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6）
                  
                  从评审到创作的学术演进

    1991年三次书代会上，我糊里糊涂当上了副秘书长，但是，我也迅速地进入了角色。选举一结束，我便向秘书长谢云同志进言，抓好几个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才能调动全协会的力量来做好工作。谢云同志向邵宇同志转达了这个意见，邵宇同志主持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就立即决定了按专业委员会来进行主席团分工。邵宇同志抓全面工作；王学仲副主席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沈鹏同志出任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半年后，因邵宇同志猝然去世，沈鹏同志任代主席，就由分管外事工作的刘艺副主席任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由李铎副主席任篆刻委员会主任；刘炳森副主席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佟韦副主席分管中直分会。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即1992年2月下旬，中国书协三届二次主常团会议又召开了，邵宇同志主持了会议，重点确定了各专业委员会名单。中国书协几乎所有常务理事都分别安排在各个专业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使最高领导机构不至于成为一个空架子。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进取精神是昔非今比。中国书协四届主席团会议除了开大会时那过场会议以外，已经两年半了，2OO1年开的那次会连个专业委员会名单也没定下来，2OO2年开的那次会是专门召集来对付我的。五年一屆已过半，还没有一个专业委员会开展过活动。
    1991年換届会议后，邵宇主席在他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住所召见我，给我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谈话首先从赞扬《中国书法全集》开始。我认为，这祘是交待了《全集》下马的纠纷，释去我对他的陈见。然后说要发挥我这个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的作用，鼓励我做好工作。我认为，这也是老一辈专家心胸开阔的一种真诚之意。先前，我听到过不少美术界关于邵宇同志的看法，但是，我只能从我的经验去作一些判断，他能容纳我这个“反对派”进书协领导班子，这就具有一种前瞻性。何况，一年前他所主持的潮白河会议所形成的看法，是一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哩。根据邵宇主席的意见，谢云、张虎和我三人分工很快就定了下来。张虎同志分管组联、外联和展览，后因张虎同志分管办公室后就不管展览；我分管展览、研究、教育及《中国书法》。並迅速地提拔了张荣庆同志为研究部主任，邹德忠作组联部主任，蔡祥麟、白煦分别作展览部、外联部副主任。分工就绪，便立即与创作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张海同志联络，于1992年春暮，在郑州市召开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届创作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这张照片摄于郑州杜康大酒店会议现场，因为河南书协同志沿用旧名，会标上尚未加上三届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所确定的“创作评审”中的“创作”二字。
    这次会议是二届创作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其主题就是怎么样实现这个专业委员会从单一的评审工作，转向通过评审、研究创作，从而抓好中国书协的书法创作工作。这个会议首先确定了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这就是按计划于1994年l1月在成都召开的“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然后，集中讨论了全国展的评选机制问题，在会议上形成了一个评审工作“守则”，以保证科学、公正的评审原则的实施。那次会议由沈鹏主任委托刘艺副主任主持，尉天池、张海副主任协助，我作为分管副秘书长参予。我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工作走向规范化和学术化的重要进程。这张照片有部分委员没有照进去，但是，这可以说是中国书协展览评审工作的“凌烟阁”图画，是功臣谱。可以说，没有这一批骨干人物所组成的权威性评审机构的工作，就没有当代书法创作的进步。2O00年以后，由中国书协头面人物领头吹起了一股歪风，企图全面否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创作评审工作，不仅不符合整个社会进步的国情，也不符合四次书代会会务工作报告全面性肯定的精神。我认为，这种否定论除了是一种蓄意的中伤的商业操作外，基本处于对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工作实际情况的无知状态。坦率地说，中国书协的现在的“评审委员会”两主任中，一位主任在九十年代很少介入评审工作，另一位主任基本上是个“书盲”，他哪里知道中国书协还有一个工作十多年的创作评审委员会的存在，甚至也不知道要把“创作评审”四个字中的“创作”二字取掉，就是要想把这项工作倒退回到八十年代去！
    河南是当代中国书法大潮的排头兵，是“中原书风”的发源地和旗手，是中国书协在九十年代初抓创作工作的基地。河南书法在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初，居全国中流水平。记得，1982年，搞了一次黄河流域九省书法展，我们四川的书法家们普遍认为，河南书法不如四川。这当然有夜郎之嫌，但至少当时的河南书法绝非耀眼。十年之间，在陈天然、张海、王澄三位主将的统领下，从全国的中偏下水平，一跃而上，与江、沪、浙分庭抗礼，并一度居于冠军首座。我曾经给河南书协的朋友们开过一个玩笑，如果中国书协由河南书协的同志来承包，中国的书法还会大变样。八十年代，河南书协首创国际书法大展，将几十个国家的作品请到河南展出。继而又是中原书法大赛，万人攒动，震惊神州大地。连开封市书协也办起了全国临书大展，影响匪小。到了九十年代初，又首创“墨海弄潮”展，和后来的“千百工程”，不断把书法创作引向新的高潮。张海先生以书法家而高踞河南省文联主席，在全国首创。书协八十年代在各协会中是小弟弟，怎么可能去压倒作协、剧协与美协这些又老又大的协会呢？河南书协领军人物的进取精神、敬业精神和创造精神，无疑是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经验与财富。他们为中国书法发展起到了先锋和表率作用。
    河南是一个大省，但是又是一个经济穷省，要在这里发展文化是很困难的。二十年的书法发展，对促进河南的文化发展，进而至于经济发展，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书法从书斋中走出来，成为人民群众大力参予的文化活动，这是文化历史观的结论。那种高高在上，把当代书法这种历史性特征称之为乱糟糟的“浮燥”歪风，这是一种贵族式的傲慢。我认为，以河南书协所策划的“国际书法大展”、“中原书法大赛”、“墨海弄潮”展为代表性的创作活动，是当代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些展览绝非象某些并未进入这个前进漩流的人士所指责的那样，如闹哄哄的过眼云烟。当代以展览活动为中心的创作现状，不仅培养了大量的中、高级书法人材，也创立了属于这个时代的书法美学原则。1997年，本人应邀在台湾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参见拙著《刘正成书法文集》一），即对这一现象作了学术观察，其中就包括我对河南书法经验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我至今认为是合乎实际的。大陆的书法热潮，曾引起台湾和海外同行们旡比羡幕哩！以展厅为作品存在空间所确立的各种大幅作品形式构成原则，以群体竞争所催生的个性化审美风格，以不断从传统吸取营养所形成的不同区域书风流派，是当代书法大发展的三大学术特征。
    偶然从网上看到一篇出口转内销的书法演义，称为“王小二书法”的故事，把当代书法描绘成“痞子运动”，有的人还为这种恣意丑化自鸣得意，其实，这不过是被当代书法创作进步淘汰出局的一种怨妇心态而已。我去年为七十年代书家的一个展览作的序言中，就曾经讲过，对当代青年书法家的创作“功力”绝不可小视。谈论书法，不管是经典也好，民间也好，流行也好，传统也好，都请把你的作品拿出来说话！朱光潜先生说过：“不精一艺莫谈艺！”到今天，你的字已经拿不出手的时候，你的那些理论还有什么说服力？中国书协那些个头面人物，说当代中青年书法这不好，那不好，你拿几件作品贴上网来试试，不撕掉你的“皇帝的新衣”，把你批得臭气熏天才怪哩！
    说到这里，我显得有些激动。好在照片里这些垂裳端冕而坐的委员们，从容笑对世事，应该有一些自己的见觧吧。千万不要看着风头大，便怀疑起自已的既有工作成果来，人云亦云呵！君不見，书法作品的风格价值，正是植身在书法作品创作主体的独立人格价值之中！当然，照片上的各位，大多是我的老哥，有机会，我真想倾听倾听他们的看法哩。
    在这里，我还必须提到站在后排最右边的那位现河南书协秘书长宋华平同志，他是近二十年的河南书协接待后勤工作的表率，是我见到最为完美的，也是最为谦逊的总管。每次河南之行，同道们都要为他的服务水准而夸奖他，当然也包括他对这个会议的安排。真是人才难得呵！
    记得，那次会议结束以后，我和孙伯翔先生等还应邀在河南书画院顶楼大厅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那次活动似乎是李强先生在挑头，三四百人的学习会场，热气腾腾，令人激动。真是中原气派！

                              2003年6月12日扵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7）

                    
                     书法批评的黄金岁月

    今天，书法传媒己经被权力话语全部霸占了，这使得我们尤其怀念九十年代初书法批评的黄金岁月。
    大家想一想，关于“兰亭奖”，你们在什么地方听人说过它的好话？--包括那些参与“兰亭奖”评选工作的评委们。可是，在“官方”的传媒上，一片叫好之声。《中国书法》2OO2年第9期上登载了中国文联副主席李牧、中国书协主席沈鹏、中国书协副主席刘炳森在首届“兰亭奖”展览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随之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国书协副主席张飙、陈永正、林岫等的发言，也都是一片叫好之声。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站在书法批评学立场去客观、公正、如实地讲话。《书法报》、《书法》杂志、《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纷纷效尤，山呼万岁。同志们，这可是二十一世纪呵！党中央、国务院为文学艺术设立了这么重要的奖项，这种奖项在当年那怕是齐白石、徐悲鸿、沈尹默能得到也要激动得彻底难眠的呀！将一些二十多岁的艺术学徒们推上这种高位，代替前述的艺术大师们的地位，这不仅是对青年书家的“捧杀”，也是对中央决策的严重欺骗呵！为什么不能如实地向党中央、国务院捡查自已的失误，改弦易张把下一届办好？难道这些一片叫好的权力话语就真能掩盖事实真象，把欺骗进行到底？看到这张富有青春气息的旅游合影，使我想起了第二届书法批评年会的那场忘我战论。
    由《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主办的“92’书法批评年会”于l992年秋在四川举行。主会场在成都金牛宾馆，即四川省的国宾馆，分会场在峨嵋山红珠山宾馆。那年初秋，我太太付淑群重病往进了北大医院准备动手术，手术前，我将己经住进病房的太太委托给了沈鹏先生的夫人、北医大主任医师殷大夫去了日本访问。一周后我从日本返回，直接从机杨去了医院作家属签字，等太太手术后仅仅十来天，我把仍住在病房的太太委托给好友刘松友便去了四川主持这个会议。这次是继神龙架首届年会的第二届，这次《中国书法》是东道主。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书法报》主要领导未来，就由在成都避暑的《书法报》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吳丈蜀先生代表《书法报》出席开幕会议致词。《书法》杂志周志高先生亲临。于是，由当代书法界很有代表性的中、青两辈书法批评家们欢聚一堂，在四川的名山大川之间，留下了难忘的足音。这张照片是与会代表们在峨眉山基本结束会议后，去乐山旅游，在乐山大佛邂逅一帮藏族僧侣，大家好奇而高兴地把他们围起来，坐在大佛的脚指头上的这张照片，真是别开生面！很遗憾，当时站在旁边的还有曹宝麟、陈振濂二位没有挤进来。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除了席义方等四川省委领导来看望过大家外，就是在峨嵋山红珠山宾馆会议室的那场中、青两辈书法学者的“遭遇战”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从书法学科的创立与建设之初，我个人的想法是首先突出书法史学科的刍形与宏观构架。这如同“中国哲学”的学科创立，也是由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确立的范式，他的以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为结构的对中国古代思想资料中的哲学部份的整理，至今也影响着整个现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因之，从八十年代即崭露头角的青年一代书法学者，到九十年代已成了中年的朱关田、曹宝麟、黄惇、华人德、丛文俊、刘恒等从《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编纂，过渡到《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为中国书法史学学科开出了一片天地。由于这批人介入书法学术界早，所以影响也很大。当然，也有四个中年人独立于史学工程之外，一是陈振濂、二是石开、三是姜澄清、四是周俊杰。陈、姜戮力于书法美学，石开主要作创作批评，周俊杰是什么都可以批评。然而，就在中年学者集中精力于史学构建时，青年批评家异军突起。当年最突出的青年批评家有三位；一是刘彦湖的篆刻批评，一是梅墨生的现代书法家批评，一是马啸的书法评审机制的批评。当然，刘、梅二人的批评是进行时，而马啸的批评高潮还是未来时。那次，刚刚在《中国书法》上披露了敦煌西汉悬泉置书法考古重要资料的马啸携了太太第一次到四川开会兼旅游，到乐山时已不知他单独行动到哪里去了。
    那天晚上，原本是要总结这次批评年会的经验，对未来的规划作一些思考。但是，由一帮富有思想激情的青年批评家“发难”，对颇有学术热忱的中年学者们提出了批评。青年批评家以梅墨生、刘彦湖、李强、白砥一帮为主攻手，陈振濂未讲活，显然是他们的后援；被“攻”对手是黄惇、曹宝麟等，中年一帮人少，我主持会议，貌似公正，但实际上是站在中年这一帮的。这也是后来形成所谓“史学派”与“史观派”争论的前奏。青年批评家们批评中年史学家们不应埋在故纸堆里做学问，如果没有现实针对性，没有思想，这些学问没有用处！中年史学家们当时都评上了教授和副教授，颇有学院派的作风，轻思想而重学术。把一般的批评视为游谈无根之学。当时，石开属中年一帮，但其骨子里是青春学派，非常富有青春热情，其尖锐程度连他自已都有些“后怕”，自然己不是目前而今眼目下的把锋刃深深藏起来已看似中庸的石开了。我清楚地记得，我主持会议，原想折衷，讲讲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三者的学科分工，来调解矛盾，随着青年学者的“火力”加剧以后，我也失控了。我首先去压制当时借调《中国书法》的梅墨生先生，本意怕他作为编辑得罪中年这批重点作者不好工作，谁知根本压不服，反而把我拖进了声色俱厉的争吵之中。那一天，一直“战斗”到将近十二点，我才强行宣佈散会。但是，大家回到住房仍分头进行“战斗”，以至有人通宵达旦。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青年书家们聚在一起开会或评选，往往都要通宵达旦地“侃大山”，侃的全是书法，似乎要把平时分散在各地而不能交流的话都倒出来似的。当年，张鑫、周永健、邱振中、黄惇一帮都是“夜战”高手，总让陷入者疲惫不堪。
    不过，天一亮，“硝烟”便即散尽，大家到了乐山大佛脚下，大笑着泯尽“恩仇”。当然，这并非指思想的妥协，而是学术与思想对人际关糸和现实利益的超越。这样的岁月，难道不是流光溢彩的黄金时代吗？你看，照片顶上的那位《书法》杂志的潘德培先生年龄大一点，但站在大佛趾头上，也跟年青人很靠近。《书法报》刘欣耕先生素来含蓄，你看这时也在大笑。崔志強先生那副著名的罗宾汉式的大胡子当时还只初具规模哩。白砥无言，却也会写批评文章，但是，九十年代后期已很少见到。石开当时还真是“长发哥哥”，而不是现在已长成“长鬍大叔”了。大家也许和这几个喇嘛都在追求着一种关于永恒的问题。我们此刻寄生在这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佛身上，这是一千年前由海通和尚组织了两代僧人，花了九十年时间建造起来的！艺术与思想的建设，难道会比建造石头大佛容易？有恒心，才会有永恒，这不仅是佛教的忏言。我们应该快乐地去追求永恒。
    92’书法批评年会后，书法界的批评就真力真枪的干起来了。这当然不是这次峨眉山会议所发出的“分裂”所致。9O’书法批评年会在神龙架召开时，可以说是发动阶段，两年以后，再两年以后，书法批评便“如火如荼”了。其中尤以马啸与我关于“谁是主角？”的论战在《书法报》展开为标志，是当代书法史上，有胆识的批评家对权力话语的挑战。这种“挑战”进行时，马啸等青年批评家是不惜牺牲与我这个当年“当权者”的友谊为代价的。相反，没有这样火力猛烈的批评论战，你说还有什么书法思想史可以记录呢？真正的理论与学术是有代价的，如果不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在青岛召开的青年理论座谈会所达成的谅觧，马啸一班青年批评家与我已成“仇敌”了。这当然是后话，容我以后慢慢道来。这时我在想，如果书法批评这个学科，学者们乡愿成风，屈服于权力话语，看风使舵，这还有学科与学问吗？无非大家吆喝着自家货色戓帮助雇主吆喝的小商品市场而已。
    这次会议中，学术委员们集中了两次，研讨第四次书学讨论会的目标。我们大约确定了三条：论文的学科分类特征、论文撰写的规范化、论文发表的规范化。会议结束后，就在报刋上发出了要求清晰的四次书学讨论会论文征集通知。一年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次会议在四川重庆召开了。
                              2O03年6月13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8）

   
                 对历史与艺术的顶礼膜拜

    斯大林的女儿期维特兰娜从前苏联叛逃西方后，写了一本回忆录，七十年代即以“参考资科”流布全中国，全书结尾，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史问题：西方人不理解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宗教信仰。在西方人看来，宗教就意味着坚信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调合，而不必述诸流血的武力，因为大家有同一的价值观。
    中国大约从“汤武革命”的武王伐纣以后，封八百镇候建国，似乎就没有巫史不分的原始宗教一统天下了，“巫”的文化让位于“史”的文化。人们常常说，西汉孔仲舒主张“独尊儒术”以后，中国便以儒教立国，其实不然。在儒教中，大家均重视《论语》与《孟子》，当然宋代程、朱及明代王阳明又大加阐发而有理学与心学。而恰恰忽视了孔子编纂的《春秋》，以及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继而有集史学大成之司马迁《史记》。于是，“史官文化”作为中国真正的“宗教”建立起来了。古来即有说法：“孔子纂《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多少才人志士在“史”这个“纲”上呕心沥血，以至献出生命啊！苏武、颜真卿、文天祥这一糸列英雄，其维糸历史传承的激烈情绪毫不亚于西亚中东一代的伊期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在今天，在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心中，“史官文化”仍然潜在地植根心中。前两天，一位网友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息，要我“多记事，少记人”，担心我会触怒权贵而遗害。我回荅说，人和事怎么能够分开？我说：我以我心中的是非记录下一些人和事，能为后来者提供一些经验，即使遗害于我也无所谓了。我的回忆虽然不敢说“使乱臣贼子惧”，但是，尊重历史，尊重艺术，除此之外，又有何求？
    92”书法批评年会的回忆我己写过了，但我还是舍不得弃下在乐山大佛足下的另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这是我们在沫、若二江交汇处弃舟上岸，沿着一个栈道来到大佛足下时，蓦然仰视大佛在顶，心中油然而生惊愕之情与蒼茫之思，忍不住双手合十，虔诚礼拜之记实。五个人：曹宝麟、黄惇、石开、李强和我，脸上无不洋溢着一种宗教般的激情。
    在阿富汉巴米扬大佛被塔里班摧毁以后，这尊大佛就是“世界第一”了。它建于中唐时代，前后历九十年而成。岺参在这里作过嘉州太守（乐山古称嘉州），曾有诗云：“身不愿封万户矦，但愿一作凌云守！”苏东坡曾在这里留有洗墨池和读书台。我们和先贤古今相通，来这里亦非仅仅对释迦牟尼的崇拜，而是惊叹于这里的山水和人文艺术。可以说，任何到过乐山大佛的中国文人，被激起的热请绝对是人的艺术劳动及其悠远的历史。李可染先生画过一次乐山大佛，把大佛画的笑咪咪的，毫无宗教色彩的肃穆，而独留神秘的人间微笑，几乎与蒙娜丽萨的微笑异曲同工。中国的一切文化和艺术都被历史化了，文史不分就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学问的最大特色。
    什么叫“传统”？这种从知识到生命的彻底的人文关怀，就是“传统”的精神。眼下不少书坛腕们大骂中青年书家在我的误导下“不要传统”，他们眼中的“传统”其实和真正的中国文化艺术传统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站在这里仰望大佛的几位中青年，无一不是崇拜传统的。曹宝麟先生与黄惇先生是《中国书法全集》编撰数量最大的学者，与石开先生一样，又都是中青展的评委。他们在以自已最为扎实地脚步，引导着青年后学们“回归传统”，走向书法的时代复兴。曹宝麟先生受业于北京大学语言历史学者王力，词章之学尤所擅长。他从《中国书法全集.米芾》二卷入手，又研究《蔡襄》和《北宋名家》诸卷，成为我国宋代书学研究的翘楚。而辅之者，有上海水赍佑先生和杭州方爱龙先生。黄惇先生乃陈大羽先生高足，以《明请流派印章研究》而开拓一片印史研究新天地，他继《中国书法全集.董其昌》之后，又成《金农郑燮（附扬州八怪）》及《赵孟頫》二卷，而成为当代明请书法史的重镇。辅之者有镇江盛东涛的元代书法研究，和苏州葛鸿桢的吳门书家研究，皆作了历史性超越。在《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中，当代中青年学者作了一种有统筹，又有自觉的“分兵布阵”的研究领域布局：丛文俊主攻先秦书法，又有一些考古学界热衷于书法者用功于史前书法；华人德先生主攻两汉南朝书法，河南宫大中与山东赖非对北朝书法皆为精通；朱关田先生主攻唐代书法，全面寝馈深掘；刘恒则主研清代书法。这样一个网络式的书法史学人力构架，不仅合理使用研究力量，也符合学术积累常规。倘有国际交流，即可以对口和实现深层学术对话。十多年来，以《中国书法全集》牵头的书法史学研究，为当代书法的历史积垫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从文化和思想史来看，“回归传统”往往是一个有深层动力的文化与思想大潮出现的前奏。观之世界，孔子“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以成一代儒学；达.芬奇崇尚希腊、罗马经典以成文艺复兴；韩愈、柳宗元推崇先秦诸子散文以成唐宋古文运动；唐太宗推崇二王东晋书法以成唐代书法盛世；宋太祖编纂《淳化阁帖》以演成苏黄米蔡四大家。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将为新世纪书法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新世纪不可避免的东西两极大碰撞。当我们的学术发言失去成果根据的话，我们就只能呼口号。而这些口号最终将淹灭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浪潮之中，成为一些泡沫随风而逝。《中国书法全集》们编撰，己经十二年之功力，一点一滴地知识积累，一点一滴地艰难掘进，在考验着一代学人的意志和精力。它的确需要一种宗教般的激情与持久努力，才有可能达到成功的彼岸。记得，是九十年代中，曹宝麟先生从台湾得到了《建炎以来疑年要录》等两本宋史研究工具书后欣喜若狂，在电话中告诉我不需要一页一页去翻捡《资治通鉴》了。我曾经去过他在蕪湖安徽师范大学的家和他狭小的书房，他向我述说在这里青灯黄卷般的工作。为了一个人的名字，戓者一个事件的出处，往往要费去几天、甚至十天半月的功夫。在九十年代早中期，所有书法学者的这种劳动，是绝对无法用计祘机代替的。现在有了一些电子版古籍，如《四库全书》等尚远远不够，何况知识与知识的链接，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而决不是到一本《辞典》里去翻捡抄写出来便成。我觉得，今天书法界的青年读者们，在阅读《中国书法全集》们时候，往往只把它当作一本字帖，这多可惜呵。有机地、整体的去阅读、研究和贯通才会有最大的收获。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半部《论语》的威力就在于对它们的精研和发掘。于细致处见精神，正是一切有作为的学人必修之德。
    当然，更有甚者，便是对历史和知识的无端嘲弄。去年8月底宣佈我停职后，《中国书法》第9期立即換稿件，并撤下了《中国书法全集》的广告。要知道，这些广告并非如告状者所云，是我免费提供的。且不说我是《中国书法》的法人代表，具有一切稿件的终审权，何况每期广告都是有合同付费的。书是荣宝斋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广告费用是图书经营单位与编辑部有合同的，为什么要撤下广告呢？“执行主编”答曰：中国书协分党组决定撤下。什么原因呢？荅曰：没有原因。古人即有训示，不能因人废言。一代学人的著述，却遭到这个“分党组”的封杀，也不怕留下历史的笑柄！由文物出版社某负责人于1991年所最初策划的第一次封杀令并没有真正实行而解除，中国书协分党组某负责人所策划更为精明也更为野蛮的第二次封杀令己历时近一年而尚在执行。有网友说，这两年好象在搞书法界的“文化大革命”了。我认为，对《中国书法全集》的广告封杀，让读者们买不到这部书，其实质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四人帮”的查抄销毁封资修“四旧”的独夫心态是同构的。中国现代文明史将记录下这一个插曲。

                                                 2OO3年6月14日扵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29）

                         文人相“生”


    “博奕”学说已出现了三十多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为之颁发了好多年，中国的新版《辞海》里，仍然将之定为下棋之说，将“博奕论”释为“对策论”。你看我们的信息灵不灵！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高潮中，中西与南北的经济仗，第三世界老吃亏，关键就在“博奕”论的实质阐发：“信息不对称。”简单地说，第三世界想出口产品，不知道有钱人国家喜欢什么，什么价钱最合适；想进口货物，又不知道从哪里进口最便宜。于是，先进的西方国家运用现代咨讯优势，总是用最便宜的价钱把你的出口货买走，又总是用最高的价钱把他的货卖给你。于是，穷国仍穷，富国日富。
   将此论演之书法亦然。只有“信息”最灵的地方，书法艺术方有高潮。东晋偏安，王、谢、郗、庾之族翰墨优游，也才有二王书圣。简而言之，没有王羲之，或王献之并非王羲之之子，就难以有“小王”王献之了。虞、褚、欧、薛，非好友，即亲戚。于是乃有初唐四大家。张旭是李白、颜真卿的老师，李、颜与怀素是相知，盛唐书法因之演成。苏、黄、米皆在师友之间，才有北宋书法高峯。王铎、黄道周、倪元璐乃同科进士，人称“三株树”，才有晚明书法辉煌。更不要说吳门的祝、文、扬州的八怪，皆是同时同地而名世。就象我们城市里的生活常识一样，哪里的百货店最多，哪里的生意最好。吃饭都愿意去饮食一条街。什么原因，信息灵呀，得信息，便得天下也。
    但信息不能靠灌输，而是一种双方的互动。即一方面有信息，一方面急切得到信息，于是，信息相生，文人相生。这张照片是1993年初春，我和中国书协研究部主任、著名书法家张榮庆先生去山东淄博“传递信息”时，访问蒲松龄故居柳泉时的合影，坐在左边的是山东省书协副主席、淄博市书协主席王颜山先生。1992年我在中国书协二届创作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时，在郑州的河南书画院作了一次讲演，参加讲演的还有孙伯翔与张荣庆先生，正好淄博市书协副主席赵长刚先生与会。他回到山东后，通过张荣庆先生约我们去淄博作一次书法创作辅导。于是，我和张荣庆先生都带着夫人前往。我的夫人付淑群正好休养在家，与我同行，这祘是我到中国书协八年来第一次携夫人出差。到了淄博，便首先结识这位被我称之为“淄博当代王渔洋”王颜山先生。他博闻强记，凡淄博风土典故，皆信手拈来，并写得一手纯正的东汉八分。他善作五七言近体诗，对王渔洋先生顶礼膜拜、如数家珍。当然，这聊斋先生的故闻，正好是他的谈资。因之，我们畅游蒲松龄那竹林掩映的青瓦四合院后，又来到聊斋先生经常拿笔在这里搜集民间传说的柳泉凭吊，遥想当年盛事，岂不雅哉乐哉。
    山东自然是文明昌盛之地。但照魏启后先生说来，自北朝魏齐以后，胡人南下，长期统治山东地区，秦汉以前的文明就有所回落，直到清代，以王渔洋、蒲松龄、陈介祺等管领一代时风，方才又复兴起来。所以，现在说到齐鲁文化，大多指春秋秦汉时代。这种文明当然己久远，在临淄有战国齐长城和殉马坑，令人想齐桓公、管仲的英明。在桓台，有鲁仲连所蹈之义海，如今叫马踏湖。其下，就直接王渔洋的宫保府和蒲松龄这柳泉故居了。但是，文化的种子深深埋在齐鲁之地的文人心中，所以，自八十年代初书法热潮在中原兴起时，更激起了齐鲁故地书法家的奋争激情。他们把我和张荣庆先生这两位中国书协的业务干部请来，其明确的目的就是将“外面”的情况向他们传播，再看看他们的实力，然后确定起飞的方案。我们在张店区的一个小学大礼堂作了一场作创作学术报告，激起了与会好几百人的艺术激情。张先生主要讲他的创作经验和二王法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则将所掌握的全国各地创作状况以及全国展览评选经验作了概述。最后，我向淄博书法界提出一个问题：虽然现在全市只有一、二位能入选全国展的作者，但大家有没有信心，追赶先进，跃升为山东的书法先进地区，进而跃升为全国的书法先进地区。大家很振奋，都说有信心。当然，我是早看出了大家的劲头很足，才用了一种激将法。因为我看出了山东人的执着。何况，山东从一个人口大省和经济穷省，一下颷升为全国经济的先进省，是在于这里的人口素质高。那几天中，我接触较多的赵长刚、耿玉亮、郑小宇，以及后来认识的李春雷，都是素质优秀的书法家。加之，又有一位颇重文才的王颜山主席，这里有起飞的实力。
    从那以后，有几年时间，我们每年都去淄博讲一次学，我曾开说笑说，这里也是中国书协抓创作的一个试点单位。为了拓宽书法的文化层面，我还帮助他们请去了著名红学大师冯其庸先生去讲《红楼梦》，讲冯先生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路上去考察和发现的学术经历，竟然使在场的几百人极感兴趣。淄博市、张店区、淄川区的几位领导都坐在下面，津津有味地听讲演。淄博有位纪委书记王行宏先生，酷爱书法，颇得二王法理。还有一位市委秘书长翟长生先生，经常宴请我们，我以为是接侍工作需要。有一次，我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发现有他的一幅对联，好像是五言的，萧散儒雅，颇有谢无量、弘一法师神韵，使我大吃一惊。后来见着翟先生，才知道他在练书法，经常利用周日去淄博书法名家家里去作书，与民同乐，废纸三千，再加悟性八斗，成矣。淄博的文风之盛可是从上到下皆热烈而深沈。不到十年时间，淄博书法飞跃上升，每届全国展或中青展，都有十几件作品入选，这种入选记录不仅在山东全省首屈一指，甚至超过许多西部省份的全省总数。赵长刚、李春雷、耿玉亮、宋道永诸家也都蜚声全国书坛，成为全国书法大省山东省的一颗耀眼明珠。
    书法艺术本来是文人书斋的学问，现在成为大众文化后，它又能不能通过群体的努力，从后进跃为先进呢？如果说河南书法是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淄博市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也做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作为中国书协的业务干部，不仅对基层作了一种创作辅导工作，同时，也从基层书法家、书法爱好者中间吸取了情感与知识的养料，促进了自已创作中的水平提高。1999年5月，我那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法家精品集.刘正成》里，有不少作品就完成在淄博，而且在淄博书法友好的指教、帮助下完成，包括那件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刘正成草书归去来辞》长卷。在淄博这里创作的作品，其实有很多赠人的《序》类随笔，这些随笔既记录了当事人的情谊和以文相交的经历，也蕴含这种知识与情感所激起的创作激情与创作风格。这些作品都是即兴完成，隨即赠人。出书时再借回来拍照，完了再物归原主。唐宋以来，文人赠序赠诗就是传统，如著名的韩愈《赠高闲上人序》，可惜未见原迹；又如苏东坡《答谢民师论文帖》，均是即性赠文，又赠书。我曾经在创作研究中论述过，书家写别家诗文这种现象是明代以来才盛行的，我认为这是书法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结果。当年祝允明、文征明在苏州鬻书为生，别人需要李杜名句，书家当然也就乐意随喜了。而象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这样书写自家诗文时，充满激情，又成好书，虽有涂抹，更添神采。这是不是更为深层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书法精神。我们在讲“书卷气”，文人书写中的这种下意识的审美追求，不正是书法中更为高级的状态吗？我在理论上曾多次思考这个问题，而实践中却不断追求之，我自认为效果出人意料。当然，艺术的追求，难在兼得，偶有合作，便称善焉。我记得曾写过一幅《赠王颜山论书记》，自觉满意，出书时竟一时未及借出拍照，所以未能面世。在淄博所作一组论书随笔作品，俱是即兴之作，我至今仍觉得差可。何况，异日异地异事，岂有此文章，且岂有此书作也。聊记几件作品名称在此：
   
    《游黛溪小记赠成才先生斗方》
    《与岳经一论书斗方》
    《与王龙田论书斗方》
    《赠刘叔茂叙斗方》
    《赠赵长刚叙斗方》
    《赠耿玉亮叙斗方》
    《论王渔阳诗册》
    《跋孙墨佛临书谱册》
    《跋高木圣雨草篆横披》
这些作品包含着我的某种探索倾向，能否有所成功，还需诸方家教我。我想，在我们的时代，寻求文化艺术的复兴，不能都挤在一条道上去拼抢，各施已才，各开新径，才有可能异曲而同工之。因之，我每每与人联络，也用毛笔作书，这颇有些行为艺术之嫌，但用毛笔书文中，又包含着一种审美追求的心理体验，这也会失之东墙得之西隅。这次，我在“中国书法在线”策划了一个“尺牍书法展”，我想，这或许会留下文人相生的一段佳话。我看见寄来的一些佳作，真令人陶醉。我还真怕回信不及原信美妙哩。但是，不管如何，这将获得艺术与文献的双重价值。你想，哪怕是一句随意的问候，对某件事情的询问，或对某个艺术问题的讨论，都将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家们的所想、所作、所为、所爱之事了。
    捧着我的作品集，虽然又每有不满意之感，但是，我所要说的，我在淄博、在青岛、在浙江、在河南、在甘肃、在四川的许多书法之交，文字之交，所得之收获，是实实在在记录于我的书法作品之中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教益匪妄。当然，如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书法的创作无关，则又另当别论了。
    四月下旬，我在山东东营河口之地旅行，虽然车沿济青高速而经过淄博，但终因非典之灾，未能去看望那里的书友们，又成一段遗憾也。

                           2003年6月17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0）


                       他的动力是什么？

   
   也是1992年，青岛市书协举办了一次规模浩大的书法节，山东省书协副主席、青岛市书协主席贺中祥、秘书长张伟等来北京请我们参加，春暮时节我去了青岛。在那次活动中，青岛画院的范国强和青岛书法家孟庆泰、姜乐平、张伟搞了一次“自由”活动，打乱会议安排，去游一次崂山后山的北九水。那是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区，在那次畅快的旅游中，我了解了青岛书法家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们想有所作为。其中，那个特别会摄影的范国强，从他的崂山绿石收藏，到他在青岛发表的大量评介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已经接触到一个实质问题了，怎么为青岛市的书法发展做一件事。我认为青岛是中国最美的海滨城市，书法家们到这里来一边看看山和海，一边学习书法，不是很好吗？办一个书法学校的意向，几乎是我与国强同时想到的。我们是两手空空的书生，拿什么去办学校。国强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瑞敏，是海尔集团的老板，我们去找他借钱办学校。于是，我们就去了海尔集团高新开发区刚刚建成的那个城堡似的四方形大厦。
   这幢海尔总部大楼很奇特，它在一片田野中拔地而起，真是独占熬头，气势非凡。凡坐飞机去青岛的旅客，从机场下来，大多要经过海尔路（那是海尔集团买下的路名），路口处就是那座大楼。一进大门，四周有一圈人建的水池，环绕大楼的楼基。水中，还停着一艘颇像欧洲哥伦布时代的航海大船。据说，这是按张瑞敏总裁的思想设计的，那艘船大约是海尔的旗舰。这艘旗舰要开到那里去？我当时心中发出一阵暗笑，真是一个幼稚的土企业家，建大楼也要瞎指挥，搞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全世界决无仅有的建筑设计来。可以说，在当时，并非我一人，在青岛但凡有一点所谓文化艺术修养的人，对此设计都不以为然。谁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海尔集团这艘停在小水池的旗舰，已经飘洋过海，开到美国，开到西欧的心脏地区去了！
   我最近几年去青岛，已很少去打扰这位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家，上过哈佛教坛的大人物了。但当时，他确实将十分繁忙的事务排开，跟我作了一次很有正式性质的接见和谈话。这张照片就是他第一次接见我时的照片，我们坐在谈判桌前，似乎在作一次商务谈判。我们当然是在谈话，但谈的话题却是“文化”。
   谈话前，他先请我为他写了一幅字，内容是他亲点的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他说他对老子的“道”很感兴趣。之前，范国强兄向我介绍过张瑞敏先生的经历，知道张总和我一样并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因之，我对他谈老子的“道”并不以为意，我仅仅认为这是暴发户老板们在贴一张文化的标签。谁知，我们到了谈判桌坐下以后我又给张瑞敏先生牵着鼻子走了，谈起了他的“海尔文化”。又是“文化”，这不是班门弄斧吗？我心中又打了一个惊叹号。但出于礼貌，我也在耐心的听他讲“海尔文化”。那天，一直到吃饭桌上，仍在讲这个话题。海尔的电冰箱难道有多少文化！
   张瑞敏先生80年代初，由一个街道工业起家，建成如今的海尔集团，自然是青岛一方的人才。当时，领导曾找他谈过话，请他出任青岛市副市长。张总一口就拒绝了，说，他不想当官。依常人之见，从一个街道工业的小老板，十年之间登上市长宝座，你还能想什么别的呢？张总对我说，我愿意做办企业这样实实在在的事。不过，那次我见到他时，他给我讲到他的巨大的企业困难：青岛市将好几家濒于倒闭的国有企业推给了海尔集团，表面上是让海尔集团兼并之扩大实力，而实际上是把包袱推在张瑞敏总裁身上。我可以断言，如果不是张瑞敏这个特殊的人物，就那次“兼并”，海尔早就垮了。我问他怎么办，用你的钱去把这些企业养起来，用行话说“输血”。张总说，我不能给钱，我给了他们钱，他们的企业照样垮，我只给他们“海尔文化”。这就是后来新闻上报道的“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我非常仔细的终于听懂了他的这个“海尔文化”的意思，就是指用海尔的名牌与名牌价值，再加上海尔的管理方法，这些破产企业就可以凭这条文化的链条，被海尔的旗舰拖向大海了。
   那天，我与范国强始终没法把借钱办学校的事说出口。不知是张老总早知我们的来意，先给我上一堂海尔文化课，还是我们自己领悟到了什么，打消了来时的想法。不过，张老总还是自己说了一句话：“国强，听说你们想办书法学院，碰上什么困难，我能帮什么忙，一定要开口哟！”这句话绝非一句客套话，特别是今天想来，一个成熟的思想和经验，不比成千上万的金钱更值价吗？
   从那次以后，我到青岛，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去拜会一下张瑞敏先生。他实在是一个高人，他办企业，却用“文化”做他的资本，壮大发展了他的企业。而我们这些文化人，却拿着“文化”这个碗去讨饭。有一次我又去青岛，大约是书法学院办书法培训班的事情，忽然听说张瑞敏总裁病了。我和国强连忙提着一袋水果去了。那一次，在他家里，我们的谈论接触到了有关个人的更深层次的意向。
   张总裁富可敌国，但他的办公室只用电风扇，而不用集团生产的物优价廉的空调器。他说，我用了空调，工厂的工人用不用？他们在劳动也没用，我也不能用。当时，张总的家在海天大酒店附近的一片住宅区内。他的父母与他住在一起，他家三居室，父母两居室。他的那间精心布置的客厅，也不过二十平方米大小。我问他一月薪水多少，他说和一般国营工厂厂长差不多，两三千块钱而已。我奇怪了，追问他，这海尔集团的资产属于谁？我心中想，你说的这一点工资是一种作秀吧。张总沉吟了一会，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集团资产属于谁！反正，我又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办厂，那个最初的街道企业也是我借钱搞活的。这时我真惊奇了，我见了多少企业家呵，官办、民办只要一接触大抵就能区分出来，特别是从对你的接待方式也能感觉到 。而张总这个并非有什么官职和级别的街道工业起家的老板，在作风上和国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差不多，办公室连空调也不敢用，而实质上又是要自个人承担全部经济风险的民营性质老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的产权不清，正是苏南经济模式衰落的主因之一。但我看得出来，张总的慨叹只是他稍纵即逝的感触，他马上补充说，我的最大收获就是一种成就感。非常简朴的三个字“成就感”，是可以让我们透视到他胸怀国家和民族的忘我情怀。我自己不也常常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吗？你呕心沥血的为中国书协办事，发展书法事业，你到底图的什么？在市场经济社会你能超越这种市场经济交换的原则吗？你做了这么多书法的大事，没有个人的经济好处谁信！但是，我可以断言，张瑞敏先生走上哈佛讲台，走上世界财富论坛讲席时，他所说的“成就感”三字，足以抵消那些万金亿金的物欲之情，而“信可乐也”！在这里我斗胆将自己与张瑞敏先生扯在一起，因为是朋友，我觉得他的精神可以学习，他的“动力”，我也可以吸取而已。
   真与张总有缘，我曾经两次在飞机上碰见他，他频繁活动于中国和世界，他把他的“文化”设想延伸到了世界各地。我想，海尔集团为中国赚回多少钱，创了多少汇，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海尔集团在张总的率领下，敢于走出国门，与跨国集团扳手腕，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寻求自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其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些年已很少见到他了，但在调整电视频道时，只要一看见有这位老朋友的画面，我就马上住手，我非常欣赏他那种非常富有前瞻性的谈话，不管他在谈起什么，我觉得我马上就会有思想上的收获。

                                      
                                     2003年6月18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