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甲申文化宣言》|童大焕]

老渔翁

简评《甲申文化宣言》
童大焕　　
　　2004年（农历甲申年）9月5日，70位华人文化名流响应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的提议，共同发表1500字《甲申文化宣言》，“藉此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近一个月过去，虽然未见激起什么强烈反响和社会共鸣（倒是引来袁伟时教授的强烈批评，见《南方都市报》9月21日），但鉴于这些文化名流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宣言传达出的信息与一个国家和民族历来的“文化自负”“文化自大”一脉相承，把它来做一番简单的分析，倒是仍然有意义的一件事。
　　宣言说：“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如果我们相信了其中的可能，在我看来，无疑就等于相信动物和植物之间可以自由婚配。一国之文明，首推制度文明。非制度文明只是制度文明的“子集”。自有国家以来，一切文明都需要制度支撑，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早已成为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从而变成了西方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而所谓的“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几千年来至今都还只是纸上谈兵，只是停留在纸上的说教，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可能落实为人们的具体行动。只有落实到制度和生活方式层面的文化才是真实的、有效的，停留在说教层面的文化永远是虚伪的、虚幻的存在。后者永远也没有和前者对话和“平起平坐”的资格。
　　几千年来，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的所谓“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说到底只成了玄虚的“玄学”和“显学”而已，成为某些统治集团的遮羞布而已，从来没有对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对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对整个人类做出过任何实质性的贡献。试图以虚妄“战胜”真实，这样的梦我们还要做多久？
　　在这个文本之外，签名者之一的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杜维明先生的一段发言可以为这一段宣言做注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中国的价值，不仅是亚洲的价值，也不仅是东方的价值，而是普世的价值，在世界各地都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西方的启蒙价值虽然光辉灿烂，但是面对人类的困境，这些价值还不够。除了自由，要突出公益、正义；除了理性，要加强同情、慈悲、怜悯；除了人权要突出责任；除了法治要重视礼让、文明礼貌。”许多人认为，正是西方启蒙带来的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然而事实正好相反！那些将西方启蒙中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公正等价值观落实为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国度，往往正是人与自然、与社会高度和谐的和平、进步、繁荣的国度；反之，那些没有经过启蒙的洗礼，或者西方启蒙的价值观没有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国度，却成为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度。美国现有1.09亿名志愿者（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其中66%已经服务了30至50年；2000年，89%的美国家庭为慈善事业做过贡献，非牟利体系每年接受捐赠超过6700亿美元。看看我们这里，能遵守基本的商业道德和法则就不错了。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有毒食品药品横行无忌，乃至于连负责商品质量监督的最高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承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自我遭遇”了假冒伪劣和有毒食品！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诚信崩溃，不仁，不义，失礼，失信，惟一剩下的那个“智”字，其实也早已异化为尔虞我诈的权谋之“术”，缺乏的恰恰是对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与维护。所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云云，早已荡然无存矣！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弘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是法治、人权不立的结果。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的极限。2004年8月11日在宁夏银川结束的“第七届中国西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论坛”传来信息，中国己经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杜祥琬介绍，目前，中国已有4200万公顷的耕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3％左右；每年约有50亿吨泥沙流入江河湖海，其中62％左右来自耕地表层。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3.5倍。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一度出现“一枝独秀”的现象。但这样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为最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新闻晨报》2004年5月17日）。2003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左右，但我们一年消耗了2.6亿吨钢材，约占世界钢材消耗量的25%；消耗了15亿吨煤，占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30%；还消耗了8.2亿吨水泥，占了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0%。（《时事报告》2004年第3期）。我国每万元GDP消费约0.42吨原油，是发达国家的2.3倍；日本的GDP总量接近我们的4倍，但我们的万元GDP能源消耗是日本的4倍（《时事报告》2004年第6期）。
　　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落后，而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私有财产权特别是弱者的私有财产权界定和保护不力）加剧甚至“鼓励着”各种掠夺性开发，也直接妨碍着先进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运用。矿山、山林、土地等重要资源名义上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任期极其短暂的地方官僚及官僚资本所有，注重短期利益和掠夺性开发就成为必然，“公地悲剧”不可避免。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而且矿难事故也远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是限制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二元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民的生存活动空间，从而加剧了对自然界的破坏，也加剧了人地紧张的矛盾（上世纪后半叶前30年的户籍壁垒至少导致农村多生了1亿人口）。
　　签署宣言的“文化高峰”们为什么不睁眼看一看现实，而闭着眼睛在那儿自说自话？签署《甲申文化宣言》的众多文化名流，其中不少人凭着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方法曾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包括获和诺贝尔奖。但恕我直言，这份宣言的签署却是草率的，缺乏科学和严谨的实证精神。它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痴人说梦”，事实上在重复甚至张扬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过的曲学阿世的“虚学”、“伪学”，问题出在这么多文化名流身上，委实令人遗憾。从中亦可看出，不仅中国的启蒙问题远未完成，中国知识界自身的启蒙都还远未完成。
　　宣言说：“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云云。你爱吃咸我爱吃辣，他以和服为美我以唐装为荣，他听他的交响乐我爱我的二胡曲，这些非制度层面的文明当然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但是前面说了，一国之文明，首推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怎么会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呢？相信签署《甲申文化宣言》的文化高峰们没有一个会认为奴隶社会的文明与现代民主、自由、法治社会的文明没有优劣之分。至于宣言明确主张的“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实则有可能给一些专制政权和狭隘民族主义者留下钳制言论自由的借口，这方面袁伟时先生有专门论述，不必重复。
　　有人说《甲申文化宣言》乃是新义和团的冲锋号角。我不愿意这样看。我倒愿意从更善意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群文化老人的痴人说梦。人类的灵魂深处常常有一种“故乡情结”——距离越远，越把“故乡”的一切想像得无限美好。人老了，对自己的母语文化也常常有一种“故乡情结”，只有实地看一看，才知道真实的“故乡”早已不存在，或者存在，也早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故乡只合在梦中”！
　　至于中华文化的前途和未来，其子虚乌有的“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远没有到达和西方文明中制度化、生活方式化的“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等西方启蒙价值观“对话”甚至“相提并论”的资格。当务之急，是老老实实做西方启蒙的门下走狗，并将其价值观一点一滴地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使诚信、简朴、人格、利他、天人合一真正地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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