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伟书法，请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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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高伟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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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笔法的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高伟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看作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有声意象的统一体，有声意象称能指（signifiant），概念又称所指（signifie）。在同一个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应该是统一的，符号的意义应该是固定的。
而在禅宗看来，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第二性的东西，经书语言并非真正的实在，能指并非所指。禅宗因而认为“迷人从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 人的手指指示了月亮，就像语言指示了语义。如果一味执着于语言本身探求语义，就像以手指为月体一样地落入谬误。《楞严经》的指月之喻表明语言相对于语义来说，只是一个指示而已，得月忘指，得意亦可离言，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
拿玫瑰花来说，玫瑰的形象是能指，爱是其所指，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索绪尔把符号看作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和一般人对符号的用法是一致的。但语言是有歧义的，一个词汇的多种含义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我们用语言表达概念也有可能是不精确的。这种不精确是严格的抽象思维要尽力克服的。为克服不精确性，抽象思维创造了几个功不可没的概念：
第一个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就是概念对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反映。概念的外延就是具体的、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那些事物。比如"商品"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个概念的外延是市场上的汽车、房子、食品、电视等等。要明确概念就要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要明确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事物的哪些特有属性和它指的是哪些事物。
第二个概念是“定义”。概念要明确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怎样才能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呢？定义是明确概念的内涵的方法。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许多概念都是模模糊糊和似是而非的，严格的抽象思维要求你首先要审查这些概念有没有准确的定义，如果一个人概念模糊或者概念的运用前后不一致，你是和他谈不清任何问题的。数不清的思维错误其实在这个阶段就已经产生了。
对于知识本身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所谓知识就是一种有价值的智能结晶，它可以通过信息、经验心得、抽象的观念、标准作业程序、系统化的文件、具体的技术等方式呈现。知识呈现的形式虽然有很多种，但在本质上都必须具备创造附加价值的效果，否则就不能被称为知识。因此引进、学习、扩散、创新知识，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也是驱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力量。现代人根据知识能否清晰地表述和有效的转移，可以把知识资源可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显性知识又称编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是可以比较容易地整理、编码，具有单一的含义和内容。缄默知识是很难编码、隐含的知识，它往往被偶然发现，并且这种知识不能和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地分开。
书法中的许多知识就是属于后者的“缄默知识”，尤其是一些技能方面的精微之处，因为它和个人、社会及地域文化背景相关，具有中国文化的“独”的精神，很难言传，或者有人也不愿意言传，这就成为了独家之秘和独家之技。
在对中国的书法和笔法的理解上，其实人们最需要理清的就是和“书法”“笔法”这二个词语的概念，给它界定明晰的内涵和外延，分清它们的所指和能指。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从目前人们给他们的已有的定义看，都是不如人意的，甚至还没有接触到他们的实质，这固然有这两个概念的复杂性，也有我们中华文化不善于理性的科学逻辑性思维的因素，但我认为更主要是人们赖于抽象的思维，或者说搞书法研究的人都是文科出身，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逻辑思维的训练。
当然在三十多年前已经有人在为此努力了，中国八十年代后在书法理论上，写得最透的是熊秉明、邱振中和张羽翔。熊秉明学贯中西，长期生活在法国，但他的国学底子深厚，深受西南联大诸明师的影响，因此在国内动乱时，他能深入研究中国书法的理论，对它们用西方的科学视角进行宏观的梳理，这在国内是其他人没有的优越条件！所以他的成果是难以超越的！熊先生把中国的古代书法理论归纳为六大系统，喻物派、纯造型派、缘情派、伦理派、天然派、禅意派，他的科学研究使人耳目一新！邱振中的独创性在于他是理科出身，他对书法的研究站在了科学的立场上，因此他在笔法和字的形式结构的研究超越了他的同学们。张羽翔的理论内容很简约，属于典型的短平快，其实他的思想深受邱振中的影响，但对邱的理论进行了简约化，并在实践上取得了短期的效果，因此很受时人的欢迎。但是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后继研究却是停滞不前了，尽管像邱振中不断有新书出版，但其根本的观点没有太多的变化，不过是原有理论的不断重复和重新组合，包括其最新出版的《书法》一书。
下面试着讲一点个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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