里面出来的。他肯定是有一个自我思索的过程。交流当然很有必要，但是没有必要天天在一起交流。这是我对艺术家村是不是有必要存在的一个看法，不过798肯定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它承担了某些公共责任。
所以说到最后就是一个利益的关系，798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利益的，包括宋庄也是，他们经常提到宋庄每年缴多少税。艺术区的拆迁最终就是利益的驱使，没有别的东西。
段君：我再接着鲍栋的讲，为什么没有人帮助艺术家说话？我觉得是现代性没有建立完成，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现代化或者是对于社会现代性没有反思，大家都认为城市就应该城市化了，认为在大的框架之下，艺术家的小利益是应该牺牲的，例如艺术区就代表脏、乱、差，或者是处在很偏远的地方，所以要把它城市化，大家对城市化没有反思。
这让我想到最近的电影《十月围城》，如果看过这部电影就知道，当时孙中山为了革命，为发动同盟会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去香港跟同盟会讨论怎么革命。里边就有很多当地人为了保证孙中山跟同盟会的人顺利地开会，争取时间，做了很多的牺牲。到最后孙中山说了一句话，他说：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这个痛苦就是革命。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牺牲了谁的痛苦，最后达成了谁的幸福？现在牺牲的是艺术家的痛苦，达成的是谁的幸福呢？是官僚的幸福，是商人的幸福，这是一定要受批判的。
孙中山讲的这个“文明”，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当然“三民主义”肯定是有现代性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边，也就是我们头脑中的“文明”，它的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比如最早人类文明开始，是因为有了文字，有了甲骨文，中国文明就开始了。我们现在说的现代文明，不是这样一个意义，它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它要对城市化有反思，对社会现代性是要批判的，所以要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是很赞同革命的。在《十月围城》的片子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谢霆锋演了一个车夫，他为了要保护孙中山——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孙中山，他说：“只要我老板高兴就好了。”这个老板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我们知道香港是很重商的，对商人的形象要美化，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矛盾，你为了商人去干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正当的？
我们先来谈为什么要抵抗？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要引入钉子户的精神。包括钉子户自己也有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抵抗？他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些小的利益，钱给得不够，赔偿费不够，或者对故土很依恋，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一些很小的格局。我们的任务是要干什么呢？包括我们这场研讨会都是要这样，要去唤醒这种意识，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抵抗？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道义，为了社会的良知，当然我们做的工作一定是要具体的，不能说在一个城市化的大框架之下，就可以做一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做每一个事情，都必须要反思，这个目的是不是正当的？或者是不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道义才这样去做的？
段君：还有没有时间？我再说一点。刚才各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控诉，我觉得控诉是很必要的，尤其是黄敏控诉得非常有感染力，把这种痛苦呈现出来，媒体也应该把这种感染力和痛苦传播出去，甚至有的时候不惜放大，其实也不用放大，本身就很大。我提出在儒家的传统里，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这个核心观念到今天可能还是会有效，就是“仁”，“仁义道德”的仁，仁就是恻隐之心。孔子问他的一个弟子：“你天天吃那么好的粮食，穿那么好的衣服，你于心安乎？”那个弟子说：“我很安，我没有什么不安的。”孔子就说这个人没有“仁”了，也就是没有了人对人之间的关怀，或者是疼爱，那种东西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痛苦要让大家知道。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原来专门对付钉子户的一个牛人，他当时很狠的，把所有的钉子户全部搞定了，就是不管人在不在里面，直接用铲车推平，到最后他成了一个什么人？成了最大的为钉子户维权的一个人。他后来反思自己，他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去拆迁？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情？他是为了拿政府的一点钱，没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后来钉子户的惨烈引发了他的恻隐之心，所以他转变了，我觉得要把恻隐之心重新提出来。
像刚才夏彦国说的中国社会对当代文化的否定，其实并不是唯一的，特别是几个很重要的时候，比如孔子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是反对当代文化的，礼崩乐坏，他要回到西周早期的时候；到了董其昌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复古的时代，其实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现在中国政府愚民的政策是大家要清醒的，所以刚才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要有一种现代文明的意识，这个比较重要。
最后说一点，有很多艺术区的开发商就是艺术家，像黄岩就是一个，他自己就参与了艺术区的投资经营，到最后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实际上是小资本遇到了大资本，小鱼被吃掉了。在这样一个时候，仍然要关怀是什么呢？黄岩是一个小资本，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受害者。第一步肯定要关心艺术家，他是真正的受害者；第二步，公正地来讲，还是要关心二级开发商；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更大的资本，包括体制、官僚的运作，这也是我一向关注所有事情的基本立场，就是从被排挤的、被驱除的小的社会视角来看待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