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梁思永|岱峻]

老渔翁 · 发表于 2004-12-10 12:54:40

考古学家梁思永
岱峻
　　一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19岁时入京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启超九个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留学期间，梁思永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1927年初，他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作毕业论文。
　　父亲回信，从出席清华学堂欢迎李济、袁复礼考古发掘归来的感想谈起，建议他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
　　父亲的信，是一点点收拢的风筝线。于是，梁思永提前回国担任助教，在清华学校整理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所出土的部分陶片，并写成英文专刊《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嵛闹性谥芸诘辏罴谩?lt;BR>　　袁复礼在仰韶，董作宾在殷墟……纷纷扬起了锄头，开始了中国人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历程。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傅斯年希望以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科学”。他提倡学者走出书斋，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传统。他把麾下的考古组始终锁定在田野考古的方向上。
　　梁思永1930年回国后，正式参加史语所考古组。他只身赴黑龙江昂溪遗址进行发掘，而后去通辽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后，这个地区的考古发掘只好中断。
　　梁思永转而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他在发掘方法上提出了明显的改进。殷墟发掘首次由董作宾主持，目标在于探求甲骨，他提出了“殷墟淹没说”；第二、三次由李济主持发掘，也赞同这一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自梁思永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彻底摈弃了“殷墟淹没说”，开始确认版筑上的柱础石和窖穴等考古遗迹，复原建筑遗址。
　　梁思永还主持了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冈的发掘工作。城子崖遗址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着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该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通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彩陶）、龙山（黑陶）和殷商（青铜）文化的迭压关系，首次判断出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这后冈三迭层的发现，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典范，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
　　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今天，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世纪以前的创见。
　　1941年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决意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中央研究院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化整为零,以所为建制,陆续迁徙。史语所先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的北极阁；后再迁湖南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不久又由长沙撤退昆明。梁思永受命于危急之中，临时代理史语所所务，领着史语所同仁，带着妻女，颠沛流离。
　　每次转移，梁思永都指挥全体同仁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押运到目的地。
　　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
　　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劳干、陈述在昆明曾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
　　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生等亦随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务工作也。……
　　很快，昆明上空的轰炸也越来越密。傅斯年希望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最后选定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1940年10月底，梁思永一家迁到李庄，住在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办公，罗南陔家在镇上的江边，两下隔着七八里地。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两夜一天。在板栗坳的办公室，他忙于工作，不舍昼夜。虽然是室内案头，但拼命的精神，不逊以往田野工作。
　　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曾这样回忆：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
　　梁思永早在30年代初就得了肋膜炎，1941年2月，梁思永又突然病倒，当时他的妹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她们在广东祖父家里暂住时，收到梁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
　　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gthingmayhappen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用英语写成的部分也就是最机密的内容，梁思成的用意显然不愿让家里更多的人担心。（人民政协报2004-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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