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日常美学的三字经]

老渔翁

朱大可：日常美学的三字经
     在我的记忆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是崇尚“潇洒主义”的“顽主时代”，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人们纷纷以“潇洒”自居，推崇游戏化的生活信念；90年代后期则是“酷主义”横行的时代，这个来自英文的克隆词含有江湖豪气、独立个性、冷峻气质和桀骜不驯等诸多语义。以“酷”为关键词在搜索引擎“古哥”中寻找，竟然可获得2，410，000项查询结果。它跨越了20世纪，继续充当着日常美学的首席信条。
　　 而到了21世纪“零年代”，日常美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一种我称之为“三字经”的日常美学已经“问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就是“贱”、“嫩”和“嗲”，与之相应的时尚行为就是“犯贱”、“装嫩”和“发嗲”。它们以犯贱为核心，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灵魂的“三位一体”。
　　 嗲 这个上海洋泾浜方言（来自英语dear，原意为“亲爱的”），如今已成全民共享的关键词。常人多以为发嗲是上海女人的专利，还有人以为琼瑶的女人最能发嗲，或者F4是发嗲男人的代表，其实都不尽然。最会装嫩的是小资，而最会发嗲的却是文人。只要回顾一下现代诗歌史就会发现，当年扮酷的诗人是北岛，装嫩的诗人是顾城，而发嗲的诗人就是舒婷。最终，发嗲的文人还是占了文学的上风。发嗲无非就是撒娇，也就是用各种方式展开文化逢迎和市场媚俗。经过80年代张贤亮等人的努力，“新撒娇派”早已占领了中国文坛。二月河、余秋雨和张艺谋向旧帝国极权的发嗲，大约代表了当下文坛的一代嗲风。向历史王朝发嗲，不仅可以迎合民众的帝国情结，也能够满足一下文人的“自我作贱”的心态。此外我们也已经看到，针对殖民地上海的摩登怀旧，亦是历史发嗲的一种时髦类型。
　　 嫩 我已简略陈述了对“嫩”以及“装嫩”的看法。与“扮酷”相对的是“蔻”（日文CUTE音译，意为可爱），其词义大约为稚嫩、甜蜜、奶油和矫情。“装嫩者”或“蔻一代”是“21岁的年龄、12岁的心智”的快乐宝贝，其表情、语调、动作乃至头脑均有卡通化趋势。美少女和乖乖仔充斥着都市的每个角落（我甚至在悉尼地铁里都曾见过如此扮相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蓄着孩童式短发或小辫，身上穿着肚兜式娃娃装，书包上挂着加菲猫，上海女大学生甚至装嫩到了用奶瓶饮水；就连他们推出的摇滚乐队，都从铿锵金属味软化为甜腻的果冻。尽管眼下时装扮嫩已经有所收敛，但精神扮嫩仍在风起云涌。
　　 贱 “贱主义”无非是80年代“潇洒主义”在“零年代”里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在“酷”的面具中还叠加着某种流氓英雄的高贵色彩，那么到了“贱主义”就只剩下江湖无赖的卑贱气味，它表明犬儒主义越过“潇洒”，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征服。这种“贱主义者”称之为“贱客”，它最初来自香港搞笑影星周星驰的无厘头影片。在那些影片中，面对强大的对手，主人公通常会突如其来地跪地求饶，在逆来顺受的屈辱和自虐中展开玩世不恭和自我解嘲的游戏。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境遇里，面对无助、委屈、尴尬和精神遭受蹂躏的时刻，“自轻自贱”就成了“做人”的基本策略。某时尚杂志甚至以“人贱人爱”为话题，宣称贱是一种“闪亮的人格”，企图把这种江湖流氓“贱主义”改造成一种普遍的时尚理念。
　　 2002年，全中国的孩子们都在迎接来自韩国的动物——贱兔（它的另一个称谓是“流氓兔”）。这头舶来的兔子倒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流氓主义的面容：以自轻自贱的无赖方式面对人生的挑战，这个卡通玩具造型一脸坏笑地面对这个丧失了信仰和苦痛的时代。它的表情预言着一种全民化的精神危机：当全体儿童都在喜笑颜开地迎接流氓兔时，犬儒主义的低幼化进程已经启动。“时尚潮流”掩盖了这场文化蜕变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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