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态学角度关注现状的美术批评家刘骁纯]

老渔翁

从形态学角度关注现状的美术批评家刘骁纯
刘兴国

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刘骁纯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他的学术思想在理论同行及艺术家中颇具影响。他从形态学角度关注美术现状，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并以重要的身份参与了当代重大美术批评实践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当代美术将会成为历史，作为一位举足轻重批评家、美术理论家，他的学术论述也必将越来越突显出当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首先应当把目光集中到刘骁纯十年前出版的《解体与重建》这本书上。因为要评价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成就，唯一的途径是考察其学术的价值和水平，最好的方法则是读他的著作。我便是通过读刘骁纯的批评文章、学术论文开始了解他的。这本文集很吸引我，其中的学术观点、理论思想对我的艺术观的形成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全书汇集了61篇学术文章，是作者对人类艺术史及中国当代美术现状深度思考的一个阶段性记录。
　　该书在第一部分通过《从确认自身到解体自身》等数篇文章，从理论的高度(形态学角度)彻底梳理了长达数千年的繁杂浩瀚、千变万化、光怪陆离的人类艺术史(作者将艺术史进程分切为五大步，详见原著)，由此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重大结论——“艺术史就是艺术确认自身并解体自身的历史”(第2页)。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重要的学术成果，是一个极其冷静、大胆、准确严密的逻辑推论，是作者对艺术史内部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个重大结论，一方面扫清了中国艺术界面对古今中外艺术万花筒时的集体思维定式，使其能够异常清楚的认识、理解艺术史生成、发展、终结的全过程，使其在东西方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当代，能够保持清醒头脑，找到一种理性、科学的鉴赏与批评标准。从而确保当代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天才艺术家在重建艺术大厦时开辟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跨时空的借鉴、选择、重组，也粉碎了他们面对辉煌的艺术史时所背的沉重包袱与巨大的心理障碍。换个角度说，《解体与重建》的作者殷切期望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群体能够对该时代有所思考、批判和贡献，避免因无知而沦为它的玩偶和牺牲品。正如作者所说：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认识艺术的内在规律，否则，批判与继承、排斥与引进都难免盲目性(第9页)。
　　该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对当下美术实践的指导作用及前瞻性——亦即“重建”。重建无疑是由艺术家完成的，但优秀的批评家、理论家将起到宏观意义的作用——为重建者提供精神能量。该书论述内容之广，几乎涉及到了当代美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古典、写实、现代、新潮，新写实、新象征、新文人、新生代，中国画、油画、书法、壁画、城雕，人物、山水、花鸟、军事画、历史画等等。在面对大量有争议的艺术现象的价值评判中，作者总能在盘根错节的复杂表象中，抓住问题的症结，举重若轻地挖掘出潜伏于深处的规律及本质性内核，然后犀利剖析之。刘骁纯在文集的后半部分列举了众多艺术创作事实、艺术家个例。在透彻地分析中充分论述了重建的必然性。阐述了他对顺向、逆向继承传统的各种创新求变的艺术实践，以及对艺术未来的展望等重要问题的深刻思考，抽离出了大量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概念和结论。这些理性思索的结晶，不知启发、帮助了多少有悟性的艺术家，同时也像一束灯光照亮了他们在茫茫迷雾中的探索路途。
　　——通观全书，我被它纯粹的理性、超常的洞察，以及独特的学术思想所达到的深刻程度所折服，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他对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极其珍贵的启蒙价值、重要性和历史意义。
　　刘骁纯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他曲折的生活道路不同，是经历了一个扎实、渐变的自然过程：他1941年3月生于中国洛阳，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以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闹得三十不立。文革结束后，197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首届研究生班招生，由于年龄限度放宽，这一届研究生班常被称为大龄研究生班，刘骁纯于38岁由陕西群众艺术馆考入该院，这是刘骁纯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他攻读的专业是美术历史及理论，导师是美学界、美术理论界的老前辈王朝闻先生，王老的辩证观对刘骁纯影响很深。刘骁纯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追溯到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及整个西方哲学，又追溯到中国的阴阳学说、老庄的辩证思维。刘骁纯后来的文章大都表现出对矛盾、对悖论、对二律背反的浓厚兴趣。他认为“悖论、二律背反的背后深藏着事物的辩证关系，甚至就是事物辩证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据刘骁纯《自述》)。
　　1981年，刘骁纯的硕士论文《致广大与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通过答辩，这篇论文是刘骁纯的成名作，文章抓住了“大气磅礴”和“表情呆滞”的直观矛盾一步步地揭示出隐藏在背后的深层矛盾。这是作者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一次成功尝试。论文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在学术界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文章被国家各种大型学术刊物发表录用，并收入国家重要学术文集。王朝闻先生认为“对奉命雕塑的分析，拥有别人还没有讲过的见解。”；刘纲纪先生认为“能看到问题的复杂性，比较深刻地从矛盾的不同侧面把握艺术作品、进行美学分析，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论文不仅对秦俑研究有意义”；温庭宽先生认为“无论就史还是就论而言，论文均是优秀的。”
　　1985年博士论文《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通过了答辩，这是一部论著，比起硕士论文，它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学术的突破性、见解的独创性、内容的丰富性使该论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答辩委员会的评论称：“是目前国内很少有人做过专门研究的问题”、“从一个重要方面解释了人类美感的问题”，“有独立的独创性见解”、“资料充实、行文流畅、论证比较严密”，“不但对过去美学中一些经典性论述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以视觉领域中审美发生问题为重点，从动物社会学、动物行为学及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大量资料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纲纪先生认为该书“是近年来我国在审美与艺术发生研究上取得的可喜收获，实证的研究是难得的，少见的，追溯到工具制造这个有决定性的要素上是深刻的，涉及了美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颇富于启发性。” (据刘骁纯学术档案)
　　1985年后，刘骁纯留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985年至1989年，他任《中国美术报》总编。1993年出版了重要学术专著《解体与重建》。在1993年至今的十年里，他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文章，主持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和学术活动。这期间对于刘骁纯来说，除了2001年3月60岁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一事属变更外，其它方面没有任何变化——思考、写作，一如既往地、冷静地关注着整个美术界的现状。
　　刘骁纯的形态演化理论萌发于1989年，在《解体与重建》一书中完整形成且运用自如。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黑格尔的“理想发展为艺术美”的三种类型——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的理论；一是卢辅圣的艺术演化的“球体”说。黑格尔没有机会看到20世纪人类艺术的巨大变化，因而带有历史局限性，而卢辅圣让现实符合逻辑又有些削足适履。刘骁纯吸收了他们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经过思考、抽象，创造性地形成了他自己完整明快的形态学批评理论体系。
　　他曾简要地解释自己的形态学及其对它的运用：“形态学不是分类学，而是力图揭示事物形态本质的一门理论科学，所谓形态角度，也就是观念角度。对‘何为艺术’所持的观念不同，艺术便外显为不同的形态。形态差异反应的是观念差异。简单说，形态演化论是以‘什么是艺术本体(自身)’为思考的轴线，抓住纯粹与不纯粹，本体与载体这一基本矛盾，整体性地回顾人类美术不断确认自身又不断解体自身的过程” (据刘骁纯《自述》)。刘骁纯正是由此以形态学原理对艺术史展开了分析与思考，同时，还推导验证了人类艺术演化过程在某些艺术家身上的局部重演，以及中国书法的形态演化史……刘骁纯的这种极具创见性的抽象、归纳、概括、联想过程，不仅需要超常的智慧，更需要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实地考察、亲身感受等艰辛的劳动。当然这其中也体现了他对逻辑思维、辩证思维、以及直觉思维的深刻理解、把握和正确运用。作为批评家、理论家，刘骁纯这种超常的能力、良好的天赋素质，早在他写硕士、博士论文的时候已显露出来：角度独特、推理严密、阐述确切，以及敏锐的感知力、很强的抽象思辨力、将哲思化为隽语的能力，这些都博得了专家及业内人事的高度评价。
　　形态演化论使刘骁纯能够更理性地看待各方面的问题。他不仅更清晰地意识到现、当代艺术变革在形态演化层面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就更明确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新潮美术”作为过程的必然性，因此也对他自己主编《中国美术报》时力主及时报道“新潮美术”的行为作了自我肯定。同时还确定了他在90年代以后不断推行形态开放的批评立场。这种开放包括对不以形似论高下的民族、民间传统的开放等学术态度。
　　刘骁纯在他的《自述》中说：“我不是艺术进化论者，新旧不是优劣，新形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形态的死亡，然而，新形态的出现不可避免。” “我不是标准统一论者，但也不是一个怎么都行的无标准论者，不同形态、不同流派、不同个体均有不同的标准，当前是一个标准多元的时代。” “我不是一个前卫论者，我认为前卫后卫都有天才和庸才，然而，前卫艺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中国艺术形态开放的过程必然会形成自己的中国作风、气派、方式、性格，然而，在新形态的开发利用方面应毫不迟疑地向西方学习”。
　　这就是著名美术批评家、理论家刘骁纯——从不以偏概全。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对客观对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和把握。他的这种思想状态恰恰说明了他的形态学思考的优势，也使得刘骁纯始终保持了对当代美术现状高视点的整体审视，从而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只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才有成为更有力度的批评家的可能，但任何一种批评体系都不可能全部涵盖千姿百态的艺术实践活动，就像倾其人类思维的所有成果，也不能真实的描述这个世界一样。刘骁纯曾说：“我一直有个期望：创造中国自己的多元美术理论体系，以支撑多元视角的美术批评”(据刘骁纯《自述》)。我认为，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已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的批评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
　　对于刘骁纯的部分学术理论，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学术的切磋、商榷乃至论辩，是学术界、批评界很正常的事，也是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这是常理，——包括笔者在内也有个别观点与他不尽相同。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刘骁纯的理解与评价。相反，倒使我觉得他是一个直抒己见、敢说真话的批评家。
　　我最初读刘骁纯的文章时便强烈感受到他对中国美术事业的深沉而炽热的历史使命感，也体会到他在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为了信念而虔诚追求、殚精竭虑、不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是一位对中国当代美术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是一位具有卓越品质和高尚人格的人。他一方面是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学者，另一方面则是心情平和、态度宽容、和蔼可亲的极平凡的人。这是充满睿智的平凡，是对人生各种虚妄的超越。——纵观刘骁纯数十年的美术编辑、美术批评实践，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个体独立自由精神”(鲁迅语)的中国知识分子。
　　我曾和他谈到过加缪的“西西弗”，谈到过神秀、慧能。我钦佩他的真知灼见，而且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精神是否很像“西西弗”？他坦然的工作态度是否很有“勤拂拭”的意味……
　　这就是我所认识、理解的美术批评家刘骁纯。
　　刘兴国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河北省油画研究会副会长
　　2003年1月24日
　　题注：本文发表于《美术观察》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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