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20年连载（1-50集）】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2）

                     
                       青岛海滨的一个武训

      
    1994年初，在《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中华美学学会联合召开的“美学家谈‘书法与美学’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李范女士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前些年，我到西安参观，看了碑林，非常兴奋，很过瘾，觉得那确实是国宝。但遗憾的是，碑林保护得很不够。有些孩子在那里玩，其中一个男孩子朝着它撒尿，没有人管。我当时是刺心地痛：这样宝贵的财富被糟蹋，这样精美的艺术品被孩子们唾弃。由此想到教育问题，对青少年的书法美育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不懂，不知道这是国宝，不知道它的价值。”这位教育学家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在座美学家、大学教授们的共鸣。他们认为，美学教育在今天的社会尤其重要。在提出书法教育呼声的同时，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也提出了应该把创作研究与培训工作放在评审的前头。这种要求正好和起步腾飞的青岛发展找到了契合点。具有高素质的青岛市领导认为，城市的发展不能没有文化。青岛发展足球，发展交响音乐，都是为了一种文化的发展。一个看来偶然的因素，培养了青岛人热爱书画的传统。康有为晚年寓居青岛，以及一大批前清遗老携来大批古字画在青岛当寓公，也使青岛民间很富收藏，怀素《食鱼帖》从清宫中流出最终就流到了香港。这一种民风，使书法教育在青岛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在此以前，中国书协的教育委员会活动较少，第一次活动就安排在了青岛，教育委员会主任刘炳森副主席亲自到青岛组织了这次会议，并决定全力以赴协助青岛办一个书法教育机构。这个倡议的出来，得到了书协和中国文联领导的全力支持。梁光弟，孟伟哉同志都先后赴青岛力促此事。于是，中国书法进修学院批准成立了。
   1994年5月，沈鹏主席、刘艺副主席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孟伟哉同志一同赴青岛参加学院成立大会。青岛市委副书记徐长聚、市委宣传部长孔心田和青岛书协主席高小岩、老书家杜颂琴等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家在会议厅外拍了这张“全家福”，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有人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书法建一所高等学府的创举，所以谁都欢欣鼓舞。
    书协张陆一同志想办法找到启功先生，启功先生也很支持，给题了“中国书法进修学院”的牌子。当然，在青岛市教育局的正式批件上，“中国”二字之前有“青岛”二字，因为这名义上由中国书协主办，但中国书协一分钱也没有给它，它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民间办学的案例。这次会议后，校牌挂起来了，但显然是一个空招牌，后来赶紧租了一个办公场所才挂了起来。就是在这种空招牌下，中国书协在当年就开始举办了全国性的书法培训活动，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们在各种大展开始前，均要不辞辛苦赶到青岛来执教培训班。几年时间中，数以千计的优秀中青年书法家在这里接受培训后，在中国书协种种大展中入选和获奖，成为全国各地基层书协骨干。正是中国书法进修学院的创作培训示范活动，使许多名气很大、创作经验丰富的评审委员能给广大书法爱好者面对面言传身教，也使中国书协在基层书法界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这种示范活动的良好影响，才促成了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成立。全国各地也频繁效尤，广泛开展书法培训教育活动，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当代书坛创作得以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一些来自祖国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青年书法家，在这里可以听到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大学教授的授课，亲自批改作业，这些今天看来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在当年，却是一项影响巨大的创举。中国书法学院现存有数以百计的学员感谢信，足以看到书法教育的火种在他们心中点燃的艺术激情与才智。谈到学院的建设，我忝居“院长”之名，其实只是动动口而已，名符其实的“一把手”是常务副院长范国强先生。我在这回忆中以“武训”点题，我就想说范国强先生是一个武训式的人物。
    将近四十年前“文革”前夜，是由批评两部电影和一部京剧“点燃”了空前的“运动烈火”。一部京剧是《海瑞罢官》，电影一部是《清宫秘史》，另一部是《武训传》。《武训传》主题是“宣扬刘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主角武训是由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主演。这部电影是很早就拍了，不准放映。批它的时候，大家也没有看过。批过了，才在内部放映中看了一回。我认为这是赵丹电影表演艺术的代表作，给人的精神震撼力超过他饰演的林则徐、聂耳等。电影中，武训有一个最为典型的造型，就是见人就磕头，乞求得到施舍，今天就叫“赞助”，来办学。用四川话说，就叫“讨口子”办学。武训是一个穷苦老百姓，他就用乞求的方法，办了今天称为“希望小学”这样的学校，在清代教育史上传为一段佳话。历史发展证明了对《武训传》批判的错误，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今天，谈到新中国电影史时，已很少有人提到它了。说句玩笑话，这部电影当年要送到好莱坞去，说不定能评上“奥斯卡”奖，我认为，它的悲剧力量所显的主题，堪与《音乐之声》比肩，或许更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从1993年初认识范国强先生后，这所书法学院就把他拖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他象武训一样白手起家，见人磕头，幻想着办一所有楼房，而不是挂空牌的书法学院。他变成了一个现代的、穿华丽服装（而不像武训那样衣衫褴褛）的“磕头虫”式的武训。不到十年光景，已褪去当年风华，成了心脏病患者，随时打吊瓶的主。
    当年，范君在青岛是一个“高干子弟”，翩翩少年，风流倜傥。二十多岁，便已成青岛画院画师，善草书和花鸟画，又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名满岛城。他也是一个收藏家，除了大量古今名人字画和古董外，他还是青岛绿石专家。当年发在《青岛画报》上的国宝级绿石标本，便是范君收藏。他告诉我，想干点事，不能光是玩。于是，我就把这个“玩家”带入“歧途”，去创办书法学院。一个殷实之家，也不能撑起一个大学院呀！别说租办公室，跑动审批程序，就是接待全国各地来往书家，很快就会让你坐吃山空。应酬喝酒，得了心脏病，办校费用，变卖家产收藏。在延续学院生命的最困难时间，他硬是从尚未过门的媳妇那里的工资拿来给学院聘用人员发饷。范君早已没有工资了，因为要办校，他只好辞了画院的画师公职。我不时要去青岛，因为已经上了路要停下来更惨，欠的帐谁去平。但是，我看见生活狼狈的范国强先生，既心酸，又后悔。他叫我“老师”，我只能给他谈书法之理，而无助于他的学校筹建。在青岛市，谁都知道他彻底变了一个人，一个乐天派风流少年，变成了愁眉苦脸的悲观主义者。这张照片前排左三就是范君，还可以见当年风流。自那以后，已不复往年风景了。
    当然，范国强先生也有他的优势，他以坦荡的胸怀，结识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看见范君的苦境，谁都要出手拉他一把。书法学院的培训班这两年已经消声掩息了，学院筹建已进入非死即活的阶段。我常常想，政府虽然从道义上全力支持青岛办一个书法学院，但是这也许只是一两道红头文件而已。我们不能忘记青岛党政领导大力支持的功绩，但是，在这一切变成现实之前，这个武训是不是成为一个教育家，还很难说，也许会成为一个破产企业的欠债户了。
    谁都知道，在中国办实事难，而办教育这样近似于慈善的事，由一个穷人来办就尤难。也许哪一天，飞出一个活神仙，真正赋予了中国书法进修学院以生命，成就了一个红红火火的事业，为中国书法事业画一个好的惊叹号。但是我却在想，我最大的愿望，是那一天，范君能释去我给他加在身上的枷锁，获得生活的自由，不再去当那个见人磕头的武训就好了。当然，他也遇到过好事：一个法国同行非常赞赏他，从办学院到他的书画。除了通过法中友协帮助他以外，还把他请到法国去办了颇为轰动的书画展，我还为他精美的法文作品集写过一篇序言。他返国后，他的那些作品又运到欧洲各地展览，很受欢迎，据说还卖了好价钱。不过，这些钱除了使他对自己的艺术增强了一些自信外，毕竟难以补偿他的“十年辛苦不寻常”呵！
   从这张纪念照看，大家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息，但是，谁也没有预想到，支撑这一切的，为繁荣青岛文化增光添彩的事业，最终光荣地落在一个武训式的“个体户”头上！---要说明，这个“个体户”头衔还是他辞去画院公职后，有人奚落他而相赠的头衔。不过，说实话，尽管吃尽苦头，范君却没有后悔过。有时，他还要向我表示一种乐观，我只能回以苦笑而已。因为我早已有些后悔了。
    写到这里的时侯，忽然电话铃响了，这是我的律师从西安打来的。他刚刚走出法庭大门，只轻松地给我说了一句话：相信法律的公正吧！我叹了一口气，把笔搁下，觉得今天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2003年7月3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3）


                         谁是主角的批判理性


    前两天，上海王南溟先生不速而至，作客松竹草堂。自青岛一别后，好几年未见了，据说，这几年他忙于国际艺术交流，去年刚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作了他的“字球”展览，还应邀参加了一个重要学术会议。王先生是和许宏泉先生一块来的，寒喧过后，我第一句话便问他，你为什么要批判王镛？他说，这是他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一种理性认识。我说，你知道中国书协头面人物发动媒体工具，大批“流行书风”和“丑书”的背景吗？他说，我不认识王镛，我的批评没有考虑社会功利，我对王镛没有任何恶意。如果我认识了王镛，也许就没有这个批评了。说到这里，我已经释然了。尽管我不同意他对王镛批判的内容，但我理解他的一种超越的理性的批判动机。我只委婉的地说，“时间”与“时机”的选择，在批判的社会功能的作用。两天以后，在一次聚会中，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镛，王镛并未释然，可见这种批评的力量。我也理解王镛，将近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年中，马啸等在《书法报》连续对我展开批判时，我的心情和王镛颇为接近。
    这张照片是马啸先生和我在2001年12月下旬拍摄。当时，我正应邀在兰州举办“陇上行”个人书法展。那天，老朋友赵正先生、林经文先生也都来捧场，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后，马啸先生与我有了这张合影。这一次，马啸先生还为我写了一篇专文，发在《书法导报》上，对我的书法展给予了积极评价，其中有一句话，在当时我觉得有可能太刺激而担心，大意是：谈当代书法二十年发展，绕不开刘正成这个点。我并非认为马先生是在逢迎我，他自有他某种批判的立场在里面。别人也不会误会他在为一个“失势”的人说话时的动机。不过，我在这里想到的问题倒不是这些。我看见这张似乎亲切的照片，是否会调合我们相互之间的批判立场与敏锐度？李廷华先生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要为我写一本书，但我们共同约定了一个书名，就叫《刘正成批判》，我们生怕被朋友关系障碍我们批判的理性。十年过去了，马啸先生更为成熟与历练了，我感觉到，我们都会对十年前在《书法报》的那场“恶斗”保持一种欣赏的审美态度。-----而今，真诚与执着的文艺批评已远离我们而去，尤其在用构陷的污水把我泡得变形的时候，不能不为曾经经历的学术环境所感动。
    这时，我翻开《刘正成书法文集》第一卷中那篇《谁是主角？》论战文章时，我仍然感觉到我文章中的“火气”和当年论战的“火药味”。这场“论战”由马啸先生发起，主要针对五届中青展的评选结果来的。我们开了两次书法批评年会，不正是倡导批评吗？办了展览，马上来一场批评，不是“响应号召”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但是理性和感性与知性是有相当距离的。当时，《书法报》已发了不少我称为“投枪”、“匕首”式的文章，我自以为这是对我工作的否定。他们的文章最先点了五届中青展“获奖作者”李木教、张锡良等的名字尚嫌不过瘾，由楚三先生还写了一篇《呼唤主角登场》的文章来“引蛇出洞”，企图挑起与我的直接论战。我终于忍耐不住拍马上阵，写了这篇文章，投入了“论战”。我现在当然无意于去分辩这场“论战”的是非与具体内容，我是在想，在我担任中国书协主要业务领导工作的近十年中，如果没有这场论战，包括我后来和陈振濂先生的温和的“论战”，这十年肯定会被史家称为“黑暗的十年”。在欧洲的历史上，所有人的著述都把“中世纪”与“黑暗”视为等同。因为在那个未经改革的宗教时代，罗马教廷的裁判所就是真理的代名词。人们对中世纪黑暗的恐惧，就是对教会一言堂的恐惧。今天，我们有了一个社会学新词汇，叫：权力话语。而批判对象的选择，往往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心急火燎地撰写这篇《谁是主角？》一文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力话语的强制性。当时，我有一种情绪，我认为对那么多中国书协不干事的领导，包括比我地位高的领导你为什么不敢去批他们，专门来挑我的刺。当然，更客观地来说，我如果没有这种“火气”、“论战”也就没有“战”可言了。何况，我能超越自己的角色吗？
    也是前两天的聚会，石开先生向我解释，说他的批评棱角并没有磨平的，他马上就要写批评文章以显示自己宝刀未老。这是因为他看了我撰写的这个“我与书法二十年”回忆录时，曾提到关于他的批评的回忆，他也许认为这是我对他委婉地批评。人是很难超越角色的规定性的。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放在2002年8月以前，尽管我有一肚皮的批评话语，我也未必会像今天这样颇为直露地写出来。我欣赏《边缘》杂志这个刊名所隐含的社会哲学洞察力。
    《读书》杂志这一期上发表了李泽厚先生讲述自己的思想与阅读的经验时，提到了他“文革”时在乡下偷偷精读康德的故事。康德一生有三部重要的著作，均予冠以“批判”之名：《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是康德论述伦理学的问题，他所阐述的社会伦理现实的实质，其优势在于其深度，而非在其自己经历过的广度吧。康德一生除了有一次去但泽的旅行外，一生都没有离开他那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在他的母校哥尼斯堡大学作了四十二年教授直到退休逝世。王国维在他早期《红楼梦》研究中，曾提出“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的概念，康德显然在他的大学中成就他“主观之诗人”的大业。在各种中国哲学教科书中，康德都被冠之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记得我在与王南溟和许宏泉等的交谈中，也提到王国维的这两个概念。要作一个批评家，要么就彻底地入世而鞭劈入里，要么就彻底地绝世，保持着人类未受社会环境污染的“童心”，而“直指本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怎么超越社会功利环境，去作出艺术领域的“实践理性批判”。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提到马啸先生的那两本《书法门诊室》。我想，应该读到它的人未必能读到它，或根本不愿意读到它，以至于简直就不知道它。我在儿时读安徒生童话时，就留下过疑问：难道皇帝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新衣”是什么东西吗？或者只是在别人戳穿真相后他才知道的吗？马啸先生已当了甘肃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书法作品水平已经令我刮目相看了，当其书法作品将获得某些商业市场的时候，竟然敢在这里“树敌”，全然不顾可能遭致的“封杀”，来写这些“得罪人”的文章，真是令我钦佩不已。要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学者，或者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这种可以称为“实践理性批判”的生命素质，其实都是不可缺少的。

                                         2003年7月4日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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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4）

                  
                   我的文学之梦

  1985年我从四川作家协会调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时候，我觉得其收获是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其损失是抛弃了我奋斗二十来年的文学追求。当时，一再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书法是不是艺术？我为之工作有什么意义？尽管我天性热爱书法，从16岁开始临帖学书，但这是不是应该成为职业。扬雄说过，书，心画也；但也同样说过，书，小道也，壮夫不为。由于这种思想基础，从一个小局部来说，我来到书协工作，也是文学对书法的“介入”。我的思维方式，包括办刊方针，自然引进了文学界的因素。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推介当代新人，破除“盖棺定论”的旧习，便是我书法“介入生活”的思想基础。如果《人民文学》按论资排辈来办的话，《人民文学》就该关门了。
  
  巧得很，来北京，就在沙滩这里办公十来年，做了中国作协的邻居。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是作家协会外联部。因此，我在这里也时常见到一些文学界的老朋友。我清楚地记得，1989到1990期间，刘宾雁与祖慰出国前夕，我都在办公楼的走廊里碰见过。刘宾雁先生属牛，他的身体和意志都像牛一样。我在当《人世间》文学丛刊副主编时，曾邀请过他和张贤亮先生来四川笔会，在峨眉山住过好几天。他说话语调亲切、思维深邃。张贤亮则放言诙谐、无拘无束。那次，在楼道上见到刘宾雁先生时，当然不知道他要出国，我们作了寒喧和短暂的谈话后，就分手了。刘先生应该不常到做协来，我来京后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他是不是来这里与一些作协的朋友道别，则不得而知。事过不到半年，祖慰也来作协外联部，在楼道里碰了面，祖慰在武汉时，我曾专程去约稿，请他到四川参加九寨沟笔会。后来，他去了九寨沟，与何士光等在九寨沟玩得很痛快。祖慰是一个才气横溢的才子，思维敏捷，口才雄辩，他的“审丑论”倒很可以移置来为“丑书”作辩护。他极善言辞，宣扬他的小说审美观。但是，这一次见面，他见我改了行道搞书法，便不与我多谈文学了，只是大家寒喧寒喧而已。后来，这俩人都听说先后出国，而且一去不返了。据说，祖慰在法国，1998年我去法国时，正好碰见一个电影学院去法国的学导演的女士，她假期来客串导游，告诉我一些祖慰的情况。她说祖慰在法国并不如意。我可以推测，刘、祖二位先生出国，必然如同无根的飘萍一般，境遇是不可能好的。我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国离乡，我也没有给他们交换过除了文学以外的别的话题，但他们显然是为了他们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是一种错误。书法家们大约不会犯这种政治错误。因为常常书写唐诗宋词，似乎给人一种超越的情怀。文学界偶尔有朋友来，我才得以有机会聊一聊生活与文学，好像得了一份大餐似的。
  
  1989年夏天，就是我把《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编完之后，马上用了两周时间，完成了我的中篇历史小说《庄周自传》，发表在当年8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稿时，我找了我的本家刘心武先生，我在文学界时，他也是我联系的作家。刘先生知道我写历史小说，当时他尚在《人民文学》主编位上。不过，不久之后他就卸职了。《庄周自传》是来北京前有个初稿，但四、五年的北京生活，让这篇小说有了更好的主题，1989年基本上是重新改写了一遍。我在非常忙的书协工作中，尚难放弃文学之梦，可见是秉性难移。那时，我常常自我安慰，且把这书协工作当作体验生活吧。是的，书法界也有不少高人，但普遍来说，似乎比文学界的人灰暗得多。模糊的形象，模糊的人生，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商业竞争的利益，使书法界的人更显佝偻而矮小。书法界也不时有人在叫嚷“人文关怀”吗，这证明了一个真理：说的，就是不干的。
  
  1989年秋，作为文化部长尚未卸任前，我第一次见到我所仰慕的王蒙先生。我当时想赠送王蒙先生一套《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他作为文化部长应该关怀书法。他听说后，自己来了，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他实际上和我们在一个院，他在孑民堂办公。我把上、下两部辞典送给他，还说请他题个词。他说我的字太差，不能题，我说，我喜欢他的中篇小说《蝴蝶》。当然也提及了那篇他刚刚发表的引起不同意见的《坚硬的稀粥》，他只说，任别人怎么去理解吧。聊了一会，他起身告辞，说有事再联系，走了。自那些以后，差不多整整10年，我们又重逢在北戴河，那是2000年夏天，我们作为文化界50名优秀工作者代表成员，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块出游山海关时在老龙头上所摄。站在老龙头上，看海滩上的残墙颓垣在涛声中消磨，颇引起王蒙先生兴奋。海风猎猎，我们一块走到尽头，在这里合了一个影。有10来天时间，大家朝夕相处。吃饭时，也总在一桌，还有张贤亮先生，作家协会还有一位女作家铁凝。这一次，我们聊的主题又从文学转为书法了，特别是张贤亮先生，总催着我张罗笔会写字，张先生也挥毫作书，豪放而执着。我随身带了一本我的历史小说集，赠与了王蒙先生。临分手那天早餐，王先生找到我，说他已读了三篇，我说，你喜欢哪一篇？他说，他喜欢《望美人兮天一方》那篇。这篇小说我写苏东坡元丰年间被贬黄州，写作《赤壁赋》和《赤壁怀古》时的事。一文一词，前后两三月之间完成。《赤壁赋》乃庄周避世的意境，《赤壁怀古》则有周瑜奋发有为的情怀。一进一退，东坡内心矛盾可知矣。王蒙先生喜欢这一篇文章，是不是与他的《蝴蝶》和《逍遥游》有关。文章与境遇岂能无关？当然，我也不能乱猜测。因为约好回北京再聊，后来，在北京我们又约了一次，我想听他进一步谈一谈对我的小说的意见。他只说了，如果再放开些写会更好。便又扯到书法上去了。他眼高，在他家里就挂着两幅饶宗颐先生的字，真是不俗。我送他的那张字也装裱好了挂在墙上。我想起了他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评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他喜欢饶宗颐，除了书法，还是与学问有关。作为激烈奋进的作家，不会完全躲进“学问”里吧？我确实很爱读他九十年代初与刘心武先生 一同写的那些《红楼梦》研究文章。但他藏之深处的心曲，也是在我刚刚读到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才有所了悟。他认为：
  
  一切语言都是得力的工具，但同时是陷阱，特别以一定的受到时间空间和文化限制的语言，去读去写千变万化的人生，这多半会是妄语乃至诓语。这样的话语，在传达出某些信息的同时会遗漏更多的信息；在描绘出某种真实经验的同时会使处境不同的人觉得隔靴搔痒；在强调了善良和高尚的同时会显得陈旧酸腐；在强调效用与成功的同时会显得机会主义；在传达出智慧和高明的时候会被认为缺少诚实，会被认为是轻视与污辱蠢俗之人；在强调原则与清高的时候会被认为是作秀；在表达出认同与适应的同时会被看做软弱无骨；在强调有所不为的时候会显得呆板。总之，不论你讲得多么洋洋洒洒，实实在在，美伦美奂，引人入胜，一旦成为白纸黑字，它就可能变得僵化、勉强、疏漏、空泛——它就极容易被滥用，被庸俗化，被挑剔，被歪曲，被驳斥，就同样进入如同前面的文字已经讲过的那个“狗屎化”过程，总之，一切无懈可击的语言都是有懈可击的，只有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如西方名言“沉默是金”。
  
  为什么还要写？
  
  王蒙先生最后作了夫子自道：
  
  未泯济世之心，并无道穷之叹！
  
  我逐渐意会了王蒙先生的境界：这就是文学和文学家！
  
  文字当然难以如实。但人生的如实，其实就是文学境界。什么叫“深入生活”，只因你入世不深也。倘在人世深处，这人生与文学又有什么分别呢？蜀客先生在我的一篇“看图说话”后跟帖说：“这一切只因入世太深故也！”蜀客先生是科学家，对人生的理解如此透彻，这也是科学家的境界。中国的文学，从来是“文史不分”。《史记》者，历史也，亦文学也。因其是文学，故能传世；因其是历史，才是真文学。二十年来，我自认为已经远离了文学，其实是真正走进了文学的深处，只要你仍有一颗文学的心在。王蒙先生、张贤亮先生均已过花甲之年，他们已不与一般人聊文学，因为文学已与他们同在了。回首生活，我所经历过的，包括我已经讲述过的，和那些我尚待讲出的，哪一件又是可以用文学虚构出来呢？我的历史小说《庄周自传》在描写庄周濒死之际，他的一些心理语言，亦可玩味：
  一只翩翩的蝴蝶，飞过来了。黑色的经络，粉色的薄翼，猫眼似的花纹，在我脑际盘旋，盘旋……我振动翅膀，我快活地飞着……
  “先生！先生！”
  “先生醒醒！”
  蝴蝶飞去了。我睁开眼，看见学生们围着我，他们刚刚把我叫醒。呵，我原来是庄  周！……不，我是蝴蝶，我是在梦中才化做了庄周！
  ……先生！先生！
  呵，我是庄周，我是梦中才化做蝴蝶……
  我又梦见了蝴蝶！我的心跳得好快！
  …………
  ……蝴蝶！不，庄周……蝴蝶……庄周……蝴蝶……
  一本《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当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没有什么细节与故事，也没有被描写的人物。但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小说，一本已进入“真如”境界的第一人称小说。不管你认为这本“小说”是好是坏，但作家与人物已浑然一体，他的人格、心灵、审美、观念已暴露无遗，无所遁逃。王蒙这个人，既是作家，亦是人物。这是他的“化蝶”境界。这值得我学习和追随。我想，有机会的话，我会把这个读书感想当面请教王蒙先生，以期得到他的认可。
  
  在这里，我还要讲的，是1994年秋召开的“著名文学家‘文学与书法’座谈会”。这也是一次与文学的近距离遭遇。这次会议，王蒙先生没有参加，但是，首都有名望的老作家如汪曾祺、李准、邓友梅、林斤澜、唐达成、管桦、张志民等光临会议，均各有精彩之论。会议在沙滩文联二楼会议室开的，文联党组副书记梁光第也来看望了大家。
  汪曾祺云：宋四家都是文学家兼书法家。
  李準云：书读多了，自然脱俗有个性。
  邓友梅云：在台湾，大到百货公司，小到馄饨摊，都不用美术字写招牌，都是书法。
  唐达成云：书法是典型的东方人的艺术。
  林斤澜云：书法是先线条化，后笔画化。
  张志民云：书协应该吸收些高档级的成员。
  管桦云：不必每人都是书法家，但至少应懂书法。
  大家知道，李準是有名气的写北碑的书法家；汪曾祺的书法颇似乃师沈从文；唐达成乃著名篆刻家唐醉石的公子，作书亦有家法；管桦善画竹，亦善书；林斤澜独钟金文，且颇有一些研究；张志民作书很有书卷气。这些中国文坛领袖，对传统文化的修养，实在令我们开了眼界。只可惜，我们未能按张志民先生的意见，把这些文坛领袖请进书协，让文学参与书法就非常有限了。汪曾祺先生所言，既是对北宋书法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代书法家的明确要求。这些文坛耆宿，其人格与经历均化为文学了，也包括他们对书法的修养。今天，其中至少有四位已作古人，不知书法界对他们的教诲有何想法。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觉遗憾。邓友梅先生说过，作协书记处叫我们开会，我们都可能不去，但都上你们这里来了。我得感谢邓友梅先生的联络作用。但是，那天开完会，我们只在沙滩路口一个很小的饭馆请各位老先生吃了一顿饭。那时杂志社没钱，太寒碜了。后来有了钱时，我们已经无法把人都请齐了。说句笑话，那天谈书法，也确实让各位老前辈会了一顿精神书法的餐呢！
                           2003年7月7目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5）

                      沧浪之水清兮


    九十年代初，中国书坛崛起了一个新兴的书法学术社团，即以苏州沧浪亭所用之“沧浪”二字名之，为“沧浪书社”。发起人为苏州华人德先生和旅居美国的白谦慎先生。他们两人均是八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的骨干，华人德为会长。沧浪书社成立时，华先生出为首任总执事。这是一个民间性的书法学术社团，我第一次应邀参加其活动，即是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活动是在常熟召开，时间是1994年11月，这时正是沙家浜所在地常熟最为美好的季节，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江南古城。言公达先生是东道主，当时他任常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熟书画院院长。言先生也是沧浪书社的成员，自然是这次会议的组织领导人。
    这是一次非官方主办的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原北大书法会的曹宝麟先生时在安徽，他是社员赴会；南京的黄惇先生当时尚未是沧浪书社的会员，因撰写论文应邀赴会；南京方面的执事是吴振立。上海方面大约有沈培方、沃兴华先生赴会。中国书协去了三位，我，张荣庆和刘恒，刘恒先生是沧浪书社社员，是会议正式成员。出席那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的傅申、李惠闻、石曼夫妇。傅申先生 当时还在美国佛乃尔大学美术馆任职，李惠闻女士旅居日本东京，石曼夫妇当时大约是居住香港。来自欧洲的有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在修博士课程的劳悟达女士。来自台湾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惠良和何传馨二位，朱惠良女士是后来当选台湾立法委员，并代表新党竞选副总统的那位政坛风云人物。朱惠良女士的代表性论文是对明代华亭派书法的研究。沧浪书社虽然在地方注册，但它的社员分布全国，当然还是以沪、宁地区为主。这虽然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民间社团，但它发展会员是宁缺勿滥，不追求数量，只追求质量与志同道合。这颇有明清以来文人结社的特征。那次会议有一个明显的社会特征，是拒绝任何官方人士在会议让露脸，以至包括中国书协和江苏省书协头面人物在内。我和张荣庆先生虽是中国书协干部，但因我们也是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学者，才得以应邀赴会的。这虽然是一个未经渲染的程序，但是意义非凡。在中国当今社会，凡事都要官员捧场，进而由官员越俎代庖的现实面前，书法学者们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学术的尊严。8899网友曾在跟帖中希望我作一些反思，我认为，像沧浪书社这样追求中国的书法与学术，虽然并非轰轰烈烈，但却是清清白白，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补充。它虽然弱小，但却是一种启示，一种方向。而我二十年来，全副身心投入的书法发展，轰动可以称轰动，全面可能称全面，但我不能推就把它导向了艺术与学术异化的非主观责任——非艺术、非学术的人员结构成了千万人文化艺术发展龙头瞎马，让政始权力话语得以取代了学术权力话语。我在这里并非全面总结我的二十年经验，对当代书法发展客观与主观的动因作分析，也并非说沧浪书法的学术活动就可以代替当代书法二十年的大发展。一种非官方的、纯学术的社团活动——如同沧浪书社组织的“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在祖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发展奠基的各个区域中心分头展开的话，对书法艺术与学术发展的前景是可观的。当然，像沧浪书社这样在地区注册，发展全国会员也是我国民政体制的偶然。我想，国家的改革开放应该为学术发展找到一条新路。
    苏州有东林书院的传统，所谓“东林党”是明末政争激化后对清流的蔑称。东林的传统，自清初以来，一直传为佳话。这其中，与东林的学术有关系，也与东林诸君子的人格魅力有关。在这里，我就要提到沧浪书社的总执事华人德先生。华先生外貌谦和，中心骨骾。自二届中青展华先生以隶书对联获奖以后，我通过白谦慎和刘恒二先生对他有所关注。后来，他被聘为中青展评委，接触便多起来了。我所说的华先生“外貌谦和”不是一般的夸奖。我是指他从不过份宣扬自己的主张，夸大自己作事情的意义，也不做出一副傲岸不凡的姿态，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特立独行之辈。这种“不矜而威自重”的风神，除了其坚实的学术修养以外，也跟他做人以“谦”自处的德行有关。我称其“中心骨骾”，是指他绝少说假话和违心之言，否则就干脆不说话。华先生也发过一次火，就是他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南北朝墓志》卷，由责任编辑的大而化之的失误，导致释文错漏数十处。以学术为生命，则必计较生命。华先生坚持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虽然最后还是谅解了这个责任编辑，当然也祘是我的失误以后，未公开批评，但我确实领教了的认真。我还从黄惇先生那里听过一个关于他按原则办事的故事，那是后来召开《兰亭叙》研讨会时，一个上海会员，不交论文而赴会，华先生坚持要让他交会议食宿费，而这位会员当时还是上海市书协的实权派人物。在中青展的评选中，他亦颇能支持创新作品而力排众议，令我钦佩。华人德先生的人格魅力，使他沧浪书社两任总执事的任期内，做了不少大事。这次在常熟举行的书法史学术研讨会开得很成功。
    沧浪书社的成功，又与旅居美国的白谦慎先生分不开的。他虽是负责海外的执事，其实起到操纵全面的谋划作用。1985年我初到北京时，就通过张鑫认识了当时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执教的白谦慎先生。白先生开放的书法价值观念，其时在北京很行不通的，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在北京市书协似乎有一个传说，谁要给白谦慎玩，就立即把他开除出书协。在中国书协，白谦慎先生只与另一位姓白的白煦先生有来往。白谦慎先生的很多书法社会行为观念很快影响了我。可以说，在当年的《中国书法》改版编辑工作与二届中青展的举办，注入了很多白谦慎先生的想法，尽管我现在记不清到底他出了些什么主意的具体内容。我只记得，在1987年左右他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时，我怀着对他深深的眷恋，顿时感觉缺失了一个重要的谋略家一般。白先生先在离纽约不远处一所大学读硕士，后来，在耶鲁读博士。他改了行，不搞国际政治学，而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将学术视点转向了明末清初的学术与书法研究上。他不时回国来，给我传送国际学术活动的信息。他曾经先后将沧浪书社社员作品展引进美国与台湾，为发展沧浪书社起到了别人不可代替的作用。美国的长年学习与研究生活非常劳累，每次在北京见着他，都看着他十分疲惫，忙着上各个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对文献的钻研，自然受到美国汉学家的影响。他撰写的论文均先后发表于台湾的很有名气的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上。他的力作是《十七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山西的学术圈对傅山学术与书法的影响》。其后他送我的《杂书卷册和晚明文化生活》则拓宽了书法研究的社会生活视野，使我很感兴趣。当然，白谦慎先生不去美国，在当代书坛上，亦已是一方重镇了。他去美国，获得了新的学术视野与学术生涯及其人生经历。不过，我也与之探讨过，去了美国，还是研究中国，甚至是研究明清时代的古中国，除了方法论外，还有别的收获吗？我甚至问他：这值吗？其实，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是于研究很方便的。近二十年来，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从启蒙，走向繁荣。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大发展，使中国历史和相关艺术学科获取了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白先生大约现在仍在波士顿大学作助理教授吧，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见过他了。尤其是他们后来关于《兰亭叙》的书法史课题研讨会，我因故未去参加，但我认为，虽然选题比1994年常熟会议更有重点，但似乎与大陆的整个学术界活动有一些脱节。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华人德、白谦慎二先生交换过意见，如果能吸纳整个两晋南北朝考古学发现去研究《兰亭叙》，就会比七十年代的《兰亭》论辩有质的进步。书法界对文献研究的功力是不及历史学界与文学界的，旧有金石碑帖学研究方法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而吸收更为广泛的学科视野，从而使《兰亭》论辩为当代书法史研究作出某种示范来。
    至于我在前文所点评的《王小二书法》一文，是偶然在网上看见，不知是否真为白谦慎先生所为。我认为，诗无达怙，作为文学随笔，本不该对号入座，去论辩是非。看了之后，会心而已，不宜作某种学术考证。倘要从社会生活实际来看，此文发表在近二年的中国书坛，颇有些像王南溟批王镛一般，迎合了中国书协某些头面人物批“流行书风”和“丑书”的社会功利需要。我的另外一位好友，也是白先生的好友吴鸿清先生，最近就“民间书法”与沃兴华先生展开了一场混战，在原本无法谈学术的地方，和根本不是谈学术的时候去斗气，太不值得。我答应吴先生，把沃先生也约来，找机会一起在“中国书法在线”上讨论“民间书法”的学术是非。我还是要引用《大学》上的那句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不同的时机与环境，使一个学术命题会扭曲它的外形，看起来成了一条棍子。白谦慎先生才思敏捷，学贯中西，如果他回到北京，过上一阵子北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的观念又会走得非常近。当然，从社会功利立场看，中国书法二十年，没有像白谦先生这样走出去看的学术使者，这又肯定是一种缺失了。何况，艰苦奋斗以后，白先生在美国作教授的生活又是中国学人向所企慕的。
    常熟是清末大臣翁同和的故乡，也是清初画坛虞山派的发祥地。登上虞山之巅，就觉得虞山像一条船样航行在蠡湖上，传说这蠡湖就是越国范蠡携西施归隐之地。在这里，11月正赶上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这真是江南渔米之乡啊。常熟又有言子古墓，言公达先生即自称言子传人。从那次认识言先生，我又先后好几次去常熟，得以饱览那里的湖光山色。言公达先生以其卓越的组织工作才能，又被沧浪书社选为总执事而接任华人德先生。常熟是一个县级市，作为市书协主席的言公达先生并非有多大的官方力量。没想到，不久之后，言公达升任江苏省书协秘书长了，执掌了官办书协的大权。那么，沧浪书社这个非官方的学术社团是纳入江苏省书协麾下，还是仍然以独立姿态搞活动，在言公达先生身上就出现了矛盾难题。在“官方”与“民间”的选择中，沧浪书社将何去何从？我尚未听到言先生辞去沧浪书社总执事的讯息，也不知道沧浪书社下一步怎么操作它的学术活动，在我这里倒留下了一个悬念。
    沧浪书社作为一个纯学术社团，经费问题自然是一个难题。据说，《兰亭》会议是由台湾何创时基金会何国庆先生赞助的。但在中国大陆，这种毫无报偿的赞助几乎是没有的。作为一个有全国影响的社团，又没有一个专职工作人员，主要领导均是兼职，是一个新课题。当然，我并非说要扩大沧浪书社的机构，造成更大声势，以发展空间。它以精悍的学术形象作为模范，其它类似社团相继发展起来，不是就形成真正的“百家”了吗？为什么非要大一统的社团呢？沧浪书社虽小，但它在海峡两岸书法交流中是卓有成效的，它所派出的高水平的学者型书家访问美国、台湾所产生的学术影响，是远远超过中国书协多次派出的那些旅游访问团的。你能说它小吗？
    “沧浪”之名，因华先生在苏州，苏州又有北宋苏舜钦所建“沧浪亭”，故我取此义。然南宋严羽有《沧浪诗话》在，“沧浪”二字亦可取义。但“沧浪”的最早来源应在湖北，或湘湖一带。《楚辞•渔父》云：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以此义释之，沧浪书社真取了一个好名字。但愿诸社员不释初衷，不失初义而进之。
                                 
                                2003年7月9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6）


                      心脏手术要小心


    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事物运动的规律也和人的肌体一样，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谐调与发展。在中国书协这个有机体里，如果把学术委员会比喻成大脑来显示出理性的话，创作评审委员会就可以比喻成心脏来显示出动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展览已成为创作与审美的中心形式，推动和标志着书法事业的活力。在引入竞争机制后的创作评审工作像一部发动机一样，推动着当代书法的发展。创作评审委员会伴随着竞争机制的建立而结累与发展着。在这一点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评价中国书法二十年的发展，与如何评价中国书协的创作评审工作相联系的。这一问题的争议就发生在1993年至1994年之间。
    当时，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发表在报刊上。一种认为，应该由不搞书法创作的职业评论家来组成评委会，以体现公正性；一种认为，“以总体水平而言，评委作品的水平低于入选作者水平”，因此要改组评委会。于是，中国书协第二届创作评审委员会郑州会议后，于1994年11月按计划在成都召开了“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就当代书法创作与评审工作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创作评审委员们均向会议提交了论文，会议以后又进行了加工修改，于1996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书法创作与评审》。这是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唯一的一次，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学术性工作总结。沈鹏主席没有参加会议，但他提交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却像是为会议定性一样，作了总结。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的委员们，均是当代书法二十年的一批宿将，他们的名字不仅会给人们留下其学术水平的印象，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代书法史的载体之一：
    沈  鹏  刘  艺  尉天池  张  海  马世晓  王 澄  张  森
    孙伯翔  张道兴  林剑丹  林  鹏  周志高  段成桂 夏湘平
    徐本一  康  庄  郭子绪  章炳文  萧  弟  熊伯齐 薛夫彬
    我参与组织了这次会议。何应辉先生作为四川书协的负责人，也作为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在四川搞到了二十万元赞助费，保证了这次会议在成都的圆满召开。可惜，何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没有整理成文发表，而我则提交了很有针对性的文章《在经验的范围内认识与提高》，作为论文集的《序言》收入集中。我在文章中针对当时评论界对展览评审工作的有些性急的批评，肯定了创作评审委员会自省、总结与提高的意义。我认为，这次会议及其发表的论文集，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自省、总结与提高，就是在积累中的发展与进步。我曾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书协的创作评审机制是全世界书法界最民主和最有效率的。这些评委来自全国各地区，但又不代表各地区介入评审，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艺术权威机构。观诸日本和韩国，其评审机构的成员是有权威性的，但是又被其所代表的书法组织派别冲淡了它的艺术权威性。这样的评审机构当然也促进了本国书法发展，但其公正性和权威性，施之于庞大和大一统的中国书法界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它的组成成员的稳定性，却是可取的。它的主任可以轮流更换，但它的成员相对稳定。因年老和逝世而更换，又从有成就的新人中选拔新评委。这和书法发展和本身的现实一样，不可能从哪里突然冒出一个有评审经验的书法家大家不知道。防止评审机构成员“大换血”是积累与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一个艺术家团体成熟性的体现。四次书代会后，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实现了“大换血”，这显然是一种瞎指挥所造成的断裂和倒退。
    中国书协最近与甘肃省书协联合搞了一次行草书展览。行草书展览第一届从广东茂名开始，就是除了“全国展”与“中青展”以外，中国书协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展。因为行草书水平本身就代表了当代书法创作的水平。所以，当时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了茂名的评审会，其工作认真的程度，决不亚于“全国展”的评审会。可是，这次的行草书展览的评审会，总共二十来人的评委中，有一半的成员是中国书协机关工作人员。我并非一般性地反对中国书协机关工作人员介入评审工作，但全国八十多人的评委会，为什么从外地来京的评委只有几个人呢？是中国书协机关干部的水平比各地评委的水平高吗？还是中国书协今年的“重头戏”行草书展评审不重要？约束机关干部的服务精神，已经被市刽手段所代替了。这种“吹糠见米”的手法似乎可以获得书协机关这个小环境山呼万岁般的拥戴，甚至可以以此来抵毁某种原则精神的功利观，但它损害的是中国书法二十年所积累的财富啊！广大书协会员和会外书法家积极性的挫伤，将是对当代书法发展的致命损害。某些个领导人也许就两三年后退休了，但他给中国书法事业的损害，所遗留的一个烂摊子，将危及一代人的发展和利益。
    这次成都会议除了委员们精彩的论文和即兴的大会讨论发言外，还确立了两个重要的文献：一、《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评审手则》；二、《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工作条例总则》。所有与会委员如同宣誓一般，均在这两个文献上签名以示其严肃性。这两个文献为九十年代中后期创作评审工作所遵从和执行。中国书协现在的创作评审委员会两个主任和几个副主任，不知是否已经遗忘，或甚至就不知道这件事吧？那就更不要说其余的七、八十个委员了，因为他们其中大部分没有参加过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工作，当了委员还没有开过会，见过各位主任哩！书协换届，非把协会自己的工作积累全盘推翻不可？这个协会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起来，找到自己的某种规范呀！
    我随意溜览了一些国内的书法媒体，发表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言论。比如说，中国书协已经成立了一个评审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却又在议论“如何组成评委会”问题。这既反映了某种急躁情绪，又反映了中国书协领导工作的无序。中国书协既然已经组成了评审会，就首先应该发动评审委员们的积极性，提出四届行草书展和八届全国展的工作方案。再把这种方案发布出来征求广大会内外书家们的意见，从而有目标、有计划、有效率的工作。不能把什么好差事都揽到自己头上，自己又不懂，又不会指挥别人去干，采取一窝蜂的短期行为，这还像一个已成立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书协吗？一个完全脱离全国书法发展实际情况，完全脱离全国书法家的总体需求，这个领导机构早就得“心脏病”了，“动力”与“调节”已丧失功能，还能指望什么呢？用那些欺上瞒下的手法，说不定某位负责人这时正在上级领导那里讨表扬和封赏哩！不管下面的情况怎样，反正机关里人人都当了评委，今年的年终考评在一把手那里肯定得全优满票的。是可悲，孰不可悲也！山鹿网友云，学术乃公器，“前修未密，后世转精”。又岂有后世“转粗”、“转坏”之理。
    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刘玉山同志和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卢正嘉同志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四川省的许多领导都先后到会祝贺，参加合影。成都市、重庆市书协主席何继篤、殷白先生也坐在前排中。摄影地点在四川锦江大礼堂前，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些代表性书家也参加了合影，足见会议的隆重。
                                2003年7月10日于松竹草堂

闻正

[刘正成]看图说话——我与书法二十年（47）



                   沉睡在荒野中的理性



    书法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唯有楹联了。文件、报告均用打字，写信由钢笔已逐渐过渡到打字和发伊妹儿了。钢笔都快废了，还说你毛笔吗？但很奇怪，殿堂庙宇，楼台亭阁间的楹联匾对还环绕在人们的旅游休闲中。现时，你到一些比较讲究的新派传统菜馆茶楼去，楹联牌匾都颇为引人注目。北京北辰附近有一家眉州川菜，把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放大处理在整个餐馆楼上楼下，古气盎然，颇有文化品位。现在农村，到春节还是讲贴春联，书法家们每每还送字上门，以示与老百姓亲和。大家一致认为，除了“三大展”以外，就以楹联为样式组织单项展，这样，还可以鼓励作者自撰自书楹联，提高作品文化含金量。于是，“第一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作为第一个开发的单项展，于1994年冬在福建福州开幕了。但是，展览的征稿是在1993年，当年12月在福州搞了评选，评选后由于东道主福建书协副秘书长吴乃光忽得重病，加上作品集出版延宕，才推迟到第二年年底拉开展幕。1993年12月于福州开完评审会后，全体评委被安排上武夷山旅游。我们坐火车到了南平市，便改乘汽车走西路到邵武，又从邵武翻山越岭向武夷山市进发。途中，在黄坑附近，车停下，主人说这是朱熹墓，大家去看一看。可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孔子之后的儒学圣人朱熹会埋葬在这个荒郊野外之地。大家下车后，果然见一当地垒砌碎石方法建起来的墓茔。墓冢后面有一石碑：“宋先贤朱子之墓”。二十来个评委，大都自命为中国传统之学的后继人，不由自觉地肃立在朱子墓前，来了一个三鞠躬。这张照片就是“三鞠躬”后留连于墓前时所摄。我将其选出贴在这里，是因为那短暂的不到半小时的拜谒祭奠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
    清王懋竑纂订的《朱子年谱》载：
    庆元三年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
    这大林谷即今之黄坑。朱熹一生的经历与他的一位同省后辈黄道周颇类似，虽然从政，实际仍是一个书生。方爱龙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赵构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即之》卷的《朱熹书法艺术及书学思想》中算了一算，朱熹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首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开始，到他绍熙五年（1194）当了四十天的皇帝侍讲便被罢免，凡四十二年间，前后真正在职时间不足八年。绍熙四年（1193）朱熹曾知潭州（长沙），复办岳麓书院，其实在长沙就只有两个月任期便离去。朱熹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闽北的武夷山区度过的。这里还留有一个“紫阳书院”的半间屋墙颓垣，据说是当年朱熹的旧舍。按记载，这应该叫“沧州精舍”，也就是朱熹晚年著书讲学之地。朱熹被编入《中国书法全集》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主张法晋唐，而对北宋黄、米书风颇多微词，这是他的拘泥。当时，我们在朱子墓前凭吊时，仍然主要想到的是他一生的际遇。上个世纪，朱熹遭到了文化界最大的毁损，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还对朱熹的“穷天理、灭人欲”的义利之辩大加鞑伐，而到了世纪末，余秋雨《庭院深深》对朱夫子的怀念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认为，朱熹是好人坏人，有一个方法立判无误：他是被奸党韩侂胄弄权排斥出局的——被坏人反对的就好人！他的思想，他在武夷山过了几十年清贫日子，想必会获得某种超越。至于被用于其后的封建统治，这与他本人的功利观应该是两回事。一种超越的理性，应该是朱熹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
    武夷山之游，评委们玩得很痛快，大家对这次楹联展的评审比较满意。由于是一个单项展，评委人数不可能像两大国展那么多。于是，便从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会和中青展评委会中抽选出二十余人组成楹联展评委会。第一届由沈鹏先生任主任，我和朱关田、张海先生任副主任。第二届在山东淄博举行时，就由我接任主任，尉天池、张海、朱关田、王镛、聂成文、何应辉任副主任。评选前都制定严格的评审规则，非常认真。记得，1996年在淄博的第二届楹联展评选前，不仅一致讨论通过了《评审条例》，全体评委还在拟定的《誓词》上签名宣誓。这份签名《誓词》和《评审条例》均刊载于作品集前面，可见当时的心态。《誓词》云：

    本人在评审工作中将严格遵守评审条例，不代表地域、流派，本着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做到认真工作，不恂私情，公正、严肃地完成本届评审委员会赋予的职责。
    参加过《誓词》签名的所有评委，在签字那一刻的心情，确为理性所驱使。一个评选会，事情够小了，但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心理追求，在某种事态、环境中，是有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的。如今事过境迁，又仿佛成为一种神话。前两天，从韩国传来一个消息：某著名书法家、某书法组织的领袖，当然也是我熟知的朋友，因书法评选中涉嫌贿赂，已被警方拘捕。这令我异常吃惊。理性不足，再补以法制，韩国人夠认真的。话说回来，成千上万人投稿，把他们的希望托付在评选的公正上，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看来，评委们宣誓自律，是有社会价值的。昨天读到《书法导报》上公布的行草书展“因非典原因”才由北京评委评选，这不是公然撒谎吗？要在韩国，这个当评委主任的决策人可能己经为此被捕了。在武夷山区那荒凉的野外所安息的朱子，当然没有孔府、孔林的尊崇，但却尤其显得可贵与崇高。那种高标自举的儒学精神传统，显然是商业社会中的一副精神清凉剂。朱熹在闽、湘、赣、皖间留下了大量摩崖手迹，往往在审美叹赏中，又容易让人触物伤情，绵思久远。
    第一届楹联展在福建举行，惊动了三闽才士，其后在书坛大展异姿，一发而不可收拾。举几个数据可以说明书法发展的量化趋势。
    1986二届中青展      入选9       获奖0
    1990三届中青展      入选4       获奖2
    1995六届中青展      入选26      获奖3
    2000八届中青展      入选18      获奖3
    一项活动的举行，从全国引来不少优秀书家，在与当地书家的交流中，言传身教，双方受益。当时，在武夷山玉女大酒店的笔会中，均有不少福建省优秀书家参与，自此以后，书艺大进，崭露头角。如李木教、柯云瀚、康耀仁、赖彬文、沈惠文、谢钦铭等均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先后获名书坛，享誉全国了。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吴乃光先生。吴先生，一南国义士也。他是福建书协主席陈奋武先生的学生，陈先生让他当了副秘书长，他就如同重任在肩，力图振兴三闽书法。他倡议了第一届楹联展承办后，除了拨款赞助外，不足之数都由他从家里掏出。吴先生的太太很贤慧，眼看吴先生把家里大笔钱扔在公益事业上也毫无怨言。在展览筹备过程中，因劳累超负荷，吴先生差点让糖尿病、心脏病给丢了性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福建书法在全国书坛异军突起，不能不记住吴乃光先生荜路蓝缕之功。他后来当了中青展评委，再后来又从中青展评委中筛选下来。可是，他真是宠辱不惊，待人待物一任如初。我作为中青展的组织者，总觉得欠吴先生一笔人情债。参加竞争的书友们提出评委会要“优胜劣汰”，要实现新陈代谢。作一次人员更换，虽然是很小幅度的变化，也是不容易。新选上来的评委，要遭人非议，选择下去的评委，别人怎么自处。当然，中青展中绝大部分调整过的评委均有很好的风度，但是，却也有极个别人，从此成为仇人，风向变幻时，就给你发难报复。哎，原来都是好人，但书坛的实际利益中，终归有人失去理性，弃义取利了。吴乃光先生总要打电话关心我，特别是我“失势”以后，就使我心中这笔欠债愈显沉重了。吴先生善作朱砂大榜书，华贵恢宏，气度不凡，有时一字几乎逾丈，尤受香港、台湾、泰国华商的青睐，认为能避邪获得大利，故往往一字万金而争购之。我云，有吴先生这样的人品气度，更爱及其书也，岂能不贵！取财用财，总有义利之辨，总体现人的一种精神存在。故东坡云，苟非其人，虽工不贵。这个“贵”字，其含义不在财，而在义也。当然，当世也有一些“高人”，善作商业广告，常常宣传自己拿出什么钱来捐献，这点钱在彼乃九牛一毛，闹得全天下无人不知。此乃为名也，非真为义也，乃为获更大之利也。吴乃光先生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夸耀过自己的贡献，为善而不欲人知，真善也。

                                         2003年7月12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