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杰：中国需要实验精神]

老渔翁

中国需要实验精神
　　批评现状从来就并不困难，越是表现得痛心疾首就越有力地自我标谤了一种道德优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粹将无，此吾所以扼腕仰天三叹息者也”。高名潞（其实是福柯）所指的“共犯”概念可以这样用于质问彭德：您在这个如此暴力、粗俗的二十世纪中国是如何自外其中，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因此而获得一种批判的资格和权力的？王国维“义不再辱”而自沉，您打算怎么办？您是不是也来点真的，别光是“优雅”？
　　说到优雅，中外却有不同的风范。想想西人的优雅，肯定不光是进餐时执刀握叉的姿势，不随地大小便乱痰不把唾味星子溅到您脸上，排队时 lady first 这些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规则相应变化的习惯，这些东西刘姥姥在大观园里住上一年半载自然也就会了。体现在待人接物之际的优雅，乃是“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这样一种民主作风，民主的确是欧洲文化的重要成果，尽管也经常闹点这回美国大选式的笑话。而这种对他人的尊重的伦理态度，归根到底来自对知识和事实的尊重，即一种力求排除主观偏见的客观主义的知识论，尽管它能否实行始终存在着困难。真正的绅士风度并不是贵族的拿腔做势，而是科学家对知识的无功利的热爱，是希腊的“爱智”。对探寻客观知识的活动给予最大的尊重和赞美，导致了这个文明的科技进步并最终使之在诸文明中脱颖而出。苏格拉底的“无知”蕴育了伽利略和布鲁诺挑战主流话语的勇气，而波普尔的试错必然是对无功利的实验的尊重。
　　这种精神同样贯穿在西方的文化艺术中。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容忍，甚至有意鼓励一部分人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尽管这样的实验可能暂时看上去毫无意义，可能违反大多数人的审美甚至道德标准，可能逼近了疯狂或者犯罪的边缘。这种代价是一个社会不断反省和进步所需要的机制。正是这种认识使的确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实验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了宽容和承认。同时又努力营建起一套批评、收藏和展示的体制来消化它，维持它。
　　“前卫”或“先锋派”之类概念是二十世纪谈论“实验艺术”的正面价值时，并将这种正面价值与进化、革命这样的社会理论相联系时使用的赞美性的话语。由于这种赞美的态度人们尝尽了各种新鲜，却也吃过苦头。在充满了正面和负面的各种乌托邦的二十世纪过去之后，今天我们可以更平静，更充满同情和期待，同时也更充满批判和挑剔地来鼓励艺术和其它领域的实验，而不是以优雅的名义禁止实验。这在我看来正是一种起码的优雅。
　　正如彭德先生所说，中国自古并不缺少优雅的艺术，可是中国自古倒是比较缺少尊重实验，鼓励实验，容忍过激实验给自己的习惯带来的不适这么一种优雅的态度。我看过彭先生在《江苏画刊》上一系列推崇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文章，对其旧学造诣极为钦佩的同时微觉有炫博之嫌。其实，坚信国故中藏有可以资益未来世界的力量者甚众，甚至老蔡也是此道中人。彭德没有必要非把自己描绘得那么遗世独立那么不被理解不可，其实大家都挺热爱和努力学习传统的。
　　何况 ----
　　吾国雅俗之标准，从来甚是微妙：焚琴煮鹤固然蒙不雅之名，可宝玉和史湘云在雪地里大烤大啃鹿肉却正是优雅之举，用《世说新语》的标准看来，彭德之爱优雅有点叶公好龙，真碰上几个袒腹东床又朝他翻大加青眼的主儿，他难免要大骂人家是小丑，忘了这其实是魏晋风度。 ---- 这是俏皮话。
　　查“优”之义，一曰悠闲，二曰宽大；“雅”者，一曰高尚，二曰正规。如果忽略“优雅”的宽容这部分涵义，只注重审美效果上的舒适和谐，它恰恰可能夸大了正规这方面的涵义，而正规，正是一种霸道十足的权力话语。这样的优雅的主张，客观上起到了为陈腐的主流话语辩护的效果，成为打压实验精神的工具，从而捍卫了彭德所深恶痛绝的庸俗的现实。
　　优雅的标准又与时俱进，把女孩子的脚弄残废再来欣赏，曾经是雅士们恬淡飘逸的生活内容之一，并为底层民众所效仿。我不敢说现存于自己心目中的优雅的标准一定会不同于这种残酷，所以不敢放肆优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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