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8）

                 六十年代书家的崛起


    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书法进修学院联合举办的首期全国书法创作培训班于1994年12月在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与当代书法名家汇聚一堂，都兴奋不已。这张合影中，站在前排以后的学员们，现在大多已成全国各地区的书协骨干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多数都属于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书法家。我在这里当然不能说他们的全部，而只想说一说也属于六十年代的，站在前排右边的几位助教，他们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书家中的代表：赵雁君、张锡庚、李木教，和稍后来的刘彦湖、梅墨生和朱培尔。这批书家在书坛的崛起，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
    在青岛培训班任教的书法家，例如站在前排的有王冬龄、曹宝麟、张荣庆等，均是四十年代书家，刘艺、孙伯翔年龄更大一些。这一代书家是林散之、沙孟海以后的中生代，而六十年代书家则是晚生代。当他们在15岁到20岁之间时，中国书协刚刚成立。也可以说是中国书协时代所哺育起来的新生代书家。他们中很多人形象地说，我们是读着《中国书法》杂志走上书家之路的。当然，上面所举的6个人中，张锡庚年龄略大一点，朱培尔成名在八十年代，但他们真正享有大名时，都是在九十年代中，因“中青展”、“全国展”中频频获奖而选拔到《中国书法》杂志社任编辑时所得。这个时代所形成的书法创作与审美观念，都积淀在他们身上。成耶？败耶？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证明。这几位六十年代书家来《中国书法》以前，都没有当过编辑，在全国性书法活动中尚未出头露面。但是，他们置身在广大的书家群中，他们一走上编辑岗位时，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把他们请去作助教，也是在四十年代优秀书家与六十年代书家中起一个桥梁作用。在青岛培训班中，他们从头至尾跟班辅导，教授们则轮流到来执教。他们能从著名书家教授那里得到经验，来映证自己的学习感受，同时，又能用自己的方式传输给所有学员。一代审美观念，在这里得到迅速广泛的传递。这种高水准和大规模的书法教育活动，对当代书法的普及与提高，是前此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梅墨生先生从秦皇岛书画院到中央美院进修期间，到《中国书法》兼职，其后就留在了北京。他在《中国书法》任编辑期间，完成了他的《现代书法家批评》系列文章后成书，也编撰出了《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书学水准获得质的提高。梅先生现已是中国画研究院画师了。刘彦湖先生在《中国书法》当编辑期间，完成了他的《现代篆刻十二家》批评系列文章，然后又考入长春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现是中央美院副教授。朱培尔先生到《中国书法》杂志后，很快成了篆刻、书法、山水兼能的艺术家，并长期担任主编助理，成了一个优秀的编辑。赵雁君先生到《中国书法》后，又参与大量《中国书法全集》工作，作为一个主攻创作的书法家，在学术上大步提高，并与朱培尔先生一起在八届中青展选拔为评委。赵先生现在已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可见其眼界提高后，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多方位发展的成熟艺术家。张锡庚先生和李木教先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有广泛影响的青年书家，现均在当地书画院任专职艺术家了。当然，我要申明的是，一个有成就的书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获得成功，因为他们身上有艺术的“种子”。而我要强调的是，这颗存在于每个艺术家心中的“种子”，并非都能发芽、开花、结果的。一个时代的优异条件，无异“发现”和“催生”了这些“种子”的发生与成熟。这就是“鸡蛋”与“温度”的哲学关系。
    我受托主编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三卷，不仅收了不少大量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书家作品，也收了不少六十年代书家作品。我想，如果要说新中国五十年文化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文化成就，六十年代书家是一种最为充分的体现。除了上述几位我罗列的书法家处，尚有：
    陈  平     范  斌      吴  行      邵  岩     胡秋萍
    陈新亚     陈大中      刘廷龙      施恩波     于明诠
    张 继      洪厚甜      康耀仁      管  峻     刘云鹤   
    古 泥      刘新德      汪永江      白  砥
    这部“官修”美术史原订不选入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艺术家的，我们据理力争，入选了上述二十多位。这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部书出版于1998年初，当然，这批六十年代书家也就三十多岁。想没有想过，三十多岁，而又并非出将入相者，能入“艺文志”吗？可能在地方志里也是罕有的。就因为编这部书让青年书家入卷，挤掉了一些老书家入卷的位置，当然，也杜绝了一些“伪书家”入卷的路子。所以，我最终取消了自己入卷的作品，但也难以平息一些权势者的怒气，成了后来我的罪状之一。我无意讨好青年书家，但我是从时代的观念去看问题的。什么叫“史德”、“史才”与“史识”？如果都是“盖棺论定”，还能显示出什么“德”、“才”、“识”来？有网友在跟贴中把我形容成斗牛场上流着鲜血犹斗的“傻B牛”，这句话虽然不太好听，但非常形象和准确。想一想，我编一本书，也不趁机去搞一点调合，拉扰一些亲贵与左右，办了那么多事，我要得罪多少人呀！我莽撞地前行着，如果需要现在来自省的话，站在不同利益观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有朋友见我倒楣时更来火上烧油，声色俱厉地问我：难道你不办中青展你就犯错误了？你在《中国书法》上不搞“书坛中青年”专题你就混不下去了？编艺术史册你不编进青年人你就完蛋了？是的，我不做这些事，我可能一点“错”也没有，我可能会爬上更高的位置上去，我可能获得更大的“名”和“利”。然而，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坦率地说，我没有什么德行高蹈，我仅仅因为置身在现实中，我为青年人的早熟、才气与成就所感动。他们获得了一个好的时代，他们惊人的艺术天赋与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不能容许一种良知去漠视、轻视、或甚至视而不见。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既有良知又有才智的艺术家，你明明看见青年人写得那样好的时候，你的违心之论简直可以真正摧毁你的一切自信和信念。当然，如果你真的什么也看不见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你骂我是“傻B牛”，我看还有比我更“傻B”的。自己已经家财万贯，该多多求“名”的时候了，还一个劲地傻骂青年人是“丑书”，这不行，那不行。看不懂，就应该装傻，至少不会暴露自己无知。照现在这样一搞，皇帝的新衣给当场戳穿，还有什么希望去青史留名。自己给自己歌功颂德的那些东西，在历史上是没有用的。你虽然可以一时控制舆论工具，但是，心服比口服更重要。
    青岛培训班每一期都要配上这些“助教”，《中国书法》杂志社也始终保持着青年书家在岗的“规矩”。“后生可畏”的意识，催促着我们这些渐进老年者继续前行。青年人可以在中年人、老年人这里学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然而，中年人、老年人则可以从青年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你更成熟，知道你缺少什么。孔子云，因材施教。中老年人最难做到的，是保护青年人的个性；而青年人与中老年人打交道最怕的也是被抹煞自己的个性。那种认为“流行书风”是千人一面，都是随大流的趋时附势之辈，是对青年书家创作风貌的肆意抹煞与歪曲。有人甚至夸张地说：“一走进八届中青展的展厅，就觉得一个人写的似的！”这种话在某种场合甚至还会赢得一阵掌声，但这是一种典型的无知，于是无畏，说出这些终将被历史嘲弄的话来。
    李木教桀骜不驯，但才气横溢；张锡庚优柔寡断，但点画精到；赵雁君折衷调合，但书气郁勃；梅墨生处世欠周，但才识兼善；刘彦湖孤傲少言，书印皆独树一帜；朱培尔温良随和，出手便俯视群雄。与青年人相处过从，要有磨合，才有谐调。保护了别人的个性，才找到自己的区别。我们的当势当位者，千万不要一竿子打一槽，轻视、漠视、小视六十年代书家群体，要善于尊重那些将名未名之辈，书法艺术才能获得承先启后的发展。否则，等七十年代书家也大步走上艺坛舞台时，你会更惊讶于已经毫无立锥之地了。当然，我这里提出一个“六十年代书家”概念，既让我们能看到前辈，同时也提醒大家看到后辈。“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是一种永恒的历史辩证法。
                                   2003年7月14日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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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9）


                      快雪时晴忆岚山

    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文化建设成就可谓日新月异，然而，究竟未成熟，没有形成大气候。论学问，没有学派；论艺术，没有流派。有一些争斗，也像街头上小瘪三打架，小利益之争而已。比起东洋日本，我们尚有相当的差距。彼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了现代文化发展机制。论书法艺术，日本有关东派，关西派；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也有东京派，京都派。近二十年来，我们国内比较注意欧美的中国学研究，一个是对费正清先生统率的美国哈佛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关注，一个是英国剑桥中国史研究著作的翻译，而较少注意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九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共十册，但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反响。其实，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最大中心就在日本，其研究的规模与深度既非欧美学界可比，也可以说和中国大陆平分秋色，许多地方甚至又非中国可比。如同经济一样，我们未敢先行挑战欧美，而是要首先追赶日本。我们的书法艺术高速发展二十来年了，似乎已成世界第一了，其实泡沫很多。中国书法界的人事结构的混乱，就是一种极不成熟的标志。就更别提形而上的学术研究了。十多年来，我致力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眼光所及，我认为 ，日本《书道全集》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中田勇次郎先生，依旧如泰山北斗高悬我的头顶。当我翻出这张1995年初我第一次到京都岚山拜谒中田勇次郎先生的照片时，心中尤为思念这位已辞世四年多的长者。
    中田勇次郎先生自然是属于中国学研究的京都学派，也即称为“京都支那学”。因为他的《书道全集》同事神田喜一郎先生是京都学派，甚至可以称他的师叔。因为中田勇次郎先生的老师是青木正儿，是神田喜一郎先生的学长，他们共同师事狩野直喜先生。中田勇次郎先生逝世时已是九十多高龄，他的学生、京都大学教授杉村邦彦先生也快七十岁了。做一门学问，而有这样脉胳分明的派系师承，在现代中国尚未形成。就说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他承自王国维的衣钵，而陈先生之后呢？罕有闻其名者。郭沫若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史学大纛 ，但其传人也其名不显。这就更遑论书法学研究的学派继承了。近代中国书学研究的大师们，个个都名符其实成了“绝学”。现在许多大学也都有硕导、博导了，但除了继名其下外，毫无学派宗师可言。在中国书学研究领域，大家尚蒙头蒙脑乱撞一气。
    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处理他们所尊崇的中国传统，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术研究的分水岭。中国乾嘉以来的汉学传统，在矫正宋学传统以后，对中国的古史更多的是释义。中国的考据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实事求是，义理明彻，演变成了具有现代品格的“支那学”。看一看日本《书道全集》的“作品考释”，就是一种全新的著录方式，是对中国古代沿袭至今的著录方式的革命性改革。《中国书法全集》编撰工作向《书道全集》借鉴所体现的“支那学”研究方法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古代某一样式、某一书家作品的“考释”，有了这种“考释”，就有了作品的编年。否则苏东坡作品一大堆，赵孟頫作品一大堆，没有透彻的时空关系，其研究当然难以深入。如果说《中国书法全集》与前此所有书法史学著作和当今各种书法图册最大的学术分野，即在对每一件作品的学术批判眼光的科学性和严格要求。虽然《中国书法全集》在规模上已远远超过《书道全集》，在以书家为体的体例上已比仅仅断代为体的《书道全集》有所突破和进步，但其研究方法，是从日本的“支那学”那儿学来的。1994年春节前，我和太太傅淑群在邹涛先生引领下，经东京西岛慎一先生介绍，以朝圣般的心态，来到京都岚山谒见中田勇次郎先生。
    在我的一生中，肯定将永远记住那个“快雪时晴”的日子。我在1999年中田勇次郎先生去世时，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一篇纪念文章对此作了叙述。在岚山下那个古雅的庭院门前，忽然飞起雪花。但当大门打开后，看见中田勇次郎先生迈着蹒跚的足步降阶迎接我们时，天空又忽然放晴，阳光洒在那个苍松掩映布满苔藓的庭院地上，真是一个奇观。在东京时，西岛先生曾一再嘱咐我们从侧门而入的。但那扇很少打开的大门，为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人而敞开，既使我激动，也使我看到了一个近邻民族的文化形象。年长我足足四十岁的长者，竟然称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晚辈为“老师”。当时，我将携带的几册《中国书法全集》呈上去时，心情如同向老师交上作业一样，我说，这是我们学习你的研究方法，学习《书道全集》的经验所作的工作，请您老指教。中田勇次郎先生说，他已看过几本《中国书法全集》了，他说他要向我们学习。我当时将自己书写的一柄折扇作为礼物送给他时，他马上展开用汉语朗读起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但他马上告诉我们，他正在学习现代汉语。是的，由于汉语白话化以后，日本学者感到很头疼。他们能懂文言，却不懂白话。然而，一个年届九十高龄的老人，还要学习一种新语言，其精神足以令我们震惊。中田勇次郎先生送给我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黄庭坚研究集》，那是他晚年的心血所聚。他说，他从京都一个寺庙里尘封三百年的书堆中找到了出版于江户早期的《虎啸集》，那是一个日本学者在南宋时期访问中国搜集黄庭坚诗文题跋的文集，为他的黄庭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中田勇次郎夫人送来茶点，先生站起来，自己去弄那个电炉，想让屋子更暖和一点。我们急忙去帮助他。他才讲自己的腿是前年到江西修水黄庭坚故里考察时给摔坏的。他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把腿摔坏了，他不能再每年去一次中国实地考察了。我们不能不为这位真正躬行求是的日本学人的治学精神所感动。这也使我想起另一位摔坏腿的日本老人村上三岛先生，他也是以八十高龄，最后一次去河南孟津王铎故里时给摔坏腿的。这种实践篤学寻求真理的精神，应该是日本近现代的学术精神。
    两年后，我与王彦先生又去京都时，由高木圣雨先生和邹涛先生陪同，第二次拜谒中田勇次郎先生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但是，他兴致勃勃地拿出了他曾在京都展览过的书法作品给我们看，我立刻感受到了谢无量先生书法的高蹈气息，才知道这是一位格调很高的文人书法家。日本的书法学者并不以书名世，但却有如此高的书法水平，我看到一种文化的境界，体会出“博雅君子”之谓也。中田勇次郎先生将他的书作一一分赠我们同行几人，然后又每人加上一包岚山特产的糕点，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忽然，在微雨中，太阳又照射出来，在松竹之间闪耀。我深深地感觉到一位日本前辈学人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我曾经提过，如果要设置中国书法“兰亭奖”特别奖的话，一定要授给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文化艺术研究的异国老人，他等身的著作显示了他继承和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勋。我这里所说的“等身”，其实是“超等身”。因为三十卷《书道全集》，加二十卷《中国书论大系》、九卷《中国书道全集》、四卷《欧美藏中国书法名迹集》、两卷《黄庭坚》、《龙门造像题记》这些我的书架上所备的中田勇次郎先生著作，早已超过了一个人的身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中国的学人有没有一位在研究别国文化时达到这种投入精神和成就的？在中田勇次郎先生身上体现的日本民族文化的包容精神，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人认真学习的。
    中田勇次郎先生放下茶杯，叹了一口气，说他很孤独，因为现在日本青年人已经读不懂他的书了。他的这句话，我在几年以后去香港拜谒饶宗颐先生时，也听到了饶公几乎完全相同的话。我认为，大师肯定是孤高不群的，特别是那些真正的学问大师。一个已经走到人生暮年的老者，还在学习现代汉语，还在注释《和歌集》，他会陪你喝茶侃大山吗？生活在红尘里的中国大师太多了，赶堂会，剪彩致词，点缀着现代的生活摇滚。但那种孤寂澄明的境界，将无处可寻了。后来，我又去过岚山，只是围在中田勇次郎先生庭院外围转了一圈，算是一种祭奠。我不忍敲开门，去看那个人去庭空的所在。我愿意中田勇次郎先生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大师是一盏明灯，如果没有中田勇次郎先生这些日本学者的前驱示范，《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研究工作可能仍在黑夜中摸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是值得相互学习的。我们如果用日本学人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来鼓舞自己，我们肯定将获得更大的功効。
                                             2003年7月15日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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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竹草堂有寓言

    我作为一个正处级干部，后来担任了协会领导，但国家只分配给我8平方米住房。我在八方斋住了十年时间，没有人向上级打报告反映过我的住房困难，中国书协也没有为我的住房采取过任何帮助的措施。1995年初，当我从八方斋搬到松竹草堂以后，某些人就乐此不疲地向上级机关造谣告状。住进松竹草堂，我就自然被加上了一条罪名。到2000年中国书协换届前，一拨人向中央领导告我的时候，非常富有想象力地描述说：刘正成拉拢了北京市领导的关系，在市区找到地方修了房子。当中宣部调查组的同志就此给我谈话的时候，我就问这错在什么地方了？我说交待什么问题呢？他们笑了一笑，说，就说一说这个情况吧。我说我确实动用了关系，那就是北京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刘绍棠先生不是官员，他知道我为了编《中国书法全集》，认为这是千秋大业，国家应该支持，他出于书生意气，亲自动笔给北京市主管领导写了一封信。后来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就亲自视察来了，看见我编《全集》的大量珍贵资料都堆在沙滩老灰楼的过道上，三个编辑人员挤在一间8平米的房子里办公，非常感叹，回去就批下来了。我就认识一刘绍棠先生，北京市领导谁也不认识。与刘绍棠先生也是书生之谊，他是我从小景仰的作家，我送过他几本《中国书法全集》，这一切关系，只能说明参与批准我建房的北京市各有关领导水平高。有人曾经给有关领导说过，国家为了80卷《大百科全书》，在阜成门修了一幢20层大楼，刘正成编100卷《中国书法全集》，不花国家一分钱自已给自己建房，难道不该支持一下他？
    自从我搬进松竹草堂后，许许多多造访过我沙滩八方斋的国内外朋友，都为我高兴，来北京10年终于有住房，有一个可以落脚聚谈的地方了。这里有一小块空地，我们从西山移植了一株松，从紫竹院移植了几竿竹，于是便有了松竹草堂的雅号。凡是作客过松竹草堂的朋友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编辑办公的场所。几百平米房子，除了书籍和办公设备外，没有任何豪华设施。我们一家三口只享用了两间住房不过五、六十平米而已。其它所有空间，都是在这里工作的任何人可以来往涉足之处。我的私人书房，也是《全集》工作人员公用的书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我的书房来查阅资料和办公。在书协的同事们知道，我们家是没有什么家庭隐私可言，因为我们来北京快二十年，从来就没有真正过过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日子。从今年四月底到六月中，由于北京闹“非典”，工作人员都返乡了，也没有来客了，我太太傅淑群才感慨地每天都要说一句，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仅仅这两个月时间，我们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自由地起居，才可以衣衫不整自行其是，才可以无人打扰自由自在。由于编撰《中国书法全集》工作的特殊性，我把一个家变成了一个繁忙无比的工作场所，给我的太太和全部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这家而不家的生活还没有尽头，因为《全集》还不知道要哪一年才能编完呢！
    然而，刘正成在北京市中心有一幢小楼的传闻，在别有用心的人口里传向并不知情的人群，自然引起了许许多多的猜测。那些书坛大腕们住在自己那些谁也不知其所的洋房别墅里大把大把数钱时，却用他们鼓动的谣言脏水泼向我，泼向一个日夜在为文化工作的场所。有一位《中国书法全集》的编辑人员来松竹草堂工作了一个多月，吃在这里，住在这里，临走时，他如释重负地说：我终于完成工作走了，你们这里太闹了！一拨一拨的《全集》编辑人员来了，走了。有的几年，有的一年半载。有的在这里一住一年，有的今天住一晚，明天就离开。这里是编辑部，这里是食堂，这里是招待所。好多次招待客人，我太太帮助厨房洗碗洗到下半夜直不起腰来了。北京人没有串门的习惯，一个单位几十个人，很少有邀请你上别人家去吃一顿饭的时候，甚至于你还不知道他家住什么地方哩。可是，我们“家”谁没有来过？你的那些“仇人”，保不准就是你的客人，那些吃了你花了你的客人。
    2000年中国书协换届，在阴谋家们的努力下，我遭受了重大挫折。我的一个台湾好友带了一位风水大师上我家来，东看看，西看看，认定我的办公桌摆得方向不对，有一边的窗户冲着别人家的屋脊。并一再嘱咐我要按他设计的几个措施对家里作调整，就肯定能改变命运。我口头上应着，我不能去拂一位海峡对岸来的朋友的好意。一位台湾来的老板，我能向他讲解大陆文化界阴暗面的逻辑吗？台湾朋友和风水大师走了以后，我的这张办公桌的方向仍然如旧。华北之大，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我心里深知，能坐到这张桌前，平静地看书写字，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一种幸福了。至于它到底朝着哪个方向，有什么重要？要说风水不好，肯定不是这张桌子的方向不好，而是你的人事环境险恶，冲着你的人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才真重要。
    住进松竹草堂不久，我写了一则寓言，名之曰《松竹草堂夜话》，并以楷书入石。我当时猜想着，生活会不会朝着寓言的方向发展呢？果然，生活有可能变成了寓言：
    月光乎？霓虹乎？松竹草堂前如水如霜。松父移自西山，方二日，札根未稳却摇动身肢，将几滴松滋洒向竹君，竹君怫然仰而问曰：“敝人今日初到，公尚未寒喧一二，竟来污了小生衫袖，是何道理？”松父傲然而笑，对曰：“尔本生于南国，到这里与洒家拥挤作甚？”竹君诧然久之，叹曰：“侪辈均属山野之物，今番一同来此间作客，本该拿出些斯文样子，以谢主人超拔之恩，何以出此粗话坏了我等脸面？”松父惭然而谢。夜风骤起，翳然夜雾生香，松父欠身摇曳也；窗壁倩影婆娑，竹君款动腰肢也。寂然。松竹草堂一任如水如霜。
    中宣部一位领导同志在我挨整时给我“谈心”曾酸溜溜地问我：你住在这房里安心吗？我说，不安心。他听了感到很满足。可是他显然不懂，或者说根本不愿意去懂，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有几个劳动者、创造者能过上安宁日子？我虽然不安心，但我心安，我无愧于这个盛世之任。住进松竹草堂已经八、九年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里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工作，我和我的师友们在这里进行了不少对话与交流，我和我的国际同行们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友谊的佳话。关心我的网友们，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将陆陆续续给你们讲一些发生在松竹草堂的故事。我在这里随手拈来几句诗联，均以书法作品形式发表过，抄下来以供你们了解我居于松竹草堂的某种心境：
        雪压燕山聊煮酒，花重锦里且吟诗。
        松低压竹，草长碍花。
   
        梅边酒盏，竹里诗笺。
   
    1995年春节前我搬家时，写了一首诗，然后用草书书出，发表在六届中青展中。
    予客八方斋十年矣，方迁二松草堂，春来漫兴有诗云：
   
        无处春风不卷扬，最伤春色是风黄。
        借来西山烟霞树，十载蜗居也兴狂。
    这件作品由两张四尺纸接起来的，我没有大印章。六届中青展在沈阳评选时，我求王镛给我刻两方大印，一白文“刘正成印”，一朱文“二松草堂”。他当即奏刀，酣畅淋漓。我认为这是王镛治印之精品。刚搬来时，是载了两棵松，但有一棵没有成活。“二松草堂”便改为“松竹草堂”了。有一回，熊秉明先生作客时，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斋名。我说，还载了两棵石榴树，一株结的石榴很甜，一株结的石榴酸得很，取个名叫“二味石榴堂”如何！好！熊先生立即给予肯定，说这个斋名不俗。于是，我又求石开先生为之治一印，是白文，很长一段边款，是石开先生一首赠诗，诗云：
        北京城东一胡同，有户人家种二松。
        松共梅竹成三友，落记榴花年年红。
        花尽结实呈二味，一甘一涩不浑融。
        果亦世情知宠异，人固爱憎贵包容。
        今我刻印寿堂主，时喜簾映绿荫浓。
    几十年来，都是母亲记我的生日，母亲去世以后，我往往忘记生日，由太太和女儿来提醒。有一年大家都忘了，记起来时已过生日了。石开，某中年以后结交之友也，能记某生日，赠我此印此诗，令我感慨有加，尤其是在这几个背时之年里。此诗，真真道出松竹草堂的“世情宠异”，令我不堪回首。这方印情意相生，足可珍之，与王镛先生的治印一样，均成了我家的镇宅之宝。至于这首漫兴诗，石开先生必会笑我轻狂失言，其实，他肯定会理解，“兴狂”者，书生之意气也，为人并不敢“狂”。我亦爱作狂草，亦以意气为之而已。于是，借其印文之意，书“龟鹤互动”横幅以回赠之，以谢其真情与深意耳。

                                  2003年7月16日于松竹草堂又8月9日改定

郭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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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箫堂

正。成。正也，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