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无法|丛培波现代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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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无法
　　刘懿
　　置身于一个时空高度统一的地球村，要想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就，都无法不从广阔的视野入手。现代书法也不例外。对于传统书法——这似乎是个当前谈“现代书法”绕不开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也必须将其作为人类共同的而不仅仅是民族的文化遗产来对待。由此进行研究，应摒弃细枝末节将其纳入人类文化总的发展过程来审视，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并厘清书法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间相互生发、相互支撑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由鸦片战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是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明朝以其文化及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上的极端优势却放弃向海外发展，闭关锁国，从而丧失了支配世界的机会，从中已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抵触性，已显露衰微的端倪。而作为中国图强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洋务运动企图以现代的器用，去维护一个无法生长现代化思想的人文环境，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被甲午战争击得粉碎。以致后来的戊戍变法、推翻帝制、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等思想解放的漫长过程就成为了历史必然。本应经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传统书法，由于当时未有可资参照改造的西方文化形式，侥幸逃脱。
　　进入现代社会后，书法这种“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艺中之艺”就被逼到一个边缘地位一蹶不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间书法就未有所改变，明代市民文化发展中诞生的“心学”等新思潮中孕育的“四宁四勿”开启了书法走向现代的先声。清以后书法中碑派及民间书风逐渐发展的历程，不仅仅是金石学、考古学发展的结果，这种与文人贵族化书风相左的追求，已使我们多少可以嗅到一丝民本、民主的气息，书法审美已开始了质的变化。想来，作为变法领袖人物的康有为同时是碑派书法的大力倡导者，恐非巧合。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国在维护民族生存与维护民族文化样式之间进行着代价沉重的痛苦抉择，迂回曲折地走到了今天。而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生活环境以及行为思想方式等都与传统绝然不同。无论我们感情上能否接受，中国的确已被非本土的生存哲学所征服。传统书法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业已地失去，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尽管理性主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但尚不能改变理性主义的主导地位），日渐脱离社会生活环境的传统书法，只有接受现代文明的挑战才能自救，“现代书法”作为书法对当今社会文化环境意志的体现就此应运而生。
　　应当指出，当我们自愿生活在大量人造产品所堆砌的现代社会环境中，当代的所谓“传统书法”对这种生活体验的虚假性，已使其陷入道德的困境。传统捍卫者试图以向过去模仿的本能来展开书法行为，但模仿终非个人自决自立的行为。书法传统中“道”一旦沦落为“法”并进而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的创造力便被扼杀，书法便会僵死。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现代与后现代的逻辑关系无以体现，这种现代与后现代共时的环境使我们有必要对书法采取新的理解方式。从现代的轨道中超出一步，让创造的欲望鞭策前进，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因此，在以试图把握未来为主旨的“现代书法”中，“法”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对传统书法的挑战行为，招致了传统卫道士强烈的反击。
　　现代书法存在于它那永远充满生命力的创新精神里，那是一种不安于现状的创作冲动，一种渴望冲破束缚而有所作为的艺术理想，而这正是一切艺术得以发展和变化的原动力。当我遵从书法的法度去创作时，发现自己离书法本身越来越远，当我从生活中获得启示时，反发现越来越接近“书法”——作为“道”而存在的书法。我的书法创作正是以此观念为基础，力图凭借独特而强烈的感觉，拒绝高雅，用平常、朴实、无韵味、无内涵的线条来构成自己的作品，以达成一种既个人又具历史文化指向的作品。而这种所谓的个人化的作品能够存在，必须依赖于一种极端非个人化的外在环境，由资本、跨国资本的自身逻辑所规约的社会人文思想决定的文化艺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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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毅和培波先生的作品中的法是一种“动态”的法度，它随机产生也随即消亡。
倘若作为艺术的创作来评介，凡是法度不变或者其变量不够的作品一律算作工艺品。
作为二位先生的朋友，我要祝贺你们~~~~你们俩中间必将有一位书法大家面世。

易一

有一种现象：现代书法＝特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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