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原创性思考|王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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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中的原创性思考?                              
关于刘正成书法艺术的反思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真正的思想者的思考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甚至是超越时代的。这是原创性思想家与挪用性思想者的根本性区别。也许正是一系列前沿性的思考，使得刘正成先生的书法创新和关于书法的理论研究，成为当代中国一个不可忽略的“书法文化现象”。而这一现象又同他的书法文化的全方位创造思想分不开的。

一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书法处境和前景一直是刘正成先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思考在新世纪中国书法如何从重视技术问题走向重视文化问题。因为，中国书法的前途问题，是东方文化精神在当今世界的全新拓展问题。中国书法怎样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具有国际性的审美共识的艺术，使书法成为国际性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思潮。正如我曾经同正成在新世纪书法对话中说过的那样：东方艺术门类中，在空间时间感的表现方面、在精神气韵的表达上，书法所达到的境界是最高的，它已经突破了文字、技巧及形式的束缚。西方人对书法的认同，归根到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认同。新世纪的书法艺术，仍然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但在形式、构成方面，可能会吸收西方的一些审美观念。因为书法中的线条、墨色、对比等等，与西方抽象艺术之间有着相通的地方。通过创新，使西方人产生某种程度的审美共鸣是可能的。我注意到，正成先生在不断的文化思考中，总是想使中国书法成为新世纪最有意味的艺术形式，使中国书法中最精萃、最深沉的内核，能够为东西方所共赏。这种国际性眼光在书法界殊为难得。
    现代中国书法缺少的是整体性思考和长期性眼光。在这点上，刘正成的思考显出了独特性。他的思考是整体性的、文化性的、变革性的。这同那些局部的、技术性的、改良性的思考者划清了界限。书体的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创造力与想像力的部分。中国文化中的超前意识，在书法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两千多年来，每一个书法家正是通过在已经基本定型的书体中加进自己个性的成分，使书法艺术不断嬗变发展。21世纪的中国书法，定当在亚洲汉字文化圈得到全新的弘扬，而书法艺术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刘正成的书法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从本土性书法走向世界性书法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真正走进本土民间的历史，回归中国历史中的民间书法精神，从中挖掘出丰厚的艺术资源，使之促成新世纪书法艺术的整合性创新。这一思考基于如下的哲学深度：在现代性问题中，在人们普遍感到一种全球性语境与本土文化的紧张时，到底怎样走向国际？如何既坚守书法的本土性，又不僵化而不从事创新，以契合普范性的艺术阐释框架和国际欣赏趣味？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使得正成先生能够站在超越书法技法的高度去看书法文化的跨国实践，从而获得了自己的学术前沿问题和问题意识。
    我们都得面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传统是什么呢？它只是前人总结出的一套文化规范或思想范式。在新时代，传统仍然传递出历史岁月的魅力。然而，艺术精神的生生不息又使任何僵化的“守成”成为不可能。但要创造新传统，创新者往往会因与传统的疏离而受到伤害（所以先锋艺术家的处境非常艰难）。在一种新的笔法、字法、章法、墨法出现时，非难与指责往往接踵而来，此时理论批评家应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但当他们到达鼎盛时期时，批评家则应给他们一些忠告和警示。先锋对人们的审美与欣赏习惯提出了挑衅，而批评家的规范使先锋获得自己应有的边界。可以说，刘正成既是创造者，又是批评家。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和丛书中，创造时尚、创造读者、创造新境界。其中的新颖和超前，足以让我们在震惊中怀疑、在怀疑中反省，并对一切严肃的艺术创新持多元开放、兼容并包的态度。
    在我看来，书法艺术在当今世界，已经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成为了中国本土文化中超越性精神活动，在当代世界的技术化倾向中具有“生命精神化”的重要价值。书法艺术能够在感性的墨像笔法中，直接显示人的生命意义并对人的本质加以感性的自我确证。艺术审美在使“单维的人”转化生成为“完整的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对这一价值的理性体悟的深度，决定着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

二

    书法艺术的自由精神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大力倡导。
    当代世界笼罩着一种形式化、规格化的气氛，人变得空虚并被虚无化了。印刷品泛滥，复制使艺术日益走向商品化，对普遍性和个体性的追求导致形式化思想的充分膨胀。包括现代后现代书法在内的当代艺术，表征出形式化思想对人的异化。当代中西方艺术家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在感受过正投身于一种空前的精神冒险之中。当代书法和其他艺术正变成不断求新求异的过程，作品成为一种没有尽头的试验。这种令人目不暇接的花样翻新的结果是沉默和失语。审美对象的诗意被不断翻新的现代话语所消解，艺术成为心性缺席的走极端的形式。无庸讳言，现代艺术与现代文明面临同一个世界性历史困境。如何在日益信息化、科学化的文明中，保持住人间的诗意、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憧憬，是迈向现代化的社会所必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在这种“主义”迭出，“问题”翻新的思潮中，如何获得清明的艺术反思和自我创作的前瞻，变得相当重要。刘正成的书法，与自然中透出其人格心灵的真率与洒脱，其创造和品味艺术成为了主体心灵对话的过程。他的草书的纯线条力度、情感张力和时空转换的审美追求，使草书线条游动蕴含了无限生机和精神意向，在笔墨取舍与心灵才情律动之间获得自由的意象。他抛弃了一切刻意求工的匠气，从线条中解放出来，以表现所领悟到的超越线条之上的精神意境而与心同构。在他看来，书法的线条，“这一寓于书之所在，甚至可以说是抽象的抽象了，这一条线，不需与任何具象对应，但它却与心同构”。（《刘正成书法文集》（一），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书法的笔墨线条运行所造之境，是由气韵生动的线条最富于美学意味的纯净运行所形成。这是一种变化丰富、莫测端倪的线条集合，其笔势正侧藏露、起转违和难以穷尽，使其书法作品有一个独立的充满审美意味的线条世界。
    刘正成对书法的审美特征的研究，使他成为书法美学研究中的颇有心得者。他将书法的审美特征分别列为抽象性（对生命意识和人的艺术理想意味的非具象描述）；文学性（一种诗意本质的莫可名状的激情冲动）；不可重复性（生生不息的稍纵即逝的存在）；时序的不可逆转性（在平面上展开的空间与时间的出神入化的呈现）。这种对书法审美特征的全新阐释，使正成重新认识了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棗书法点线按字形结构进行全新的创构，使书法作品在空间构成中充盈着时间的动感，而成为有独立生命的运动的时空形式。书法以其一线或浓或淡或枯或润的游走的墨迹，体现出那超越于言象之上的玄妙之意与幽深之理。书法融生命本体存在之意而非外在物象形迹于笔墨线条律动浑化之中，不拘滞于形迹而忘形忘质。这种以线条表意明道，以简略之迹传神造境的观念，正是中国书法指向幽深之境的美学精神之所在。
    阐释书法的文人化与非文人化倾向，是刘正成国学功底的集中体现。他对金石气与书卷气的重视，强调书法的宏观气象中呈现的非人工的奇特美，而文人气是文人书法家心理特征和感情状态的呈现。金石气重于形质，书卷气重于神采。同样，他对中国书法纸张的尺幅到明代中期才普遍变大而用于书法的说法颇有新意，对明代文人化倾向的破坏与创造同样做了不俗的阐释棗徐渭破坏了笔法而使侧锋用笔成为主流技法；董其昌破坏了墨法而将浓淡的墨法用之于书法；王铎破坏了章法使直贯的行气转变为无行不歪无字不歪。在他看来，这些文人的变法给书法增添了新的气韵，体现了书法非文人化的特征。他的见解对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正变特征有深刻的把握。
    在全球化氛围中，正成先生尤其重视有价值的书法“外交活动”。这种跨国化的文化交流，使书法和书法研究在中国不再沉醉在昔日的辉煌中，而是参与到国际性的新话语权力运作关系网络中，进行全新的自我度量自我定位。同时，刘正成提倡书法家的学者化是有相当的前沿意识的。这使得中国书法在新世界不再成为一种技术的表演，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的深层次的建设，一种在学者层面上的精神互动，一种东西方的多元文化互动。
    愿刘正成先生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更新的文化视界和精神创建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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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燕平

须有宽广的学术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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