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墨者黑—行为艺术展”座谈会纪要]

老渔翁

近墨者黑——行为艺术展”座谈会纪要

吴 味： 我们这次“近墨者黑——行为艺术展”的缘起是因为这次“第四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及其暴露出的文化问题。我在展览前言中说，水墨已经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而“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就是扛着这面文化保守主义“黑旗”的先锋。因为，“水墨画双年展”旨在肯定一种水墨的身份，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份。我们的展览主题首先是对水墨文化保守主义的反讽。大家可以针对水墨材料、水墨经典、水墨历史、水墨文化、水墨精神、水墨生活等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及其在当代艺术中的可能性，结合我们的行为艺术活动来谈一谈。
　　林 兵：这个展览都跟水墨有关，吴味谈到这个水墨的问题，设置了一个与水墨文化有关的主题，我们的作品相互间有一些观念的交叉，但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水墨本身是一个传统，这是一个经典与流行文化冲突的时代。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社会里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将怎么建立？答案将在哪里找？我还是想听听大家对我这个作品的意见。
　　记 者：我看得出林兵那个作品是表达一种文化的冲突，他用可乐去冲洗，象征着一种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碰撞，但最后留下来的东西还是自己最本质的东西。
　　林 兵：表面的文化没有了，我们应该留下什么？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什么？它还存在吗？还应该存在吗？
　　吴 味：两年前，我在梁古一工作室搞了个个展，叫“毛笔应变”。孙院长也去了，那个时候，我的作品已经接近行为了。后来王南溟在香港策划了一个我和张强的展览，那个展览叫“书写与行为”，张强做的是行为，而我的毛笔与女人体结合拍的观念摄影已经非常接近行为了。从香港回来我开始思考和探索用毛笔“抚摩”物体做行为艺术，于是便有了我现在的《毛笔抚摩》系列行为艺术。我为什么做《毛笔抚摩》行为艺术呢？其实我想提示一个“文化抚摩”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始终都在抚摩我们，把我们抚摩得舒舒服服，服服帖帖，以至于我们会非常本能地拒绝任何其它的文化。我做过很多实验，我用毛笔抚摩过很多人，包括很多艺术家，大家都感觉非常舒服，毛笔抚摩的感觉非常微妙。我突然想到了“毛笔抚摩”行为不正好能够成为我们中国文化控制我们的一个象征吗。《毛笔抚摩》作品在具体的情景中正好对中国文化的“抚摩”作用形成了一种反讽。希望大家对我的作品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孙振华：你这个毛笔在人身上抚摩是不是能象征典型的中国文化抚摩？
　　吴 味：为什么 “毛笔抚摩”就能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抚摩作用？这首先是和毛笔本身的中国文化属性是有关的，而毛笔的中国文化属性是中国文化历史形成的；其次是和“抚摩”行为本身让人的身体、心理和精神感觉“舒服”的作用有关的(“抚摩”的“舒服”的感觉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而“抚摩”行为的“舒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而中国文化又是一种和谐的让人“舒服”的文化，它总是把你“抚摩”得舒舒服服(文化“抚摩”的“舒服”的感受同样非常丰富和复杂)，就象“毛笔抚摩”的“舒服”感觉一样。因此“毛笔抚摩”行为能够提示出(象征)中国文化抚摩作用，这也是作品的观念所在。
　　杜应红：我们大家做这种艺术，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广州、北京、广西这么远的艺术家来参加这次活动很不容易，当然今天我们要感谢孙老师给我们的场地的支持。说到今天的展览——水墨问题，我个人认为水墨问题其实是一种政治问题，中国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那么我这次的作品呢！主要是利用了儿童这种象征新生力量的事物作为一种形式和材料，他们把我身上的代表传统文化的符号冲洗干净，是想表达一种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但是我想，我们以后做作品是不是做得更彻底一些，完美一些。
　　吴 味：我没有想到今天莫俊峰在《水墨朝圣》作品中，把这个“朝圣”动作做得如此地道。我问他，他说他在西藏专门学过。
　　孙振华：其实他的“朝圣”动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一般“朝圣”是每次扑下去后，手指在最前面地上划一条横线，下一次朝圣动作的起点应该是那条横线。但莫俊峰每次没有划线，也没有走到手指尖的位置。也许是眼睛被涂上了墨汁睁不开看不见的原因。
　　王南溟：我觉得《水墨朝圣》这个行为得裸体做，确实应该裸体做！下次孙振华应该允许人家裸体。
　　孙振华：我没有说不允许裸体呀(笑)！
　　观 众：吴味的作品也应该裸体做，这样似乎更能感受毛笔“抚摩”的各种感觉，作品可能也更到位。
　　吴 味：我也做过毛笔“抚摩”女性裸体的作品。我以前是根据合作对象自己的意愿，他或她愿意裸体就裸体，如果不愿意，我不强求。因为找合作对象不容易的。现在看来《毛笔抚摩》作品观念的表达与合作对象是否裸体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至少穿衣服太多，对毛笔“抚摩”的身体感觉就不会太好，从而也会影响到心理和精神感觉。以后创作我将会更注意表达观念的行为语言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合作者可以穿紧身衣或裸体)，因为经典艺术作品需要经典的艺术语言来支撑。
　　记 者：刚才田流沙的《现代水墨大笔会》，那个癞蛤蟆我觉得反讽的意味很强，癞蛤蟆在墨盘里的时候就变成了有文化指向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在宣纸上蹦来蹦去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们一次次的想逃离，但又一次次被捉回，就象中国的文人一样，我觉得这个骂骂得比较狠！
　　田流沙：我觉得就是好玩，我本来是要买青蛙的，但买的时候我觉得癞蛤蟆比青蛙感觉要好。
　　戴 耘：吴味的《毛笔抚摩》作品，你说那个毛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你在民工身上“抚摩”，可是刚才他(指民工)回答你抚摩他时，他感觉有点痒，有点紧张。我觉得我们真正被抚摩和控制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舒服，你针对民工来体现中国文化抚摩问题我觉得针对性不强。
　　吴 味：我们被“抚摩”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吗？这不符合生理学的规律。如果他精神很放松，那么身体感觉肯定很“舒服”，而感觉痒也让人能够联想到文化的某种作用。我想为什么我们在现代社会总感到不舒服，那实际上不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抚摩作用”，而恰恰是因为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抚摩作用”的干扰，或者说是因为现代文化让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抚摩作用”背后的阴谋，由此我们心理上感到反感。但是这不能说传统文化的“抚摩作用”的直接感受是“痛苦”的。就象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我们感觉不舒服，但这个不舒服绝对不是传统文化给我们的，而是传统文化思想和我们的现代文化思想形成的一种碰撞的结果，是被夹击的感受。传统文化给人的感受总是“舒服”的，就象现在那些封闭的山村里的人，他们没有文化意义上的“痛苦”的感受。也因此我们应该警惕，不能因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厮杀的“痛苦”，而又重新投向传统文化的怀抱，尽管传统文化的抚摩是那样“舒服”！
　　另外，我的作品的原生观念(见前述)与合作对象的职业以及性别、年龄、民族等没有特别关系，也与我的服饰没有特别关系。但是不同的服饰和不同的对象，作品的原生观念可以派生出不同的观念内容，但派生的观念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作品主要表达原生观念。
　　杨鹏古：我是第一次看这个现代艺术展览，感觉很好，我感觉就是这个“自由”。我们追求自由，但又必然和政府、传统等对立了。中国人干什么都难受，我们画国画、写书法，发现和西方的差距后又开始找自己的问题。天天画画，没人承认。我们要自由，不让我干，我只有死了。
　　杜应红：从现在这种状况来看，我们中国文化确实是种悲哀的文化，因为它除了很多人追求在外边玩得好和吃得好以外，到现在能够到我们这里来看艺术的就剩下我们这帮人了。
　　王南溟：在国外，行为艺术展也很少人看的，除非在广场上做。
　　杜应红：我不是想和国外比，我们看自己的情况。你有些新的想法、画法、但很多人都不喜欢，没有更积极的、实验性的好氛围。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悲哀，我愿意和这种悲哀的境况作斗争。
　　观 众：就象刚才说的你们搞这种活动没有大众的参与，只是少部分人做，象是自娱自乐，有没有什么意义？还有我觉得吴味这个行为，用毛笔在别人身上“抚摩”就是“文化抚摩”，好象是自圆其说。被抚摩的人，比如那个民工，一点也感觉不到。我觉得意义不大。
　　吴 味：不能说“毛笔抚摩”就说“文化抚摩”，而应该说“毛笔抚摩”提示(暗示、象征)出“文化抚摩”。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对我们的“控制”，我们有多少人感觉到？你感到了吗？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舒舒服服而又不知不觉地被它控制了几千年，现在还在受它的控制。欣赏观念艺术是要有知识背景的，你今天看到了这样一种思考文化的角度，你以后就会多一种文化思考的参照。
　　野 牛：我感谢深圳雕塑院的支持，也对这些参与者表示敬意！，我的作品就是对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整个社会进程中一直处在一种边缘状态的一种呈现。我一直以为自由知识分子在我们中国是一个悲剧，艺术家的作品需要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再发现。
　　付晓东：在当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还有多少？实际上，传统文化已经死亡了，展览没有多少现实的针对性。
　　吴味：传统文化死亡了吗？中国官方不会同意说中国传统文化死了，书法家、国画家也不会同意说中国文化死了。实际上传统文化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深层次都在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情感甚至潜意识，尤其是我们的潜意识文化基本上依然是传统的。
　　王南溟：我说说我在北京主持过一个行为艺术展览(指现场行为艺术活动)，我当时也没有说话，后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现在行为艺术是一种国际化的艺术形式，我觉得行为艺术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就是把行为艺术变成小品的方向。在英国，他们有的艺术家已经把行为艺术改成了现场艺术，就是表演和剧场的那种感觉。那我就在思考行为艺术究竟是不是已经小品化了？小品化到底好不好？我们做行为艺术到底应该强调观念化还是小品化？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强调和思考的。有的行为艺术作品非常小品化，马上要过春节了，我看有的行为艺术作品到春节联欢会上去表演蛮好。
　　另外一个问题，那次行为艺术活动我们开了个座谈会，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等艺术家发言。中国是泱泱大国啊，可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说的就是他们对国家的某个政治问题、环境问题、工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满意，而中国艺术家就只是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我心里痛快。我一下子就能把这些中外艺术家区别开来。于是我思考一个问题，同样是生活在亚洲，艺术家之间发言的区别为什么如此之大？那么艺术家究竟是仅仅因为“痛快”做艺术，还是因为要关注社会的问题从而扎进社会、生活的土壤里而做艺术呢？
　　苍鹰：今天我们的社会真的很自由了吗？广东美术馆的“设计展”为什么被禁止？现在，我认为当代艺术的问题不是艺术问题，而是人权问题(鼓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用艺术不停地表达一种立场——反抗！反抗！反抗！
　　(杜应红、吴味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全部发言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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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一

宠辱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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