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艺术|编辑档案（二）]

闻正

    8月20口海南伍立杨电邮：四期贵刊收到，文图俱堪下酒。
    可啸的《什么叫逸品》写得绝妙。没有余绍宋、俞剑华那种文字、理论修养，谈艺术必露马脚。“国气”云云，叫人晕倒。
    呈上一则近作，谈流行书风。得补角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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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余杰来信：
    前几天从钱理群先生处转来你寄给我的《边缘》，谢谢!杂志办得很好。为表示支持，寄去近作两篇。(《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告别彷徨——评旺望忘(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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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明荣8月14日来信：应该讲，《边缘·艺术》这本杂志编得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每期总有一些好的作品叫人看了难以忘记(总要对它说三道四，大概是我对这本杂志过于严苛厂)。不像一些“国家级”杂志那样总登些大而无当的文字或作品。比如这期的内容，有不少文章写得很好，像王南溟的旷唐人街”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我印象中王南溟先生也是搞现代书法的，还是著名x x家洪x x的学生)、北塔的《北塔二题》等。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此期《文本清理》中陈传席与白乌的对话，非常有意思。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石家庄念书的时候，就经常一个人往北京跑。首都给我留下的印象，说句实话并不是很好。对于这个“中心”，我是望而却步，感觉还是生活在“边缘”小地方来得比较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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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 3日，北京黎先生打电话：赵绪成那样否定徐悲鸿实在没道理。徐悲鸿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贡献绝不可以抹杀。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有些批评家，依然沿依大批判作风，对待大师不惜否定，都是肤浅的逆反心态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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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与画》杂志第5期刊发一组关于陈、刘、徐“三人谈”的各家言论，《边缘·艺术》许宏泉也应约  发言如下：
    “三人谈”好像三员老少师傅在谈木工活儿，有棱有角。陈先生等对当下的艺术现状的忧患意识倒是确能引发人们诸多的思考，但“对话”以“写意画”的末流而不屑“写意”，确实有点书生意气。任何一个画派任何一个画种都有其上流和末流，极力倡导宋人的“敬业精神”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倘若转换“对话”对“写意”的非难，而以“规整画”(这无疑是个伪命题)的末流质之其倡导的“规整画”的理想呢?举目所见，当下那些所谓“新院体”的伪宋人画风，柔靡、媚雅、矫情，描抹制作的“类工艺”过程几乎丧失了笔墨的灵性，与宋人的骨韵何目天壤之别。再说，赵老昏君对绘事所谓的“敬业精神”斤斤于刻画，连孔雀的抬足先后都要计较得那么彻底，不惜付出亡国的代价。倘若肤浅者以此用心刻画而为艺术之至高境界，可能同样成为“规整画”的末流。“写意”的审美理想在梁楷、徐渭、八大的艺术世界里，恰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相表里。而今人谈“写意”最高不过“扬州八怪”之末流，如果因此而非难“写意”，难免浅薄。
    陈先生以为创新“不仅是新的、个性的，而且是美的、较难的”，可谓针砭时弊。当下动辄举起“笔墨当随时代”幌子，刻意创“新”，极力设计“图式”，大量的制作效果无疑是对性情的压抑。那些不屑笔墨，—片狼藉，以丑为美者，都是“创新”惹的祸。
“对话”以“规整画”强调当代绘画审美趣味取向之高古正气，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事实上，审美格调堕落，根源并非“规整”或不“规整”，在今人在行为里不管你是哪一代哪一朝的传统，不管你多“规整”，立马叫你“时尚”。我们失去的已不是什么“规整”问题，中国传统的笔墨(这里一说笔墨便会招致不屑)精神、文化内涵(所谓国学)，在今人的画中已很难找到，而西方的，我们又理解了多少?可怕的是，今人—谈创新，马上就想到“反传统”，想到“抛弃笔墨”，而事实上大都不过弄点西方的皮毛，事实也是很旧的，露点新鲜罢了。他们不要做“四王”，不要做董其昌的灰孙子，却愿意做“印象派”、“现代派”大师们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