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法二十年（31）

                 一次锣鼓掀天的研讨会

    1992年初春，为了编辑《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二卷，我专程去了一次河南孟津王铎故居。孟津已迁了新县城，我去老县城找到了太保府。王铎故，赐太子太保，故所居称太保府。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府”了，有一间高大破旧的瓦房而已。我去时，看见“府”外大街边有一老汉摆了个烟摊在那里。陪同告诉我，这就是王铎的十一世孙王维澄。我连忙招呼他，他眼神一亮，迟缓地站起来---原来，他的一支腿已坏了。他蹒跚地把我带进那座“太保府”，看了看他一贫如洗的庄稼人内室。屋里没法坐，他让我坐在院子里，随即拿出一些破破烂烂的拓本，他说：“没什么东西了，但这几张文革前拓的。”我一看便知是王铎的《拟山园帖》，只不过拓的太差。王维澄告诉我，先祖在这里留下了《拟山园帖》刻石，就料到他曾作汉奸，会没有好下场，儿孙们会遭连累。有了这些刻石，就可以靠拓本维生了。那一套60块《拟山园帖》原石就在“太保府”旁边的一座小学里，我去看过了，文革时给好几个石头字口上砸了许多小窟窿，可能本地人也知道的价值罢，才没有给完全砸碎。据说后来给裱糊了好多纸上去，变成墙壁了，才保存下来。王铎的后人们，确实靠卖这些拓片维持一时生计。八十年代，村上三岛先生就来过这里，买走过《拟山园帖》拓本，还在这里留下一块他写的匾额。王维澄以为我又是来淘金的吧，拿出些拓本来。我出于礼貌，也看到他确实贫穷如洗，因我爱王铎应及于其后吧，也买了几张，因为我有上好拓本在家。他反应也很快，当他弄清我的考察原意后，知道我从北京来，便要我代他写一张状纸到北京。他说，政府要让他搬走，然后在这里办纪念馆。他说他不搬，除非让他在新建的王铎纪念馆里工作，他要守住祖宗的基业。我想，把这个十一世孙留在王铎的纪念馆，既可以当导游解说，也是活文物呀，政府何乐而不为呢？我欣然命笔，为他写了一张状纸，我没有交到北京，只交到了孟津县县长手上。《中国书法全集-王铎》我撰写的《王铎书法评传》中用了一张我与王维澄的照片，就是正在为他写“状纸”时拍的。
    我去“太保府”旁查看了存在一间空教室里的《拟山园帖》刻石，一数六十块，全。见有一人正在摩拓，说是县里派来的。村上三岛的匾正挂在屋子中央。有了这一块匾后，教室才腾出来空着，可以参观。“太保府”后面不远处是一片鹅卵石滩地。这里是原来的黄河河滩，后河道北移了。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阳，王铎回不了家，就住在黄河北岸的怀州张抱一家，作了行、草两个长卷赠他。我到这里，才深切了解到王铎为什么在怀州停留而有时间写出这两件杰作来。到实地考察，总算有一些读书之外的收获。这是我七十年代末写历史小说时的经验。更何况这是正二八经的艺术史研究。那次孟津之行，也促成了一次由孟津县政府主办的轰轰烈烈、锣鼓掀天的“王铎书法研讨会”。孟津县是一个贫穷县，全县处在黄河冲积平原地带，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只有农业。要办企业，就要有知名度。孟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抓住我来的机会，商议把王铎作为一项文化资源，在全国闹一闹，扩大一下孟津知名度，为发展工业和商贸。我在想发扬光大王铎书法的事，正好一排即合，确定了这项由中国书协这个学术机构与孟津县政府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办的是学术，他们办的一种类似经贸会的大活动。为了扩大影响，越大越好，我把韩国的金膺显先生和日本小野田雪堂先生也拉来了，成了一次“国际性”的活动。这一即兴之作，后来向河南书协主席张海先生一说，他们也自然表示支持，成了一个全国、省、县联合举办的国际活动。
   1993年4月初，国际书法联合韩国本部理事长、韩国东方研书会会长金膺显，和国际书法联盟日本本部理事长、日本东京都书道联盟理事长小野田雪堂都分别带着庞大的代表团到了孟津，弄得那个王铎纪念馆新馆会场有三分之一给外国人占了。孟津县老百姓说，孟津还从来没来过这么多外国人哩。当然，我不知道也没有去问过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来过这里没有。中国书协是沈鹏代主席和谢云秘书长亲临，再加上来自全国的几十位中国书法界的专家。县政府总指挥，安排我们先住在洛阳市的宾馆（孟津县没有宾馆，吃饭都是县政府干部倾巢出动，做了一个星期大扫除，然后在县政府的食堂做饭招待我们），开幕式当天早上，用一辆警车开道，带着大大小小十几辆车，先在洛阳市区绕了一圈，引起市民围观，然后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几十里外的孟津县，在县城绕了一圈（县城也就几条大街），才停到了王铎纪念馆。全县城的人都上了大街，集中在纪念馆前那个广场上。虽然是一个书法家纪念馆，在孟津人心中似乎就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孟津也是一个八十多万人口的大县，当然不缺少人，那简直是人头攒动！秧歌锣鼓队穿得花花绿绿，红旗彩旗迎风招展。开会时，悬在空中的气球在鞭炮和锣鼓声中一齐冲天而飞。那个热闹劲，是王觉斯绝对连幻想也没幻想过的 。当了三百年“贰臣”，如今就因为他字写的好，如此飞黄腾达起来。书法，还真救了他一生懊悔的“名节’之失。
    那次会议，论文的质量都是很高的，因为由中国书协出面召集的专题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大约是首次。韩玉涛、王冬龄、陈方既、黄惇、丛文俊、徐利明都提供了精彩论文，青年理论家梅墨生，郝文逸、莫武、马啸、姜寿田、曹军等都提供了论文参与讨论。韩国金膺显先生的论文是《中国书法的东传与王铎书法研究》。刘艺先生翻译了一篇日本汉学家须羽源一的《王铎面面观》与会。我与高文龙先生是带着《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两卷去的，上百册书在会场边被韩国人、日本人抢购一空。河阳孟津当地的研究专家也发表了几篇富有文史价值的论文。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除了上述多种方面、层次的活动特征外，这次会议还创造性地将北京故宫博物院王铎藏品请到了洛阳，也包括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一共三十多件王铎传世精品聚于洛阳博物馆展出。因为没有先例，文物的安全保卫可是花了大劲。外地文物由所在单位监护送来，进了洛阳博物馆，便由武警部队持枪日夜守卫。我们从孟津开幕后，第二天又到洛阳博物馆去，在那个戒备森严又光线不足的博物馆内挤挤攘攘拜观了王铎的原作。当时国内尚无拍卖会，大家很少集中看到这么多的王铎精品。
    除了这些王铎精品外，也请来了两位国宝人物、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刘九庵，以及他们的弟子、故宮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和王连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学大师兼书画家冯其庸也与会。这样，中国书协第一次与文博界和社科界专家同堂就同一专题展开了研讨。当时，照顾徐、刘二先生也很要紧，两位先生也很少参加我们这样兴师动众的活动。那天，在那个刻满王铎作品的展览大厅内，二老非常耐心地结合原作给大家传授王铎真伪的鉴定经验，回答大家的提问。来的都是王铎的知己，王铎书法的研究确实需要这种多学科的协作，才能较为全面和丰富。当然，也给我们主要在书法界和书法文献里边打圈子的中国书协专家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你的研究成果，能经的起历史、文学、书画鉴定等多方位的检验么？反过来说，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是否也要从更多的角度去做一种审度与思考，特别是以原作作为研究的基础。
    那次活动，孟津县也花了不少钱。县委书记、县长和全县干部、全县人民，真是总动员了。最后，到底对他们的知名度，并进而于他们发展经济有多少实际效果，我自已没有作一种追踪调查。不过，后来县里也派人来过北京，不仅送来了那次会议的论文集《王铎论集》外,据说后来还编了一本销售很好的王铎书法集，起码对发展旅游是有好处的。开会时，要作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也真把我自己累得浑身酸痛。为了帮助县里下一步工作，我在会议结束后又赶写了不少作品给县里，我真的为县领导全力以赴开发进取的精神所感动。

                                    2003年6月19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2）
                      俏也不争春
    这张照片是1994年春节前夕，谢云秘书长和我去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宿舍去看望欧阳中石教授时拍的。当然，话题要早得多了。欧阳先生搬到学校住以前，是住在东二环内大雅宝附近的前拐棒胡同，我去过那里一次。自那之后，我才知道北京所谓的“大杂院”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张照片中的欧阳教授的书房仍很局促，但与当年那胡同里的住房确实是天上人间之别了。四合院本来是布局井井有条，有门有道，决不含糊。从东南巽门进去，左拐便可能有垂花门开在正中向南。没有垂花门的四合院，也是东西厢房拱卫五间大北房，一套八卦九宫的理念，让你肃然霭然。那年，我去前拐棒胡同那个四合院，一进门，根本找不到路。往右一拐，几乎是从别人家的灶台挤过去，还要把身子时不时侧过来前行，方寻找到欧阳先生的那间几乎见不着阳光的南房。不过，一进门，一位气定神闲、目光炯炯的长者便微笑相迎，使你顿然忘记刚才那大杂院的曲折，仿佛见到一个神仙洞中人。欧阳先生就是在这间破房中构思出了首都师大，当年还叫首都师范学院的书法专业，在这首善之区，打出了“书法文化”的大旗。北京地区凡有创作成就的中青年书法家们，有几个没有读过首都师大书法班。打破师门界限，以现代学科教育而有教无类，如书法教育的一声春雷。欧阳先生广揽优秀人物入校执教、讲演，以开启学生心智。其本人以一位哲学专业教授，而将书法纳入一门学问而施教。1986年春，我应欧阳先生之邀去讲过一次大课，见那一二百学子嗷嗷待哺，戳力学业，令人感动。当今首都书坛好手如薛夫彬、王友谊、李晓军、宫双华、刘文华、李松等，其时皆在座中。后来，欧阳先生以其在首都教育界的影响，又创书法本科，再办书法文化研究所，再创书法硕士点，而再首创书法博士点，堪称功莫大焉。这次春节例行拜年之时，欧阳先生给我们谈的，不仅有他繁重的教学工作，更谈到了他的硕士培养计划和再发展博士教育的大计。欧阳先生步行时，总有一杖随身。谁料这有些单薄的身躯，却不断自己给自己加压。他是一个只顾干自己事情，从不论人是非的好人。这可不是乡愿，这在“江湖气”蔓延于中国书法界时，欧阳先生的形象更加清晰起来。我很少看见和听见欧阳先生的学生在无端吹捧先生，甚至还不时听到他的学生与他闹矛盾之事，什么道理？这里学问很深。首先，欧阳先生是干实事的教授，干实事就会有矛盾；欧阳先生不是钻营名誉的教授，所以他不需要一帮幕僚般的学生为他吹捧和摇旗呐喊。他没有当过中国书协的主席、副主席，当了一届顾问也给不了了之。在北京城书法名利场上，这样的名家哪里找！---始终站在第一线的教台上，倡导学生们读书问道，并身体而力行之。这对首都书坛拉帮结派、堂会串联、渗透官场、商业操作的恶风邪气，无疑是一股巨大的遏止力量。
    当然，我在这里并非在说首都师范大学的欧阳中石书法教育体系在当代书坛一枝独秀。我作为分管教育的副秘书长也在思考着当代书法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什么叫学科？没有学校教学，那有什么学科？浙江美术学院，即现今的中国美术学院书法教育先声夺人，首先培养出了朱关田、王冬龄、陈振濂、邱振中、祝遂之这当代书坛五硕士。但书法教育是依附于中国画系学科的。这与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的两所江南名牌大学颇为相近，虽然培养大量杰出人才，仍然以创作研究为主体。中央美术学院的书法教育也长期依附于中国画系，直到近年才有以书法、篆刻为主业的王镛教授工作室。但其培养的优秀人才，仍以创作研究而名于世。于是，九十年代初，是吉林丛文俊教授到北京来给我第一次看到国家技术监督局下达的学科分类简表。也就是说，由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全国范围“书法热”，才得以推动和实现了这个二级学科的编外名额。我所说的“编外”是指虽有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认可，但尚未在国家教育系统得到赏识。那一段时间，丛文俊先生来北京，除了给我谈到他的古文学研究与先秦书法以外，谈得最多的还是书法学科在全国大专院校真正建立的前景。

    我在这里谈到丛文俊，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老、中二位教授都寄生于大学中文系，而非美术系；二是这时丛文俊先生正与我商谈扩大他所在的吉林大学书法教育规模一事。丛先生也着重把书法视为文化，他也认为书法的硕士、博士是要培养国家一流的书法学术人才，而非完全的书法家。丛文俊先生吸取了欧阳中石先生首都师大书法硕士点的经验，与中国书协合作，以文学和文献的角度，争取到了国家教育部给予书法硕士点的名额。1993年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与中国书协联合招收历史文献学专业古代书法艺术与书法理论方向委托培养及自费硕士研究生，在东北三省首开书法学科高级研究人才的教育。吉林大学的书法教育我只参与了合作策划，平时也不过听一听丛先生来北京“汇报”情况，至今没有去上过一次课。但是，我在吸收着他们给我带来的关于高等院校书法教育的思考。欧阳中石先生有一个迫切的愿望，也在一次与美国马里兰大学书法教育交流会上向我表达过这个愿望，就是全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协调工作，特别是书法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统筹与协调。欧阳先生和丛先生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二人都迫切希望把书法学科真正建立起来，而不要去“沾”美术的光。这是与许多置身在美术学院和美术学系的书法教授们的不同之处。这个时候，在中国书法界影响很大的教授王学仲副主席已有些懒于教育事务了，他在天津大学首创的王学仲书法研究所曾名噪一声，这时也不继续召收研究生。中国书协领导层已经没有既有影响又乐于奔命的鼓吹书法学科教育的大员了。各地大专院校书法体制基本与中国书协关系非常稀松了。以刘炳森副主席为教育委员会主任的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的工作，相对落后于比较热闹的创作评审、学术和篆刻委员会。直到1994年，中国书协二届教育委员会才在青岛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当然，谈到中国当代书法教育的时候，也要记住徐无闻先生在重庆西南师大中文系开创的书法硕士教育。徐先生和欧阳先生习性很近，关系也不错，也是在中文系搞书法教育的。他到北京来，总要与欧阳先生磋商书法教育之事，我也从徐先生口中听到过关于由中国书协来协调全国高等院校书法教育之建议。徐先生是我的成都同乡，他晚年与我交谊颇厚，还专门为我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苏轼》二卷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当代书法教育在这些热心联络共举的教授们努力下，会有更新的气象。
    这张照片上，大家也许会注意到挂在书架上的那张颇有郑板桥、齐白石之风的拒绝书作应酬的“告示”：“增字画之雅，则有例可循。”大约两句上头还藏有别字，但意思已经明白了。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象欧阳中石这位学者、教授显然难以效法那些整日坐堂在家鬻字的“职业书法家”们去作商业应酬。我不敢随意猜度欧阳先生是不是爱财，但我敢于断言，他无法以有限的精力去专精于发财。最近，我已从北京和山东听到欧阳先生一纸十万金的润例了，尚不知真伪。这除了证明他的艺术精湛为人所爱外，我可以猜度他是在以高额润例来阻挡应酬对学问与教育的干扰。
    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来了8899网友在跟贴中的提示，希望我多检查一下工作中失误。我认为，这些年来，中国书协对老一代书法家作用的发挥非常不够，这对遏止书坛某种浮躁倾向非常不利。我们在鼓励青年成才的时候，忽视了大器晚成的常规。坦率地说，这个失误是我在九十年代后期才有所察觉，而赶快办了“京华十一家遗作展”和“当代京华十家书法精品展”。那时，我们的以谢云同志为首的三人秘书长班子，再加上党组成员，代主席沈鹏先生四人，春节前的分头拜年是没有缺少的，但从老书法家那里去讨教是缺少的。艺术学术团体现在照搬党政机关的干部选择制度，到年龄退休。当然，那些并非有开宗之派之能的书坛领袖如果不到点換班，别的人哪有什么机会去露露脸，尤其现今票友们大肆给书协渗水的时代。然而，真正的一代艺术大师永远作为协会的旗帜人物，是艺术学术团体的必须。至于，象欧阳中石先生这样的德高望重一代人，他们虽然“俏”，却也“不争春”。到今天，他决不会为没有当上中国书协主席、副主席，或不再聘他为顾问之类而遗憾的。换句话说，眼下的中国书协人事安排现状及其社会的奇怪影响，捧着顶戴花翎要往他头上套时，他未必就愿意接这个招。因为这中间已经有谁沾谁的光的问题了。

                             2003年6月20日于松竹草堂

艺术部落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3）

                    广西现象忆尤深


    书协干部张陆一同志几赴平谷，终于在北京市找到一家赞助单位，办了第五届中青展。
    这里我略了第四届不论。一来，我和张鑫先生当时均被排除在外，未能躬逢；二来，展览有些走样，已未按启功先生“青年人的事青年人办”的决策办事，评委主任由已属六十岁的刘艺先生出任，评委有已过古稀的魏启后老先生，以及中青展退休评委返聘的，如马世晓、孙伯翔等。何况，三届中青展1990年刚办过，1991年又办第四届。这大概是某个长官意志所成。
    五届中青展于1993年夏在北京平谷县评选，当年10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开幕式给10位获奖作者发奖时的照片。李德生、方毅、邓力群这些国家领导人、老前辈多高兴，这些领奖的年轻人多激动！你看，广西来的张羽翔有些腼腆，福建李木教是捷足先登，几乎伸手去抢那份获奖证书哩。当年，真有些一跃龙门身价十倍的劲头。
    但是，至今给人的记忆最深的，还是“广西现象”——10名获奖作者广西就占了4名！而且这4名作者的作品新的出奇。这不仅引起了评审会的轩然大泼，而且招致舆论界的热点关注。
    这届中青展的评委会因沈鹏代主席年龄到点退休，由副主席刘炳森出任主任。但具体工作仍由张鑫和我操作。鉴于三届中青展各地区入选数不平衡，西部省市入选较少。于是考虑了评委的区域弥补。于是，新增了云南郭伟、甘肃肖第、福建吴乃光、山西王朝瑞、北京薛夫彬、黑龙江魏天雪等。但是，偏偏奇怪的很，没有一个评委的福建省，不仅入选数大幅提高，而且如此出尽风头。广西的这几件获奖作品在进入最后一轮评选时，并没有从整体上引起大家注意，评选计票一结束，按得得票多寡将10件作品挂出来时，最高票数前三件均是广西小将的作品。第一名蔡梦霞，当时年龄仅二十岁。于是，众皆哗然。我请张鑫先生再校对一次计票，没错。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省就占了四成。而书法大省江苏阙如，四川阙如。这里有作弊的吗？所有评委当即断然否定：广西没有一个评委，没有人会为广西无名作者拉票。相反，江苏4名评委，四川两名评委，存在拉票的可能性，但没有发现有他们拉票的现象。大家在哗然之后，自我解嘲：评委们“好色”，因为四件广西作品用纸均是仿古作旧的古铜色调。《中国书法》1993年第6朝破天荒将一个翩翩少年蔡梦霞的作品发表封底，让读者也可以看看纸色与其构成效果。
    可以断言，不管评委中是否有人后悔，但所有投票均是从艺术感性出发，而抛开了艺术史批评理念的。到底艺术感性可靠，还是艺术理性可靠。坦白地说，我认为艺术感性是第一位的。何况，评选作品是以创作家为主组成评委会的。当时，没有任何程序上的理由来否定这个评选结果。也曾经有人以地区性为由，希望将广西四件作品调整下来一些，但这也讲不通，不能把得票多的调下去，更何况，调哪一件作品上来呢？我当时为了平息大家的怨悔，让大家对评选结果保持信心，说，中青展鼓励探索和实验，就将这个“实验”让历史去评论吧。大家在那里头痛不已，议论纷纷，几乎捶胸顿足，其花费的时间超过评选过程数倍。开饭的时间已过了，大家终于平定下来，又仔细将广西作品一件一件地细细看了看，觉得自己的票也并没有打错呵。显然，是如此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冲击力，在好多轮筛选中都留住了评委们眷恋的眼神！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被评委们偶然地，也是敏锐地给捕捉到了。这就是时代的审美特征，这就是“流行书风”，一个由展厅展出对视觉形式的新要求，和新标准所造就的形式倾向。
   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重新翻开登载在1993年第6期上的10件获奖作品和二十多件优秀作品细细琢磨时，我更为理性地认为，这次评委没有错，广西小将的四件作品应该得奖。第一，他们的作品非常积极地吸收最新考古资料，即汉晋残纸的审美风格。这中间不仅是纸色的选择，也包括字形风格和用笔风格的选择，深得其非名家书写中的“无意于佳”的真率意趣。这是比唐宋传统更为时久远的一种传统。第二，是其对传统近于完美的创造性形式表达。即是说，它们不是“临帖”，不是那种把《张迁碑》、《多宝塔》照猫画虎的搬到作品里去，在汉晋残纸中是找不到这种幅式的作品的。那时哪有大高条幅，哪有三条屏外加一个附尾。你可以说这是偏重形式，但是，书法艺术发展过程的本质，就是书写汉字这种形式最终转化为它的内容啊！后来，陈振濂先生破格吸取了蔡梦霞、张羽翔进中国美术学院深造，大约就是立足于其“学院派”书法对形式问题的强调。
    广西小将（请原谅这个“文革”式的用语，因为当时大家这样称呼）以最纯真的创造激情，以天才般的艺术眼光，毫旡一丝世俗功利的纠缠，所作的这种艺术选择，期待着我们用艺术理性去发现它、肯定它。我觉得，我个人是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不仅是其青春与激情对我的感染，更包括一种对传统的新的接受和创造形式。这一点，显然是那些一天忙着走穴、复制、卖钱的名家永远也不会梦想得到的真正的艺术创造境界。
    刘艺副主席作为中国书协二届评审委员会主任应邀赴平谷参加了五届中青展的评委座谈会，并在会议上作了一次精彩的总结发言，刊登在《中国书法》1993年第6期上。我认为，他的这段话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他说：
    “第三点我谈谈一个观点，就是导向问题。我作为创作评审委员会的一员，对‘导向’这个词我觉得是不太可以轻易使用。谁是‘导向’？我总认为这个术语是从政治含义讲的，像‘自由化’，是有严格内涵的，从政治角度讲的。对导向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艺术上还是百花齐放，他愿意怎么写，不是谁能导的。可以这个结果出去，不存在什么导向问题。他愿意摹仿就摹仿，摹仿好了可以得奖；摹仿不好自然是失败。我觉得还是不太好使用（导向）这个词。也不能说我是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导人’。”
    在大家对评选结果，特别是评奖结果尚疑虑重重之时，刘艺副主席已一锤定音了，而且具有如此之大的说服力。这对一代青年的创新精神是多么巨大的推动啊。去年，刘艺先生在某次座谈会上，以“反潮流”的精神冲着某位书坛大腕“反丑书”所讲出的“反俗书”的高论，显然不是某种即兴所致，而应该是其一贯的学术思想的表现。
    五届中青展的“广西现象”太过火爆，以致将那次获奖的几个新星光芒给遮掩住了。那次有几个了得的好手，如李木教、赵雁君、赵长刚、张世刚几位。以致他们完全被书界所认识，是因他们后劲十足，在第六届、第七届连续获奖之后，才声名大显的。那次的优秀作品中，也有不少好手，如湖南张锡良、北京李晓军、江苏张锡庚与言恭达、江西崔廷瑶、浙江李章庸、河北范硕、安徽王金泉、以及广西陈国斌、上海徐正廉和徐庆华的篆刻，无不名扬当代书坛，至今光彩耀眼。我想，哲学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我们只有具体地去回顾历史，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用一些十分抽象的“帽子”套在历史头上，这并非历史本身的悲哀。

                                       2003年6月21日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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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4）


                    牡丹江上的名人之旅


    几十年阅读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都有一个经验，在发生许多世界性危机，包括战争大事时，你会经常发现美国总统在戴维营休假，那是华盛顿白宫西北一百多公里的总统避暑山庄。你说你很忙，你难道比美国总统忙，美国总统也是按时休假的。可是，庸人如我们，虽然十多年前已有夏季休假制度，却从来没有使用过。别说休假，也很难有规律地享受到周日休假。仍然觉得忙不过来，当中国人不容易，当北京的中国人更不容易，当北京的中国的书法界中人尤其不容易。大家都在斗呵，看不出有什么斗的时候，心里也在斗呵！谁都会问，不斗行吗？而这一次是中宣部组织了一个文化界专家休假团，到黑龙江之牡丹江之镜泊湖避暑。这就算走出了书法圈子，度过了两周真正超脱的生活。这正是整整十年前的1993年7月。
    所谓“专家”，就是从文化界多个系统抽取的专业骨干分子，当然也包括少量专家兼行政领导人物。中国文联两人，舞蹈家协会的赵世英，他是画家，和我。作家协会是邓友梅和葛翠琳，葛大姐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文化部各单位中有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著名导演徐晓钟，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王好为，解放军方面是著名演员肖雄。新闻出版系统有不少我们文艺界人士并不熟悉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如《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丁振海，和中央编译局的一些外文编译。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派了记者前往，刘京山先生与我早就认识，也参加了这次即工作又休假的旅程。休假团的领队是中宣部副秘书兼干部局局长李长喜，干部局专家处的同志成了忙前忙后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讲，进入这个休假团的第一感觉就是荣誉，当走了好长一段旅程，大家都熟了以后，真正的休假的感觉才来了。后来一问，左邻右舍的专家们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历程，因为很多专家跟我一样，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跨行业的、并有相当层次的人际交往活动。这与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见到首长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没有人去问你的行政级别，我们分别照过几次相，在牡丹江、在哈尔滨等，都是轮流坐前排的。这张照片，正好轮到我坐前排的时候。人与人见面，都非常关心对方的专业长处，了解一些对方知识领域的知识。因为这里不存在竞争，也没有可比性，所有人既谦虚、又显得很有尊严。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乘火车到牡丹江，从牡丹江又乘坐大客车去镜泊湖。从牡丹江到镜泊湖那几百公里公路上，可以说几乎是五里一岗，十里一哨，都有武警军人在经过时向我们敬礼致意。当地的接待人员说，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活的“国宝”。
    出发前，在中宣部就排好了住宿小组，邓友梅先生一号，我是二号。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我们二人住一个标准间。邓先生是我在八十年代初就非常崇拜的“京味小说”的开山祖，他的《寻访画儿韩》、《烟壶》和《那五》，真把旗下人物在琉璃厂的历史活灵活现的作了传，是继刘心武在七十年代末的“问题小说”之后的新流派代表人物。在我的追问下，他沿途都给我谈论着怎么“体验生活”，成了古董行的“专家”。邓友梅先生说，他喜欢书法，可惜就是把字写不好。正因为这一点，第二年夏天，我们《中国书法》杂志举行的“文学家谈书法”座谈会，就是请他给我们“串联”起来的。他曾在沙滩文联会议室开会时说：“作协书记处开会我们一般都不去，为了你这书法，我们都来了！”那次休假所建立的友谊，还真起了作用。
    那次休假和旅游，我也意外中发挥了作用。每到一处，为了表示对接待单位的感谢，就由我写字，赵士英先生作画相赠，使接待单位很高兴。写得最多也最热烈的是到呼兴县参观萧红故乡时，为萧红纪念馆写的。一大群文人，会到了南距哈尔滨几百公里的呼兴县看望这位文坛的传奇人物，真是有缘。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萧红故居那里有一株巨大的仙人掌，这是在北国寒带非常少见的。它被一个几乎五层楼高的玻璃罩保护着，渡过寒冬的。这真是人杰地灵的奇珍，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娇弱而倔强的文坛女杰萧红传奇般的一生。所以后来中宣部再组织专家休假团少不了要拉上一两个书画家了。
    镜泊湖是一个高山湖泊，湖中的水从上游吉林省流来，再北向流入松花江。江岸都是原始森林。一到那里，气温就骤然降了好几度。江两岸绿树隐映中，不时有一些别墅参差座落，很有异国风情。但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我在那里看见了唐代渤海国遗址。那是在一处很高的山林中修建的一圈城墙遗址，绵延十多公里。在这样偏僻的原始林带，竟有这样一个名噪一时的古国。可见沧海桑田，世事迁移之变。
    戏剧大师徐晓钟是一个十分安静的人，他听说我有一个历史小说集，便很有兴趣的要我送他一本，他说，说不定还可以改编成剧本。理论家丁振海最多各方面信息的人，沿途都听他侃各种时事新闻。肖雄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当然与她在《蹉跎岁月》时的知青形象大不一样了，历练而大方。大家都很想给她拍个合影，她非常随和，给大家处的很好，说照相就照相，所以大家都有与她的合影。有一回，大家步行来到一片桦树林，给美丽的如同一幅油画般灰白色调的桦树群惊呆了。中央编译局的一位女专家徐曼教授剥下一大片桦树皮，找到我要我这个“书法家”题上字作纪念。是的，这次旅行因没有事先准备宣纸毛笔，一旦发现这些能写字的树皮，让书法家题上字，哪怕不是用的毛笔，也觉得特别有一种诗意在。我分别给大家写了一些诗句在树皮上相赠，我充分体会了书法的情感意义。
    半月时间，转瞬即过就到了分手的时候。刘京山先生将全程拍制了一个专题片，后来在中央台播放了，反映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切之意。虽然不过二、三十个人，但想必会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心中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我这次休假的最大收获，是觉得书法应该走出自己的大门，去与其他学界交流、碰撞，让它吸取更多的营养，生长成现代的有生命力艺术。我想，这生活的启示，包括它从中获取的自信，大概就是我从第二年陆续召开的六个学界名家书法座谈会的最初萌想吧。这种跨越学科的交流，后来确实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
    在牡丹江拍的这张照片很快就交到我们手上，大家传递着，在每一张照片都写下了全体人员的签名。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名人之旅。
                               2003年6月22 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5）


                 又一个文化的节日


    1993年，被称为中国书协的学术年。这是1994年春召开的中国书协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总结的结论。在王铎书法国际研讨会和全国第四次书学讨论会之间，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还和浙江湖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赵孟頫国际书学讨论会”。朱关田先生既是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又代表浙江省书协参与领导了这次书学讨论会。中国书协研究部主任张荣庆先生是一个赵孟頫研究专家，他和研究部干部丁政全力以赴负责组稿，使这次会议的“国际性”有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谷村熹斋、美国的傅申都提供了质量很高的学术论文，法国的劳悟达女士，和留学日本的俞慰兹都应邀带着论文参加了大会。台湾省著名书法学者李郁周先生也带论文赴会。这次会议吸取了王铎书法国际研讨会经验，从故宫借出了十几件赵孟頫真迹，送回赵孟頫故乡，在湖州市博物馆展出。徐邦达先生的论文《赵孟頫真迹一览》在大会发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作为赵孟頫研究的权威，在博物馆内结合赵孟頫原作，对真伪鉴定发表了精彩的讲演。那次，傅申先生作为美国佛利美术馆的东方部主任，正好将刚刚收进了赵孟頫小楷《常清静经》作为实证所撰写的赵孟頫早期书法研究论文，也是大会的一个亮点。对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东道主浙江湖州市来说，其意义颇像河南孟津王铎故里一样，把这次活动办成了一个文化的节日。
    这次活动有个节目，就是在讨论会期间，专程安排了一次为赵孟頫墓碑揭彩仪式。开会前不久，人们才从赵孟頫出生地湖州市德清县发现了赵孟頫的墓碑。据称，抗日战争期间，湖州沦陷前，德清县东衡乡的村民们自发地将赵孟頫墓旁的土丘掀开，用土掩没赵孟頫的墓冢，把墓前翁仲、石兽也推倒入土，以防日寇劫墓。现在给挖了出来，如像一个考古大发现似的。我们那天去揭彩时，还从农家院子里直穿过去，在刚刚露出来的墓冢前，举行墓碑揭彩活动。整个赵孟頫陵园都是那次会议以后重新修建的。那天去的时候，德清也是全县人民出动，就象赶庙会一般，放着火炮和彩气球，欢迎我们的会议代表。德清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又并非在交通要道上，没有赵孟頫在这里，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走到那里去。这张照片就在一个农家大院里刚挖出来的赵孟頫墓前石兽旁拍摄的。中间那位就是从美国赶来赴会的华裔书法学者傅申先生，他的右边那位是黄惇先生。黄惇先生去年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赵孟頫》二卷已问世，他所撰写的《赵孟頫书法评传》已将赵孟頫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和他当年在湖州发表的论文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赵孟頫研究，他与傅申先生也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在我们三人身后，主要是德清县的乡亲们在围观，他们的盛情使我们特别感动。书法研究，一个默默无闻的行当，在这里成了如此热闹喧哗的中心和热点。乡民们成了书法学者的“追星族”。
    这次我和黄惇先生与傅申先生边走边聊，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启示。傅申先生这次是乘飞机先到上海，他企图从上海乘船到湖州来，想从大运河和太湖航道，去追寻赵孟頫昔日奔波的足迹。结果没有找到船运之途，他只好怅然乘汽车来到湖州。这次聊天中，他还一再向我们重申着这种遗憾。这时，我也想起了我的王铎研究。王铎的大量作品，不也是在大运河的船上书写的吗。他有名的《赠汤若望册》就作于淮南苏北的大运河船上。当然，赵孟頫多次往返江浙和京师之间，哪里象我们今天这样坐飞机跑来跑去。他路过济南，盘桓久之作了《鹊华秋色图卷》。今天到济南，看见那济南城内遥遥相望的鹊山与华山，便会想到赵孟頫的山水杰作。他的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就是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九月初，应召从湖州乘船赴京，因吴森（静心）先生携有《定武兰亭》同行，他得以沿途观赏，题跋，直到十一月抵京，共作十三跋。傅申先生有这种追寻的愿望，很引起了黄惇先生和我的共鸣。中国人的哲学，就是实践的哲学。在实践中的发现，显然不同于书斋中理性的发现。何况我们谈的是奠定在感性基础上的艺术呢？我们相约有朝一日能沿着大运河航行一次，虽然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但这种向往却为我们的学术工作注入了一种新的观念。
    在这里谈起傅申先生，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这次在湖州，我们是初次谋面，但他的大名和著述早令我们耳熟能详。如果我们谈起这二十多年的书法发展，是绝对要谈到他与中田勇次郎先生合作编纂、日本中央公论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四卷。后来，苏州葛鸿桢先生又翻译了他的《海外书迹研究》。可以说，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了流失在西方的中国历代传世精品。他和中田勇次郎对这些作品所作的现代学术研究，也代表了西方汉学书法研究的方法与成果。这是继日本《书道全集》和《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台湾）之后的第三部中国历代书法大书。傅申先生在台湾大学硕士毕业后，曾工作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后又留美读取博士学位，并应聘到了美国佛利尔大学博物馆工作二十余年，是美国和欧洲收藏中国书画原迹的见证人。他的工作正好补充了徐邦达、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他们在大陆五十年的书画鉴定工作的不足。他所携带的西方汉学工作的先进方法，无疑为国内书画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参照。他曾撰写了一篇足有二十万字的关于黄庭坚书法的博士论文，是迄今研究黄庭坚的最大型论文，他曾答应译成中文，然后选入《中国书法全集-黄庭坚》二卷中。很遗憾，直到两年前水赍佑先生已将《黄》卷编完后，他尚没有时间去翻译这篇他很为得意的博士论文，我们便只好选入了这次湖州会议发表的那篇论赵孟頫小楷《常清静经》的论文。
    自1993年湖州一会后，我和傅申先生便有不时的会面。他来过我北京的松竹草堂，我们在台北、在香港、在韩国的学术研讨会上，已经成了熟稔的朋友。傅申先生也善行草，也不时以作品参加书法界的聚会。后来，他退休回到了台湾，在台湾大学作了教授。今年春，中央电视台根据我提供的名单和地址在台北找到了傅申先生，让他作了“两岸互动”的节目，谈起了我们的友谊。随后，电视台又拍摄了我谈起与傅申先生的一些镜头。可惜因为“非典”时期，这个用文化艺术联系海峡两岸文人互动的节目至今未播出。但是我想，联系两岸以及海外华裔学者，共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学者，自然也会从这种“互动”中受益。中国书法二十年，离不开海峡两岸与海外书法学者所共同营造的氛围。书画界和书画收藏界都在做着一个梦，不知道什么时候，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这两个博物院的藏品能在一起做一次完璧之展啊！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台北。不过，在今年则有两次盛会值得一提，一次是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历代书画国宝展，将国内几个大博物院的传世精品汇于一堂展出，轰动一时；另一次是在日本大阪，将日本和美国所收藏的中国历代书法精品汇于一堂展出，轰动东瀛。“中国书法在线”将中国国人因“非典”未能与会的遗憾，在网上做了一个弥补。我的另一个美国籍华人书画鉴定研究专家黄君实先生，和旅居日本大阪的朋友李中华先生都分别寄来了精美的作品集，才使网友们能一饱眼福。文化信息的交流，是我们艺术发展的催化剂。象傅申先生这样的交流使者，在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于世界的活动中，功莫大焉。当然，象傅申先生这样活动于美国文化界的书画研究学者，除了刚刚提到的黄君实先生以外，尚有早期的蒋彝教授，以及方闻教授、王方宇先生、王已千先生，作家於黎华也在美国教过书法，目前尚有在波士顿博物馆工作的张以国先生等，这种参与收藏和博物馆工作的华裔学者，也给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书画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的。前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方闻先生主持的北宋马远《溪岸图》研究学术会议，中国的启功为首的书画学者赴会，就显示了中国大陆是这种国际学术研究的一支不可缺少的主力。这种东西方互动的研究，显然对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扬光大，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这次赵孟頫故乡之行，除了这种国内、国际、多种学科的互动外，确实也给我们研究工作起到启示性的作用。去年初，我在阅读黄惇先生的《赵孟頫书法评传》时，自然生出赵孟頫在家乡湖州、杭州与大都北京之间辗转的际遇与心灵冲撞的带着山水痕迹的感受，使我得以更深切和感性地去理解黄惇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所倾注学术热情与学术深度。在文献与遗迹的任何一次知识链接中，都会使你获得发现的快乐。这也是照片中所反映出来的一次学术活动中的喜悦情境。

                                2003年6月23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6）
                    山城的学术盛宴
    读过《书法导报》最近发出的《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征稿启事》后，心情十分沉重。难道中国书协要领导当代书法全面复辟，要把学术工作也倒退回二十年以前？“兰亭奖”已经搞砸了，全国展的宗旨成了吸收新会员入会的新人展，六届书学讨论会全然不顾学科建设的稳定性，硬要把“书法创作研究”这个书法学的四级学科来代替作为二级学科的“书学”！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分类规定，是根据各种艺术学科共性而确定的，这在九十年代的书学界也早就达成了共识。艺术学是一级学科；书法学是二级学科；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书法教育等，是从属于书法学的三级学科；而书法创作理论，是从属于书法理论下的四级学科，在书法理论下还包括书法美学这个四级学科。四、五年一届的全国书学讨论会，为什么本末倒置，不按照学科分类和平衡发展的规律办事。中国书协在1994年召开过“当代书法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这是由创作评审委员会操作的学术会议。现在分出来一个创作委员会，又去干什么呢？如果真要开专题性的创作理论研讨会，就应该交给创作委员会去办，怎么能由学术委员会去操作创作委员会的事呢？坦率的说，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的两主任就是安排不当。这两主任都是我多年相识的老朋友，鉴于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张海先生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是很合适的。张先生不是不会写文章，他在刚刚提到的1994年全国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上发表的那篇《关于代表作的思考》的论文就非常精彩，立意既新，文笔犀利。这是他多年的创作研究与组织工作的经验之谈。至于书学的广泛涉猎与学术工作专精上，并非他的强项。张传凯先生自己也未必愿意担任这项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工作一把手，或者至少应该给他搭配一个有经验的理论工作者操作。我觉得，这种学科指导工作的混淆与失衡，两位主任是要承担责任的。这种书法学术研究工作的回头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能不让我这个过来人感到痛心。
    看到这张四届书学研讨会时，全体与会人员在重庆会议厅外的这张合影，就象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我就不由十分感叹，开一次这种规模的综合性学术会议真不容易。王铎、赵孟頫这种专题研讨会出钱单位有自己的功利目标，书协只不过是借鸡下蛋而已。综合性学术会议很难找到赞助单位。而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还难在我们给它规定的一个高标准，即：开会时要有论文集，论文要评奖。这两件事情都是中国书协以前没有做过的事。中国书协以前开过三届书学讨论会均没有出过论文集，只在会议上互相交换过各自打印的论文稿，没有钱，更别谈评奖发奖金了。筹备之初，我便找到老朋友、现任重庆市书协主席的周永健，他是出版专家，他所在的重庆出版社是个关系户，又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出版社。周永健先生说，这种活动不能由出版社出面，便找到重庆书协常务副主席、老作家殷白。殷白先生一口应承，与市委组织部长梁子平同志一起向市领导汇报，市书协主席周春山同志也大力赞成。加上周永健先生与重庆书协的一帮中青年书家关系很好，承上接下，团结了老、中、青，奠定了在重庆开会的良好的舆论与物质基础。为了促进这项工作的落实，记得我还把老朋友、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仲炎先生搬到重庆去，找到重庆市委宣传部滕久明部长催办。当时，重庆归属四川，这也起了相当作用。为了与中国书协协调工作周密无误，殷白与周永健二先生还专程来了一趟北京。于是，征稿通知发出后，得到热烈反响。中国书协研究部负责论文工作，收到了680多篇来稿，创了记录。然后由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在京组织进行了论文评选，选出一等奖、二等奖各5篇，三等奖27篇，加上特邀的的学术委员和资深学者论文13篇，总计50篇论文，由张荣庆和丁政二位负责进一步编辑审定润饰，然后交重庆出版社出书。周永健先生在重庆不仅要作好各方面协调工作，他是组委会副秘书长，还要负责论文的出版编辑工作。他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在1993年10月开会前把书赶出来了。翻开这本精装的论文集，从目录编排就可以对学科配置一目了然。由于这次赴会人数多，差旅住宿吃饭开支巨大，还要负担船票三峡旅游，预算远远超支，经济负担实在太重。临开会前，奖金还没有着落。这时是沈鹏代主席救了火，他个人拿出3万元来赞助奖金，后来李铎副主席也主动捐出一万元，使与会代表大受鼓舞和感动。这样发奖金的问题才算解决。
    然而，最困难的是会议操作。搞展览只要开幕式一完，再开个随意性很强的座谈会，基本就大功告成。而大型学术会议要开好几天。特别是这次会议提出了学科建设的热点和学术会议的规范化，对会议程序作了“与国际接轨”的尝试。当时，我本人尚未出国参加过专业性学术会，国际上的事，也是听别人讲的 。我们自行设计了由主持人、评论人、论文发表人，和与会学者驳论、答辩的一套论文发表程序。谁知，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评论人首先要阅读论文，待论文宣读完后，给予中肯评论，而论文发表者要经受答辩的考验。激烈的答辩，使四届书学讨论会迈向了学术规范化的重要一步。人们常说，一个学者的形象，不是由他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所树立起来的，而是在学术会议的答辩中树立起来的。学术讨论会是学术论文第一发表形式。学术规范化要求论文发表者必须立论明确、论据详实、论述清晰，并对所涉猎的相关学问、典籍、知识有较为透彻地把握，这样，你的论文才经得起别人的辩驳与推敲。这就不是那些剪刀加浆糊的“理论家”所能比拟的了。那次论文发表时，记得林京海、王强、王冬龄等几位先生的论文是经过非常激烈的辩论，闹得有些面红耳赤才论辩完毕的。当时会议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一种学术民主的空气在一个大型会议上操作确实不容易。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孟伟哉参加了会议，中国书协代主席沈鹏坐镇会议，中国书协顾问周而复、陆石、柳倩全程与会。中国书协秘书长谢云是会议组委会主任。坐在前排的还有重庆文联、书协的领导人物和老书家魏宇平，许伯建等。加之重庆的川菜很不错，真是举办了一场书法学者的盛宴。
    会议期间，在重庆博物馆老馆长徐文彬先生的努力下，还专门为大家筹备了一个古代书法观摩展。一些《中国书法全集》分卷主编参加了在解放碑新华书店盛况空前的签名售书，不过，那卖出的几百本书至今没有收回书款。那场会议，最忙最累的还是要数周永健先生 。周先生是一个非常积极作贡献的人，而且是四川书法界最早与全国书界联络信息的人。他曾在苏州纺织学院读书，与江浙书法界熟稔，第一届中青展他是活动骨干。张鑫、邱振中均是他给我引荐的。他在1985年就编了一本《中国中青年书法家22人作品集》，影响甚广。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周永健了解全国书法界动向的。他有很好的鉴赏眼力，见解敏锐独特。自那次书学讨论会后，他以其卓越的组织工作才能，最终成了重庆书法界的领军人物。鉴于我的现状，如周永健这般老朋友年来已很少联络了，我怕给他们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回忆这些走过的路，我又不能不记忆起他们的功劳。说到这里我还是有些担心，中国书协现在搞株连可不得了。最近，书协从上海“聘”来一位《中国书法》杂志负责人，板凳还没坐热，就开始搞株连。第一天裁掉了我的司机，第二天裁掉了办公室主任，而从北京另调一人来顶替，第三天准备再裁社长助理和出版部主任，我急了，去找他论理。他说，这是分党组的安排，我只是执行。这是哪个党的“分党组”？还是共产党吗？这个分党组的负责人读过《共产党宣言》吗？《中国书法》並未亏损，这些老同志对杂志社都有贡献，尚在非典特殊时期，你把这些无产者的饭碗砸了，还要不要北京的政治稳定？封建王朝有株连九族的制度，也仅止于家族。现在连单位同事都扩大进去了，真是今胜于昔慨而慷，一代更此一代强哩！
    会议一结束，我们得到了难得的船票，开始了又一次川江之行。周而复、陆石、柳倩诸老与我们同行。许多担任篆刻委员会委员的与会代表也一同启程，因为我们要去武汉召开中国书协第二届篆刻委员会会议。船过巫峡，徐本一先生等湖北书协领导就成东道主了。那一次，我们船过葛洲坝，继续前行，游岳阳楼、洞庭湖，直到武汉汉口码头才下船。这时，篆刻委员会主任李铎副主席、篆刻委员会副主任王镛先生、秘书长崔志强先生等已经在武汉等着我们了。

                                  2003年6月25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