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鉴赏家收藏家崔如琢先生|丁山]

酋长秘书

如琢如磨 玉成大器—记鉴赏家收藏家崔如琢先生

     作者：丁山
　　“大师”原本是一种尊称，他的朋友，一些很要好的朋友平时也总爱这样称呼他，并不是开玩笑，就是尊称，也包括信赖的亲昵。
　　他叫崔如琢，是美籍中国画家、鉴赏家、收藏家、纽约杜威大学客座艺术教授、世界华人书画家收藏家联合会荣誉会长。画了多半辈子中国画，所画的花鸟、山水、人物，不失传统，却又不大拘泥于传统，于是有了自己的面貌，自己的特色和商标般风格彪炳的画路。他长于鉴赏中国画，山水、花鸟、人物、翎毛都读得来，因为他会画，也懂画，潜心研究过宋元以降名人的技法、笔意、风格和意趣，就有了自己的认识、理解与见地。他还收藏古董，譬如青铜器、书画、瓷器、文玩，丰富却不滥，甚至可以说大都非常精彩。于是，在一个相当大的圈子里，他成了知名人物———为国内外政府机构、收藏机构创作很大尺幅的画，给国内外企业家、收藏家画些大大小小的作品“补壁”、入藏，同时，自己从不忘大把钞票地去买画，也包括帮很要好的企业界朋友们“掌眼”。其中最著名的一笔就是今年嘉德春拍国外回流的那堂吴昌硕十二条屏，1650万元的那惊人一举绝对是他全权做的主。目前，他是几个很有实力的私营企业的艺术顾问，很有几个朋友几乎每次买名人字画都是他说了算的。他尤其重视海外回流艺术品，因为，在国外看到许多中国古代的艺术瑰宝变成了外国人的财产他总觉得心口堵的慌。其实，圈子里只有极少人知道，除了吴昌硕的这一笔，近两年北京各大拍卖行出现的清代“四王”、“四僧”等绘画精品大都是出于他手被一网打尽的。
　　早年，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如琢，内里肯定有这样的一层含义，璞料欲成器，就一定得历经琢磨。《礼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是一样的，“君子以玉比德”，故《诗·卫风·淇奥》中咏道：“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大抵由于父辈经历的人生过于多磨，因为，那注定是中国人挣扎着要站立起来，而后也终于站立起来的岁月，就不能不“苦”了许多心智，“劳”了一身筋骨地饱受琢磨。当然，父亲似乎洞悉了他的这个骨肉，历经琢磨终能成大器，所以，“如琢”二字里有希冀，也包含了祝福。
　　如今，饱经琢磨的崔如琢自己也度过了一个甲子，几乎经历了60年来中国人经历过的所有苦难、琢磨与奋发，似乎也该到富足、辉煌的时候了，而幸运的是，他刚好也就随着这个跃动的时代富足、辉煌了。
　　成了先富裕起来的人中的一员并不太值得炫耀，用时尚的语言，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才更值得称道。套用一种稍微谨严的评语，他无疑是一位成功的画家，很受认同并不断受到媒体关注的鉴赏家和收藏家。
　　做过总比错过好
　　处在一个关乎命运和前途的时刻，机遇的把握确实很难。因为，那常常意味着以往的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也许会从此走向成功，也许从此万劫不复，所以，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就破釜沉舟地抛弃好端端的日子不过了非要重新来过。可崔如琢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仿佛不经意地就割舍掉了常人最难割舍的东西———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或许是他性格使然地令他会如此的毅然决然，或许是涌动在他心里的那种冲动最终难以平息，于是，舍家割业地于1981年去了大洋彼岸闯荡，一去就是10多年。可千辛万苦的，甚至都加入美国籍了，他却又一头扎了回来，回到故土定居。其间并非都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那种情结，肯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委，只是常人难以揣度、理解，以至常会被他那莫名其妙的说辞惊得瞠目结舌罢了。
　　十数年，短暂而漫长，约占长寿人生的五分之一，也许会到六分之一，谁知道呢，但他十几年的曲折、跌宕，激越、精采却令他终生难忘。
　　十数年，一晃过去了，好不容易在美国打下的一片天地、开创的一番事业又俱都撇下了，撇下得心中一片坦然，撇下得还颇带男子气。
　　有人说皇城根儿长大的人就是这么股子劲儿。说归说，却应该并不尽然的。因为，皇城根儿底下能出息成这样、豁达成这样的男人女人都加上，掰着手指头毕竟数得清楚的。
　　1944年，崔如琢出生于北京一个已经没落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殷实，却没有了早年的阔绰。因为日本人开着炮放着枪地冲进来都7年了，差一年就该投降了，可毕竟暂时还没走，拿着枪拖着炮的还赖着呢。转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指挥刀献给了国民党受降代表孙连仲，可接下来的世道还是不好，时局动荡，票子总毛，直到新中国成立。该读书学习了的他刚巧赶上好时候。但上学之余，他更热爱绘画艺术，也许是生具的灵性，生具的性格志趣，没办法的。于是投入国画大家李苦禅门下，执著而勤奋地跟毛笔宣纸叫劲，学画传统的写意花鸟，也浸润于诗词歌赋，追寻古人诗赋中的精灵，于同时代绝大多数男孩子的爱好竟迥然不同。及成，入中央工艺美院任教，画画、研究中国画成了他的职业，也从此铸就了他的人生。
　　改革开放给他带来第一次机遇，在荣宝斋、宝古斋、北京画店等处艺廊挂笔单的收入令他成为京城最早的“万元户”之一，可他在朋友的挑唆下，却决心不顾一切地要出洋去。
　　妻不肯。别的不说，怕被人骗了总是理由之一。他不信，因为他一生最信赖的就是朋友。他不信天底下还有朋友会骗朋友，包括朋友的朋友。因为他不相信平白无故骗去人家东西的人心灵能够安宁？还能恬脸没事儿人似的继续在江湖上混。结果，不信都不行，二三百张画一去再没了下落。自己画的，只当点灯熬油搭功夫的陪人玩儿了，可别人画的呢？大师们的精品呢？
　　跌一交换个明白。却原来，看上去灯红酒绿的香港，看上去款深得不得了的香港人敢情跟内地人一样，好人、善良的人是绝大多数，若是被您不幸遇上一个半个的坏人、骗子也属于正常。可最糟糕的事毕竟被他迎面撞上了，头一趟“下海”就遇人不淑。
　　古语道：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可就是有这么一路人，一遭被蛇咬，偏要玩儿井绳，即使撞塌了南墙都不肯回头，崔如琢当然属于其中之一。
　　千辛万苦地到了香港却不能常住，千方百计地联系好到澳门大学任教结果又吹了。人说，你至于嘛！又不是在大陆混不下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拿你的画当国礼送来访的外国元首，丈二的《东风朱霞》留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也收藏了不少你的作品，连海关限制出口的131个有名有姓的近现代画家里都有你，何苦非要这么有今儿没明儿的瞎闯？可他认了死理儿，说了，不混出个人样儿绝不回来。不是港澳留不成吗？索性奔美国，古人不是还说“天无绝人之路”嘛！
　　1980年，临去美国前，他与好友万青力(著名美术评论家、画家，现任香港大学教授)有如下的一段对话，不算经典，但非常点睛。
　　“你想去美国，英文行吗？”
　　“不行。”
　　“那边有亲戚吗？”
　　“没有。”
　　“那你干嘛要去？”
　　“去美国看看。”他说：“我已经36岁了，再不出去走走恐怕就没机会了。我想体会西方世界一些真实的东西，体验西方艺术产生和成长的土壤。”
　　“你有把握成功吗？”
　　“没有。但体验比成功还重要。何况一心硬要成功也忒俗。我想，做过了总比错过了好。”
　　“做过总比错过好！”这就是崔如琢，一次机会都不愿错过。做过了，尝试了，尽心尽力了，哪怕冤了、亏了、损了、赔了，就算真不对了，总感觉比平白无故地错过再后悔强！于是，他离开香港，去了太平洋的那一端，最终舍弃了他北京的两室一厅，舍弃了娇妻、幼子和以往的成就及以后的前程，冒冒失失地去试图探索那片未知的国度，冒着极大风险地去试图检验自己生存的本事和潜能。
　　运气实力相伴行
　　碰运气与赌牌九相仿佛，天杠跟瘪十的几率接近等同。可运气加上实力，成功就成了早晚的事情，下剩的仅仅是等待与耐心。
　　1981年年初的一天，崔如琢乘坐的班机在波士顿落地了。他不用清点也知道，兜儿里尚存800美元———大约相当于一名美国普通工人的周薪多一点。能把自己的钱精确到百位的人要么过于精细，要么非常窘迫。不幸，当年的崔如琢恰恰属于后者。可不幸之后还是不幸，因为他用尽了脑子也想不通，朋友在美国竟然至多只相当于国内所谓的熟人。您别指望哪个朋友会为你“两肋插刀”，最多也就不至于插得您两肋刀。于是，在初到美国的一段时间里“真的苦，可谓苦不堪言！”“难熬，住地下室，又脏又乱，一无是处，还得看房东脸子。”
　　许多中国艺术家初到美国“捞世界”时都有过类似尴尬与难堪的经历，奇遇仅存在于个案，或童话故事里。
　　他至今都想不通，因为他在北京曾慷慨地帮助、资助过几个来自美国的朋友，尽管他并不指望对方的“涌泉相报”，却怎么也想不到“涌泉之恩”只换回“滴水相报”。
　　想不通归想不通，毕竟没什么可抱怨的，既然来都来了。但换个地方发展不仅只为了赌气，毕竟波士顿那地方提供给他的舞台似乎太过狭小了。
　　很快，他去了纽约，住在朋友母亲介绍的黑人区她一个干女儿家，同样是地下室，肮脏而狭小；同样要自己打点一切，为自己洗衣服，也得捎带为房东洗衣服以换取居住权。还要想方设法赚取几个微薄的钱凑生活费、交房租。这艰难且不无屈辱的日子磨掉了他本来就不多的傲气，可难以磨去他的一身傲骨。他说：“我不可能仅仅为了像狗一样地活着。我是个画家，我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绘画上的突破，寻找我绘画艺术的更高境界和新的阶段。”
　　如今，在许多有了钱的旅美艺术家的嘴里，类似的话语也都能铮铮上口，却大多不肯谈这些艰难的往事了，不堪回首也耻于回首。崔如琢同样感到不堪回首，但从不觉得羞耻。不过就是为了生存，为了谋生，为了等待机会和运气的到来嘛，这有什么可羞耻的？所以，即便在他最艰难的那几个月里，也当真没有丢弃画笔，并孜孜以求地画着他心爱的中国画。他坚信，美国同样有人了解中国的绘画艺术，识货的人总有一天会出现，届时，自身实力将决定一切。
　　在美国最初半年多的经历让崔如琢刻骨铭心，两种朋友历历在目，一辈子再难忘却：一种，最艰难时踹了他一脚；一种，最艰难时帮了他一把。朱婉清属于后一种，她当时是《世界日报》的客座记者。她为他在《世界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大意说，中国画大师崔如琢先生来到美国寻求发展云云。那时，从大陆到美国寻求发展的国画家很少，于是，这广告的刊出就显得很突兀、很新鲜、很惹眼，也着实引发了些好奇与惊诧。
　　而刚好，这则广告又被一位来自台湾的业余画家王安女士读到了。王安是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黄君璧的记名女弟子，也是个小有名气的收藏家。王安的电话预约造访从探讨国画绘画艺术开始，很快就发展到请求合作画一张画，进而请求拜师，直至真正带给崔如琢一次机会。这中间绝对充满了偶然，但又有谁能否认其中蕴含的必然？
　　100美元一平方尺画，4张5平尺的画无非2000美元，救了急，救不了穷。今天看，这区区2000美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可崔如琢当年却闹腾得彻夜难眠。他没想到来美国之后终于从真正意义上卖掉了第一单自己画的画儿，而更没想到是，这一单生意不久竟带着他从此步入坦途。王安回到台湾，把崔如琢的画拿给了黄君璧，不想黄老异常兴奋，竟出口要求用自己所绘的一幅山水画交换他素未听闻的这个叫崔如琢先生的一张画。
　　两岸隔绝得太久了，30多年的互不了解使得突然的接触变得异常新鲜和刺激，而其后发生的事情就更富于戏剧性。所以，不可不将王安女士后来回忆的其拜会张大千先生的对话约略摘录如下：
　　“这画可入先生法眼？”
　　“笔墨不错的。”
　　“据先生看，这像多大年纪人画的？”
　　“60多岁吧。”
　　“依先生看值得收藏吗？”
　　“可以的。”
　　这个事件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并不重要，惟对于崔如琢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从大千先生寓所回家当晚，王安之兄王度———纽约商会著名侨领及大收藏家的电话就直接打到崔如琢租住的公寓，当然是要买画，一批画，一整批足够尺寸的大画。
　　10万美金！到什么时候都不是一笔小钱，可他理直气壮地挣到手了。然后，王度的朋友，王度朋友的朋友一个个接踵而至。他作品的价格翻了一番，同时，40万美元的订单也从此使崔如琢摆脱了困境。
　　真的应该感谢仍在美国的好朋友与海峡彼岸的同好，真的应该庆幸运气的及时抵达和自己的不懈追求。于是，转瞬之间，一切突然变得精彩纷呈起来，变得有些令人眼晕了。不仅在于金钱，还在于他终于能够坦坦步入美国华人中的主流社会，融入了旅美华人的上层圈子。如果说美国前总统里根、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美国上层人物收藏他的画顶多算际遇中的猎奇，或者猎奇中的际遇，那么陈香梅博士、“宋氏三姐妹”中的宋美龄女士等等华裔名流就无论怎么说都属行家了。当然，他的画还陆续进入了台湾商界巨子王永庆、报业大王王惕吾的收藏目录，进入了泰国王室以及亚、欧、北美几十所大学和博物馆。
　　这一年，他底气十足地就任纽约中国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同年，应聘纽约杜威大学客座艺术教授，并在3年后获该校荣誉艺术博士。
　　1981年，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崔如琢仿佛从奥马拉深渊一步跨上了喜马拉雅———突然从一种黑暗压抑的窒息骤变成一种豁朗放纵的窒息。如果说连这种极度的转变仍不会改变他，不曾使他迷失，肯定不现实，也没有人能相信。
　　人，特别是男人，迷失于财富、美女，一时迷失于声色犬马绝对不足为奇，但就怕沉沦，就怕迷失得找不到方向的放纵而不知醒悟的沉沦。夏威夷、大西洋城或拉斯维加斯，即便就是在他住了10多年的纽约，金钱伴随着的灯红酒绿与形形色色的美人儿都不足以让崔如琢沉沦就是了。或许没有什么玄虚、高深、远大，或许连思想、主义什么的原因都没有，就是“爷们儿”，“北京爷们儿”的“拿得起，放得下！”
　　须臾不忘华夏本
　　人过中年，心头忽忽便涌上几多缠绵。思念，一种别样的情结总让人不禁就想起那句“月是故乡圆”。
　　人过中年，潜意识中便增加几分理性。思考，一种盘绕在脑海里让人不由就会反思事业的终极目的。
　　1996年，崔如琢毅然决然回到了故乡，兴产置业，购房买地，重新组建起他那北京的新家。他耐心地充当严父和“慈母”的双重角色，格外尽心尽力，格外循循善诱且无微不至。
　　自从最后一次在台湾举办了个人画展后，他决定暂时不再画画了，并且公开对海外媒体和朋友们如是说：“我打算正式封笔，因为缺乏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了。我准备面壁10年，什么时候开笔，到时再看吧。”于是，在美国后来的几年里，他投资过地产、股票，最多的还是投资于中国的古代艺术品与近代的名人字画，就是不再画画了。
　　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阔别16年的故乡，他想静下心来，整理一下思路，理一理头绪，继续他一度中断了的绘画艺术。于是，绘画成了他真正意义上兴致、心情、意趣、感悟的自由抒发。毋庸讳言，在朋友们的屡屡好心相劝下，他也开始画一些迎合市场的东西，但底线是绝不媚俗。
　　对于中国绘画的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必要去讨论的。因为，应酬、人情味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至少还没有被归入陋俗的范畴，所以，画界罕有人能“免俗”。放眼诸大家，从白石老人的寿桃和鱼、虾、蟹，到徐悲鸿的马、喜鹊、雄鸡，乃至李可染的牧牛图，大抵都属闲暇时画一批压在铺底下预备着打点各色求画者的。当然，做客、应酬、会议、笔会等逃不脱时，这种“熟套子”的题材也总来得快些。
　　其实，画熟了的题材未必就不好，相反，“熟套子”的东西往往就成了一位画家的近似符号的标志，市场的认同度会很高，譬如吴作人笔下的骆驼和黄胄的驴子，只是价格稍逊于他们代表性的力作。
　　崔如琢回国后开笔，画得最多的一是荷花，一是纯水墨的“黑山水”。他在国内创造的拍卖纪录是北京嘉德2003年秋季拍卖会的38万元人民币，画叫《月上》，写的正是荷。这比起他在海外创造的12万美元的拍卖纪录显然不算什么，但在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上已经很令人咂舌了。最近，中国收藏类权威媒体《收藏家》杂志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专门评论崔如琢先生画的荷，文章中说：
　　老崔爱画荷，是藉以传达一种想法，抒发一种心境，释放一种情怀。他极少画那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细腻，而是要么淡墨泼洒，要么浓墨淋漓，总之，将生活和感受都融进去了，就有了股气势，写出一种超脱的意境。花朵、花蕾则近似白描，当然也有于铺天盖地的荷叶中绽放出粉红一点的，曰《藏娇》，画家、藏家都认同、喜欢。因为，那画图娇而不艳，俏而不俗，美而不媚，令人赏心悦目却不甜腻，就没有了那种小家子气的刻意。
　　这种倾向从他早年的作品中就表露出来，例如《晚风吹得游人醉》。那无疑是西子湖的意境，无疑是浓夏里的荷，喷发出旺盛生命力的笔端涌出的颂歌。虽然不施颜色，可墨亦分五色。于是，从细碎的飘萍，柔嫩的新绿，成熟的莲蓬，硕大的荷叶到素雅的荷花，如同最饱和的夏日一般撑满了整个画幅。这种风格一直带到他的小品中，八开、十六开的册页，题曰‘冷碧’、‘红瘦’、‘怒放’、‘清秋’，摆明了是小品，感觉却不小，疏朗、大气。
　　当然，老崔的荷有时面貌上会差异很大。如果说‘秀色天生知自惜，风流原不借胭脂’是娇，是俏，那么《醉秋图》则是‘西风残照’般的美，是让人不忍、不舍与留恋的妩媚。这也是一种心境，一种挽歌式的伤怀。因为，垂暮的悲歌总是带着诸如此类的眷恋、惋惜，可内里潜涵的却还是美。所以，画曰‘醉秋’，原本就是借陈酿中飘飞的苦涩和浓郁激发出的震撼。或许也有别的，譬如‘留得残荷听雨声’般的清幽与细腻。
　　看来，他又一次成功了，在割舍了美国10多年难忘的困苦与成就、荣誉和地位之后，他在故土博大的怀抱中继续着他的成功与辉煌。他以为：“对于中国画家来讲，最重要的是要真正把握什么是中国的主体文化。有很多画家对我说，你到美国那么多年，太纯了，画的东西一看还是中国的。实际上，与传统相比我还是有很大变化的，但主体没变，也不能变，如果连主体都变了，还能叫中国画吗？”
　　人，贵在不忘本；画，贵在不忘本。崔如琢可贵，可贵也在于不忘本，须臾不敢忘记中国画的根本。当然，不忘不等同于固守、死抱着，而是一种尊重，尊重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贵遗产。他说：“画画儿总要讲传承，要研究中国历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作品。研究的过程既是继承笔法，又是继承精神，是很具体的。薪尽火传嘛。没有了继承，画画就是瞎画了。”
　　这话极质朴，道理朴实，也表现出他人格上的朴实。毕竟，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人才是高人，而无视前人，甚至践踏着前人尸体的人就只能算是小人了。
　　大师是尊称，表现出朋友们对他艺术成就、事业成功和人格魅力的一种尊重。其实，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值得尊重，但不是每位成功人士都会有人称大师的。因此，大师还包含了人们对其学养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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