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闻正

藏龙卧虎之地　　
什么叫“沙难”？据说当年乾隆皇帝为了安慰香妃的思乡之情，让人在故宫外东北角上撒了不少砂子，他携香妃到了故宫城墙上的角楼往外一看，远远一片“沙漠”，让香妃嫣然一笑，于是龙心也就大悦了。沙滩之名留传下来，二百多年了，当年撒的沙子早该给风吹散了。   
  
  “文革”后将近二十年中，文联就在这里的简易房办公。我前面说的文联小招待所到1987年初撤消了，腾出两间客房，让《中国书法》编辑部搬了过去。网友请细看，窗外房顶后面有一堵红墙，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就是李大钊同志当馆长、毛泽东同志任图书管理员的革命胜地--红楼。这里很长时间是国家文物局所在地，直到最近才搬走，成了一个文物保护地。
   这时大约是初冬或冬末，窗外的槐树无叶。夏天时，满树的槐花，香啊，真是个风水宝地。两间房一间大约十多平米。我对面那张桌是于曙光的，其余几位在旁边那间。《中国书法》为什么说是创办呢？1985年8月我到北京时，原来由文联出版公司以书号出书、在新华书店销售的三期《中国书法》已被勒令停刊。8月12日，我便起草了一份给文化部出版局的报告，说明“以书号出刊”是错误，但书法这个传统文化应该扶持的道理。报告交出没有动静--我这个“乡下佬”哪里知道在京城批报告有多少程序啊！我性情急，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周末，我已等不及了，自出心裁地给当时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写了一封“群众来信”，贴了四分钱的邮票，下班前投在了沙滩邮电局门口的信筒里。
   神奇！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也就是三天之后，中宣部忽然给我本人来了电话，叫我去文化部出版局商办《中国书法》刊号的事。1985年了1O月3日，也即是仅仅二十天内，《中国书法》刊号批下来了。后来听说，朱厚泽部长在我发信后的那个星期一下午就读到了那封“群众来信”，并当即在信上作了批示。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从那以后，我盼望着有机会当面感谢一下这位雷厉风行的部长，快二十年了，至今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刊物批下来了，己过了征订时间，何况刊物还未批准邮发。当时，是章巧珍带着我找到她的舅父，又通过舅父找到曾任邮电部第一任部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邮发季刊才特批下来。梁扬、刘恒全力编辑，于曙光负责出版跑工厂，没日没夜地干，《中国书法》才于1986年改刊出版了。好几年，大家都挤在这两间办公室办公。后来，我们搬走了，不少现在的书坛大腕当年都先后蛰居于此“官廨”。我从全国各地先后借调过不少人，就安置在这里，先是湖北吴法乾、陈新亚，后来是丛文俊，吃住工作都在这间屋。再后来是李木教、张锡庚，再后来是周祥林与文永生。十数年间里，十平米小屋，竞成了书法界藏龙卧虎之地。
   不过，这里也是“庙小神灵大”哟！要在这里坐稳也不容易。也出过书法界的大风波。
   1987年初，经《中国青年报》记者苏元章推荐，我从武汉借调来一位曾参加过《书法报》工作的某公，他满腹学识，识见超迈，尤精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对《中国书法》杂志来说，确实是人才难得。但是，此公亦有一癖好，好议论天下大事，常也使我们受益。但是，谈时事，在书协是题外之义，并非本业。有一回出差，我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嘱咐他，我走以后，你尽量别在书协同事们中谈时事政冶。他虽当面应承，但毕竟不改旧习，竟与不速造访的某书协老同志大侃起来，甚至将某中央领导尚未下达的讲话也提前“传达”下来，其中还有涉及中宣部的部份。你说他胆大不胆大。果然，不出两周，中宣部的指示传达下来了（这是我后来才从侧面知道的信息），大意是：XX何许人也，责令其检查，立即遣返回湖北，通报湖北省委。据说是一位中宣部的重要首长的批示。
   大家都傻眼了，我当时也知道，这一招也是对着我的呀。我把此公叫来一问，果然有在这间办公室谈论时事的前因，但是，他侃的内容确实是后来中央文件也传达过，也没有攻击过中宣部。但是，却由中国书协两位党员干部以匿名信的方式向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举报，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又立即向中宣部报告，于是便有了前述的那则批示。怎么办？这位犯事的老兄急得晕头转向，有一天下班骑车到西单，差点给汽车撞倒。在全国批自由化的高潮中，谁遇上这样的事不蒙啊！
   我太太付淑群是个疾恶如仇、好义勇为之人，她亲自带着此公找中宣部申诉。后来费尽周折，中宣部文艺局经过仔细地询问，又经过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权希军同志协助调查，把事情搞清楚了，撤消了先前下达的指示，可以说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为此，那位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还在书协工作人员会议上为此作了自我批评，表现了高姿态。为了减少矛盾，我也把湖北此公介绍到某美术学院，当了教授，户口也迁进了北京，终于平息了此次风波。你说这间办公室平静不平静。
   说到这里，我还要来个“续貂”。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不然，善有恶报也是常事。就是这位湖北此公，十来年后，他如法泡制，亲自写信向某中央领导举报我“制造毛泽东伪作”，一位比中宣部更权威的中央领导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立即“查办”！知道“查办”是什么含义吗？可以把你逮起来呀！共产党确实是青天大老爷，经过中央调查组的全面跟踪调查，弄清了事情真租，我才幸免于难，未遭灭顶之灾。古人说，无巧不成书，要不是我亲身经历，我自己也会相信这是一篇小说。其实，毛主席早说过，生活本身比文学艺术更真实、更生动，并使其相形见拙。生话中，潜藏着多少你也许永远也参不透的奥秘，让人不可值信。

                                          20O3年5月19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松花江上　　
网友们跟贴说，让我回忆一点“甜”，我不知道这个“甜”指什么意思，我就且把它当作高兴事吧。我这里讲“松花江上”，并非“九.一八”那个“松花江上”，而是指我的两次黑龙江之行；一次是1986年8月赴佳木斯参加“全国青少年书法篆刻首届神龙大奖赛揭晓暨《青少年书法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一次是参加1993年8月中宣部组织的文艺、社科、出版、新闻界专家休假团，这是两次快乐之旅。这张照片是第一次黑龙江之行。
   松花江真是东北平原上一条美丽的大河。我们乘火车到了哈尔滨以后，就乘汽车沿松花江北行，先到佳木斯，把评委工作作完后，东道主就安排我们沿松花江继续北上，直到同江即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解放军专门开了一艘炮艇载着我们又沿着黑龙江北上，苏联的大军舰就停在松花江口上，不过，舰上的官兵在向我们挥手。那时中苏关系早已缓和了。我们登上一处边防部队的江边哨所，用望远镜可以看见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和稍远处的共青团城。然后在江边的一个赫哲渔村午餐。在赫哲渔村吃了全鱼宴，吃到了我至今认为是天下第一美味的大马哈鱼的新鲜的鱼子。当然也见到了我国现存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赫哲族人。哈普都.赵售明就是我国的赫哲族书法家。
   那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是《青少年书法报》社长崔学路。黑龙江省省长、省书协主席陈雷出面接见，省文联党组书记杨角亲自全程陪同，省书协也全力以赴协助大会，书协派出张天民、余群、王新民三位全陪，老余善摄影，所以这次留下的摄影是我八十年代里留下最好也最多的一批。为了能记下全体同行者，我放弃了一些非常好的友人实景照而选了这一张，不免有些遗憾。
  《青少年书法报》的历史算来也有十七八年了，虽然已换了几茬人，但报纸却一直坚持在办，据说发行量也不少。偶尔我能得到几张赠报，我非常欣赏它的第一版和第四版，第一版介绍的青少年书法家均是名不显而实力强者，第四版的批评文章既尖锐又有深度，而绝无纠纷谩骂攻讦之弊。就如同我看见的那片广袤无垠的松花江平原一样，没有什么污染的痕迹。说起那次神龙大奖赛，在全国少儿书法活动中是一次开拓性的里程碑。那次活动也聚集了来自京、沪、浙地区的书法家作评委、评选结果也是人满意的。
   那次活动时间较长，与难得见面的上海朋友谈得很多，如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茅子良、还有沈培方、后来去了日本的郑丽芸。周志高和浙江的陈振濂也去了，他们是老朋友了。北京去的同行除了《中国书法》的梁扬外，还有林岫、苏元章。由于黑龙江的人好客，特別是省书协的王新民是幽默大师，逗得大家一路乐。松花江下游之行后，我们在哈尔滨也停留了两日，参观了陈雷省长拨的二百万元修建的七八层的书法大楼。这幢大楼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其规模全国至今无出其右者。陈雷同志这位老抗联领导和书法家对书法事业的贡献，在全国书法界有一时盛誉。这样不图捞名，只图贡献的政治家，书协应该大力欢迎，书法家们也会全体鼓掌的。
   哈尔滨是一个有着异国风情的美丽城市，它的斯大林大道，秋林百货、太阳岛，在松花江的衬托下，无不融华丽与浪漫于一炉。王利民把我们帯到舞厅，教我们跳最简单的交谊舞。就是那一次，林岫女士建议我学会普通话，她说，总说四川话，到北京来总让人感到有距离，並自愿当我的老师。她的话有道理，令我颇受教益。原来我认为四川人可以不改口音，比如象邓小平、朱德、陈毅一样。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学会了普通话，一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后来，我还认识了一些黑龙江的朋友，这些都是拔力相助的汉子，令我起敬。但是，那次交下的朋友，虽然快二十年了，我还难以忘怀那些美好的片断。

　　　　　　　附：写作声明

　　“看图说话”是我的一时即兴之作。非典时期，出不了门，网站又刚开通，为了活跃气氛，每天都有一点东西给网友们交流，才想起了这个连载的随笔。
   当然，一开了笔以后就遇到一个难题，照片上这么多人物，大都己是书坛大腕，怎么处置？因此，我忽然想到必有一个说明，来避免可能帯给他们的消极影响而贻害他人。近年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在书坛上原有的至爱亲朋，过从密友，基本上与我“划清界线”了，或者说是“冻结了外交关系”。象石开、崔志强、严峻二、三不怕死的真名上网者，虽存古风浩荡，而于我则每有所不忍。在我的回忆中如有“好事”提到昔日友好，不致引起当今书坛当权者可能因“划不清界线”的误会，给他们帯来不良影响。如有“坏事”所及，我即姑隐其名，为尊者讳。“恕道”是我们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些“坏事”想必也不会给当事者帯来实际利益的损失。倘有网友认为是我的“一面之词”而要问个究竟的话，我也要预先声明，在我一方，凡所说大事情，我均持有人证物证，决不敢撒谎而蒙混你，因之也绝不会刨出根根底底来质证，给当事人帯来更大的难堪。也请这样的网友且把我的文字当作甄士隐、贾雨村之流，子虚乌有，自我消化作罢。衷心地期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谨此声明。
                           
　　　　　　　　　　　　　　　              2OO3年5月21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是展品还是装饰品？　　
二届中青展开幕时，人头汹湧，热闹非凡。我记得当时习仲勋同志有事要提前回去，他从中国美术馆西侧厅挤出来费了老劲，还被湧进的观众挤回去。
   就一件作品引起观众轰动的，就是林信成先生的那幅现代书法作品了。这件作品有点像十年后出世的“学院派书法”，是用一种拚贴的方法，将历代书法名作的局部剪下来，拼成一个太极图形。这件作品算不算书法？开评委会的时候曾引起过三次大的争论。除了开评委会争论，到了宿舎里还争论。我记得当时还拍了几件在争论时的照片，其中有陈振濂、邱振中、王冬龄正在争吵的实景，找不到了。我当时是执现代书法作品应该展出的观点。
   l985年1O月，北京现代书画学会在中国美术书馆搞了一个展览，引起了轰动。《中国书法》1986年第一期封三登载了黄苗子、王学仲、李骆公等的参展作品。二展中青展的筹备阶段，现代书画学会的几个负责人古干、马承祥、许福同、林信成与我进行了两次谈判，他们的现代书法作品可以参展，但须有二个条件，一，由学会自行推荐十一件作品而免于评审；二，派一人参加评委会。他们知道，持正统观念的评委是大多数，要参加评审肯定落选。为了“百花齐放”，鼓励创新，他们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说服评委会的唯一方法。我就同意了。我在评委会上一再觧释的理由是，允许探索，也充许失败。我可能反对他的这件作品，但我尊重他创新的权利。
   评委会大会一致通过了我代表组委会的建议，也非常欢迎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马承祥作为现代书法书家当评委。但是，当大家接触到具体作品的时候，终于还是不能忍受现代书法作品对传统形式的巨大冲击力。“这到底是不是书法？书法到底是什么？”大家最后己围饶这个纯学术问题争吵不休了。临到西山评委会最后一次会议时，有几个评委还是动议取消现代书法入展，要求大家表决。我和张鑫还是要坚持组委会与评委会原有的共识。这时，聂成文先生把我抱住，要把拉我出会场然后进行表决，我挣脱后重新进入会场阻止再表决。事后，许多人在回忆，为了一个纯学术问题，那样全身心投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临到两个月后，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前的一个晚上，到京的评委还集中在美术馆开会，其他的现代书法作品都通过了，就是这件林信成的到底展不展。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把它挂在大厅屏风后面：你可以把它看成展品，也可以把它看成装饰品。矛盾就这样解决，却创造了中外艺术史尚未有的展览个案。当时，展厅里也确实有装饰品，那是我们分别请了遼宁鲁迅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八个美术院校的雕塑家作了王羲之、王献之、张旭、颜真卿、怀素、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八尊人物雕塑，陈列在展厅中的八根大柱下。那些创意各别的先贤雕塑，既代表我们尊重传统，也证明我们的创新是在传统之中。现代书法并不等于创新的全部，但创新确实处在很尴尬的境地。1989年春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中，远远脱离政治的“现代书法”也难免其遭殃。中央规定，反自由化主要在党内，而且点名要慎重。但中国书协党内发向上级党组织的九期“简报”中，就有八期点我这个非党群众的名，罪名就是支持现代书法，是民族虚无主义，《中国书法》没有党的领导。记得，当时谢冰岩主编还在会上帮我解释，说《中国书法》1986年第一期发表的现代书法是在封三上，而不是发在封底或封二上，就表明我们并非完全赞同它。这种辨解显然很无奈，也很牵强，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书法家的话还能起些作用哩！现在的年青人可别哂笑，这个论题还延续到了九十年代，且听我下回分觧。
   中青展评委会从第五届开始，才达成了一个明文的共识，现代书法的“底线”：不脱离汉字。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流行一句话：改革无禁区。在艺术上到底允不允许有“禁区”，在理论上很简单，但在实践上却非常难。中青展的评委会最为真诚的尊重着传统，坚持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但是，仍然被个别人歪曲为“反对传统”，带坏了一代书风。中青展这个展项被中国书协四届三次主席团会议取缔了，虽然表面原因是全国展与中青展作者没有什么年龄差别了。是吗？要真没差别，就不会取消了。中国书法难道还要倒回到八十年代初的时代？当代中国书协大腕们，包括参加过二届中青展的评委们，或许到今天早己失去了当年那种纯学术的激情了。其实，书法的创新，並非谁反对、谁支持它就会因之改变其前景，特别是放在一个历史环境中去看时。而我所忧虑的，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当你己经失去为了艺术的激情后，你的艺术还能进步吗？我们留给青年人的榜样，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艺术进取者啊！               
                           
                          
                                               20O3年5月23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心心相印　　
199O年初秋，三届中青展开幕式结束后，东道主安排我们游览黄山。从黄山下来后，路过太平湖，我与陆老、谢老留下了几张照片，非常传神。那清澈的湖水，印出一片敞开的心怀。
   
   谢冰岩（19O9--），江苏淮隂人。二十年代他就参加了共产党，是新四军的老前辈，当时任《解放日报》主编。觧放后是首任新闻出版署秘书长、新华社秘书长、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顾问、文化部副部级司长。中国书协第一届、第二届常务理事。实际上，二次书代会上，许多人都认为谢老德高望重，应该升仼副主席，听到这种话，谢老就坚决举手制止，说我年龄大了，让年青人干最好。1985年8月我去北京后，主管杂志工作的启功先生己做主席，不便再担任《中国书法》主编，谢老作为常务理事兼任了主编，直到l994年我任主编时，才升任为《中国书法》顾问。谢老是个好人啊！--这是书法界的共识。而在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好人，还是我的好老师、好榜样、好前辈。
   所有人对谢老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和可亲的老人，但是，他却有一颗常人难以具有的倔强的心灵。他在学生时代就作了共产党支书，不管如何拷打，至死不吐党的秘密，被国民党以死罪关在监狱里六、七年，直到国共合作才释放。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被整了十几年。到了老年，交给他这份《中国书法》主编的头衔，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这是一个名誉头衔。其实不然，直到1994年我任主编前那八、九年，《中国书法》的所有稿件，我审定了以后，都要请他终审，而他是每稿必读。有什么意见，都写在审稿笺上，有时还亲自动笔修改稿件，工工整整的红笔小字，见了令人起敬。想一想，那时的谢老已经是快八十好几的人了。
   谢老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对书协的内部来说，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但你可以从他的话中，领会到他一些坚定不移的看法。这是外圆内方的为人之道，是我永这难以企及的境界。有一次，我与他就稿件内容发生了分歧，我年青气盛，谢老他不让步，最后打“官司”打到主管刊物的副主席沈鹏先生那里。当时的沈鹏是支持我的意见，当即谢老便不再表示异议服从了。虽然他内心未必就服，但他服从了组织的原则。当然，你决不可理觧为谢老怕官。谢老的官可不小，后来到中国书协当主席的邵宇同志在新四军《解放日报》也只是谢老的一个助手。争论完了以后。谢老对我并未心存芥蒂，把我看作不知好歹与他作对的人。他有一颗善于理解人的心。没有这样一位老人掌舵，《中国书法》在当代书法中发挥的影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l985年下半年，我接手改刊的时期，设计了许多新的栏目，並征求了许多方面的意见。比如说，“法书赏析”这个栏目就是沈鹏先生亲自改定的。但是，《中国书法》应该办成什么样，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一次，一位原来参与杂志工作的老先生来编辑部，我便马上抓住机会向他请教，老先生十分谦虚，不愿指教。我便将已经设计好的—些栏目汇报给他听，他还尚未听完，就打断我的话：“不行，不行，活着的人不能够上书（指专题介绍）！”我当时的话就噎住了，心想：怎么活人不能上书？难道《人民文学》就只能发李白、杜甫、曹雪芹的诗歌小说不成！许多年以来，我都认为这老先生太保守，对一本现代学术团体会刊的学术性缺乏认识，不知道一本刊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出当代艺术家这个道理。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这个老先生，就是网友们跟帖上说的：“京官难当呵！”被专题介绍的只能是少数人，你就可能得罪多数人；如果你真要介绍，你就得从本地的地头蛇开始，否则你休想在这里站稳根基！当我吃了亏以后，我才理解这位老先生的深意。但是，我并不后悔，如果我们办一本刊物，去排座次，那么，一本现代学术会刊就会失去学术性；如果我们因怕得罪人，因而不能反映当代创作現状，只介绍古人，我们将会失去这本会刊的现代性。
   记得，《中国书法》1986年一期出版前后，就引起了两个风波：一个说谢无量不是书法家，不能发专题；一个说王铎是汉奸，也不应该发专题。第二个问题是有人把这个事情先告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了，后来统战部知道王铎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也就没有再过问此事。谢无量的专题怎么办。谢无量是四川人，我从小崇拜他，但我也认为谢无量是当代书法大师呀。书协机关有位理论家就反对，说谢无量的“孩儿体”毫无艺术价值。这种意见可能今天听来会发笑，但当初却是一种主流。199O年办第一届全国展时，四川代表就曾把谢无量的作品带到沈阳去，结果落选了，是北京去的几位老先生不同意。临到开展前，四川代表团趁布置的混乱，又偷偷把谢无量的作品挂上去了，殊不知又被发现硬叫摘了下来。有此前例，怎么办！发生这个争议后，我去找谢老商量，谢老笑笑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去征求启功先生的意见。我按谢老的主意去了启功先生家，启功当即毫不犹豫地说：“谢无量的字好呵！他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我认识他！”启先生还津津乐道地讲了谢无量先生六十年代从四川到北京出任文史馆馆长的旧事。启功先生一锤定音，谢无量不是书家的风波才平定下来。而且还与谢老一起参与了“致读者”那篇改刊词的修改，共同确定了“以今为主”的方针，《中国书法》发出后在书协才停止了争议。当时，要不是谢老出这个主意，谢无量的专题即便发出来了，也可能闹得不可开交。我想谢老叫我去找启功先生前，也许就与启先生统一了看法的。
   乘便，我也再讲一个插曲，以道“京官难做”之理。当时，《中国书法》1986年第一期是在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制。就在刊物已经印出来了，正待装订的时候，我实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叫马上停印，不准发行。原因是北京某书家写的胡耀邦同志的一篇文章的碑文给撤稿了，这是政治问题。谢老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我一听，心里也有数了。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又来了，我很镇静地说：“请问这是组织意见，还是你个人意见？如果是你个人意见，请你把电话号码留下，我去中南海当面向你说明情况。”等我把话说完，那人并不告诉我电话，就把电话放了。大家想想，我们当时好不容易从文联出版公司那里要了5万元，买的纸，印了8万册杂志，要停印了，还不仅失信于邮电局，本钱也赔光了，刊物还怎么出。事情虽然已经过了近二十年了，我至今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有释去：谁能清楚我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的印刷进度？又偏偏挑好杂志刚印完又未发出的这个时机？晚了，刊物就发出去了；早了，可以调整稿件。就让你在这个关节口上胎死腹中！这种毒招显然不是什么中央办公厅某人、或者是那位老书家的策划。
                                       
                                             2OO3年5月24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是全国展还是新人展？　　
我记得不太准确了，大约是1989年夏天我参加第四届全国展作品评审时照的。那次评审工作似乎是在北京东城和敬公主府的中纪委招待所举行的。那次评选，成立了中国书协第一届评审委员会，在四次书代会后，成立了第二届，但在评审前面加了“创作”二字，以示这个委员会不仅是操作型的，而且是有创作研究型的意义。
   
   自从二次书代会后，就把四年一度的全国展改为二年一届，所以1987年10月刚在河南郑州举办了不久。评委会主任刘艺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过去征集作品，是由各分会在本地区广泛征稿，经过初选，按分配数送中国书协参加复选，终选……有时会因征集不广而发生疏漏。于是有这样的建议提出：由中国书协直接公开征稿。”其实，更大的原因并非“建议”，而是第二届中青展直接征稿引起的轰动，诱使了全国展东施效颦。这样一来，真正意义的“全国展”从第四届就因改换门庭而基本上终结了。竞争制代替了全国各省联合制。
  
   在第三届中青展评选座谈会上，作为入选数非常低的甘肃的肖弟先生就曾引《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分配原则理论，指出：“以打分制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各省的作品，虽然是公正的，--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具体省区的作品，必须具体对待。”既然中青展是鼓励新人为主的竞争制展览已存在省区不平衡问题，为什么“全国展”不更多者虑“全国”的问题。第三届全国展时，九十岁左右高龄的林散之、沙孟海均送了作品参展，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和全国性。到第四届学中青展，以分会推荐和自由投稿相结合，而实际上是以自由投稿为主。一万件初选作品中，只有二千五百件属推荐作品。四届全国展还学习中青展评奖，但老先生怎么办。当时，柳倩、欧阳中石、康殷这些老先生都有作品送展，均以自动放弃评奖为名不参加评奖，所以只有当时并不知名的老先生瓦翁获了奖。而其他获奖者基本上都是伦杰贤、王宝贵、卢乐群、储云、谭以文这样一些中青展的优秀作者。所以我说，不是因为中青展象全国展而取消了中青展，而是全国展象中青展而自动取消了全国展。由于第四届全国展让老书家们们积极性受到重创，以后基本上没有老书家主动送作品参展了。老书家辛勤耕耘一辈子，他们为什么不能参加评奖，为什么评不上奖？以五十年最高成就相标榜的“兰亭奖”也采取了这种愚蠢的“竞争制”，全是小年青获奖而遭致失败，是取消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展后进一步恶性发展的结果。
   
   苏东坡早就说过“兼论其人生平”。只有综合的考虑一个人的全面成就，然后选拔出来，代表某个省区，参加全国最高水平的展览，才能叫名符其实的全国展。现在“全国展”又开始征稿了，老书家和已获声誉的书家谁会去投稿呢？道理明摆着，在古代，已经中了举人的还会去考举人吗？已经中了进士后还会去考进士吗？中青展为什么获了奖还去投稿呢？因为有更大的前途，多次获奖后有可能提升为评委显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组织者在别人反复讲了这个道理后，仍要一意孤行，坚特把“最高水平”的评奖采取这种所谓的“竞争制”，並非真正愚蠢，其最大的原因只是一个：钱，每件投稿作品三十元评审费！书协当然需要挣钱，但也需要为发展事业而花钱呀！那些对真正的艺术与艺术行为毫无兴趣，自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市侩理念，正在迅速把书法引向倒退之路。
  
   我作为书协第一届评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展的评选。那些别在作品旁边的数码标笺，就是全国展被中青展竞争制所取代的证明。当然，我要说明，我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全国展这种竞争制，而是在学习和引进竞争制上不能依样画瓢。真正的全国展的工作重心在全国各省、市、区书协那里。如同选美国总统一样，並不在国会选，而是在全国五十个选区里选。各省书协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否则，要各省书协有什么意义。省书协接近基层，了觧情况，竞争机制的枢纽在那里，选拔人才就容易准。你高高在上，姜太公钓鱼，愿者鱼儿上钩，谁理睬你。尤其是在昏庸的领导者治理下，一些初学书法者也获得了“兰亭奖”，那么，他（她）们的师父、师爷谁还敢投稿。他不投稿，还可以说是“全国五十年来最高水平书法家”的师父、师爷；要投了稿，就变成了连徒弟、徒孙这些小青年都不如的老没发展。
  
   更为可笑的是，“最高成就奖”的“兰亭奖”还要搞现场文化考核，美其名曰：重视人才的文化结构。简直是把书法这个行当的脸都丢尽了。熊秉明先生说：“书法是文化核心中的核心”。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书法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本质含义的“核心中的核心“。中国的书法从来都是精英文化的产物。青年歌手大奖赛中，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年青人，考考他们的文化知识理所应当。而把一个时代--五十年历史阶段最高水平的精英文化作者也出一些中学生智力测验的题目来考考，成何体统！当年，颜真卿这样考过怀素吗？苏东坡这样考过黄山谷和米元章吗？皇帝的廷试，也只考策论，而决不会去考那些举子们的书本知识的。只有深切的艺术洞察力，才能准确地体察另一位杰出艺术家的心灵，才能探测其艺术境界的深浅。自已以为自已是一个处级干部、局级干部，就可以坐在“考试”艺术家的那把交椅上，不是一种市场行为，也是有辱斯文的愚蠢与无知。
  
   那时，全国展都选择在国庆前后，而且全国展筹委组必须挂上庆祝国庆XX周年筹备组的牌子。四届全国展在“六四风波”后的那个国庆节开展。来参加开幕式的基本是年轻人了。刘艺先生在“综述”文章中说：“本届参展作者，新人又占较大比重。两年前，笔者曾对第三届全国展参展作者作了统计，新人占一半左右。而本届，新参展作者又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什么概念啊，以启功为主席，以林散之、沙孟海为顾向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座标如此之高，竟然一次展览就有二百人左右的全国最高水平书法家诞生！？因此，愈到后来，虽然又建立了“新人展”的项目，究其实，全国展进一步演变成了新人展。这就难怪有权威人士参加“兰亭奖”评选后，感慨地说，不过就是“新人展”的较好水平罢了！
                                
                                         2OO3年5月25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