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闻正

后排左起   李力安 杨德志 宋任穷 程思远 邵 宇 沙 洪 谢冰岩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16）[   
  

                   又一场好戏拉开了序幕
  

    1990年是书法界热闹非凡的一年，但也是制造巨大危机的一年。5月，第三届中青展在合肥评选；8月，《书法报》、《中国书法》、《书法》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书法批评年会在神龙架召开；隆冬，三届中青展在北京汇报展出；在这三项活动之间，即l0月下旬，在北京郊县潮白河召开了中国美协与中国书协“创作思想座谈会”。这次会议掀起了在书法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大一次高潮。上面这张摄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厅的三届中青展北京展开幕式的照片中，邵宇同志（右三）与谢冰岩先生（右一）就是刚刚结束的“潮白河会议”的参加者，不过，邵宇同志作为中国书协驻会副主席、分党组书记是这次会议书协方面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在下因无缘出席这次会议，而谢老代我成了这次会议对《中国书法》发起全面猛攻的一个靶子。在此时此地，大家肯定是各有各的心事。
  
   《中国书法》1990年第四期，不仅登了三届中青展获奖作品和评委座谈会发言，同时也登载了以《坚持‘二为’方向，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总题目的潮白河会议发言选登，选登的发言者有启功、邵宇、佟韦、尉天池、刘炳森。这些“发言”是经过修改删节过的，而并非当时发言的原始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王学仲、刘艺、张虎、谢冰岩、王景芬、张鑫、聂成文、刘云泉、薛夫彬、苏士澍、李刚田、张荣庆、谷溪、杨再春、周俊杰、王乃栋、刘恒。《中国书法》上也登载了全体与会人员的合影。那可是一个令人毛骨耸然、胆战心惊的批斗会，我保存着那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倘要把它刊登在这里，当场就会晕倒几个！笑话！
  
   那次会议足以载入当代书法发展史史册，是在于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是怎么奇怪地和传统书法艺术沾上边，搅在一起，上纲上线，重演着“文革”大批判时的闹剧。
  
   中央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从政策角度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分界线。可是书协会议第一个高潮就发生在我刚刚提出的那个疑问中。启功先生德高望重，首先请他老人家发言。他第一句话就犯了一个“大错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要反对，但依我看来，书法这个传统艺术，写点唐诗宋词，哈哈！要搞自由化也不容易啊！”话声未落，书协机关的一个“理论家”马上站起来打断了启功先生的话：“我不同意启老的意见，书法领域也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全场顿时鸦雀无声，空气象凝固一样，饱学如启老者，也几乎瞠目结舌了半分钟之久。“呵，我检讨！我检讨！我把话说错了，有影响，有影响！”也许启功先生有着几十年政冶运动的经验吧，马上提高觉悟作了自我否定，而且在当天下午的第二次发言中，把什么馆阁体问题呵、刻碑林、少儿书法比赛呵等一系列问题纳入了批判会内容，大侃了一通。这就是后来整理发表在《中国书法》上的内容，那个异峰突起的高潮之首的初版也就藏在与会者心中。当然这段笑话后来还是在书法界广为流传着，成了民间文学。
  
   会议由首都书法界的几位出版专家组织了一个“专案组”，提前两天进入会议驻地，将《中国书法》从1986年第一期开始，逐期审读，整理出几十条“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言论，然后在大会上点名批判。
    现在提供部分内容，以飨网友诸君：
    0中国书法导向问题（请注意，这些都是会议记录原文）：
    o1986年第1期，李泽厚《略论书法》：“书法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游戏的艺术。”是不准确的！
    o同上期，熊秉明《书法领域里的探索》：书法“在西方找不到借鉴，要跳出旧框框，似乎非常困难”，“要使中国书法获得新的生命，必须大胆吸取他们的经验与成果”；“如何向我们内心潜藏的世界作探测呢？唐人张旭怀素曾以酒作为创作的引发剂”；“我们已经备尝生活的辛酸悲苦，神经系统己有了够重的负载，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增加更多不必要的损伤，而是如何找适当的方式把这些过去的经验取出来，潜存下来，变成艺术品”。中国书法要发展到什么境地！法还要不要，登这篇文章的导向是什么？（放炮者已按纳不住义愤自已打断自已在作旁白）
    o1986年第1期，本刊编辑部《致读者》：“本刊是学术性刊物，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双百方针”，不要“二为”方向！
    o1986年第3期，《当代书法创作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自由化言论：
    o沈鹏：“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书法的发展也是如此。”“在讨论创新时，有的同志谈到‘杂交’。遗传因子的改变，很重要的一条是杂交，通过杂交改良品种。”不知要找什么品种杂交！
    o白谦慎：“在艺术领域里，中国书法象一块‘化石’，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o邱振中：“从横座标看，情况则比较糟，当代书法与当代艺术的总体距离比较远，可以说任何书法展览都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要求。”“书法尚未成为真正的现代艺术。”
    o王镛：“对前人的顶礼膜拜，对技巧的长久磨炼，使很多人忘掉了自我，忘掉了创造，结果使作品千幅一面空洞乏味，每况愈下。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书法自身的地位使它很难吸引第一流的艺术人才。”
  
    o韩天衡：“更多的印人都在有意识的摆脱吳、齐诸老的痕迹，以推陈出新为已任，力图开挖和树立自我。”
    o郭子绪：“要摒弃程式化，关键要完成自我创造，产生鲜明纯粹的个性。”
    o徐本一：“在多元化发展的思潮中，我们应该采取全方位观点。”
    o1986年4期徐本一《网的思考》：“……但在开放的文化思潮冲击下，愈来愈难坚守阵地。”“这是一个开拓书法彊域的前卫层次，是书法外延的扩张和总结。最终或许会引起书法内涵的裂变”。
   
    o1987年2期，姜澄清《论八卦为书法形质之祖》：“书法受胎于八卦。”
    0《中国书法》对当代书法家评论有问题的：
    o沃兴华《化古通变 自出蹊径---记赵冷月其人其书》（1986年3期）
    o邱振中《孙伯翔论》（1987年2期）
    o梁扬《理论之树常青--陈振濂旋风》（1987年3期）轰炸什么？
    o韩天衡《光照一代的印学开拓家--方去疾》（1988年1期）
    o陈振濂出现了l8次；
    o徐本一出现了6次；
    o张以国出现了5次。
    …………
   作为文艺理论向题，这些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是，这是在“六四风波”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会议，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提到的一些书法问题，会议点了二十多个当代书法家的名，有哪一位哪一条是受到了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理的资产阶的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会议似乎统一了思想：“改组编辑部，加强党的领导！”中国书协党组的一个负责人当即定性，其言发表在《中国书法》上：“我们的刊物一定要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这时，有人立即义愤填膺、迫不及待的点题：“刘正成从外地调到北京，传闻经过很多不正当手段调来的，书协迟迟没有处理！”
   于是，大会又转入了对三届中青展的声讨，而且声讨三届中青展的人其实也包括是三届中青展的评委。把他们半年前在三届中青展结束时发表的对评审工作的积极评价与此时此地的批判言辞做一比较，实在叫人啼笑皆非。不能把所有人都看成两面派，但是在某种高压气氛下，有的人会晕头间转向的。五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搞了许许多多政冶运动，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党自己否定了，并且总结经验发誓再也不搞运功了。可是，历年运动培养的一大批“人才”还在，分布在各种岗位上，一有适当条件，又可以施展他们的“才华”。其实当初搞运动的时候，可能党组识还是政策明确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好。而这些“人才”的“才华”就在于偷換概念，把为国家換成了为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不遗余力，致异己于死地。这些初衷不错的运动其实就被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人才”给糟踏了。
   我仔细地查阅了这份原始记录，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启功先生在别人的当面指责下所作的自我捡讨外，只有谢冰岩老先生和王学仲先生两个人在会议上有自我批评之词。显然，会议的组织者并非要把矛头指向谢冰岩先生，但是，谢老作为《中国书法》的主编把所有的指责包在自已身上，他说：
   “我说说刊物的问题：我不称职，没有尽职。……刊物办到现在成绩还是很大，当然问题也很多。……但是，我认为作为书协的刊物，内容应从宽，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要严，属于学术范围的问题，要从宽，百家争鸣。……关于‘二为’问题，这是个方向问题，，（在1987年）反对自由化时，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就提到‘二为’问题。但我认为刊物有‘二为’思想，有这种思想的文章，但只是没有强调，没有很好执行。但是，‘二为’可以同现代化精神联糸起来，‘二为’还应同多样化结合起来，在‘二为’方向下实行多样化！”
   谢老这些话今天读来，使我两眼噙满泪水：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下，他不仅代我承担几十发重炮轰击，而且非常委婉而坚定的驳斥了上述的谬论。在那些大放厥词者中，有的人年龄还不及谢老的一半，岂能不面对这样的既正直又进取的长者而汗颜！
   在谢老的话音刚落，副主席王学仲终于找到这个话茬连忙觧脱自己。他说：
  “听了同志们的意见，不管是对‘现代书法’的，还是对《中国书法》杂志的，我都有责任。作为副主席，对书协的工作我尽力参加，但水平有限。关于‘现代书法’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多中心的毛病。”
   所谓“多中心”，大约是指王先生出任了“现代书画学会”顾问吧。诸位网友看官，我这里并不是要让我们共同景仰的大师出洋相，当时，王先生不这样，确实过不了“关”。因为会议的重头戏除了《中国书法》外，另一个就是“现代书法”。气势非凡的批判家在发言时，都是面对面冲着王学仲先生的。
   会议主持者最后总结道：“这次会议开得相当好，大家畅所若言，生动话泼！”
   看官，这样的会议能让谢老、王老这样真正的艺术大师感到“活泼”吗？我在这里没有征求过谢老、王老二老的意见，为他们的话作了我的评注，也许非所原意，但与原主无关，特地要加以说明，以免为之又带来负面影响。真若此，我也就只好告罪了。我认为，让今天上网的这些年轻人听听往事，他们决不会人云亦云，受我误导，而决计能作出属于自已的判断的。
   由我主持的三届中青展北京开幕式这时揭幕了。其实，又一场好戏的序幕，是两个月前在潮白河会议上就已经揭开了！其后一年时间里，我又经历了更为惨烈的无情斗争的一段历史。外国朋友可能会问，搞书法不就是用毛笔写字吗，也能搞出这么多花样来？！诸君倘有兴趣，不妨听我再慢慢道来。

                                             2OO3年5月31曰扵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17）
              

                    海峡两岸合璧之作

   
     l99O年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到，即这年9月，中国图书学会将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授予《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上、下）。就当时来说，这项奖不简单，因为是那时唯一的国家级图书奖，除了马列图书外，艺术类二等奖基本上就是顶尖奖项了。而这个奖项对书法艺术来说，不仅是开创性工作的肯定，也是对—项庞大群体性学术话动的肯定。我忝列主编，由尉天池、邱振中、王培真、陈振濂、刘恒任副主编，由元工、王镛、吴法乾、吴鸿清、何应辉、徐本一、黄惇、张以国、曹宝麟，刘涛、丛文俊任编审，崔志强担綱版式设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鉴赏辞典的撰稿人囊括书法界271位专家，其中包括胡问遂、孙其峰、吴丈蜀、吴伯匋、王学仲、沈鹏、金学议等老先生在内。而作具体工作量最大的，也就是在最后阶段紧张工作的，要数吉林丛文俊、湖北吴法乾，和四川元工与原郁。那时正在“六四风波”的高潮中，辞典工作仍然加班加点的进行。丛文俊最善夜战，往往工作通宵达旦。将一部5OO万字，5OOO辞条和5OOO幅图版的浩繁大书编撰出来，是难以描述其工作难度的。当然，我这里先不准备谈我的这些朋友们的工作劳绩。那时，除了要组织好分散在全国各地几百个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术劳动是很困难的而外，另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资料蒐集。大家知道，中国书法传世品主要藏于三处：一、大陆，二、台湾，三、日本与欧美。其中，最难得到的是台北故宫愽物馆收藏的数以千件的宋元精品。那时，日本的印刷品已经逐渐流行中国大陆了，而台湾的书法出版物几乎没有。这个大难题是由一个书法界以外的人士曲天成先生来完成的。这张照片就是曲先生（左一）携来宝贵资料后，大陆书法家们欢迊他时留下的照片。
    曲天成先生，又名曲星瀚。1946年生于山东青岛，1948年随母亲到了台湾。我们大陆称其为台湾同胞，在台湾又被称为“外省人”。他的太太叶蓓蓓是上海人，当然也是“外省人”。曲天成先生是台湾最早一批来大陆做生意的同胞，他在山东、湖北、四川都投资了一些项目，也曾经陪同台湾一位经济界重要人士拜会过江泽民主席。他的叔叔曲琦先生与我太太付淑群在《老人天地》编辑部共事，曲先生第一次来北京见他分离几十年的叔叔，我们作陪，就与我们一见如故。他非常慷慨，每次来北京，都要给我的朋友带来不少礼物，只要见过的朋友，他一个也不会拉下。不过，他可能看出来我对他的礼物没有表现出持别的兴趣，虽然他帯来的东西都是当时大陆人少见的世界名牌，让太太和小孩兴奋异常。他便直率的问我：“正成兄，你说，我能帮你什么忙！”“我想要你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法资料！”我无心而贸然的说了一句。“什么，故宫的书法？故宫倒离我家很近，都在士林区，可是我可从来没有与故宫打过交道。”曲先生感到很为难，但他终于拍了一下胸口，说：我去想办法！我说了这话后有点后悔了：给人家出了这样—个难题。
    谁知，半年以后，曲先生来电话了。他说他们全家正在香港上飞机，而且给我把书法资料带来了，资料很沉，让我上机场接他一下。好傢伙，一大箱资料把行李箱都压坏了，我在首都机场迫不及待地打开箱：三十卷八开本铜版纸精印的《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当然，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大书在大陆已经可以偶尔看到了，在当时确实是罕见的。他说，他通过太太的妹妹叶妮妮小姐找到了故宫博物院，当时，初版本只剩四套了，便立即花了几万元台帀买下一套，每个人登机重量有限，于是全家出动一齐送到了北京。你想一想，一套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没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准确资料能成书吗？至少可以说在八十年末是不可能的。没有这部《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基础工作，也就不可能有1991年《中国书法全集》最初十多卷的问世。中国书法界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学术热情是今天的人难以想像的。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在当代书法界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集体的学术研究的结晶了。你想一想，现在写1OOO字的文稿，国家规定的最高稿费1OO元，看一看《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271个撰稿者，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做这件事。《中国书法全集》经过十二年的努力，才刚刚过半，，其艰巨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我常常自言自语，也许在今天，打死我也不敢去组织编撰这套百卷本的《中国书法全集》了。你想，编《四库全书》才多少本，是乾隆皇帝亲自督阵，纪晓岚都花了9年时间编成。何况，《中国书法全集》非国家组织的大型出版工程，还有更大的人为的障碍和破坏拦在那里哩！一个书法圈外的台湾老板，无意间促成了这两件大事。
    曲天成先生送资料来北京后，首都书法家们都非常钦佩和感谢他，专门为他们全家举行了一个酒会。席间，王镛先生（前中）和张道兴先生（右二）各镌刻一方印章相赠。从相片情景看，曹宝麟先生（右一）似乎对这两方印也很感兴趣。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问世在乱糟糟的“六四风波”前后，由舍弟刘正兴在四川承担了巨大的投资风险。这时又碰见了另一位“救星”--台湾著名书法、篆刻家王北岳先生，他介绍了台北一位文化书店老板吳金泉先生到北京预定了5OOO套，于是，才放胆由大地出版社出版了。所以，我称这是一部“海峡两岸合璧之作”，应该是恰当不过的。可惜这5OOO套书发到香港，又由香港船运到台湾高雄港口时，被台湾新闻局挡了回去，理由是里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的作品。当时也考虑到把书卖到台湾去，还特地加了蒋经国先生的作品。无奈，吳老板把书又运回香港，存在那里，然后在几年之间小批小批地偷运回台湾销售，据说亏了本，但却使台湾书法界都广泛地拥有了这部工具书。其实，到今天，台湾当局尚未觧除禁令，大陆去的书，每个包裹里不允许有二本同样的书。
    曲天成、王北岳、吳金泉先生与《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共同为两岸文化交流做了了不起的贡献，这是应该记录在案的。
    在向我发起一轮一轮诬告构陷中，也给《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蒙上罪名，在2OOO年书协換届中，通过中宣部对我的调查中得知，说我将其版权偷偷卖给了台湾出版社，独呑了200万元版权费，真是一出滑稽剧！倘如你有兴趣祘一祘，按通常版权费占书码洋的百分之十计祘，卖给台湾的书就必须出版总码洋2OOO万元的书，也就是说是近2O万册书！在台湾有这样的书印2O万册的吗？我向中宣部调查的人员说，这样简单的事实还用我来解释吗？两岸人民与艺术家为共同的文化财富所做的好人好事，统统被抹得漆黑，这也激起了曲天成这帮台湾朋友们的义愤。曲先生说，如果需要他们来作证，他们愿意马上飞到北京来。这些话，常常使我这样一个大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感到羞愧不己。其实，告状的人自己也不会相信他所告的是事实，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参与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了解实情。而之所以他们又能如此兴风作浪，是因为向上级部门告状，如同上网一样，只有被骂人遭秧，骂人的人毫发无伤。中宣部负责人向我宣告，所告的皆不是事实。但是，并不告诉我是谁告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诬告，但诬告无罪，他们还可以继读第二次、第三次地诬告下去。在中国，如果你要想作出一番事业来，光是有能力和实干还不行，光是廉洁奉公还不行，你必须有遭受诬告和蒙冤的心理准备，你还得有强健的身体，否则，不被气死才怪。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红红火火地热闹一阵，最后纯利润几万元，这笔钱拿出无偿地赠送给《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开始为新的工程购买第一批资料。而《全集》真正的启动，还是曲天成先生与舍弟刘正兴在四川办了一个公司，而承担了《全集》的全部经济投入之后。
                                 
                                            2OO3年6月2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l8）

                   两个政治家的艺术情怀

    我翻捡到了这张摄于九十年代初的某次书法展览会剪彩仪式的照片。图中两位剪彩的老人左边是中共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右边们那位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二位老人给予中国书法事业的关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个记忆，既属于我个人的，也属于历史的。
    1986年二届中青展开幕式上，由沙洪同志给我作了介绍，我便认识了方毅同志。后来，我组织了好多次展览，方毅同志只要有时间，他一定要来参加。他若不能来，总要送一幅作品来表示祝贺。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书法家，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位关心书法发展的政治家。那时，我便有机会去他在中南海北门内的总理府，付秘书（现任全国政协秘书局局长）也常常在那里给我交办一些事请。有一次，我去中南海时，没有见到方毅同志，但付秘书除了交给我一幅参加展览的作品外，还非常慎重的交给我一个手卷，他说这是方毅同志送我的字。我当即打开一看，是方毅同志草书苏东坡《水调歌头.赤壁怀古》长卷，卷尾还亲署“正成同志雅正”。付秘书显然看出我除了有些激动之外，也有一些疑问，何以旡功受碌？他便说：“方毅同志了解你们协会的一些情况，他写这幅字给你，是鼓励你不怕困难，作好工作的意思。”我不仅为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所感动，也为方毅同志从中所赋予的精神价值所感动。这正是199O年那场好戏拉开序幕的时侯，又一场巨大的冲击已经降临到我的身上。我的眼晴湿润了。什么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带着那幅字离开了中南海。我把它给编辑部的同志们看，大家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方毅同志退休后，我不时上后海北沿他的住所去看望他。有一回，老人家让我看了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写的字，其中一幅八尺大对联，写的极精采的行草，是岳飞《满江红》中的两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大声叫好，他便说：“这幅就是送给你的”！但是，很后悔，那幅对联我当时没好意思带走，因为我们正啇议为方毅同志办个书展，展览中不能少了这幅佳作。不久以后方毅同志过世了，展览没有办，我也不便去要他当面赠我的那幅对联了。但是这位革命老人对我、对书法事业的关爱之情让我时时惦念着其珍贵的价值。
    邓力群同志我认识稍晚一些，那是在199O年至199l年之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潮白河会议把好戏序幕揭开以后，我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冲击：一个是《中国书法》杂志“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精神的贯彻落实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全集》下马的问题。1990年《中国书法全集》由荣宝斋出版社与四川锦桥印务有限公司合作，很快推出了商周金文、苏轼、米芾、王羲之王献之、董其昌等十多卷书，受到社会一致好评。这时，由文物出版社负责人牵头，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辑委员会打了一个报告，称《中国书法全集》冲击了《分类全集》的出版，要求取消《中国书法全集》选题计划。所谓《分类全集》即是60卷《中国美术全集》之后，扩大出版总数为4OO卷的丛书，其中也有6O卷《书法全集》（虽然这套书十几年后的今天仍未见到）。当时《分类全集》还刚刚有计划，並没有出书。何况，《分类美术全集》仅仅是艺术图册，与《中国书法全集》这种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套书性质本不一样。当时，《分类全集》的总编辑、中国书协驻会副主席、分党组书记邵宇同志接到这份报告后，再递交了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负责人用电话通知荣宝斋出版社停止《中国书法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今天听来，这似乎是一件怪事，象《中国书法全集》这样的被季羡林、顾迋龙、李学勤等先生称为对民族文化有贡献，为民族文化争气的书，怎么会不让出版呢？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发生过。
    《全集》怎么能停呢？且不说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会因此损失，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倒行逆施的粗暴干涉。我先找到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许力以同志说他定不了，他建议我去找《中国分类美术全集》工作委员会主任邓力群同志。于是，我请《中国书法全集》顾问沙洪同志出面，一起去新鲜胡同见到了力群同志。力群同志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大书房，他笑吟吟悠然自得如同一个书斋中的专业学者。见了面后，第一句话就说：你编的《中国书法》杂志不错，我每期都看。我说我们现在正在编《中国书法全集》，力群同志马上问，出来了没有，给我看看。沙洪同志抓住机会讲了要《全集》下马的事。力群同志几乎没加思考就说：“这么大个中国，《书法全集》多一套两套有什么关糸！日本不也有几套《书道全集》吗！”力群同志答应他问一下这个情况。不久以后，我便带上刚出版的七卷《中国书法全集》又去了力群同志家，那是去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在力群同志关照下，《全集》禁令给撤消了。自那以后，《全集》每出一批新书，我都要给力群同志送去，每次见面，总要就一些书法篆刻问题攀谈一阵子，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而广泛的兴趣。
    也就是那时，即潮白河会议开了半年之后，张虎同志从分管《中国书法》的分党组成员，进一步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派进杂志社，当了《中国书法》的执行主编。当然，张虎同志現在和我已是同病相憐的好友--我们当了九年的搭挡，一起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四次书代会上被同时贬了下来。从理论上说，谢冰岩同志是主编，我是副主编，中间派一个“执行主编”我无可厚非。但是，实际上是夺了我的工作权利，让我失业了。因为我多年来实际上担任了《中国书法》的执行主编的角色。张虎同志按分党组的要求，对刋物要作一些改头換面的工作。我们编辑部的同志都有很大的意见，尤其是将一本受到广泛好评的杂志说成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我们实在想不通。事情不知怎么被力群同志知道了，一天，我被通知去力群同志家里，我去时，中宣部秘书长翟泰丰同志和中宣部干部局局长唐联杰同志早已在那里了。待我坐定后，力群同志非常庄重地对我们三个人说：“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国书法》的主编只能由正成同志来作，别的人不行，包括我也不行，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正成同志是专家。”那次谈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並非仅仅因为力群同志主张我作主编，而是在于一个政治家理解一本刊物的领导权的辩证观点，是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在于是不是共产党员。力群同志並没有进一步阐发自已的思想，但我认为，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团结党外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必然会引起一个身当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共鸣的。
    力群同志说自己不是专家，不能做《中国书法》的主编，其实是非常谦虚的说法。他曾经赠给我一本他的印谱：《又耳氏肖形印选》，后来我把他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上，网友诸君可以评一评他的艺术修养如何。当然我尊重了他的意见，不以其真名出现，“又”、“耳”者，邓也。
    方毅同志赠我的那幅草书东坡词后来也发表在《中国书法》上。十多年过去了，两位老人一位已作古人，一位仍健在。我对他们作为政治家的胸怀、阅历与见解，知之甚少，但他们所具有的艺术情怀，却让我钦佩不已。他们对一个勤恳奋斗在第一线的知识分子所给予的精神上和工作上的具体关心，应该是所有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所取法的榜样。九十年代末，我曾有幸亲耳听到一个党的高级文艺工作领导者酒后大言不惭地炫耀说：“我不懂文艺，但我可以领导文艺家！”这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南辕而北辙矣！
                              
                                              2OO3年6月3日扵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19）     

            
                      真是文人不相轻

    我这里所说的“文人”，并非通指当今社会有文化的人，而是一生从事文艺创作之人。否则，你作官做到半道，也来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也来称“家”，最多叫你“文官”，而不能算你“文人”。文艺界这么乱，社会上都说“文人相轻”，其实并不准确，真正这乱的根子大都是这些“文官”。而真正有“文人”相轻的，往往都是这些“文官”给鼓捣制造出来的。这个道理，乍一听生疏，大家仔细回味回味，分辩分辩，就会有所共鸣的。
    九十年代初，我陷入巨大困境的时候，我先后结识了两个文人，一个是孟伟哉，一个是贺敬之。看官，也许你会说，这是两个官。的确，这二人是官，而且是文艺界的大官。孟伟哉同志原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九十年代初来中国文联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贺敬之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而我所以仍称他们为文人，是因为他们均从青年时代就成了闻名的作家、诗人。孟伟哉同志从当志愿军那时就开始写小说，甚至退休后还有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问世；贺敬之同志在延安时代就有《白毛女》歌剧剧本问世，五十年代则有抒情长诗《回延安》、《十年颂歌》为我们背诵如流。这样的人，即使后来作了官，也绝对和职业官僚不一样，浑身浸透着文人的气息。而且可以从“文”一途，即从文艺的爱好、实践和理想，去实现某种沟通和理解。
    这张照片中间的一位老者，就是孟伟哉同志。这是在九十年代中，我陪同他上青岛参加一个书法教育会议后，坐汽车返程经过淄博时，去王渔洋纪念馆参观。此时我们正在饶有兴趣地观摩王渔洋诗碑。然而，我刚认识他的时侯，我们却是“对立面”，我是去他办公室找他“打架”而认识他的。
    大约是199l年夏，也就是我前面讲的，中国书协分党组派来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张虎同志来编辑部当执行主编时。我认为文联党组负责人孟伟哉是偏袒张虎而贬低我的。我们《中国书法》编辑部正好在沙滩文联机关的一楼，我径自上了二楼，不假通报，推开了孟伟哉书记的门，与之争辩起来。我在当时，确实有点年轻气盛，受不了潮白河会议以来给我施加压力。但那一次，孟伟哉同志也没有给我好脸，在那里打了近一个小时，不欢而散。
    说实话，那一段时间，中国书协的那几个“职业告状人员”正在向文联党组告我的状，而新任的这一批文联党组领导也就根据这种情况，确实组织了对我的调查。这个负责调查的人叫李文富，中国文联人事部人事处处长，是孟伟哉同志信得过的人。李文富处长负责从经济开始，从文联到书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拿他后来的话说，调查半天，发现这个刘正成不仅没有干坏事，而且干的都是为文艺界、为书协争光的事。李文富同志原来在中宣部文艺局供过职，从小就喜欢音乐和戏剧。有一天，他在我们沙滩宿舍大院门口招呼我，自我介绍他叫李文富、人事处处长，他和我还同住一个院一个老灰楼。他告诉我，工作上有什们困难可以找他谈一谈，他可以向领导转达。他真诚的笑容让我信任了他，我幸运地碰上了好人，知道文联还会有人主动来关心我。正是因了李文富同志的安排，我与孟伟哉同志有了第二次平心静气的谈话。那次谈话不久，孟伟哉同志安排了一次有文联党组副书记梁光第同志参加的别开生面的“生活会”，两位文联领导加上我和张虎同志一共四个人的会。张虎同志是党员，姿态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並表示了与我团结工作的好意。我下不了台，也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两位文联领导也站得很高，先批评党内同志，然后再很温和地给我指出努力方向。领导同志的这种苦心，倾刻间，我所有寃曲也似乎一笔勾销了。从那以后，孟伟哉同志就成了我的一位忘年交。
    有一次，他邀我去他家里去，我发現他一套狭窄的三居室中，他的房间实际上是一间画室。那里光线不好，但他晚上就在这里彻夜作他的中国画，大约舞协赵仕英同志指导过他的画，他的一批从南亚访问归来的写生画，风格独特，颇有童稚之心的巧思。他说，当官了，没有整块时间写小说了，等退休后再写，现在先画画。后来，他赠过我他新出的画集。那时，书协搞展览时，我也曾按例邀请他拿作品或题词参展，他坚决不拿，他说，画画还可以凑合，书法确实不行，不能拿出来。确实，孟伟哉在文联当领导的几年里，没有拿过一张字来充当书法家。虽然，他对书法也有浓厚的兴趣，你看他观摩王渔洋诗碑时的专注就可以感受到：也许，他正从书法中去琢磨着他的绘画哩！
    文人作官确是累，孟伟哉同志在文联担任领导工作的后期，也饱受别人告状之苦，其主要内容说他“腐化”。凭良心说，孟伟哉同志的生活非常清贫，二个儿子和他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家务事也往往自已干，一天能吃好三顿饭我看就够不错了，还腐败，真是笑话！他在中宣部当过局长，在文联时，林默涵同志不坐班，孟伟哉同志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可是到退休，还是没有搞上一个副部级待遇。你看一看，今天文联的副书记、副主席，一来文联办公室坐下，哪个不是正经八百的副部级！
    孟伟哉同志下台后，有一年我们特地请他到家里来，为他做生日。他看着生日蛋糕，叹息道，几十年来，还没有人为他做过生日！说时，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我刚刚提到的另一位“文人”贺敬之同志也几乎有着我和孟伟哉同志差不多的从不了解、不理解到了解和相知的过程，也促使我常常要作一些思考。
    贺敬之同志和陆石同志原来是延安鲁艺的老战友，文革结束后又几乎同时到了文艺界领导岗位上来。不仅两个战友，他们的两个家庭也是很有友谊的。后来，在文联的工作中有了分歧，两位老朋友就再没有说过话了。中国书协某些人，总把我与陆石看成“四川帮”，用一种分系分派的有色眼镜来给人排位子，也在我心里留下了某种阴影。但是，生活改变了我的看法，并使我感动不已。即贺敬之同志并没有因为我与陆石同志的亲密关系而疏远我、排斥我。在他了解了中国书协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那种人事背景后，亲自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对我与书协有关同志的矛盾问题作了分析和定性，并在中国文联党组的配合下，大胆提拔我这样一个党外同志担任了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当然，这都是我后来东一点西一点听来的情况。后来我与贺敬之同志走近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热爱着书法。在他离休后我帮助他编辑出了《贺敬之诗书集》作为中国文联“晚霞工程”出版。而我看重这部作品集的地方，是因为这是一本诗人之书，他的书法与他豪迈、慷慨的诗歌一样，充分表达了他的诗人情怀。这一点，对我们偏重书法技巧的年轻书家来说，是应该要补的一课。我们常常纵论当今天下书法，他的眼力甚高甚准。他有两个山东滕州老乡，都是书法家，一个是王学仲，一个是马世晓。199l年底，中国书协换居后，王学仲先生没有当上主席，心里很委曲，敬之同志还专门交待我去天津看望他，争取给他做点事。有一回，敬之同志去杭州，还特地要我引荐马世晓。在一次浙江省文化界官员宴请贺部长时，贺部长特地将马世晓先生延之上座，称兄道弟，优礼有加，令省上官员对马世晓这个布衣秀士侧目。
     贺敬之同志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我觉得，他与孟伟哉同志有类似之处，“文人”似乎都不太会作官。他是老资格的中宣部副部长，在文化部当代部长而最终没有去掉“代”字。现在，多少四、五十岁的人就是正而八经的部长罗。恕我唐突，在这里随便地管窥蠡测，敬之同志也许会批评我了。
     当然，我在这里独出心裁地叫出一个“文人”的名称来，而没有从政治上、路线上去“把握”，这是我这个多重感性也自许为“文人”者的弱点。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如果能够真正廓清社会生活的各种纠葛，真正的文人是会实现最终理解和相重的。二十多年前，我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怀素自叙》，表现和表达了艺求家之间的理解与推重，特到是象颜真卿这样的大家，去接受和表彰极富个性如怀素这样的后辈书家，它的示范价值所在。当时这个文人相亲的故事还被《富春江画报》改编成连环画，广为流传。我的这篇小说也获了奖。我不认为，从一种艺术的虚构与猜想，不能得到某种启发。虽然后来我也经历了无数被排挤、打压、和诬陷，但我仍然保持着对绝大多数艺术同行及其真挚关系的信任。

   
                                             2003年6月4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 （20）

                    书法是我们永远的话题

   
     读了十几篇我的回忆以后，青年网友们千万不要把我看成“书法政治家”了，总讲些“政治”漩涡里的经历。我常常说，到北京这么多年，我总是用一只手在搞书法，另一只手在挡别人射来的暗箭。倘若我能两只手都用来搞书法该多好啊！包世臣当年写《艺舟双揖》大概不会有我上面这个比喻吧。其实，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书法上，在人事斗争上从来都是“防守反击”，等到别人已经用枪把我耳朵打掉了，马上要危及生命的时候，我才会腾出精力来认真对付的。你看这是一张拍于9O年代初的照片，我和王镛正在成都望江楼公园薛涛井旁边的石凳上，大侃书法哩！
    王镛是我1985年来北京后认识的第一批朋友，我们年龄相仿，他只比我小2岁，一见如故，特别是二届中青展评选以后，他的凸斋，我的八方斋，二斋之间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请我去中央美院讲课，还和朱乃正先生一起聘我为中央美院书法教研室顾问。也就是在潮白河会议之后那段困难时期，王镛把我叫到中央美院去，还郑重其事地让朱乃正院长给我谈话，让我调到中央美院去，准备今后建一个书法系。王镛说，这样他就不用做行政负责工作了，让我来干。大家想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把自已的“官位”让出来给别人的吗？而且是让给一个艺术同行啊！在我所交往的朋友中，王镛是最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是“见荣誉就躲”的人之一。今年初，王镛发表公开声明，辞去中国书协篆刻委负会副主任之职，我决不认为他是嫌这个“官”太小的原因。他是有名的“杠爷”，在一个艺术问题上抬起杠来，是可以天王老子都不认的。我们《中国书法》编辑部也有一个“杠爷”刘恒，在艺术上是拼命“较真”。两位杠爷就曾为一个小小的问题翻了脸。
    199l年，荣宝斋王铁全先生很有气魄，首先为我和王镛出了大型作品集，由崔志强先生作责任编辑。那一年，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创作，就如同现在大家在网上贴出作品来大叫“狠批”一样。这个时侯，我们俩也常常互相抬杠。我的作品你来指点，你的作品我来狠批。有一回，晚饭后，王镛带了一批作品到我沙滩的八方斋来，开始大家还彬彬有礼地说着客气话，互相切磋着。后来，不知怎么跑了题，批到“现代书法”上去了。十多年了，我已记不清我们当时争了些什么内容，反正我是“现代书法”反方，他是正方。从直率地争辩，转换到大声地争论，最后完全是吵架了。我们俩嗓门很大，争吵的声音在那个老灰楼静谧的上空爆炸，甚至连那些中宣部，《红旗》杂志社住在这里涵养可观的老同志也出来干涉了，我俩才暂时压低了声音。这时一看表，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大约我们按纳住声音，又争执了近一个小时，王镛才悻悻地离开了八方斋骑自行车回家。凌晨五点钟左右他回到中央美院靠近协和医院那个凸斋楼下时，铁门尚未开启，他就只好在王府井大街上遛哒，累了，干脆就坐在铁门旁边等待，一直等到快7点钟了，有人醒了，大门开了，他才回家睡觉。
    网友们，我给你们坦白的暴露一个“内幕”，我到北京近二十年，开过无数次中国书协主席团会议、常务理事会议、理事会、秘书长办公会，几乎没有任何人给你谈书法，讨论过书法艺术。开始我常常幼稚地发问，我们当会员结会结社作什么呢？这么多书法大师坐在一起，竟然不谈书法！显然大家都运“书外功”去了。事非经过不知难，在今天的世道上，特别是你已经走到某种位置，某些阶段的时候，要能够有一、二个挚友坐到一起，怀着赤子之心，探讨艺事，已经是多么困难的事呵！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大潮猛烈地袭击着书法领域，书法家和书法家之间，在两人相处的私下环境里可以互相吹捧，笼络关糸，在公开埸合或露骨或含蓄地贬低对方，已是司空见惯的啇业行为。能够私下里当面指出对方的缺点与不足，在公开场合客观地宣传对方的优点与长处，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德行”呵！我曾经为孙伯翔先生的作品集作了一个序，由衷地对伯翔先生有一个我至今不变的评价，竟招到个别“批评家”抨击为“吹捧”。我自已是写字的，多少也有点名气地位，我夸奖别的同行字写得好，这是文人相亲的题中应有之义呀！我并没有去夸奖我的“顶头上司”，怎么会蒙上“吹捧”之名？我想问一问这位“批评家”，你愿不愿意或者曾经真诚地说过什么同行的字写得好吗？我们常常讨论胸怀问题，是应该把这个问题“坐实”。
    前面我说过，王镛是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人，可是，在去年夏秋之际，他却做了一件在书法界惊天动地的事情--“流行书风提名展”！我是在王镛他们四个主持人己经见过两次面，把展览己经铺开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是因为王镛要问一个办展览中的具体问题，打电话来咨询我，才非常简略地告诉我要办这个展览的事。直到展览已经开幕了，我才第一次知道全体参展成员名单。中国书协中的一些“预测大师”公然大会小会骂我是王镛的“后台”，说我“策划”了这个展览和书协“作对”。如果我不在这里说明，我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或者至少是掠人之美了。有些人总是以蠡测海，王镛乃一代艺术大师，他需要什么“后台”，他岂可以任人摆弄！有人还在网上以一付不屑的口吻猜测我曾经推荐过王镛当中国书协副主席，我在这里坦白的说，王镛能当上中国书协的主席，我作为中国书协的会员，才真正为我们的协会感到光荣和骄傲呢！到那时，协会才真正有了些品味，才有可能与昔日的西冷印社吴俊老一辈先贤分庭抗礼了。
   这两年来，书法界刮起了批“流行书风”的高潮，最后把“流行书风提名展”的首席主持人王镛列为“丑书”代表当靶子，连昔日友好都把他批得不亦乐乎，我还真有些羡幕加嫉妒哩！王镛初习晋唐经典，功力笃深，又独具只眼，博采砖瓦陶文，开拓民间书法的创新之路，继康有为，齐白石的北碑，摩崖一路，又开一代新风，尉为大观。王镛既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也是属于历史的。今天骂他的人越多，在历史的座标上他就摆得越高。曲高和寡，是最重要的审美心理特征之一。何况，他精妙的艺术已为许多有才的青年人识破机关，演而流行，王镛终将当世而荣的。
   望江楼公园是古成都的饯别之地。蜀人出川，友人便汇在江边亭上把酒话别。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成渝铁路修好以前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望江楼公园里挂着许多先贤的匾额楹联，何绍基有一联：“花笺茗碗香千载，雲影波光活一楼。”这大概是他在四川当学政时留下的，这“花笺”是指“薛涛笺”，他在凭吊唐朝女诗人薛涛。“茗碗”大概是指用薛涛井水泡茶特别香甜之意。在成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望江楼也是饮茶享茗而读书的好去处。他旁边紧邻着四川大学，原来，四川大学的学生是可以不买门票从小门自由进出来这里读书的。所以在四川大学教过书的如林山腴，向仙乔等前贤，均在这里留有佳联好书。有朋友去成都，我建议一定要到这里溜览一下喝碗茶。就在我们两人所坐处不远，有一个龚晴皋的匾，挂在五云仙馆横额上，四个字：“野鹤闲云。”我认为是这个名园第一好字。同时，我也愿意将此四个字赠与好友王镛。你看，王镛一介教授，未居高位，其诗书画印名满天下，真是“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境界呵！
   三天前，王镛给我来个电活，说：正成，听说你办了一个网站。我说：你才知道呀！他说：我下午就看。我说：你来得正好，要请你来网上评点哩！他说：好的，不过要找人来帮我打字才行。想来，网友们也一定和我一样，期待着王镛先生到网上来跟大家见面吧？

                                                2003年6月5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