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1）


                 又一个文人书家的失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中国书法》杂志社在首都文化界还是有相当影响的。那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书法》杂志需要宣传，二是当年的文化活动並非象九十年代商业介入后的繁荣。
    整个八十年代的前期和中期，上海《书法》杂志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因为是第一本书法杂志，郭沫若先生那“书法”二字在读者心中几乎已定格。1981年《中国书法》改刋后，大约只有书法界内部知道，因为四年之间只出了三期，并非邮局可以订阅，只是在大城市的新华书店才能买到。当时，在书法界外说起《中国书法》别人都说是只知道有《书法》。l986年《中国书法》开始邮发了，但因为是第一次全国征订，数字上不来，我们多印了近一倍邮发数，自已去推销，打开杂志的社会影响。印了8万册，有4万册得自办发行。我记得，当时是由章巧珍和付淑群二人随火车托运上万册《中国书法》去了沪、杭和江西一带。付淑群原来在《四川文学》和《西藏文学》搞发行工作，有一定发行经验，她与章巧珍配合，在上海、杭州、南京、南昌等地推销非常成功。这一推销行动也在书法界引起了反响，各地书家都给发行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如上海的潘良桢、杭州的王冬龄、南昌的张鑫、邱振中都来帮忙，让邮局糸统认识《中国书法》的发行价值。后来《中国书法》又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搞少儿书法大赛，给文化部合作搞中青展，都对《中国书法》的社会影响起到重要作用。199l年夏，华南、华东遭遇到特大洪涝灾害，《中国书法》杂志社与公安部老干部局合作，由协会干部张志学联系到北京台湾饭店搞了“赈灾书画义卖活动”，也産生了积极影响。当时，公安部副部长余雷、中国书协副主席陆石、周而复领衔出来义卖会场挥毫，副秘书长权希军、刘艺、常务理事刘炳森、夏湘平和书画家王镛、李铎、熊伯齐、张道兴等都参加了这一义举。这张照片摄于挥毫后休息期间，我与许久未见的周而复同志在攀谈。
    我所知道的周而复，是我六十年代初读到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作家周而复。他当然应该算是“文人”啰。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1985年书代会上。那时，他已是文化部副部长级的官员--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人。他的部长办公室就在沙滩北街2号文化部大院里。二次书代会我借调到中国书协，担任大会秘书组组长，组员有张道兴、苏士澍、舒适、邬邦生等几位。负责大会的各期简报，听取和联络各小组情况。所以每一次主席团会议我都担任记录。在我们最初的印象中，如果舒同同志不再担任书协主席的话，周而复同志肯定要接任主席。那时，赵朴初同志刚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位，有人说朴老就祘了吧，再排下来，就轮到周而复同志。周而复同志级别高，资格老。那时候，副主席的排名除了沙孟海，赵朴初外，就是周而复了，启功先生的排名都在其后。而会议的组织工作一把手是周而复，文联秘书长陆石代表文联党组是二把手。记得，开幕式时，周而复同志安排启功先生宣读开幕致词，启先生断然拒绝了，说这轮不到我。那次会议可难开呵！那正是中国作协換届会议刚开过，贺敬之、刘白羽等一大批作协副主席被选下来的时候。书协的会议也难以控制。聂成文“小钢炮”的绰号就是那时成名的。一有什么反对意见，在大会上就可以当场站起来发言，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会议组织者经常被搞得下不了台。当时连局级干部、曾担任过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张炘若同志也是和在政府部门时不一样，大会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后甚至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与周而复同志争吵起来，几乎让会议中断。
    那时中国书协还真有点群众团体的味道，虽然乱，民主气氛还是很浓的，那时谁有什么意见都是明刀明枪干。记得在一次最后敲定主席团名单时，有一位常务理事非常坚决地说，沈鹏同志不在名单之内，没有提过他的名。已经由陆石与周而复等啇议好的名单，最后拍板时遭到反对，会议僵持起来了。这时，我这个主席团会议的记录破例要求发言，周而复同志说，你说吧。我翻开了两天前的一页记录说，上次会议确实提过沈鹏的名字，这里有记录为证。这样一来，那位常务理事哑口无言了，名单得以顺利通过。
    那次会议上主席团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可主席的人选发生了变化。就困为周而复与张炘若的那一架，会议上就爆发了对周而复的不满情绪，张鑫这时代表许多与会代表来游说陆石，要求由启功来代替周而复出任主席。周而复确是一介文人，前此，他信任了靠近他的一两个书协的“高参”，並同意舒同同志自愿辞去候选人的意见，急匆匆想把会议结束。这时，一碰到群众反对他时，他又陡然失去信心，拂袖而去，对后期会议组织工作就几乎甩手了。于是，并非党员的启功先生成为一匹“黑马”就任了主席宝座。这是启功先生和会议成员们最初都没有想到的。作为文人，自信、轻信与失去信心，也许就在受到一些特别的人物、特别的事件的影响后，一瞬间就会发生与预期截然不同的变化来。
    二次书代会后，启功先生当了主席，但书协中深谙行事之道的人仍然知道，周而复在中国书协有相当的发言权，因而耸恿周而复同志自命为书协“第一副主席”，他自已并不知道这个头衔其实是怂恿他的人制约驻会副主席陆石同志的手段。陆石同志很有组织原则，凡事还是都要找周而复同志啇量才定。而周而复同志真正失势的还是他在日本东京贸然去了一趟“靖国神社”后，遭举报，还有所谓“买春药”的事，激起了当时在社会上盛行的反日情绪，据说党中央最高领导定性，全党全国通报处分，而失去了他在社会上所有职务。周而复事后有一次与我聊天时，还重申了他曾在一些地方申明过，去“靖国神社”只是为了他要写一部抗日战争长篇小说而“体验生活”。那时，现实主义文学是时代的主流，都主张作家“要深入生话”，绝不能象今天许多作家样在书房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就用电脑码出小说来的。后来，周而复同志三卷本长篇小说《抗日烽烟》也的确问世了，我从内心里相信作家周而复同志去“靖国神社”不是为了声援日本军国主义亡灵。但当时那气氛，谁不相信中央文件呵。这时，陆石同志咨询我，你看中央都表态了，周而复同志这个书协副主席怎么办？其实，我知道，陆老问我这话的时侯，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他也是站在“文人”的立场，想为周而复保住这个副主席的位子，别把事情做得太绝。我认为，陆老当时是有些力排众议的味道，因为那时曾经追随过周而复的人，也公开表示划清界限，要求罢免周而复在书协的一切职务。呵，书协是有一些奇妙的人和奇妙的事，他总是在任何时候的政治方向都是正确无误的。这时，我便顺随着陆老的问话说：“您不是说还保留了周而复的党籍吗？书协是群众学术团体嘛。”“好！给启先生汇报一下，中央主要处理他的政治问题，没有明确要撤消他的书协职务，能给他保留就保留吧”。这时，我看到了一个“文人”--陆石，对另一个与自己并非有什么密切关系的“文人”周而复的惺惺相惜之心。陆石同志一提议，启功先生当然赞成，主席团其它同志也没有异义，周而复在中国书协的副主席位置保留下来了。否则，周而复也就不可能在1991年夏天被我们邀请来这场“赈灾书画义卖会”了。周而复同志在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等的所有职务大概都解除了，唯有书协的职务保留下来了。作为作家，然而又作为书法家的周而复同志，有什么样的感慨，我是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文人”的心绪如何是大致可以“迁想异得”的。
   后来，与周而复同志见面的机会虽不多，但见面时，他总是要给我们办的《中国书法》予以肯定，我也常常要提到他的那卷行书《白居易琵琶行》的良好印象。后来，我负责组织的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书学讨论会还邀请他去，他欣然赴会，还和陆石、柳老及我们一行畅游三峡而返。在长江上，他很少给人说话，我看见他往往独自倚在船舷边，有些漠然地望着大江，在作一些深深地思考。看着转瞬而去的三峡石壁，我也偶而想到像周老、柳老、陆老这一代“文人”参予书协工作，应该是书协的福份呵！否则，书协书协，匠人协会而己。但是，绝对没有想到，十来年后，书协的参与成份、品格及其道德魅力更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了。
   那次“赈灾义卖”我们募到好几万元，捐出去了。书法也为社会的公益事业尽了一份心。

                                             2O03年6月6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从右至左) 刘艺  贺寅秋  刘正成  薛夫彬  村上三岛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2）
                        

                        东渡扶桑处女航

   
    生活真是势利，1992年夏，也就是第三次书代会后，我突然升了中国书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不到半年，被安排出国了，去日本，由刘艺同志任团长，我任秘书长，同行的有中宣部干部局周昌喜副局长、薛夫彬及书协组联部同志。这是我来中国书协第八个年头了，才第一次派出国。也许，别人八年之间己经出国十几趟了。潮白河会议上，出国也被视为待遇问题，在那个严肃的批自由化的会议上提出来要求公平。殊不知，我内心里并不期待着早日出国，我不愿意外人把你看成旅游观光团成员。这是因为，其一，我对日本有嫉妒。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编出了三十卷本的《书道全集》，八十年代中田勇次郎先生继《书道全集》之后，又将中国解放以后新出土书法资料编了九卷本《中国书道全集》，又有如王铎、董其昌、赵之谦等研究专集，实在令中国同行汗颜。我们去访问日本，见到这些日本同行说什么呢？其二，我对中国书协的外交事务有成见。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日本书坛泰斗青山杉雨、村上三岛、上条信山、和谷村憙斋、古谷蒼韵拜会中国书协，中国书协在北京饭店宴请日本同行，我添列其座，但后来知道饭钱是日本同行给的；第二天，日本同行又在建国门饭店回请我们，建国门饭店那一餐我吃了我生平第一次的美食，还有笙歌琴乐相奏，我当时想，中国人太寒酸，恐怕出国时衣服太差，被颇为看重衣冠的日本同行笑话。
    这一次出国，是中国书协第一次跟关西书界打交道，在福岗接待我们的是中川龙石夫妇；过了熊本后，便由村上三郎先生亲自陪同去了他的故乡，濑户内海中的大三岛；在京都会见了日本书艺院理事长古谷蒼韵，其间，由日比野五凰等先生作陪。这些都是日本书坛了得的头面人物。特别是村上三岛先生，当时其地位仅次于东京的青山杉雨，现在是全日本书坛第一号天王巨星。这张照片是村上三岛先生在他大三岛家中宴请中国书协代表团时，我们将作为团队礼物的十来卷的《中国书法全集》赠送给主人，其中包括我编撰的《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两卷。这是我到了日本访问心中最有底，也最感到心理满足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村上三岛是王铎研究的专家，他的水平极高妙的狂草也是胎息王觉斯的。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上三岛先生带团到河南王铎故里去，引起了中国书界的王铎热。这有点象青山杉山雨去看望林散之后，在中国书法界掀起了林散之热一样。村上三岛先生亲自编纂了五卷本《王铎的书法》，一直是我案头必读书。1986年第一期《中国书法》介绍王铎时，我就特地请刘艺先生翻译了该书中日本汉学家福本雅一先生《王铎的书法》一文中的“好书数行”一节发表。我崇拜村上三岛先生那具有王铎气息，又有现代风格的狂草，同时景仰他对王铎的深入研究。但是，1986年我第一次见到村上三岛先生，也即是我上面所说的在北京饭店宴请那次，我觉得无言以对，说我也喜欢王铎？这不是凑趣的客套话吗？当时，我坐在谷村喜斋与古谷蒼韵二位先生之间，我很有一些压迫感。这一次，我的压迫感几乎消失了，因为我携去了二卷王铎研究专著。村上三岛先生主编《王铎的书法》时，虽有福本雅一等著名汉学家专论，但他们只读过藏于台湾的八十二卷本《王铎诗集》，和藏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三十七卷崇祯初年本《拟山园选集》，缺了一大块资料，所以其书的“王铎年谱”也是非常简略的。这部《拟山园文集》是海内孤本，我们费了好大精力才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里偶然找到的。资料的占有，使我们《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二卷获得了跨时代的学术进步。此卷副主编高文龙先生更是熟读这部文集，所作考释可以说填补了许多王铎研究空白。我向村上三岛先生赠书时，特地讲到这八十二卷海内孤本被发现的事，他很感兴趣，当时，也看得出来，他把我看成了一个对话者了。
    那年代，凡出国者，都要先被辅导礼仪，特別去日本这样讲礼仪的国家。这次很幸运，团长刘艺是日本通。刘艺先生是个语言天才，不仅会日语，还有英语，还会说广东话，闽南活。他是台藉人士，父亲王实子是台湾著名画家。一路上，全靠他指点，包括见面礼仪，举手投足，日式西式宴会，拿歺具，弄刀叉，我都是先看他的动作，再如法泡制，也才免了许多刘姥姥式的出洋相。说刘艺先生是日本通，不仅说他认识很多的日本朋友，还翻译过不少日文书法著作，日本书家对他也很亲切。所以，我们这趟东瀛之行，是十分成功，也十分愉快的。
   说到十分愉快这一点上，我与刘艺先生大约有内容不同、但情感相近的感受，我想把它补述出来，以免历史的遗忘。就是我们几乎同时渡过了一次生活的难关。我的难关就不在这里说了，而是说一说刘艺先生的吧。
    中国书协的某些个“政治工作者”水平特别高，可以从很小的生话锁事，演化到惊天   大 案来---只要他们觉得有必要，是时候了。“六四风波”后，有一段几乎让空气凝固的清查时期，在那个时候，刘艺副秘书长被人举报了，说他“六四”期间在北京大街上阻拦戒严部队的军车！这还了得，这可是参予了“动乱”的大罪呵！于是，刘艺先生被一次又一次审查、交待、过关，弄得党籍恢复不了，长达二年之久。那时，我看见他常常到沙滩文联来交待问题，我们《中国书法》编辑部正好是他暂时落脚之处。当时，我也十分同情他，而且绝不相信这个谦谦文弱的书生会去“拦军车”。刘艺先生家当时住西便门，根本就没有听说那里发生过拦军车的事。一年多以后，才搞清了这个“惊天大案”的罗织始末，并从中感受到中国书协“政治工作者”的匠心和胆识。河南开封有个郭某，著名的“收藏家”。“六四”时到北京来“收藏”，去了刘艺先生家，他问刘艺先生刚才去哪里了，刘艺先生说，听说有军车进城，下楼去看了一下。这位郭某要了刘艺先生的作品便溜，又去了中国书协另一个干部家里去“收藏”，那位干部问你都去了哪里，郭说他刚从刘艺先生家出来。干部问：刘先生在作什么？郭某说，刘先生看军车去了。于是“看军车”就变成了“拦军车”，一封信将郭某告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紧急办案，移到了开封市公安局，开封市公安局立即提审郭某，郭某在刘艺“拦军车”的交待中签字画押。于是，这个案子做成了，北京市公安局将开封市公安局的案底移送中国文联清查组，于是，刘艺先生就被“吊”起来了。你说这高妙不高妙！中国书协的“政治工作者”如果直接向中国文联报案，这案子做得成吗？它通过开封市公安局的笔录就把案子做成了“铁案”！
   刘艺百口难辩，而且不知从哪里发的水，盖了手印的口供在那里，刘艺越辩，办案人员越觉得你不老实。但是，事实毕竟胜于雄辩。起码来说，谁会真相信刘艺先生六十高龄的一介书生，会去“拦军车”呢？我认识刘先生较早，也就是1982年的成都理事会期间。那天在锦江宾馆九楼大厅搞笔会，在我负责的那个写字桌前，刘艺非常斯文的最后出场。他人很和蔼，我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他当时就告诉我，可能他第二年会调去中国书协机关。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时联络，他还曾代日本向我和何应辉、刘云泉组稿《临帖大系》。二次书代会我被借调书协起草会议报告，也是刘艺先生的动议。陆石同志决定调我到北京，也是他执笔打的请调报告。我来北京后就挤在他的办公室里。来书协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是交在刘艺先生手上的。我对他的亲近是有这种种背景的。但是，那时我们对工作想法也有一些分歧，主要的一点是在于刘艺先生强调中国书协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而不是“普及”，因此，不要去组织太多的活动。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把“书法热”搞得更“热”一点。于是起动了中青展等一系列活动。到今天看来，刘艺先生的观点还是十分精辟的，特别是对我个人的遭遇来说。如果我当初听他的话，还不平平稳稳到高处吗？但是，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我对刘艺先生的政治和人格评价。当时，又多亏有一位正直的人事处长李文富，他耐心地听取了刘艺先生的申诉，与孟伟哉先生精心安排了一次会议，有文联领导在，有中国书协“政治工作者”在，有刘艺参加，一场唇枪舌战，才让刘艺同志基本过关。开会前，刘艺同志到我的办公室来歇了一下足，我看得出来，他尚有些信心不足，还没把握斗不斗得过那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哩！后来，李文富同志英年早逝，我记得悼念活动时，刘艺同志也去了，去纪念这位正直的政治工作者。这些已经过去的往事，也许刘艺先生已经不愿意再提起，而我在这里多舌，实在要请刘先生谅解。不过我在想，如果让刘艺先生自已写这一段回忆录，他能把这件事略而不论吗？到了 1992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能有缘追随这位“日本通”畅游日本，应该是大家都很高兴的。记得，我们刚参观了熊本火山后，在一个位于半山崖畔的西歺厅，面对蒼蒼群山用歺时，风光与美味使我们多么怡然而陶醉呵，谁还去想那些烦心的往事呢！
                                 

                                               2OO3年6月7白扵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3）


                  一个胎死腹中的出版社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近上榜四周的一本书叫《在希望与历史之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当然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但对他的书名感到有意思。“书法史”在“历史”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二十四史列传人物的本传最后一句中，往往可能有“工书”二字，以概其书法家的一生。书法之地位可知矣。
    然而，“野马也，尘埃也！”在庄子眼中，一匹野马等于一粒尘埃，反过来说，一粒尘埃，也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主体的存在与追求中，也就可以有“在希望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这张照片摄于1992年初夏，由王府井新华书店、荣宝斋出版社与《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一次签名售书场面。照片右边的是中国书协副主席沈鹏，左边一位是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时任中宣部干部局局长的伍杰同志。参加这场签名售书的，还有新任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谢云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玉池先生。当天的签名售书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前一天，《北京晚报》发了一条消息，第二天上午九点开门以前，王府井新华书店就挤满了购书的读者。十几种《全集》分卷大约有一千多册书，一个小时之间就销售一空，请求签名的人排成长龙，争先恐后。这种售书场面拿王府井新华书店经理的话来说，是空前的。因为当时很少有影视明星搞签名售书，而作家、教授的追星族终归数量有限。这次签名售书，一方面体现了书法艺术和好的书法读物在社会上的反响，一方面也体現了象沈鹏这样的书法名家受到社会尊重的事实。而我当时作为《中国书法全集》主编所想到的，除了对编出好书有满足感外，也想到了中国书协有一个出版社，能多出好书满足“书法热”的需要多好啊。在那次签名售书的过程中，我与伍杰局长也谈到这个想法，都为1986年底已经由国家出版局批准筹建的中国书法出版社胎死腹中而惋惜不已。这件事情，沈鹏先生也表示了同感，因为他作为一个资深出版家是知道一家专业出版社的重要性的。
    我在《藏龙卧虎之地》一文中曾谈到，l985年8月1O日我到北京后，8月12日即向国家出版局（当时还隶属于文化部）打了两份报告，一份是由中宣部朱厚泽部长关照很快特批下来的办《中国书法》杂志的报告，另一份就是建立“中国书法出版社”的报告。《中国书法》杂志批准后，除了筹备出刊外，我的另一项中心任务就是报批“中国书法出版社”。我曾经因为陈云同志发表过关于“学书法要从少年儿童抓起”的指示，找到陈云同志的秘书、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许勇跃同志，请他转交中国书协给陈云同志的一封信，请陈云同志能批示支持我们办书法出版社。当时，许勇跃同志对我说，陈云同志喜欢书法，字也写得很好，他是支持你们发展书法事业的。说着许勇跃同志还出示了陈云同志的手蹟给我欣赏。陈云同志书法凝炼、含蓄，笔力强健，姿态古拙，我非常喜欢。我听说陈云同志支持我们，很兴奋，自出心裁地去找中宣部传达陈云同志指示，以加快出版社的审批。我自已一个人来到了东长安街5号，进了中宣部那座灰色老楼房，在二楼上看见了一个挂着“出版局局长办公室”牌子的门，推开就进去了。局长正在埋头办公，贝我进去后，先是有些突然，因为要会见中宣部的局长岂能不预约？继而局长还是平和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中国书协的某某，是来催办书法出版社的。这位局长表情狐疑：哪有这样来催办出版社的，报告没有见到，来人是谁也不知道。我看出了这种表情，还不等局长开口，我就说：陈云同志也支持我们办书法出版社！局长说：陈云同志支持，有批件吗？我说：是陈云同志秘书亲口告诉我的，你可以去查证。局长这时有点不耐烦了，说：我怎么去查证？我说：你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局长说：我不能打这个电话！我说：难道你不支持成立书法出版社？不支持我们繁荣书法艺术？一个非常正常的公事处理程序，让我感到这个局长是个“对立面”，我几乎大声地与他争吵起来。这位局长并没有发火，但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在些难以忍耐了。他一再坚持，办出版社要按审批秩序来，如果说陈云同志支持，就拿批示来。我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我很莽撞，几天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局长的名字叫伍杰。我当时想，反正这位局长对书法出版社不热心，我态度不好得罪他了，以后不去找他办事不就行了。
    谁知道“寃家路窄”，第二年，即l986年8月，我参加了佳木斯“神龙杯”少儿书法大赛后，从哈尔滨机场登机回北京，他的坐位就在我的旁边。他从前舱过来，也认出了我，但这次态度非常和蔼，笑着招呼我，搞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他似乎对一年前的那件事一点都不介意。坐定以后，便问我出版社跑得怎样了。我说，这事不就你管着吗，还问我。伍局长说：听说有希望，你回北京去找一下许力以同志，让他给你帮帮忙。许力以同志原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后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退休后也任国家出版局顾问。许力以同志非常热心书法，我还曾经协助他为青岛出版社建社时编辑《全国著名书法家作品集》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出面带我去见了宋木文局长，还让我去找杨牧之同志，果然，就在当年，即l986年12月份，国家出版局批准了“中国书法出版社”筹建，那一年就只批了五个。所谓“批准筹建”等于就是批准出版社了。可以说，在“批准筹建”的数以百计的出版社名单中，唯有“中国书法出版社”没有正式成立。显然，作为中宣部出版局局长的伍杰同志对“中国书法出版社”的报批，並没有因为我第一次找到他时态度不好而反对，也並不因为我没有再找他这个局长通融而持消极态度。不少人请我写“淡泊明志”这四个字做座右铭，但有几人象伍杰同志这样“淡”然处理重大决策，从而表明他的“志”在公、在国，而不在私呢？后来，在伍杰同志调任中宣部干部局局长期间，我就任了中国书协副秘书长。但是，就从l986年8月我在哈尔滨飞机上见过他第二次以后，直到l991年年底中国书协換届结束我都没有再见过伍杰局长。就因为他是出版界的权威人士，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1992年夏举办《中国书法全集》签名售书时我才找到他，请他出席。他欣然同意，一早就去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参加那个拥挤不堪的签名售书活动。完了，他连我们预备的午歺也辞了，回去了。一去十年，我也没有再见到过他，今天偶然翻到这张照片，我觉得我要记录下来对他的回忆。
    当然，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就是那个伍杰局长曾经帮助“批准筹建”的“中国书法出版社”。到1987年，我们打了几次筹备情况报告，出版社都迟迟没有正式批准下来。原来，从内部消息知道，当时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给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说，中国书协内部矛盾很严重，希望“缓批”中国书法出版社。费尽多少人移山心力，就被这一纸私信给毁掉了。什么叫作“吃里扒外”？自己也要吃书法这碗“饭”，而不惜把盛饭的“碗”也砸掉！这灵魂深处所潜藏的某种仇视意识，如此变态地表现出来，多么可怕呵！当时正值“首届少年儿童书法习字竞赛”举办，又因《小学生习字本》被这同一位领导撰文在《人民日报》点名，我怒不可遏，将重庆出版社与中国书协草签的协议，即《小学生习字本》利润一半给书协的那份协议书也撕掉了，因为上面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并载于协议的，即“此利润分配必须待中国书法出版社正式成立后才能实施”。中国书法出版社没有成立，中国书协应该得到的利润也拿不到（当然，《小学生习字本》被中国书协内部矛盾这一搞也随之下马了），我们编撰的书从此也只好找別的出版社，看人家的脸色了。
    到l99l年底，中国书协換届后，邵宇、沈鹏、谢云同志和代表们在大会上又重提成立“中国书法出版社”，我将1986年l2月份由国家出版局下达的“批准筹建”报告，以及有关一系列文件全部移交给了谢云同志。但是，中国书法出版社至今仍然只是画饼。失去了的机遇，实在令人搥胸而叹！在希望和历史之间，尚有多少遗失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回味呵！
                                                    2003年6月9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4）

                      欢聚在人民大会堂

    这张照片摄于199l年冬中国书协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大会选举结束，代表们齐聚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接受中央领导人接见，拍全体照片。这时，大约我们在等电梯的间隙，启功先生在给我讲一件事情，大家听着都乐了。启功先生挥着手势后面那位是上海代表周志高，前面背影者是中直代表林岫。启先生在那次会议上不再当主席，而是当了名誉主席，由邵宇同志接任主席。但是，在我心里却想，当时启先生未满八十岁，如果把他列为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肯定还是启功先生当主席，而另一位比他小几岁的邵宇同志未必比启功先生得票多而当选主席。书法家协会不是政府机构，仅仅是艺术和学术社团，主席的年龄为什么有限制？去年，启功先主90岁了，不也当选为西冷印社社长吗？谁的艺术好，谁的学问高，大家对他服气，那不就是主席人选吗？
    当然，那时我也想到自已，刚刚在一年前，我还是潮白河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罗列的“罪名”无数，还“民愤”极大，而且在开会之前不久，我还作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将被赶出《中国书法》杂志的领导岗位，亦未见“悔改”或“进步”，怎么一下子又得到大家的拥护，被“选举”为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呢？上级组织机构在确定我作为“候选人”时是有充分理由的，比如，己经了解了围绕我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确认我并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並确认我并没有用《中国书法》杂志以权谋私，中青展也没有搞歪门邪道；同时，上级领导也在书协领导班子中间做了协调与团结工作，例如把张虎同志和我叫到一起开了效果良好的民主生活会，等等……但是，我敢保证上述的这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95%以上並不知情。常言道：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我在1991年很短的时间内由“坏”变“好”的过程，不仅百分之95%，我敢说99%的代表不知道，开大会时也没有人在大会上讲这些情况，我便糊里糊塗被选上了领导岗位，从某个谷底一下攀升到某个高峯。这就是我们的“民主选举”。从我主观的判断和种种客观的现实来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选拔我当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並没有错：我都是四十五岁的人了，还做了这么多工作，何况副秘书长不就是一个正处级干部嘛，我早就是正处级了！是的，这个“结果”没有错，然而这个“过程”，即“民主选举”似乎有问题。哎！你真是个钻牛角尖的人，既然你自己已经承认了“结果”没错，你又怎么会去怀疑那个“过程”呢？“过程”不是为“结果”服务的吗？不对，如果那天搞错了，把另一个人的名字列为侯选人，常务现事和副秘书长就不会是我罗。
    你看，照片上大家高兴呵，连刚刚退出主席职务的启功先生也这么高兴，原来是常务理事，现在仅仅作了理事的周志高先生也这么高兴。当然，也看不出我心里有任何疑问存在。但是，我确实在心里有上述这样的疑问。那次选举时凝重庄严的场面至今印在我的脑海。当时，书协有位外事干部曾被确定为理事人选，就因为有人上中宣部告他，说他“六四”时在文联大楼写“打倒XX”的大标语，为了“稳定”，把他从理事候选人名单剃出了。这位干部很不满，被这种“缺席审判”所激怒，但最后也终于没有敢在大会上“发作”，因为那种选举场面，那种凝重庄严的空气，没有人不为之震摄的。
    我们同住北京，也不是能经常见到启功先生。不过，我与他见面时，他最爱提起的话题是关于他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当学政的往事。他多次去过成都，对成都似乎很熟悉。而我见到启功先生时，也爱提起七十年代末我第一次来北京在小乘巷見到他时的情形。1979年初春，我们工厂在河北邯郸参加花布展销会，我作为厂宣传部的新闻干事，也被安排去邯郸。然后，乘便来了一趟北京。那是我平生第二次出川。第一次是1964年秋刚进川棉一厂后被送到上海去培训，l966年秋返回成都。十多年间，我就从来没有被安排过出差走出四川。当然，1966年至1969年那兩三年之间，正当“文革大串联”时代，要出川也是家常饭。那时，如果有兴趣，三五工友邀约起来上火车，不用买票，到了北京有“大串联”招待站吃饭。时候赶得好，还能在天安门广场露宿一晚上看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哩！那时，我老实得很，不合规矩的事决不做。你们去“闹革命”，我在家看书写字不正好吗！1979年我公派出差，虽然也绕了一点道，终于来到北京，毛主席他老人家是見不到了，但是，我见到了启功！临行前，正在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那里当研究生的陈复澄，他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我拿着它在荣宝斋的大堂找到了熊伯齐先生。熊先生虽然不出生在四川，但他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熊克武，所以也祘老乡。我见到熊先生时，他大约正在店堂里刻图章，我将从四川带来的两个橙子送给他--这是四川最好的水果呵！他给我也写了一张便条，我便在西城大乘巷里面的小乘巷找到了启功先生。早上九点钟，启先生刚起，披着大棉袄为我开了院门，然后把我引进他住的三间南房。三间南房其实是一间，西头摆着火炉、蜂窝煤；东头是一张大床，靠窗是一张条桌书案，床和火炉之间有张方桌。启功先生让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然后去把梳洗进行完毕便过来给我说话。我先呈上一包从四川带来的去了壳的干花生米孝敬他老人家，老人家笑咪咪地接过了，也没有嫌我这礼物太寒碜--花生是我们四川人最好的果品了！然后我拿出一大卷字来，一半是临慕启功先生编辑的《雍睦堂法书》，一半是我的“创作”。当时，我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在1976年四川省美术办公室选了5人作品去日本参展，我就有一件章草作品与四川名家赵蕴玉、刘蔚、江友樵等一同“出国”了！启功先生並没有非常认真的看我那些字，就说“好，好！”就象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不成熟的年轻书家的字一样，明知不怎么样，也並不想用“不好”去刺激对方。看见启功这样的偶象，我也一时找不到什么话说，就从字卷里抽出一张白宣低，要请启功先生写字。启功先生说，先放这里，写好了再寄去。我看启先生还未早饍，我已经磨赠了半个多小时，便起身告辞了。启功先生又把我送出院门，真是彬彬有礼，令我叹服。当然，我没有给启功先生留地址，我敏感到要那张字是有些唐突了。老实说，我也学了一招，这是非常巧妙地婉拒不速之客索字的方法，至今还在运用。因此，十多年后，我偶尔要向启功先生提到当年在小乘巷見他的事，他哼哼哈哈，既未反对，也未承认。因为我作为过来人，知道那么多年轻人来见过你，你都能记住？但是，作为重要的回忆，当年那种对偶象的虔诚永远也不会忘纪的。
    说来，也有一件非常令我渐愧和懊悔的事，我曾经在电话上给启功先生“打”过一次“架”。那事发生在1987年春天。1985年我调来北京后，就《小学生习字本》的顾问一事，专程去启功先生家里去敦请他老人家，同去的还有编辑部的一位同事。启功先生欣然同意，为学生编写习字教材，“功德无量”！当时，我记得还留了一份教材编写样本备审。虽然请启功先生做“顾问”，但我们却“顾”而未“问”，教材也编出来了。当时我是想，总不能经常去麻烦老人家。出版了再送过去审，再版时再修改。就这时，《小学生习字本》被《人民日报》点名了，书协的党组织的负责人所依据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虽然有启功先生的名字作顾问，但启功先生根本不知道这事。同时，还传来不少启功先生批评我的流言。我急了，撩起电话就给启功先生拨去：启先生，你明明答应了当顾问，为什么说你不知道这事？据说，你背后还说了我不少坏话，你为什么不当面批评？启功先生一时有点懵了，说当顾问的事我确实想不起来了，至于说我说你的坏话，但凡今后你再听到，就马上到我这里来对质！行吗？启功先生大约也很少碰见哪个晚辈敢这样顶撞他，事过很久，我也很后悔，一定是当时那种环境把我逼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失了方寸。但是，我再见到启功先生时，他根本不提我跟他“打架”那件事，反而对我很客气，真是长者之风！那次书代会换届，我也好久没见到他老人家，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有一种表示祝贺的意思。当然，后来的时间里，还发生过有关我与启功先生之间的一些事，大家有兴趣，我也愿意再来讲一讲。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均认为，以洞明世事如启功先生者，一定早把我看穿了：一个莽撞的四川晚辈，身上虽然有刺，但“叫花子买米，就那么一升（深）”，不用提防他！作为一个大历史学家的启功先生，他的眼光必然是历史的--我在想。

                                               2OO3年6月1O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 （25）


                        说你行你就行

    1991年三次书代会上，我糊里糊涂当上了中国书协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后，好事就冲我来了。当年，我担任了中国文联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和中国书协、中国美协、中国摄协中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第二年我荣获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中宣部每年邀请文艺、新闻、社科、出版界专家迎春茶话会我都不时有幸参加；统战部征求党外文艺界人士座谈会我也蒙邀参加。这张照片是1991年冬，中国文联高级职称评委会会议在北京郊区召开时的合影。参加的人除了中国文联党组负责人和文联人事部负责人及干部外，是中国文联11个协会中的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电视、民间文学、美术、曲艺、杂技、摄影、书法方面的资深专家、编审。这个评委会在199l年以前，只能评定副高职称，1991年以后，就可以评定正高职称了。我已忝列这个委员会委员10年之久。这真是一个累人的工作。由于参加的人都是书生，办事都非常认真，既怕文联各协会的专业人士吃亏，又怕把关不严失去权威性。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相关艺术学科的知识。
    我把这张照片选出来贴到这里，是我觉得这个差点被撤消的机构里，是富有人情味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呆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摆在各文艺家协会头上的官僚机构。当时，负责评审工作的党组副书记梁光弟，前此曾担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他是一个文艺评论家，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文艺评论文章。这位书记对知识分子非常客气，在中宣部当文艺局长时我就认识他，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官气。我有什么寃曲找到他，他都非常耐心地倾听我的述说，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人事部的主任是由中组部调来的，姓刘，大名都给忘了，这人也是很尊重文艺家，说话总是笑嘻嘻地，看得出来是以一种朋友的姿态给大家打交道。他的副手是王钧同志，现任文联组联部主任，以及现任文联人事部的主任夏朝华同志。这些同志我几乎都没有什么私人交往，但是，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就体现出的联络、服务精神是令人起敬的。这与我去年秋以来，所接触和遭遇到的一些文联领导与有关部门负责人简直有天壤之别。我没有想到，中国文联和中国书协的有关官员的“官气”，毫不亚于某公安局的官员们。如有兴趣，我将在后面慢慢将他们的姿态报道一些出来，以餐网友。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或中国书法家协会，是相关艺术家顶级的文艺社团组织。它的专业权威性就体现在组成它的领导机构及其成员的文艺水平上。而由这些有成就的艺术家中的中共党员组成党组，通过这个党组领导和团结艺术家们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巴金，中国美协主席徐悲鸿，中国书协主席启功，虽然都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们代表了这个文学艺术家团体的专业权威性。而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周扬虽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是中共党员中的优秀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他们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使他们所在的文艺社团在国内，特別是国际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威望。当年，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头面人物经常参加国际间的重要活动，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齐白石、郭沫若、丁玲等都荣获过名种世界和平与荣誉奖章和称号。那时候，这些文艺社团多荣耀呵，如果能成为这样的社团会员，能不光荣吗？
    7O年代末，8O年代初，经历“文革”重新建立的中国文联机构也是很有社会影响的。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周扬是文艺理论家，翻译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党组副书记赵寻是戏剧评论家，党组成员冯牧是文学评论家，党组成员江晓天，李庚和秘书长陆石一样，都是文学艺术界的老人。第二届的党组书纪吳祖强是著名音乐家，第三届的党组书记林默涵是文艺评论家，副书记孟伟哉、梁光第都是作家和文艺评论家。
    相信和依靠文艺队伍里党的成员和党的力量，是团结文艺界完成总路线和总方针的最佳途径。我认为“文人相轻”的現象是存在的，但是，文艺家相互做事也是有自己的规范的，他们都会爱惜自己在文艺界的千秋之名。那些认为有“文人相轻”的现象存在，就从文艺界外去找党员来领导、管理文艺界的想法和做法，是愚蠢的。它最终只会损害文艺家们的根本利益，极大地削弱文艺生产力，最后造成一些踏在文艺家们头上的官僚。这些官僚渺视文艺的价值，践踏文艺家的尊严，最后瓦解文艺生产力。这些人也许美其名曰为了“稳定”，其实，是从根本上削弱了党对文艺的领导权。斗胆预言，9O年代末以来，某些人所推行的这种路线，遗害文艺事业，将会越来越显露出来。
    看着这张照片，我想起当年文联这个“家”带给知识分子的温暖。在8O年代，我们都听说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分工“联系”文联和各协会。为什么要用“联系”二字呢？这就是用一种特別的方式，来实现了党对文艺的领导。这就是“加强”与“改善”的含义。记得那些年，一般文艺家到中宣部去，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那里的干部一点官气也没有。那时，还给文艺界不少人发了“专家通行证”，可以不经通报进中宣部推开各位领导的门。有一次，我有点小事去找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副部长的门外等着一大批局长、处长要接見。这位副部长听说我去了，马上把我叫进去，先接待我，就让那些局长们在外面继续等着，令我很过意不去。目前而今眼目下，我们这些人要見到文联官员可不容易，要先给他们的秘书打电话，让你再等回话，最后才能决定见不见你。去年我的事发生以后，领导见不着，我还写了求见的长信，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召见的机会。当时，我还给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刚上去的文联官员打电话，两三次求见，最后都被拒绝了。这使我想起了这位拒不接见的文联官员的老师钟惦棐先生。钟先生当年已年届八十，中国电影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共老党员。他老人家从北京到了成都，就因为喜欢我的字，带着他的老伴未经“通报”爬了五层楼梯，在顶楼的我那破房来看我。我说：钟老你打声招呼，我去宾馆看你不就成了。钟老说：行客拜座客，这是规矩。那年大约是1984年，不出多久，钟老就去世了，听说是癌症，也就是说，钟老爬了五层楼来看我时，已经是癌症在身了。我差点想哭出来：我们崇拜的一代文艺大师所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价值多么珍贵呵！
    1988年，中央一度拟议撤销文联这个机构，由文化部来分工联系。我不是一般地反对文艺界的“官员”，我是想，这些官员应该怎样发挥自已的积极作用，团结广大文艺家，调动文艺家的的积极性，繁荣文艺，促进社会进步。如果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说你好你就好，反过来，说你坏你不就坏了吗！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进城转业当领导，“外行领导内行”是可以理解的。到今天二十一世纪了，还振振有词标榜“外行领导内行”，无非“皇帝的新衣”而已。这样的“新衣”真能遮住羞耻吗？那些看见文艺界某些地方有油水，而自己在政坛上已经混不下去，搞点小手腕，拉点关系，混到文艺界来蒙事，还自称我是协会党的领导，谁又敢怎么样？我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呲笑：社会上的小混混而已！

                                                   2OO3年6月1l日扵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