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过度发展的工业革命—观画家王非的近作有感|鲁 虹]

闻正

反思过度发展的工业革命 ———观画家王非的近作有感 / 鲁 虹
　　画家王非最近给我寄来了一批近作的照片。依我看，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存在着两类对比性极强的艺术符号：一类是由挺拔直线组成的几何形结构，它们时而如同机械的零件，时而又如同建筑的结构，总之与我们生存的工业社会密切相关；另一类则是由曲线组成的男人与女人，在不同画面中，它们显然是作为人类的象征而出现的。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当这两者放在一起时，那些充满霸气、令人恐怖的几何性结构总在制约和干扰着人类的生存，以至使后者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既混乱又具有压迫感的氛围中。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画家王非的画面处理手法颇受西方立体主义的影响。但认真比较一下，我们又会发现，这两者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后者在强调画面上数学式、机械式的控制关系时，更多突出的是对工业革命的由衷赞美，于是，在艺术表现上也呈现出装饰性、抒情性与审美性的特征。这一点无论是在毕加索、勃拉克，还是在格里斯、莱歇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画家王非的近作却另有一番意味，事实上，当他着意用框架性的垂直结构来隐寓工业社会的僵化性特点时，更多突出的是那不断扩张与令人紧张、恐怖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几乎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所淹没，正在走向毁灭，进而引发出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在看画家王非的近作时，深感他是在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描绘一些象征人类未来悲剧的历史性画面。从中，我们并不难看出王非对工业主义的强烈批判立场。在画家王非最近写给我的信中，他强调指出：“我这批作品主要是表现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人与现实空间的问题、人与物的问题、人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趋向理性化，人们被越来越严密的规范、程序所束缚。其实，这种极度紧张的结构关系危及着人类的终极生存，再不加以解决，是非常危险的。”
　　按我的理解，画家王非已经极其敏锐地看出了工业（现代）化的过程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即科技越发达、物质越富裕，人的个性、自由越会受到“物”与外在规范的某种压抑和束缚。例如，我们的工业（现代）化建设一直是以发展为主导的，它得益于“工具理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各种制度规章严明的科层制、追求高标准与高效率的绩效等等。的确，这一切都是工业（现代）化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根据西方发展的经验，当这一方面特别突出，压过了另一方面即价值理性的时候，就会发生可称之为“合理性的失衡”的状态。其结果是，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变成了“经济动物”，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变成了机器的仆人，在具体的生活中又变成了理性秩序的“囚犯”。画家王非的作品积极地、有意识地、自觉地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可能或已经出现的某些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些“陷阱”。不仅能够引发我们从现实的新角度去思索这些问题，也非常具有文化上的启示意义，这正是我十分看重他这批作品的原因。我认为，相对那些只知借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去反传统，却不知道从现实文化情境中提炼艺术自身问题的水墨艺术家。王非的艺术路子显然要正确得多。最近，我连续看了一些当代油画家——如方力钧、曾凡志、王劲松、沈小彤等人的水墨作品，我发现，由于他们很自然地将他们创作当代油画的观念与方法转换到了水墨创作中，所以他们的水墨作品很有新意，也很有当代性。我觉得画家王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他们在艺术观念上处于同一层面，所以给当代水墨艺术带来了新的空间。
    在艺术的表现上，画家王非一方面有效地将传统笔墨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另一方面也适当地引入了西方表现主义与立体主义的若干手法，这就使得他的近作不但具有深刻的当代意味，也与传统产生了必要的勾联关系。比如他作品中的硬边处理方式就与水晕墨彰的艺术效果形成了很好的对比，极有特点。有过类似探索经历的人都知道，达到这一步是极其不容易的。
　　画家王非的近作是对工业化现状的忧思，更是对水墨创作现状的忧思。相信必定会对其他水墨艺术家有所启示。另外，他的近作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水墨作为一特殊的艺术样式，只要很好地解决了当代性的问题，将有着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水墨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画种，实际上，它既是民族与历史的象征，也是我们参与国际对话的很好艺术媒介，必须加以充分运用。我完全同意易英先生的意见，水墨是中国文化链中重要的一环，如果在当代艺术中，缺失了水墨的参与，那将是文化上的重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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