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成：符号东方]

黑客

符号东方
作者：黄昌成
两本出色的书放在一起，以前的阅读偏差突然回到了正常的轨道，设想这是一个事实，于是两个法国作家的两本书以其最初的共性——面向东方注定进入了我的视野和思考。一本是保尔·克洛代尔的《认识东方》，抒写和阐述的主要对象是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小部分文章描写日本）；另一本是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帝国》，帝国所指是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
组成两本书的篇幅都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散文。其中前一本倚重诗性的叙述手法，另外一本则偏重于哲思式的写法。我无意去探寻这两种笔法的好处与高下，事实上进入写作的每个人看法也各有不同。当一种笔法或一种形式成为习惯，即使呈现先锋和超前的面目，一切的写作进程也会变得容易起来：习惯是一种失败的经验，习惯的预示应是结束，而不是开始。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两位作家在一些认识和观解之上，比如同样的描述对应物，不同的手法得出的结论却显示了惊人的相似，以论述日本的绘画和书法为例，巴尔特的笔为我们透出这样的光——
“虽然绘画和书法用的本是同一种工具——毛笔，但诱使书法走上那种装饰性风格、产生那种炫耀的、抚爱的笔触、进入那种有表现力的空间，并不是绘画；恰恰相反，征服绘画动作的正是那种书法动作，因此，画画不过是书写而已。”
当克洛代尔面对一幅日本版画时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包围，战斗，景物和人群都紧缩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宛若印章。这人（画中的日本武士，笔者注）纵声大笑，踬跌倒地，真不知他是否还是个人，要不，他已成了个字，成了他本人写出的笔迹。
细细辨析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两段文字充满了意味：后一段文字竟极似有些难理解的前一段文字的注释。一种抽象语言的作用被提前，使相对的具像语言清晰化；而具像语言则为抽象语言作了理性的定义，使人理解后获得的印象深刻化。两种语言遵循着各自的行走法则，并尽情地使自己的魅力展现出来，而其表达的核心则是对意义的详尽剖析并使之结果一体化。意义的打开体现了一切努力的成效，但却又往往让我们忽视了来时的那条走火通道，除了探寻的危险性，更多是作家的思维、学识、经验和实验。一个严肃的作家，应是把意义当作写作的终极。意义即是终极。阅读将使意义无休止地延伸。
回到文本上来，倘若能把两种语言渗杂混合在一起使用，柔刚并济，无疑能使文章在抒写的过程之中趋向于一种完美的境界。通读这两本书，我居然发现了不少这样的章节。但显然这些不是我这篇文章关注的焦点。我其实把笔墨的重心都倾注在“符号”这个耐人寻味的词语上。
事实克洛代尔写园林、陵墓、猪、大钟、七月亡灵节等等这些中国的风物，都是作为一种实物或存在的现象去描绘，以引发历史的联想或者个人的看法，极少将这些确实存在的事物预先抽象化，抽象成一种符号。我在读这些章节之时，大脑里也未能对“符号”这个词形成一种概念，即是说，符号引起注意之前，仅仅是两个平常的汉字。推及对某种事物的忽视，也恰恰是我们日常的过错。
当我无意地把《认识东方》跳跃着从背后读起，在一篇《灯与钟》的文章的开头几句我突然停下：“全世界期待之中（也是我生之不幸的期待之中），一个是符号，而另一个则是表达；一个是时间持续本身，而另一个是瞬息之间蓦地发出的响声。”
灯作为一种符号，也即是灯被完全抽象化了，这个突兀的表现形式，一下子触动了我的思维，它事实为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意象，那么其它事物是否也可以介入这个角度？符号的内涵突然像平原展现一样扩大起来。为了寻获更多的发现，我又仔细翻阅本书前面的章节，这终于使我有机会从原来的忽视当中重读到《宗教的符号》这篇文章。阅读的本义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数次乃至无数次，直到黑色的字体镶嵌上黄金。这个反差让我意识到自己对克洛代尔其实并未真正理解，也许他早已觉察和考虑到了符号，并试图通过一些事物去阐释符号。
“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是从笔划或线条开始的，把笔划加以延伸，这就成了纯粹表示个人意向的符号。”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克洛代尔最先提到的符号，是从文字开始，而作为文字主要组成的笔划，则明显具有表意的性质。“有些笔划是横的，这表示事物必须符合平行原则；有些笔划是竖的，显现出行为和肯定；还有些倾斜的笔划（如撇、捺），象征着运动的方向。”这些带有明显的主观的判断的话语，实在是对汉字的一种生动理解，把汉字的表意功能一一拆解，我们仿佛看见一个个汉字脱离了纸张的束缚而在眼前翩然起舞。
接下来克洛代尔进一步深化文字这种符号的意义，并且把它提到了一种神的地位。“中国人对于文字的虔诚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人们怀着敬重的心情把上面留有奥秘字迹的纸片一律加以焚化。符号就是生命，根据这一普遍存在的事实，所以它就成了神圣的事物，意思的表现于是在此成为大家崇拜的偶像。这就是文字的宗教，尤其在中国如此。”
怀揣对于汉字的这个发现和高度，克洛代尔的视野完全拓宽开来，他把一切保留有文字的东西都看成了符号，例如碑文、庙宇、甚至庙宇中写有文字的柱子等等，而这些符号都在岁月的旅程中显现着各自的宁静，这种宁静事实就是一种赤裸而无声的指令，它使人在仰视和沉思之中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威严，以至于顶礼膜拜。汉字作为符号，于是有了宗教的意味。
从这里不难看出，克洛代尔所谓的符号，严格来说，仅仅是一种符号，也即是文字（象形文字），由文字引生而出，被文字所制约，换言之，倘若没有文字，符号也将不复存在。变化的实质起源于一瞬的意念和创见，当克洛化尔如我之前所述把灯作为一种符号，事物表意的作用被真正重视起来——单独作为符号的形象出现。这时克洛代尔应该脱离了自己原先观念的束缚。只可惜，这样的意象我无法在《认识东方》这本书上再找到一个。
恰恰这时，罗兰·巴尔特进入了我阅读的公园。就符号这个词语和命题而言，巴尔特的《符号帝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阐释。睿智而别具一格的巴尔特，他把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例如语言、饮食、包装、书写、文具等等，都看成是一种独特文化的各种符号。也即是说，这一切都可以用符号这个东西去解构出来。符号成为一种分析的工具，它既可以客观地叙述事物的表面，亦可以解释事物内在的属性，符号的表意作用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无疑是对符号本身的深化。世界是由一个个符号去形成和组成，世界就是一个符号；同样，一个符号就是一个世界。
综观《符号帝国》一书，与符号有关的精辟语句比比皆是，随手可得。
“这个地方（日本的豪华住所。笔者注）除了它那块给人以生气活泼之感、充满斑斓多彩的符号（花朵、窗子、叶饰、图画、书籍）的地毯之外，就再没有其他限制……”
这里的多个符号，即括号内的那些词或物，其被看成符号的方式和存在的意义无非和克洛代尔对“灯”的认识一样，直接的感觉的以及主观方面的因素比较突出，充满了符号论的形而上意味。其表现形式或思维方式，还让我想到萨特在《词语》上的一句话：这是我最固执的幻想——用语句来捕捉那些活生生的事物。如果我把词语巧妙地连结起来，那么对象也就陷入了符号的法网而为我所能把握了。
“盒子就是具有这种符号作用：作为外表、遮蔽物、面具，它和里面藏着的、保护着的、指示的东西价值相当；它从两重意义的角度，即金钱的与心理的，使人上当……”
作为一件事物，如果它被认可为一种符号，则无疑符合符号学的分析，通过分析反映事物的特征、性质、作用等等，以此印证符号的表意作用。盒子被人为地概念化了，尽管这种概念的概括并不完善合理，但在语义上，它已呈现出一种观点的指向，一种主观式的客观论述状态。
而有关符号分析的理性的表达，甚至说深刻阐释被分析的符号及其符号之间的交换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来看下面一段文字：可是在这个国度（日本）里，施指符号的帝国如此之广阔，它超过了言语的范围，乃至使符号的交换依然得保留着一种迷人的丰富性、流动性和微妙性，尽管这种语言晦涩难懂，这些迷人的性质有时甚至就像是那种晦涩的结果。
尽管罗兰·巴尔特是那样透彻地为我们透表露了一种“符号”的真面目，但让人的感觉却有些无所适从，因为它的透彻和真实恰恰是一种含糊。这或许就是符号的魅力所在以及它的神秘之处。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符号的分类。在西方的符号学说中，符号一般分为三种。象形：即能指，主要通过相似性来代表所指的一种符号（如克洛代尔关于文字的阐述）；象征：一种随意性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直接的或标引性的关系，而是通过约定俗成来表现（前面巴尔特关于地毯的一段文字）；还有一种叫标引，介于象形与象征之间。这个词汇在西方符号学说中有多种定义，而巴尔特这样认为：标引不代表一个确定的涵义，只有“隐晦的所指。”也即是说，需要人为的破解诠释，它伴随的过程是思想不停的跳跃和开拓。巴尔特的“隐晦”更多体验出一种语言的张力，其手指的尽头是一滴甚至数滴色彩在宣纸上鲜艳夺目地绽开。这样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巴尔特对于日本语言这种符号会产生那样的论述。一种学说的发展和完善，事实就是一个无尽的解构、覆盖与反复言说的过程。
两个法国作家，当他们把笔触有意识伸向东方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用符号这一概念去解释分析一些问题呢？这是我最后的一个疑问。
之后我作了个人大胆的推想。如果“符号学”的产生是从符号开始，那么符号作为最初的符号，也即是说符号未形成一种学说之前，也许一切并不像东方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比较新奇的独特的东西，它仅是法国（外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当这种思维非常强烈时，对它的注重和研究随之就形成了一门学说。东方的各种奇特现象，事实是法国人根据自己的思维惯性和学识做出的一种西方式的理解。这一切恰如我们去理解西方的时候，大脑里总升起“字母”这一简单的概念。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可看作字母：字母法国，字母西方。如果承认学术的一种起源和发展来自于设想，那么一切原来看似不符合逻辑的东西，必然会回到逻辑的轨道。学术或许就来源于一次错误的学术。
想罢，我有点欣喜又有点惶然。
（黄昌成 阳江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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