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7）
                 要与西泠印社分庭抗礼
    中国现存最老的社团，包括那些各种政党在内，最老的恐怕要数西泠印社了。西泠八家推吴昌硕当社长时，那时，篆刻一道，无非徽、浙二派。那时在北京，哪有什么篆刻家。在西北、西南，篆刻自属冷门。“文革”之后，沙孟海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可以说是西泠印社的中兴开始。中国的篆刻家，能当一名西泠印社社员，基本上就是一生中最为崇高的理想了。八十年代初，徐无闻先生拜方介堪先生为师，成为西泠印社社员，是四川全境重大的艺术新闻。真是物以稀为贵。九十年代初，我曾去杭州，在朱关田先生安排下，拜谒过我所崇拜的沙孟海先生。从那时，我便了解到西泠印社社员有沙老挂帅，而实权操纵在杭州市园林管理局那里。因为西泠印社属杭州的园林绿化单位。这就奇了，吴昌硕式的人物，却要象园丁花匠一般去听命长官，西泠印社能“中兴”吗？后来，我曾应邀去参加过两次西泠印社的庆祝和换届活动，我觉得西泠印社只剩下一个最重要的传统，社长一定要德高望重的艺林人物，社员选择不是定量扩张。所以，沙老去世后，由赵朴初先生接任。有一回，据说，启先生去西泠印社坐主席台开会，就被当地印家当面奚落一番他不会刻印。后来，赵朴老去世，实在选不到人，又来北京聘请启老出任社长。其实，杭州园林局派一个科级干部去出任社长，也是对其下属单位西泠印社行政级别的拔高。但是，在文风颇盛的杭州，官员们尚有些惧怕书生造反。西泠印社虽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但却难以组织好全国性的篆刻艺术发展大计，徒有空名而已。不过，能保住这“名”已属不易，孔子云，必也正名乎。东瀛日本的篆刻界人士，至今不时要来杭州朝圣，总紥住了西泠八家的香火。
    正鉴于此，八十年代中，以康殷先生为首，创“北京印社”。副社长选了两人，一熊伯齐，一王镛。秘书长崔志强，公章帐本却揣在崔志强先生手上，拉开了一面北方篆刻的大旗。后来，崔志强先生调来中国书协，北京印社的活动便式微了。1991年书协换届后，我从工作安排考虑，推荐崔志强先生出任了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秘书长，这算是得其人哉，把中国书协的篆刻活动搞火了。于是，日本篆刻界巨头梅舒适，小林斗盫先生先后纷纷北来，十分谦虚地与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搞起交流活动来了。如果说要论历史的话，这张照片是否可以称二十世纪末中国北方篆刻艺术发展的开山旗帜，中国书协二届篆刻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武汉召开时所留下的历史性足音。这次会议韩天衡先生因故未到会，他是副主任。在1993年之际，中国要选篆刻界的旗帜，韩天衡应是执牛耳者，或至少与王镛、石开共任主任之席。清末颓世，西泠尚有“八家”，当今盛世，便不能称有“三家”么？他与王镛屈居于副主任，当然也是对中国书协的尊重之意。差不多十年时间，韩天衡与王镛对篆刻工作确实全力以赴，这中间崔志强先生出力最多。确实为中国当代篆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崔志强先生是个玩家，玩过古钱币，玩过透光镜，最近玩风筝也玩得出奇，把一只鹞鹰风筝放得像真的一样在你头顶盘旋。我想这是他父亲的遗传基因。然而，他又有其祖父的血统。他祖父是山西阎锡山的副主席，又出任过天津市市长，抗日战争时为打日本兵流过血的。所以，崔志强又有勇于担戴的血性之勇。别的以后再说，且就这篆刻活动，他是跟西冷印社骠着干的，誓要为中国书协一统篆刻界“天下”。他做事少策略，在京城也得罪不少人。比如，在京城他独尊康殷，别的人就不太买帐；康殷过世，他独尊王镛，王镛什么都好，不能容别人说个不字。有一回，小林斗盫到北京办中日篆刻展，公然称吴昌硕以后中国无篆刻家。崔志强先生差点上去要拧小林先生的脖子。但是，没有这样真服气人的人任组织工作，谁都是老大，这篆刻的旗帜能举起来吗？搞起国际交流来，中国还不是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王镛这个人够倔，一般人把他搬不动，瞧，就崔志强，指挥他团团转。一会儿上枣庄办篆刻基地搞培训，一会儿上苏州开篆刻学术讨论会，连续搞的几届全国和国际篆刻展，王镛可真是卖了命，随着崔志强的指挥棒转，把中国书协的篆刻搞大了。一时间，全国五百家印社，企图推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为盟主，而把西泠印社甩在下风处。站在这里的诸位当今篆刻大师们，除了余正先生是杭州人外，都在西泠印社没有进入领导层。但依我门外浅见，当今中国篆刻，舍此而谁为天下雄？
    这次篆刻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湖北方面，是《书法报》负责人、篆刻家铸公先生和雷志雄先生等全力以赴，搞赞助、安排了后勤，中国书协张陆一先生全力配合，使这个会议成功地规划出其后五年，其实成了十年的规划，终于形成篆刻艺术界要与西冷印社分庭抗礼的大好局面。换句话说，新中国五十年，不能有愧于这个时代，要把西泠印社发展中国篆刻艺术的薪火接过来，传下去。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活动的全面开展，实属不易，印拓一文不值，谁来赞助。弄得崔秘书长经常让太太从家里拿钱为篆刻委员会顶账。可是活动大旗一举，全国蜂起响应。于是，便有北京小刀会，广西细柳营，哈尔滨的葛冰华师生班子，中原印社的一帮精英突起，篆刻艺术可算“烽火四举”。要说当代篆刻，照片上这一帮人功不可没。
    写到这里的时候，又不由悲从中来：而对现实，他们这路今后怎么走？今年初，王镛先生和石开先生公开声明辞去了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会职务，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发生了实质性的分裂。我在想，难道篆刻艺术在西泠之外就只有这十年好景了？甚嚣尘上的与西泠印社分庭抗礼的口号，如今还有谁敢喊了？坦率地说，四届中国书协的领导机构戕害了中国书协的篆刻艺术！如果说在十年前，中国书协的篆刻工作在肇始阶段，李铎副主席出任篆刻委员会主任是显示了对篆刻工作的重视。而十年以后，以王镛、韩天衡、石开、崔志强为首的篆刻界人士已经亲手创办了这一片天地，现在却让人靠边站，什么道理。朱关田先生是一代书法史学重镇，当然他也是了得的书法家和篆刻家，但这十年篆刻发展毕竟功劳居后。郭雅君秘书长本来就已高居统帅全协会行政业务工作高位，为什么要出来在篆刻家头上摆谱。王镛、韩天衡不仅以其划时代的艺术才华，也以其十年篆刻工作的成就，至少要在中国书协安排一个副主席的职务，才能谈到公正。我说过，只有通过追求公正，才能实现追求真理。中国书协的招牌本来就应该加上“篆刻”二字，名为“中国书法篆刻家协会”，这才合理。中国书协主席团全体成员就篆刻艺术来说，有哪一个敢于给他们二人叫板？中国书协还要不要篆刻艺术？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前两天在饭桌上听到的一个摄影家传递的消息，令举座当场喷饭：去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换届，邵华同志被安排出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同志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媳妇，但她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啊！当然，邵华同志我们十分尊重她，而且具有少将军衔，安排到一个局级待遇的摄协任职本来就是屈才。我们不是摄影界人士，谁作主席没有摄影家那么受制激。甚至，说句笑话，如果邵华同志安排到了中国书协来任职，肯定比现在的中国书协领导英明的多，我至少还不会如此受害蒙冤哩！在中国艺术家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名誉桂冠，成了某些高层人士私相授受的官场玩物，让中国艺术家们蒙受了自有中国艺术史以来空前的奇耻大辱！别说王镛、石开这些在二十世纪现代民主社会中成熟的艺术家不能忍受，就在那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满清王朝，赎了一身从七品县尉官服在身的吴昌硕，也要发表公开的辞职声明！王镛与石开，为中国艺术家讨回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尊严。
    列宁说过，历史发展是螺旋形的。看看这张照片，中国篆刻家心中的艺术之火仍然在燃烧，他们要追求的艺术理想不会消失，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艺术不是屈原已经点了题吗？——《离骚》的“骚”字！我们要考虑的仅仅只应说是，这种大一统的、官办的艺术家团体，在某些政客体制性地戕害干扰之下，还有没有继续为国家文化繁荣作贡献的可能性了？

                             2003年6月26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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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我与书法二十年——（38）
                     为了信仰的神话
    古人云：君子不党。当然，这个“君子”是指儒家人物。汉以后，独尊儒术，君子们的信仰均统一于孔子的儒教，那么，当然不需要“党”。有党，便有了利益相关的帮派。进入现代社会，不可能独尊儒术了，便有了信仰的分野。于是，君子不再以“党”为耻了。
    鄙人自小好读书，不求甚解，染了陶处士的毛病。儒家经典读了不少，康有为、孙中山的文章也读过，读得最多的是马列。我在工厂宣传部工作十多年，从艾思奇的马列启蒙教材，到斯大林时代编的联共党史，更钻研过原著，《共产党宣言》几乎可以背诵。但说句老实话，马克思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是没有看完的。因为前者是我19岁时在上海图书馆坐堂阅读的，后者因为先知道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个基本精神，于是就不愿意再细细地看列着好多数学公式的原著了。但是，什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读你就没法工作。马列的书虽然读了不少，但我至今怀疑，不懂德文，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吗？于是，我知道有些误读，竟然把孔子的“小康大同”思想，与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思想混为一谈，最后，我竟然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也有，“大同”不就是“共产主义”吗？因之，我不到二十五岁，就写了一张入党申请书交到车间支部书记手中。因为，我信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后来又把我的入党申请书转到厂宣传部，党支部还煞有介事的给我安排了一个“介绍人”。但是，一直到1978年右派改正文件下达后，有一天支部书记给我作了一个谈话，说，你现在可以入党了，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是障碍了。天呐，十多年之间，我不知道写过多少申请书、努了多少力，原来压根就不可以入党。浪费多少感情呀！其实，我父亲解放前就一厨师，参加过三青团、袍哥，成分还是工人。那时，阶级队伍多纯洁啊！好容易有戏的时候，四川作协要调我，厂里不放，说你要走，就不会发展你入党了。我想，入党是我的信仰，与调工作有什么关系。殊不知，我从四川作协调到中国书协时，也碰到同样的话。支部书记说，组织上都考验你这么久了，你要往北京调，我们就不会考虑你了。于是，我没有带着党票，仅仅带着“信仰”来了北京。
    话又扯回来了，1985年初，二次书代会开了之后，陆石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文联秘书长办公室去作过一次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调到北京来。我当时说，我是“四无”人员，行吗？即无户口、无党票、无文凭、无家庭背景。陆老说，无户口我们可以争取，至于入党吗，你来北京可以入呵。于是，我这个“四无”人员才来了北京。可见，我对入党这个“信仰”还是背了沉重的包袱的。小时候看电影，看到革命先烈临刑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死了之后，党组织批准了他的遗愿，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就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句实话，当我在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确实跟电影里的烈士那样，曾经作过关于生命的思考，能不能“把一切交给党”，以至于生命。我交那份申请书的时候起码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或一闪念，我是把生命和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读过《党章》，《党章》上入党条件就一条，信仰共产主义。可是，我却一再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党组织长期考验我的时候，我都在想，大概党组织正在考验，你真能为党献生命吗？所以，别人没有批准我，我还总是庆幸，因为我总是在动摇呵，私心杂念多着哩。曾参不也有过“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吗，谁都需要思想改造。不过，没关系，革命烈士不是死后才追任的吗？因之，1985年我到了中国书协后，不出两月，我就慎重其事的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刘艺先生手上。那时，书协和杂协是一个支部，刘艺先生是支委。刘先生当即说，我给你转到党支部去。不久，权希军同志调到书协，兼任了党支部书记，开始有人真关心我的入党问题了。当时，还给我在编辑部里正式安排了一个帮助我进步的党员作介绍人。偏偏很怪，这时，九三学社有人来介绍我入社，是中国作协的两位社员，还把我叫去见过市主委。直到去年，我从九三学社中央一位副主席那里才知道，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四川大学校长柯召先生推荐过我，柯老我其实不认识他，他是九三的领导人，似乎还打算过重用我。但我这个人太实在，去找这个入党介绍人请示，问他入了九三学社以后还能不能入共产党。他说，我给你问问吧，便再也不给我回答。于是，九三学社的申请我一直不敢写，怕别人骂我对共产党有二心。后来，十多年后，我入了九三学社，参加过几次中央组学习会，才发现两个“友党”其实就思想观念完全一致的。但当时，我怕共产党以为我思想水平低。大约过了一、两年，党支部书记找我聊天，不是正式谈话，说我们支部召开会议研究你的入党问题，你怎么会说要入九三，不入共产党了？我一下急了，就把前面的情况一谈，这个书记倒颇为同情我，但是，也无可奈何了。就这个书记，我还给他交过两份入党申请书哩。第一份文字太长，他说大家读不懂。我说，我那上面写的都是马列原著中关于无产者为什么要组织起来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呵！无奈，我又写了一封只有两三页的通俗的申请书。这两分申请书也白费了，入九三也耽搁了，直到2001年才成了一个老年新社员。和别的社员一起开会，人家中科院院士才三四十岁哩。
    由于我长期不能进步入党，我主持《中国书法》杂志工作也是忐忑不安的。刊物杂志都是“党的喉舌”，你不是党员，你不犯错误吗？中国书协逢有运动，就有人高呼“《中国书法》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闹得我心烦。虽然我早知道“党的领导首先是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个道理，在共产党宣传部干过十多年还不知道这点事。但总觉得好象干了亏心事一般。1992年初一天，分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谢云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邵宇同志委托他的，叫我争取加入共产党。我说我已经写过三次入党申请书了，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代表组织正式给我谈过话。谢云说，再写一次吧。随后还给我交了底，谈谢冰岩先生想把主编职务交出来，可是，你又不是是党员，就让谢老再兼着，你这边争取早点入党，入了党就可以接班作主编了。于是，我又怀着把生命与信仰掺和在一起的心情，写了第四份入党申请书，亲手交给了支部组织委员张志学同志，张志学同志告诉我他转给了支部书记张源同志。就这个交待以后，党组织就再没有给我提这件事了。我在想，自我来书协已快十年，我什么时候看见党员们过组织生活，交党费啊！九十年代末，有了党支部活动时，我就听过谢云同志抱怨过，曾拿他作了一次“缺席审判”。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作一个交代，别让人家引起误会，我谈的这件事仅止于中国书协这个党支部。上级党组织倒是很关心我。从中宣部副部长、干部局局长，都给我谈过话，当他们了解了情况后，都摇头叹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怎么这么难呵！谈起我的入党问题，我还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有小道消息说，中国书协党支部某些人为了要把我拦在党外，近二十年了，楞没有发展一个党员。难怪，我当了副秘书长后，我所主管的研究部、展览部、编辑部的负责人都不是党员，我曾经非常慎重的给他们谈过话。我说，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写了申请书，在争取。而你们也应该努力争取入党，要求上进。谁知，这话传出去了，据说，在书协一次支部活动中，我的话成了罪行，说刘正成想“篡党”，让业务干部入党掌权。天那，要不是一个参加过这次活动的党员亲口告诉我，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种谬论出自于我们国家最高文化艺术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之口。
    1993年底，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谢冰岩先生坚持要退下，中国文联党组作了非常慎重的考虑，据说还向中宣部备了案，中宣部也查了一下文件，也没有哪个文件说不是党员不能作主编的明确规定，才正式任命我接任《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上级党组织英明而果断，公然让一个非党员当了主编，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内，仍有人在为党的“纯洁性”而战斗。不久前，即我下台以后，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在向《中国书法》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介绍从上海“聘”来的负责人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XXX同志是个党员同志，也是......，大家要服从党的领导”云云。似乎以前《中国书法》杂志已经丧失党的领导十八年了，现在才“光复”一般。
    我在这里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意识，我还是要申明，我所谈的中国书协党组织，仅仅是共产党庞大机体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根本就不能代表共产党这个现代政党的本质及全体。不过，如果党的组织还有一些学者有兴趣，不妨站在一个学术的立场，对这个“细胞”作一些解剖分析与研究。研讨一下把“信仰”作为党的建设的第一要义是不是早已过时，毛主席讲的“新陈代谢”还要不要。否则，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当他们猛然发觉某种“信仰”已经被“功利”所完全代替之后，他们怎么来看待自己的选择。我知道，这种言论放在“文革”前，早打成右派了。因此我根据那时的经验为自己准备好了罪状：难道我们的党会有这样的党支部吗？
    我当上《中国书法》主编时，已经是我来北京快十个年头了，我经受了党十年的“考验”，才从名誉和实际当了一个传统学术刊物的主编！难啊！这时，我们一家仍住沙滩那个八方斋里。这张照片我似乎显得很安然。要知道，我们这代人口袋里装了不少精神鸦片，比如说：“身在斗室，心怀世界”云云，大约我正在吮吸吧！要不然，没有这些精神鸦片，会有一个人光争取入党就争取了三四十年还望尘莫及的神话？！

                                  2003年6月27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这个贴子最后由闻正在 2003/06/29 12:23pm 第 1 次编辑]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39）
                    美学家的风骚之意
    中国现代书法理论史，或称中国现代书法思想史，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后，其开山之作并非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来中国书法》，或者祝嘉的《书学史》，或者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当然也不是沈尹默的《书法论丛》或别的什么，而是韩玉涛先生1980年发表在《美学》第一期的《书意论》一文，然后是传入大陆的熊秉明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韩、熊二先生开启了中国书法学人的心志，揭开了中国现代书法理论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一页，这二位先生均是艺术哲学家，也可以称为书法美学家。他们二人之后，有另外一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的《中国书法引论》问世，而殿其后。此照片正中者，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研究员韩玉涛先生，他右边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包立民先生。这是九十年代初，大约也就是1993年左右，韩玉涛先生搬了新居，我与包先生相约去探望他时，在其家中的合影。
    大约将近四十年前，也就是“文革”武斗我蛰伏在家读书临池之际，我的师弟，也是邻居孟宗圣先生从一处抄家物资堆中，给我弄回三本民国时出版物，一本影印的善本《大字麻姑坛》，一本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还有一本影印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孙过庭《书谱》。《大字麻姑坛》正好成了我的日课教材 。我带着《广艺舟双楫》和《书谱》去了锦江对岸李灏先生那里。李灏先生猛然从我手中夺过这两本书，眼中放光，连声大叫：“好书！好书！”还说：“正成，你就把书翻开，我背给你听，看有没有错！”于是，李先生先背了《书谱〉〉中“观夫悬针垂露”一段，又背了《广艺舟双楫-碑品》中“爨龙颜如轩辕古圣”一段，果然字字不差。一时，我更以其为神。要知道，自解放以后十七年，李先生无书在手，沦为炉前工，竟能将这两本奇书背诵如流。当然，中国士子有背功的多着哩，《四书》，《五经》谁不能背它个大概，楚辞汉赋李先生也能背，他能下蒙目象棋而战半城高手。但是，能背诵这书论，则无真书家不成。从此，我亦步亦趋，将这两本奇书中我喜欢的段落也背诵如流了。当时，总觉得《书谱》的骈体文华丽，打开了书法与自然的种种意象链接之所。从那时开始，我即轻视“八法”，而注重“意想”，作书力追烂熳恣肆之境。一时之间，渺视《兰亭》、《圣教》，而独重张芝《冠军》，颇有登泰山而小鲁之慨。说实话，对孙过庭《书谱》，我是轻其书而重其文的。因之，我决不临其书，而仅诵其文。不久之后，我鬼使神差又从工厂图案室一位设计师金先生那里借得一本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好长一段时间，陶醉孙氏其文中，闻《韶》而不知肉味。常言到，十年寒窗之功，可以入相出将。然而，十年寒窗未必能读懂一本书。是十三年后，韩玉涛先生《书意论》一文惊世而出，顿时风靡书界，我自觉韩先生从中拈出的两句话，才道明了书法真谛：
    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
    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并非书写之法，其中大有“风骚之意”！两句画龙点睛之笔，为绚丽斑斓的书法形式赋予了生命的意义、文化的意义。本人并不承认愚钝，但读《书谱》十三年而不得要领，而韩先生能信手拈来两句，除了其过人的才华之外，就因为他有一双职业哲学--美学家的慧眼。熊秉明先生主张用西方的手术刀解剖中国文化艺术的肌体，而韩玉涛先生主张用六经辨症的方法吃中药。治非典，海峽两岸不也一度叫要用中医吗？我认为，要解秘《书谱》这样的古代美学文献，说不定还真得用中医之法哩。拈出两句话来提纲絜领，看是沿袭，实是创造。一种新的美学见解与结论沛然而生。当然，说他是哲学--美术家，当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曾经是有争议的，不然，他的副高职称为何一挂就是十几年不动？
    中国本来有哲人，而无哲学。你说孔子的《论语》是哲学吗？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有一些象哲学，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托尔斯泰晚年说，他受《老子》影响巨大，但他能承认老子是黑格尔、费尔巴哈一类的哲学家。西方不承认中国有哲学，长期是一种主流观念。为了“现代化”，冯有兰一代学人赶快建立起中国“哲学”这门功课来，与世界接轨。社科院哲学所就是这种泊来之学。经过近百年来的努力，中国原来的儒学、理学、心学等种种学问之径均遭淘汰，而独尊“哲学”。以致韩玉涛这个并不懂英文德文的老夫子，被李泽厚先生请进哲学所时，众皆哗然。李泽厚先生也是“哲学家”，但他似乎有意无意留了一条后路，对韩玉涛这样化石模样的“学究”而非“学者”者，在狐疑之中，也存有一线希望。韩玉涛先生颇把鄙人视为“知音”，因为我从感性而非理性地喜欢他的《书意论》，因为我根本不是一个“哲学家”，也就旡法诉诸哲学的理性去欣赏他。记得，那是1985年一个没有月亮的深秋，梁扬先生陪同我在鼓楼附近一条黑咕隆咚的胡同里寻找到韩玉涛先生时，他与其夫人和刚刚出生几个月正在呱呱啼哭的婴儿，就挤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破平房里。我们家虽只有八平米的八方斋，总还是有暖气的楼房，而这间住房冰凉萧疏，真正的寒舍。环睹四壁，他们唯一的傢俱似乎便是那张木板搭起来的床。韩先生形容枯槁，蓬头垢面，彷佛是我的历史小说中在南京扫叶楼下风烛残年的龚半千。但自那时起，我们便一见如故，成了知交。他后来搬了新居，我们全家还专门去朝贺过，我们两家人也有了友谊。韩先生身体是出奇的糟糕，而家里又穷，太太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哪里有钱给他用那种真正能治好病和补养好身体的药。他有时来我家要《中国书法全集》，我太太都要以“稿费”和“预支稿费”的名义用信袋装一些钱给他，嘱咐他回去一定要交给太太，这是买营养品的，千万千万不要买书。他当时满口答应，谁知，没有一次把钱交给太太，立马到琉璃厂里买书去了。韩先生嗜书，当世罕有匹敌者，当然，要排除掉那些动辄万金买豪华书来装点门面的老板们。韩先生爱我，他的第一本论文集《书法美学》（后来我在台湾书店里偶然看见这本著作时已更名为《中国书学》），一定要我为之作序。要我为哲学家的著作作序，实在有些出难题，于是，我用一支感性之笔，写了一篇散文似的文集序言相赠。结果，韩先生以及他的太太都很喜欢，因为写了我们的相交之谊。结果出版社出书时，把那些感性之笔皆划去，这序文便令我颇觉索然无味。你想，我这序言，除了一些情意之事外，我那些谈“哲学”处又有什么可读价值。于是，我在出自己的《书法文集》时，又把它删去之文恢复而入集中。
    韩玉涛先生入研究所已二十多年，快到退休时，还没有评上正高，房子也就没法调到三居室。于是，韩先生又奔走于出书，没有书就没职称，而不管你这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为了出这书，我和朱关田先生还到处给他忙赞助，中间也发生过令韩先生生气之事。书终于出来了，评上了正高，分了房子。但是，社科院哲学所肯定不了解韩先生在中国书法理论界和书法界的影响，不知道他的一篇《书意论》开启了一代理论之门，有哲学的社会效益。1994年初，由《中国书法》杂志社借《红旗》杂志社礼堂，召开了一个“书法与美学--在京部分美学家书法座谈会”时，韩玉涛先生与会，他一改往常滔滔不绝的习惯，躲在大会议厅的一个角落里，默然无语，他似乎与在座的美学家们格格不入。我与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韩先生所在美学研究室主任、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聂振斌先生共同主持座谈会，我首先点了韩先生发言。他无奈，抛出一段不明不白的话后，便嘎然而止，让举座茫然。云：
    今之狂非古之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大。孔子这句话，今天还能用。书法界有不少不好的风气，有不少字，我看了后不知他怎么下笔的，觉得别扭，看了不愉快！
    我想，徐渭当年的狂狷，可能和韩玉涛近似，有时狂得你不知道他究竟狂在何处---不然为什么他要莫明其妙地用锥针刺自已的耳朵？然而，我喜欢韩先生的文章，准确一点说，喜欢他文章中使我惊醒、使我了悟、以至使我激动的只言片语。他喜欢王铎的魔鬼美学《文丹》中那些突兀警异之词。我认为，能理解王铎这样天才的书家，只有是韩玉涛这样能读懂《文丹》、为《文丹》而颠狂的天才理论家。
    那次，美学家会议，来了不少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如叶秀山、杜书瀛、葛路、王善中，蒋培坤、李苑、马奇、张文杰诸教授，对当代书法发表了许多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令我启发多多，敬佩不已，并进而在书界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那个不知所之的韩玉涛先生，却令我觉得更有值得咀嚼的东西在。我当然没有读懂过他的全部著述，但我还是怕当代学人有可能漠然而遗漏他的那些闪光的言语与思想。韩先生多年疾病缠身，我很担心他的一些闪光的语言与思想，不经意间，与他那副风烛残年般的枯槁之形在意外之中一齐消失。
    包立民先生是一个邓逸梅式的当代文坛掌故史家，他的《百美图》确实乃一奇观，由传主本人自画像，由别人题跋，“百美”所纳皆当世高人，轰动一时文坛。包先生也视韩先生为奇人，故纳之入《百美图》，故一同往古城访韩。韩先生一家很少有客人去访问，我们的访问被他们视为节日，竭尽所能招待了我们一顿“盛宴”。人们常说，学术乃一门寂寞之道，但真正是青灯黄卷般毫无功利而清贫自守于学问者，舍韩玉涛天下尚有几人也？多年来，朱关田先生和我都想由学术委员会牵头，为穷学者搞个基金会，至少让他们的著述不致遗落人间。但世事难呵，说钱的事情有时候又不是仅仅在钱字上。

                                       2003年6月28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0）

                   书法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这张照片摄于今年三月中旬，我正在向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学勤先生请教西汉墨书文字问题。《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简牍帛书》对西汉书法的涉及尚少，而碑刻则大多是东汉后期的，研究西汉书法，当然焦点在简帛书上。照片中间的是历史考古学界无人不知的李先生，他右边的是刚从日本短期返国的邹涛先生，邹先生也是秦汉篆刻文字的专家。但我在这里要说的，还并不是照片中在研讨的主题，而是我第一次与李先生见面的事情。
    1993年8月12日，《中国书法》杂志社在沙滩中国文联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著名古文字学家‘文字与书法’座谈会”。这个会议邀请古文字学专家时，附了一个大约有十来个问题座谈题纲，这是我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诚先生共同商议的，以备专家们有个准备。这个会原定于7月开，就因李学勤与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二先生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日程关系，才推迟了一月。这是我们中国书协有计划地走出本学科，向其它学科作学术链接的第一步。李先生是王培真先生在历史所的领导和老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那里当研究生时，就常常给我提起。这一次，由《中国书法》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共同组织的座谈会，终于有机会见到他了。当然，那天开会时，我们同时也见到了古文字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如当年已届九十高龄的张政烺先生。胡厚宣先生当天有事，但也后补来了发言稿。裘锡圭先生也到会了，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古陶文汇编》的作者高明先生。随着九十年代后期，考古学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热点，上述古文字学家也渐渐为社会大众所知。当然，这其中，李学勤先生的社会知名度最高。这跟他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有关，这项国家重点人文科研项目，有一种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一争雌雄的气概，大众传媒给予了充分的曝光。难怪在九十年代初召开这次座谈会时，与会者均有内热外寒之感。即古文字学界很热烈，社会上关注极少。当然，李学勤先生现在的学术头衔很多，如社科院中国文明起源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等。书法作为一个非常后起的艺术学科，现在是要“高攀”这些先进学科，当然是想从中获益。我也在思考，在一般人看着写字的书法，是不是在这些超一流学者的视野里面呢？
    于是，会议一开始，我就抱着当学生的态度，讲述我们为什么要请求各位专家光临指教的原因。我说，当代中国参与书法的人有千千万万，但大多数都是“文革”后中国古典文化低落期开始的。中国书协以启功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对文字有深入研究，但年青一代没有。我以刚刚举办过的五届中青展为例，从两万件作品中原计划评出60件优秀作品来奖励，结果这60件已评出的作品中就有十几件有明显的错别字，结果只好忍痛割爱，只评出47件来。至于还有大量篆书、隶书作品已经入展了，有多少错误，还难以估计。因此，不作学科交流，不引他山之石，就不能提高书法的文化品位，书法的发展就存在文化的危机。我的开场白一完，专家们很快就投入了热烈的讨论发言。当然，均使我感到受益不浅。而我至今仍未忘怀的有两个焦点问题，值得一提。
    一个是，这些先生们看起来都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大有古君子风。但在迅速接近古文字学术问题时，却是观点鲜明，甚至针锋相对。一开始，张政烺先生就山东邹平丁公陶文是龙山文化古文字的观点提出抨击。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座的几位先生中，特别是李学勤先生发表过学术观点对丁公陶文作了肯定和初步的释读。围绕这个问题，就充分反映出了同一个古文字研究会成员里面的学派有异。这在书法界的低层人士座谈会上可以作到，在书法界高层人士座谈会上，很难接触到学术问题，即使有，也是今天看谁的势力大，大家就一边倒。明天换了风向了，又朝别的方向倒。
     另一个是，在座各位对书法研究口里都非常谦虚，而实际上都很有研究。他们对社会上的书法发展很关注。高明先生给首都师范大学学生讲过古文字与书法，刘宗汉先生本身也是中国书协会员。李学勤先生对甲骨文以及古陶器、玉器上的文字书写的关注，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推断，甲骨文的契刻文字和在甲骨上书写的文字笔法肯定不同，因为工具不同所致。他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古文字研究不能仅仅走乾嘉时期的老路，在“形、音、义”的研究上，必须加上“美”的研究。他还借助于西方考古学中始终贯穿于美和艺术的研究在其中的经验，当然也就间接肯定了书法艺术美的创造是贯穿在远古时代的文字创造之中的。
    古文字学家们的座谈会发言，在当时书法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波及国外。1994年我访问日本，在东京第一次见到日本艺术评论家、当时还是二玄社总编辑的西岛慎一先生时，他带来和我研讨问题用的新出的一期《中国书法》杂志上，就有不少红笔划的道道，就正是这次古文字学家座谈会的发言引起了他相当的关注。
    那一次座谈会后，就不时能见到李学勤先生。在荣宝斋召开的《中国书法全集》座谈会上，在安阳殷墟发掘七十周年学术会上，在社科院考古所的国际研讨会上。李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在繁忙的会议活动中，也会不失时机地与我交谈几句关于书法的事。我们请他担任了《中国书法全集》古玺印卷和甲骨文卷学术顾问，他都非常认真地审稿和我们讨论编书设想。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不时想起。前年底，在筹备由中国先秦历史学会和《中国书法》杂志社联合召开一个“中国古代文字起源与书法艺术研讨会”，我们起草了一个给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征稿函请李先生过目。后来，由李先生的学生、中国先秦历史学会秘书长宫长伟先生交回来那份李先生已过目的征稿函，上面是李先生用红笔密密麻麻修改过的文字。我自己作了几十年编辑，我过目的这份征稿函比李先生过目后真是有天地之别。我除了感到惭愧不已外，对李先生严谨治学，不放过在我们眼中看来的小事，才是他成就惊世的功力所在。
    前两年，我在几篇论文中提到的“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的史前书法发展观念，显然受到李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中对书法关注的影响。2001年，我向李先生作了一次学术访谈，内容发表在《中国书法》2001年10期上，我正式向李先生征询了对上述观点的看法。他非常明确的肯定了我的观点，便也就有了后来筹备“中国文字起源与书法研讨会”的事。这个议题，既是一个中国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的课题，同时也是考古学、历史学中的文明起源的课题。这个课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前沿课题。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自觉很对不起李先生。因为，自去年8月底我被停职以后，这个会议计划就搁浅了。李先生亲自圈定的国内外对书法有研究的古文字学者们都纷纷寄来了稿件，我只好勉强想法将李先生最先写出的论文在《中国书法》发表以后，原定逐期发表来稿并于今年年中出书开会的事就告吹了。这是李先生十分关注和十分认真地交待给我的工作啊！李先生是每期必读《中国书法》，大约在年底年终的一期上，偶然发现已没有我作主编的名字，当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专门通过他的助手打电话来关心我，希望我继续努力于学术，把《中国书法全集》的研究工作进行到底。今年三月，正好趁中国科技大学科长朱清时院士相约，李先生携着他的夫人来松竹草堂作客。那天，朱清时院士聚会后有事先走了，李先生夫妇还留下来，和我们相聚了很久。老一辈学者的激励之情，真让我感慨涕零。
    上礼拜，宫长伟先生忽然来电话，说这个星期李先生终于在北京有了一周的间歇时间，决定为《中国书法全集》撰写一篇评论专稿。这个好消息，让《中国书法全集》全体编辑人员异常振奋。我内心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情感的力量。不久前，负责稿件工作的唐朝轶哭丧着脸问我，“文字起源与书法研讨会”的来稿怎么处理，我真是无言以对。《中国书法》从去年冬季开始，从一本“国家级中文核心期刊”已经退变成一本以转载文章为主体的二三流刊物了，心中十分痛楚。二十年的努力，一朝化为东流水。我要问，现在《中国书法》的负责人、中国书协分党组的负责人，知不知道什么叫“国家中文核心期刊”啊！这不是因为有中国书协这个牌子分配的，是二十年来，《中国书法》以大量原创和原发学术论文所创立的牌子，是学术机构根据一系列数据评选出来的。而今，已在短短时间内转化成可以承包、可以出卖版面的流行杂志了。曾几何时，我国最著名的大专院校教师晋升教授都要仰仗在《中国书法》上刊发文章，在首都有的大学还把《中国书法》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作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计入教师研究成果。<中国书法>并非如某些人攻击我的“私家园地”，《中国书法》是我们中国书协一代学人所创的名牌，它是中国书协引导中国当代书法发展的一面学术旗帜！别的学科专家，也在通过它了解中国书法。季羡林、李学勤，熊秉明这些超一流学者们手中阅读、引用的《中国书法》，是我们中国书法家的荣誉啊！写到此，我亦不复知所云也。
                                 2003年7月1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前排左起）  熊伯齐  刘正成  薛永年  李  松  邵大箴  邓福星
（后排左起）  （  ）  程大利  （  ）  刘曦林  （  ）  刘龙庭 （  ）
（注： 未识其名的专家中，除了后排左五是人民美术出社的资深编审外，其他三位均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教授。是新朋友，暂忘其名，以后补上。）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1）

             中国艺术理论需要书法

    这张照片上的计时数码上标着：’94•1•1。错了。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摄于2002年初。是在人民美术出版总社召开的《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第三次编撰会议时所摄。但是我要讲的，正好是1994年初的事，即由《中国书法》杂志社召开的“著名美术史论家‘书法与绘画’座谈会”。我手里已经找不到那次会议的场景照片了，正好上面这张照片中许多人参加了那次座谈会，我就借用在这里谈一点书法与美术的学科交流之事，以引起我们对当代书法的思考。
    这次会议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会议由美研所副所长、研究员陈绶祥先生和我共同主持。这次会议前，还是我与陈先生商量了一个座谈题纲发出。这张照片可惜没有陈先生。陈绶祥先生是美术界名闻遐迩的“新文人画”派的座师。以他挑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办了一个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其学员就是刘二刚、朱新建这一帮“新文人画”的大师。陈先生也请我去研修班作了一次讲座，讲了半天，题目就是我发表在四届书学讨论会上的《书法形象审美特征刍议》这个论题，重点讲到书法艺术的审美规定性，特别是与绘画艺术相通和区别之处。满座“新文人画”大师们非常认真在听课，但完了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后来，他们办了两届“新文人画”展览，我发觉其中不少人书法相当精彩，这也是他们敢称“新文人画”的资本吧。陈绶祥先生书法也不错，我觉得，这些中青年中国画家是十分关注和运用书法艺术语言的。而1994年初这次美术史论家座谈会上，我发现，美术界的理论家们，他们对书法艺术本质的研究，其水平与深度，皆在书法界理论家们之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先生在发言中，历数了当代书法理论家的名字，如叶秀山、韩玉涛等，而书法界中人只提了一个邱振中。可见，这些美术史论界大师关注书法界的广度。
    当然，薛永年先生也应该放在书法界中，他是中央美院古书画鉴定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以来，他撰写了不少非常精彩的书法论文，也曾先后发表于《中国书法》。但是，令我们惭愧的是，薛先生想参加中国书协，“奋斗”了多年，直到前年他去台湾之前，给我来个电话，说他的“会员”到底批下来没有，如果批下来了，就给他办个证，他到台湾也可以为书法做点事。我非常奇怪，我也不知会员工作具体怎么操作，像薛先生这样的理论大师，我们不去拉他过来，他自己积极要求参与，反而有此难度。也许，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入会就是利益，我能白给你吗？殊不知，薛先生是书法界的宝贵财富，不仅请他入会没错，就请他出任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是书协的幸事啊！薛先生在那次会上发言的一个主题：研究中国艺术首先要抓住办法。可见，他从美术与书法的学科链接中的学术经验，足可以为当代书法理论建设的借鉴。
    那次会上，有两位美术理论界的巨擘，中央美院资深教授李松与钟涵，发表了基本精神一致的惊人之论。李先生云：绘画理论从书法上吸取了很多。钟先生云：可以依据书法来发展中国艺术理论。这可是我们书法圈里闻所未闻的理论，瞬间，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李松先生拍在这张照片中，他是《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另一位主编是站在他左边的邵大箴先生。钟涵先生本人是一个著名油画家，他与李先生从资历来说，又在薛永年教授之上。钟先生也像薛先生一样，引用了韩玉涛先生在《书意论》中拈出的《书谱》那两句话作注脚，即“情动形言”，与“阳舒阴惨”的要义来阐述书法。他说：“正是有了书法抽象的分工，所以中国画就总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书画因而相得益彰。”他还从中西方艺术不同的审美经验出发，研究中国书法审美创造与欣赏中特质的东西，将之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李松先生则从书与画的艺术形式分野来谈书法美的特质。他把战国晚期出于六国的鸟虫篆等许多装饰文字，称为“巧涉丹青，功亏翰墨”。他非常巧妙而中肯地站在美术家立场上，借用了唐代孙过庭的话，提出了对借助绘画手段的“现代书法”的学术批评。
    在那次座谈会，中央美院教授金维诺先生的观点亦明确而惊人，他的主题是：在形式美上，书法比绘画的追求更直接。金先生在中央美院是教授的教授，他年高德劭，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也是吐鲁蕃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曾参加过《中国书法全集》的座谈会，他对书法的见解很独特。
    这张照片站在后排的两位，一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刘龙庭先生，他长期主持《中国书画》刊物，他发表的高论是：书法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此论的学术深度，尚未成为当代书法理论家们的学术方向。
    另一位是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先生，他提出了对书法界的批评：书法的守成意识比绘画强一些。他分析了许多画家出身的书法家的成功经验后说：“画家书法的创造意识，更优于书家，画家更强调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并且在人格上有更强的独立性”。这些十年前说的话，至今听来，仍震聋发馈。冷静下来想一想，美术家协会也有不少人在争位子打架，但是，真正有成就的画家，没有几人把这些位子放在心上，爱谁谁！同样，那些在美协并没有当主席，如吴冠中、邵大箴等的学术言论，在美术界却可以惊天动地。收藏家们决不会像照着中国书协理事名单定价格去确定画家们的润格的。中国美协驻会副主席的画，确实比他在大学教书时高得很多，但是，要赶上吴冠中的润格，几乎是不可能的。美术事业起步早，成熟早，书法事业起步晚，美术理论家们早已看到的问题，书法理论家们尚未成为学术自觉。
    这次座谈会议没有请到朱乃正先生，很遗憾。朱先生当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他是我国当代的油画大师之一，又是了得的书法家。可以说，他的书法在八十年代初是影响了王镛等一批中央美院学生的。他的中国画也很棒。善饮酒，性豪放，被称为中央美院的李白。朱先生当过二届中青展的评委，可惜在中国书协却没有位置。不少人都与我有共识，如果朱乃正先生出任中国书协主席，或至少是北京市书书协主席，中国书法的发展，不仅更有创新精神，而且将书法教育真正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等更快变成现实。在这里，我决非有意贬低书法界人士的水平与成就，我是感觉到，当我们把书法的学术视野放得更广阔，而不是囿于中国书协会员才是书法家的狭隘和粗浅认识，不仅有利于当代书法的发展基础，也有利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书协的组织建设。每一个中国书协会员应该具备这种觉悟：书法艺术并非仅仅在我们手上，甚至未必在我们手上。当代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并非就一定是中国书协的主席们、理事们。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张照片右侧的那位是邓福星先生，他是王朝闻先生的博士弟子，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在他“落马”前，与陈绶祥先生一样，也是书法家，在他们主编《美术观察》中，也不时纳入书法的“观察”。邓先生也发起领导过“世界华人书画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中国艺术研究院至今尚无书法研究所，但邓、陈二先生主持的美术研究所是把书法艺术纳入了他们工作范围的。
    在这里，我在想，从表面看，书法是与美术界关系很近的，因为书法教育都最先滋生在美术学院的国画系里。但是，中国当代书法家们对美术界的了解，是青年强于中年，中年强于老年。中国书法家们如果被美术研究所请去发表关于中国当代美术的学术见解，有几个人可以和这些美术史论家们谈书法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曾担任过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他当然是一个与美术学的对话者。但是，这样的对话者在书协领导层里是很稀少的。所以，上述美术史论家们的精彩学术见解在《中国书法》上发表后，书法理论家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接着这些话题谈下去，成为真正的“对话者”。
    这张照片上的程大利先生是九十年代后期才从江苏调到北京任人民美术出版总社的总编辑，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也是一个书画两栖的专家，他的事以后再慢慢聊。
                    
                                
                              2003年7月2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