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茶会：深切悼念吴冠中先生】

闻正

召集：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协助：荣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时间：2010年6月29日下午3点
地点：艾斐堡酒庄
出席人员：水天中、陶咏白、贾方舟、邓平祥、王镛、殷双喜、徐虹、高岭、杨卫、王端廷
学术主持：水天中
整理人：郑荔

    贾方舟：25号夜间11：57分，吴冠中先生离开了我们。早晨老水给我发信通报了这个消息，后给邓平祥先生打电话来，说好像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方式对吴先生表示一下我们的悼念哀思，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举行这个追思活动，以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作为召集人，以往我们开过几次批评家茶会，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活动当做一场茶会来开。在这期间，正好北京荣华视线文化有限公司曹萍女士跟我说要请批评家们到爱斐堡酒庄来玩玩，休闲一下，度度假什么的，正好我们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让大家跑这么老远来、安排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来开这样一个会的原因。

    这个会议我们请德高望重的水天中先生来主持，他是《吴先生全集》的主编，对吴先生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请他主持这个会议，下面就把话筒交给他。

    水天中：刚才老贾说是让我主持，实际上这次座谈完全是老贾组织的。

    半个多月前，听到吴先生病重的消息，当时正好要到国外去，就想最好能够在出国前去看望一下，担心回来以后，不知道他的病怎么样。打电话跟他家里联系，说现在医生不让看，医院不让去探视，所以也没看，等到回来以后不久，就听到吴先生去世了。我和徐虹想了想，最后见到吴先生是三月四日朱德群展览会上，他到美术馆去了，而且他当时的精神很好，说了很多话，跟观众，跟美术馆的人谈了很多，激动地向我介绍他认为展览中最精彩的作品，声音很响亮，思维很敏捷。当时我们很欣慰，吴老长寿，精神显得非常年轻。

   像所有历史性的人物去世一样，吴先生的去世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报纸和电视、网络各方面都做了很多报道、评述，有很多吴先生的门生故旧回忆当年和吴先生的师生之谊和艺术上的交流。作为艺术批评家，我们可以从另一层次，或者是更概括的，从思想、文化的层次，谈一谈吴先生作为中国美术界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他确实给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留下了特殊的形象，不仅仅以他的画，更多地是以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使人难忘。吴冠中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显示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艺术家，应该说这样的艺术家确实是不多的，这倒不是因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刚刚故去，我们要说一些纪念的话。

    昨天晚上我仔细回想，在二十世纪这些美术家里头，掰着指头算，当时有很多确实都是很了不起的画家、理论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像吴冠中这样，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了一种他特有的深刻性，或者是是一种在文化艺术上表现出了一种中国所谓的“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精神状态是了不起的。当然今天希望大家仍然跟前几次的批评家茶会一样，自由地谈一谈，不一定从哪个角度谈，大家想到什么就可以谈什么。

    我个人认为，谈论吴冠中不能按照一般画家那样去谈——有很多画家画得很好，但是除了画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吴冠中不是这样的画家，他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留在中国艺术史上，有国学家曾经说过，我记不清楚是钱穆还是谁说的，“中国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不是体现在哪本著作上，而是体现在整个生命之中。吴冠中的艺术和艺术论著作为一个艺术史上的现象或者是作为艺术史上的人物和问题，是一种生命性的，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仅仅拿绘画作品来观察，远远不能够代表、衡量和概括他的作用和分量；如果把他的美术评论、言论拿出来，也不完全，应该把他整个立身处世，他的艺术、思想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去观察、评量，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他和一般的，我们平常遇到的和我们熟悉的许多杰出的美术家所不同的地方。

    下面请大家随便发言！陶咏白先生是我们在座人中认识吴冠中先生最早的，请她发言。

    吴冠中永远活在我们身旁

    陶咏白： 我是1975“文革”的时候调到研究院的（那时好象叫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跟吴冠中老伴朱碧琴是同事，我们都沿用美研所同志对她的称呼，叫她“朱老太”。他们家就在研究院旁边，所以我经常一伸腿就到他们家里去了。这就比在座的先生们要早一点认识吴冠中，那时我一直叫他“老吴”，甚至延续至20世纪末，叫惯了。近10年我才逐渐改口叫“吴老”，因为大家都这么尊称，我再这么叫，似乎不太礼貌了，但有时还改不了。吴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正在青岛，是一个西安的朋友发来短信才知道的。但是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活生生地存在着，他那敏锐的思想，毫不掩饰的直言，富有激情的言谈，勇于坚持真理的批判精神……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不同寻常的是此刻勾起了我的种种回忆：

    从我认识他起，就紧跟着他，看他在北京的各次展览，听他在工艺美院、中央美院、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讲座。我一直受惠于他给我在艺术点点滴滴的启蒙和启迪，让我能较早地摆脱俗见，对艺术有了新的思维能力。七十年代末，人们对吴冠中的艺术和言论还颇有异议，但我赞同他的艺术观点，喜欢他注重形式感的作品。比较早的写评论他艺术的文章，1979写了一篇《吴冠中艺术的初探》，这是看了吴冠中于1978在北海公园画舫斋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后写的。这也是我有世以来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当时我自己还很幼稚，却自不量力地写了这文章，不过当时吴冠中还不出名，我也斗胆不断地跟踪他的艺术行迹写了一些短评。九十年代吴冠中先到法国、后又在美国各大城市举办巡回展，接着到英国、日本及香港、新加坡等地国家博物馆搞展览，画价也在香港炒到国内在世画家的最高值。当时在国外吴冠中似乎很热闹，但国内依然对他很冷淡，我就连篇累牍地写了不少评论他艺术的文章，90到91年间，就写了《矻矻水墨十余载 创开一代新天地——吴论中水墨艺术谈》、《看吴冠中画人体》、《“吴冠中热”中的吴冠中》、《吴冠中——走通了一条路》、《海外人士谈吴冠中》等，並且翻遍了他所有的画册，那个时候的画册还不太多，给他搞了一个《吴冠中年表》。有的文章是吴先生授意我给香港《名家瀚墨》、新加坡出的画册写的如“水墨画艺术谈”、“画人体”、“吴冠中热”及年表，这些文章几乎都被几个刊物转载。那时吴冠中的一些活动我几乎都会参加，江南水灾他赈灾捐画；关于吴冠中《炮打司令部》假画案的调查会等等，那时有人要找吴冠中会来找我说，如看其收藏是否是真迹？东方画廊要借吴先生的画展览，也让我出面去借，我还真的做了这傻事，后来想想后怕，那时吴先生画价已是天价了，万一出事可了不得。这是我与吴冠中接触比较多的十多年。他为我编著出版的《中国油画1700——1985》大型史册性画集写了篇评论《色彩的轨迹》，推介这部画集。还为我晋升研究员职称写过推荐信，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让我终生铭记。90年代后，我觉得吴先生周围都是人，找他的人太多了，门庭若市，他太累了，也夠烦人的。我自知不可以再去打搅他，与他的接触也就少了。虽然我们住得很近，遥遥相望，我在芳星园，他在芳古园，可以看得见他的房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老俩口还到我们家走动、走动，后来就比较疏远了，我去得比较少。有时会通个电话，偶尔也会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次，在812公交车上碰面，他知道我在搞女性绘画史的研究，他热情地给我提供杭州艺专他的老师蔡威廉的情况，兴奋地告诉我，蔡师要用油画换他水彩，此事因蔡师产褥热而过早离世，没有实现这一令他终生遗憾的约定。他还介绍了几位有才华的女同学，告诉我寻找她们的线索，解决了几个一直困扰我的疑团。那时虽见面很难得，但见了面终有说不完的话。给我的感觉是虽然他被周围的人包围着，但他内心却是非常寂寞和孤单。

    2003年痧丝肆虐之时，我们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在龙潭湖公园遥遥相望，他跟老伴散步，我们全家也到公园吸吸新鲜空气，有的时候碰上见了一面，为防交叉干扰，说几句话，就很快离开了。经常是远远地看到，挥挥手点点头，就算打招乎了，有时一愰而过就拐过去了。当时我心理挺别扭的，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看得见，却不能交谈，不能顾诉，觉得好疏远。

    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5月份，5月19号，是因为他在杭州艺专时逃难到过云南安江村，那里的村书记委托我去求他写几个字，这次见面。感觉他消瘦了，精神大不如以前，说话也少了些激情，陪伴着老年痴呆的老伴，看得出他心里很孤独，过得挺无奈，我只能劝慰劝慰他。此时我已搬到昌平，离方庄远了，加之脚疾困扰行走困难，难得去方庄取些书藉。虽心理还老惦念着住在方庄的老吴、老太俩口子，但无事不登三宝殿，要没正经事还真去不了一趟。

    天赐良机，今年1月份，江苏文艺出版社，让我给吴冠中编一个散文集，因为吴冠中已经出了那么多散文集了，这么一大摞了，尤其最近团结出版社给他新出了六、七本。但是江苏的出版社没有出过，他是江苏人，我们是老乡。江苏文艺出版社在“大家散文文存”系列丛书中要出吴冠中一本。就让我去给他编，吴先生也同意，並与出版社都签了合同。这就又开始了我们比较多的接触，不过这都是通过电话的接触了。2月7号，我们通了电话，把我的编辑思想，讲给他听，第一部分：岁月留痕；第二部分：风云乍起；第三部分：文中风景。他也挺同意。我们还讨论了散文的题目。同时又谈了对当前热门话题的看法。如谈到有人提出艺术的“国家标准”，他说：“还有国家标准？”他表示异议，觉得国外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的，“印象派因有标准，才出了印象派吗？”他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他又讲了很多对当前体制问题的一些看法：对于美协的问题，对于美院的问题。他说美协是一个官僚机构，现在人越养越多。现在许多组织的成立，有的是为了拉帮结派，为了笼络一些人，沽名钓誉……。这是上个月的事，91高龄的老人了，他的思想仍非常清晰，表达得非常明白，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我在编辑中发现还缺少最近几年的内容。3月18日，我把自己的想法都跟他讲了以后，就作了电话采访：我说近年老听到消息，你到这儿捐画，到那儿捐画，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捐画，捐得那么彻底，上海就捐了两、三次，又是中国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我说：“为什么？”他说：……“作品不是遗产。”

    过了两天，我又打电话说：“还有一个798的问题，你到798去，这个举动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从民间来”。

    编这本集子，翻来覆去经过好多次更动，因为他的东西很多，我要全部看一遍，看一遍不行，还要精选，所以搞了几遍，到了5月份才弄完，我正准备给他过目一下编的目录和采访记，结果他小儿子乙丁说：“他不在家。”我开始以为他外出了，心想，这么大年纪一个人到哪儿去？不知为什么我心理不踏实起来，是不是病了，在医院？。过了一个星期我又问：“是不是病了？”他说：“是。”我一时楞了，果然如此。我说：“是不是可以请他过目一下？”那时已经是6月份了，他儿子就说：“再等等”。我总觉得他会很快出院，又担心有什么不测。过几天我又去电话问，乙丁说：“爸说他不看了，一切由您来处理。”他不看了，一切由我处理，这是他的一贯做法，倒也未引起异样的感觉，总觉得他具有那么强悍的生命力，总想着他不会有事的，盼着他早些平安出院。但不知为什么那一段时间我心理老是打鼓，担心我是不是最后一个给他编散文集的人啊？最后一个经他本人亲自同意的人来编的一本？

    从1979年开始写他的第一篇文章，转了20多年，又回到了源头，让我来做这最后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是个沉重的事！

    在我与吴冠中的接触过程中，他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一是如何做人，一是对艺术的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我觉得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的榜样，跟他接触和交谈中就无形之中给我许多的启发。他生活极为朴素，朴素到不如我吃得好，不如我讲究，你画画可以不吃不喝，带两个玉米就可充饥顶顿饭。有时候我在他家里吃饭，就这么一条蒸鱼就了不起了。他们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一般人还要低。后来搬到方庄的家，也不铺地板，就是水泥地，那时候一般的家庭都会铺上地板或者是瓷砖之类的，他家就是水泥地，很多、很多年后，约有十来年以后，他儿子趁他不在家时才给他铺上了地板，好象还是复合地板。他的生活真是简单到比我们一般人还要简单得多。但是他有傲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並敢于真话直说！如果没有对人民、对国家、对这个时代具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何以能做到这样的理直气壮！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以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的品德，行使着自己时代的使命。我们一般人中，给领导提意见还要掂量掂量，很难有象他那样敢于直言，犀利地批评时风、体制，这是抗上噜。他都能够自觉地提出来，他是一个敢当道义的知识分子，探路的知识分子。

    他留给我们的不光是大批的作品，主要留给我们的还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他的作品里边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刚才老水讲的“生命”，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渗透着生命精神，生命情调，很人性化的东西， 充盈在他的作品里，看泰山的五大夫松，他会联想罗丹的加莱义民起义了；他看到长城下的那棵松树，就觉得是孟姜女哭长城。他把自己的感情都融在他的绘画里边，所以他画的虽然是风景，但是有一种人性的东西感染你。

    他的许多艺术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他在“内容决定形式”的时代，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造型艺术不讲形式，就是不务正业”，简直是石破天惊。这句经典式的语句，也开启了我思考艺术造型的一把钥匙。在改革开放之初，他连续发表的《绘画的形式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等檄文，就象一颗颗炸弹，振耳发馈，炸开了禁锢的思维营垒，调动起新鲜的思维细胞。在“观念更新”的80年代初，他的这些文章成为一种艺术新观念诞生的催化剂。那时他到各地办展览，作演讲，影响所及，就象刮起了一股新思想，新艺术的旋风，给人以鼓舞。我觉得他在艺术思想上的确是我们的引导者，他老是在你还不明晣的问题中解读着许多，许多都是大家心里想的，但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的东西，他非常明确地说出来了，给大家一个很明白方向去奋斗，如形式的问题、抽象的问题，我觉得是吴冠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是像一个旋风式的学者，到全国各去办展览去讲学，对中国二十世纪艺术的推进或者是现代艺术的发展起了一个极大的作用。后来兴起的轰轰烈烈的“新潮美术”，与他的铺垫不无关系。他是那个时期我们的精神领袖。

    吴冠中敢于真话直说无私无畏的人格是我们的榜样；他的艺术思想、艺术精神象盏明灯引领着我们前进。吴冠中是20世纪中国艺术美术画坛上一位独特的具有杰出贡献的画家，他以毕生的身价性命为推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的看法。今天吴冠中虽然是去了，但感觉他好像是永远活在我们身边。

    邓平祥：1979年，吴冠中到我们湖南，为什么到湖南呢？湖南当时要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画一张大画，准确地说是为湘绣风景画画一幅底稿，就把吴先生请过去了。他就顺便带了一个展览，当时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到湘西去看一下，为什么要到湘西呢？他也是一种怀旧，他跟我说，他要去看沈从文的故居，他非常佩服、尊敬沈从文，然后他也想看一看黄永玉生长的地方。所以，他就选展览的空隙当中，我们就安排了十几天，去湘西游历和写生。

    吴先生当时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别的身份还没有，他在湖南还搞了一次讲座，现在我还保持了那个盘，这么大的盘，就是老式录音机，我现在还留着呢，他讲得非常激动，讲得很好，在我们美术界影响很大，他当时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形式美”，就是美术要回到形式，回到本体，就是这个问题，讲座在我们湖南影响很大，我们湖南之所以当时在八十年代，1979年以后在美术界发展得很快，与吴先生的第一个个人展览和他的讲座，和他在我们湖南呆了一两个月，我认为是有直接关系的。

    到了湘西以后，还有一个意外的插曲，就是发现了张家界，实际上是吴先生往回赶，从湘西回长沙，就到了现在的张家界市，当时叫大庸县，因为我们是省里接待的，省办公厅给每一个下塌的地方打电话，接待都是当地的首长出来接待的，到了大庸也是当地的县一级主要负责人接待。

闻正

王端廷：省政府还不是美协接待。

   

    邓平祥：都是政府，我是美协，他要求安排一个年轻的同志陪同，所以当时我在美协是最年轻的，北京来的一些大人物，基本上都是安排我，为什么？一个年轻，再一个是领导认为我这个人不惹事，安排我去不会造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出来，有的人可能弄一点不好的影响，我这个人当时还是比较本分的人，另外方方面面也比较慎重。

    当天晚上住在县委招待所的时候，当时县长或者是书记出来了，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以后，提出来希望吴先生去看张家界，吴先生感觉很突然，也很疲劳了，又是归心似箭，赶到长沙，他的个人展览要开幕，因此他从内心是一点都不想去了。他就问了我一句“小邓，张家界你听说过没有？”我说：“我没听说过。”结果吃了饭以后，他就跟我说：“不想去。”但是书记还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吴先生就问了一句说：“张家界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不想去就这样问了，那个书记就情急中说了一句话“像桂林一样的”，他以为这样能够感动吴先生，结果这个话说坏了，吴先生马上情绪就上来了“那我不去了，像桂林，不就是一个小桂林嘛，我去干嘛，桂林我去过多少次了。”然后这个书记很有意思，他跑到我们的房间来做工作，我说：“书记你这句话说坏了，你怎么能说是像桂林一样呢？像桂林就是一个小桂林。”他说：“我知道说坏了，不像桂林，不是桂林。”我还是被他感动了，因为我还是湖南人，总是有一点家乡情谊的。我就跟吴先生商量，吴先生说：“像桂林一样还去干嘛，我真是想尽快赶回长沙。”我向他们要了一份县里印刷的水印的地图，看了地图的标尺后，就说：“吴先生，可能去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随身的东西放到车里头去，我们去看，如果看一下不好，马上就走，当天可以赶到长沙。”这句话起作用了，吴先生就同意去了。一路，吴先生就非常失望，沿途景色平庸，张家界这个地方，就是不到那个地方，一点都不好，结果突然一下，一下子突兀起来的山起来了，吴先生把车门一打开，“这怎么是桂林呢？这怎么是桂林呢？这完全不是桂林嘛，更野嘛，更好嘛。”就说了这几句话，住下以后他就决定不走了。第二天就非常地激动，那个林场的老场长，就把这么厚的木门卸下来，搞四个伐木的工人扛着，跟着我们走，画了五张画，画得非常好。

    当时是纸本，就是水墨，水墨加一点粉，丙烯的颜色，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丙烯，他就用了丙烯，是日本产的，就是那种很厚的宣纸，当时吴先生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当时张家界完全是一个原始的状态，他在画画的时候，猴子在几十米的地方根本不怕人，他高兴极了，心情特别好。他就是两天时间画了五张画，都很大。晚上我就陪他去散步，他说《中国建设》杂志来之前专门找过我，让我有空到外面写生，看见好的地方写点儿游记，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为张家界我要写一篇文章，今天晚上就写，第二天一大早就说：“小邓，我的文章写出来了，你看看。”他就给我看，就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大概写了千把字的样子，就是一气呵成，写得非常好。他一贯的散文的风格，很有文采，很有情感。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我记得我是把他的手稿借来抄了一遍，送到湖南日报，发在1980年元旦那天的版面上。这篇文章，引起我们省里上上下下的注意，一个是他的身份，一个是他写的文字的感染力，又是把张家界风景评价那么高，他当时就感觉是中国的一个新的风景名胜。

    不是说张家界没有吴先生的发现永远不会发现，但是吴先生的发现，至少是早发现了十年、二十年或者几十年，当时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就说：“我到北京以后第一个打电话给黄永玉，你知道你的家乡有一个张家界吗？”后来黄永玉当年就带着夫人赶到湘西看了张家界，马上就把他的香港的好朋友大摄影家陈复礼，陈复礼就带着他的一帮助手到张家界拍了很多照片，搞了一个张家界风光展，张家界是这么开始就发现了，在香港展，到北京展览，到世界展览，到很多地方展览，我听说是陈复礼拍张家界的风光照的时候，是租了直升飞机，因为上边那个房子是那样的，他们要把这个胶卷拍完了以后，专门派直升飞机送到长沙，把胶卷冲出来看了以后，再决定下山，因为上山太难了，是这样干的，拍得效果很好。

    艺术家发现美的眼睛，发现名胜，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一个千古的名胜，因为艺术家的一篇文章，一张画而名垂千古，成为一个重要名胜的，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吴冠中先生发现张家界，我认为又是一个佳话。

    吴先生这个人，我陪着他到湘西写生游历，我常常非常地感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陪过很多人，他之前，罗工柳先生这些大画家我都陪过，但是他最使我感动的就是说这个人，什么叫做纯粹的人，什么叫做高尚的人，我认为吴冠中就是我看到的纯粹的人，真是纯粹的人！纯粹得他对任何人都是那样地真诚，那样地有激情，我们完全做不了。

    他写生的时候是不吃中饭的，一张画中间绝对不吃东西，他是一定保证几个小时画完，就几个小时后才吃东西，就是这么干，所以一般我们都受不了，那样非常消瘦的一个人，小小的个子能够有这么大的精神力量，是给我们后辈一种启示，就是艺术的创造，主要是看精神力量，只有精神力量比较强大，才能够创造非常好的作品，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伟大的时代伟大作品，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不可企及的精神力量能够创造伟大的作品，我认为吴先生就是这种类型的，他对艺术那种宗教感的激情，那种对艺术完全是献身的态度，当时他在画里面签一个字叫“荼”，当时他是不签名的，后来才慢慢签名，就是“如火如荼”的“荼”，我们不懂，就问他，吴先生你为什么签一个如火如荼啊？他说：“我是最佩服梵高，梵高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的扑向艺术，如火如荼，所以艺术都是荼，还有一个意思，他就说我是江南人，实际上南方艺术的秀，是我要摆脱的，所以我就来警示自己，要求自己签一个荼，如火如荼的荼字。”我当时感觉是我第一次看到对艺术这么谦诚、这么献身的献身的人活生生地在我的眼前，并且我跟他朝夕相处三十多天。

    另外我感觉他还非常地敏感，当时省里派了一辆车，他一定要坐在司机旁边，你会时时感觉到他那种特殊的，他有时候像神经质一样的，有时候像小孩一样的，比如说他坐在前面会突然说“点，美的点！”就是“美的点”，就完了，没有上文，也没有铺垫，突然冒一下又安静了，“脏点、脏点”他对着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就说“脏点、脏点”又完了，又安静了。当时我们真是感动，这样一个艺术家，像小孩一样，像神经质一样，他是很激动地冒几句话出来。为什么？他是“文革”中压抑这么多年，剥夺他创作的权利。今天我非常感动的还有吴先生的那种清贫，当时可能都是清贫，就是靠工资，还没有卖画，我记得他来的以后，到了11月份，天气冷了，可能没有带够衣服，吴先生夫人一来就很心疼，就衣服不够，看着老头很冷，我就陪着她，拉着我们小车司机到街上转了，买了一件，我记得是上海款式呢子大衣那种花呢的，我记得是四十多块钱，那个衣服拿过来以后，吴先生就穿上了，我现在还记着他的动作，我当时有一种辛酸的感觉，一种酸楚的感觉就起来了，我们都不会是那样，一件这样的衣服，他说：“哎呀，给我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他夫人说了：“早就应该买一件呢子外套，趁着这个机会就买了。”他真是这样，他说：“给我买这么好的衣服。”这是很普通的衣服，我就能看到吴先生对生活要求之低，那种清贫，他的那种清贫，我认为是一种性格化、人格化了，这样一个大教授，这样的画家，穿一个这么普通人都能够穿的衣服，他都这么激动。”

    吴先生是一种富贵的守清贫者，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了不起，“艺术大展”的时候，到他家里拿作品参加展览，我是第一次到他方庄的家，我当时是非常地惊异，我真是不相信一个这么大的画家，这样的房间，家里布置的清贫是任何一个工厂的老工人家庭的一般陈设，还不是青年工人家庭的陈设，因为青年工人要追求时髦，比如我当时在湖南文联的房子就比他好多了，家里布置得就比他好多了，并且他的画室大概是九平方，居然没有一个画架，没有一个画案，就是一个普通的三角板，两个条凳，往上一放，大的画，就是全部在地上，光着脚或者穿着袜子，就这么画。所以我当时也思考这个问题我，有时候跟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吴先生绝对不是作态，也不是为什么，我认为他的清贫，安于清贫已经性格化、内在化了，他认为这样很好，为什么？也只有他这种人，他才能清贫得起，一般的人是清贫不起的，别人看不起，因为他有那么大的精神财富，他就能这样，所以我就感觉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物质社会，消费性的社会，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这么做，但是这一点对我们，我认为还是一种提示，吴先生还是一种提示，也是留给我们的一种财富。

    另外谈他的艺术，我想谈三点：

    第一，我认为吴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大家中间，不多见的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思想的一个艺术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或者改革开放开始，他的很多观点和文章或者是一句话能够引起美术界对的一场大讨论，一场反思，是他推动了深化的这场讨论，比如说当时对形式美的讨论，这个“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包括“文革”的文化思想被彻底否定以后，艺术面临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回到“本体”，就是形式美，所以吴先生这个时候我认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笔墨的问题，他会用一句非常概括性的话或者市情绪性的话，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带出来，我认为实际上吴先生这个人的那种聪明我们可能还没有领会到，他就是卖了一个关子，卖了一个破绽，别人就进来了，古代的是打仗，大将都是这样的，卖一个破绽，你来了，你进来我就弄掉你。吴先生老是这种办法，卖一个破绽，我认为吴先生心理是明白的，他只有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才能把很多人带进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比较保守的人注意，认为逮到了一个攻击的东西，实际上后面反驳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了，实际上他起到的作用一点都不比评论家和理论家差，甚至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遗产，我们是应该继承和注意的。

    第二，我还想谈一下他文学的一种情韵，他是一个有深刻的文学修养和文学情韵的一个人，晚年他写的书说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是有问题的，这是不能比的，但是这是他一贯提问题的方式，我们不能以词害意，来曲解他，我认为是有多种意思的：

    1、他认为，我们美术界是做得不够的，我们在文化上起的作用是做得不够的，如果我们有“启蒙运动”那些美术大师或者美术作品，或者有“文艺复兴”那样伟大的作品和伟大艺术家的话，我认为吴先生不会说这种话，就是因为当代缺少这种能够与鲁迅先生相比的美术大家，所以吴先生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有他的合理性的，我们不能以词害意。

    2、当然也包括他对文学的一种向往，他是有文学情结的，所以为什么他会写散文呢？他写散文，文学界公认他也是一家，一种独特的散文和独特的文字，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写了很有影响力的散文集子，实际上就是艺术表达上他以这个文字来补，同样他是有文学情结，我认为他是有很深的文学情结的。这一点，我就想谈一点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化界有一个倾向，就是以文化的概念来代替文学的概念，这是一种偏颇，这是整体我们文化品质下降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就是文学立国，过去当大官的就是文学好就能当大官，文学不是写文章，文学是人学，如果你以文化来取代文学，整个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化品质、文化品质就降低，就以通俗的品格和标准来要求比较高级的一种文学状态或者文学水准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我谈一点，关于艺术本体的问题。有一个现象我是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这里提出来，我认为可以跟朋友们讨论一下，和二十世纪的其他大师比较，比如说林风眠，比如说齐白石等等，吴先生的艺术似乎没有达到他们的成熟的境界，我认为这是吴先生特有的现象，他的艺术似乎永远是处在一种追求、探索的状态，所以表现得非常鲜活，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状态，他的标准是抓在自己手里，或者叫做“师心自用”也可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研究的。

    如果我们把林风眠那种成熟的状态或者是齐白石、徐悲鸿，来套吴先生的话，我们会发现可能会有不满足，这是我曾经思考过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后来，我觉得这恰恰是吴先生一个特殊的现象，他认为一成熟了就会回到旧的格局当中去，所以他要使自己的艺术永远处于一种追求、探索、生长、鲜活的状态，这可能是吴先生的艺术当代性和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因为不能跟年轻人，像搞观念，搞其它，这就是他以这种状态证明自己的追求和跟其他的大师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值得讨论的，因为我们在过程中间，包括在参与编辑《吴冠中先生全集》我就感觉吴先生是有这种考虑的，我也不断地跟其他的朋友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问题就是吴先生跟林风眠那些大师相比，吴先生的艺术有这种独特特征。我现在感觉他是有意为之，而不是失控或者能力达不到，而是有意为之，这是我想提出讨论的一个问题。（就说到这儿，说得时间长了。）

      

    王镛：我和吴冠中先生的交往不如陶咏白老师他们密切，只是和他在一起开过几次会（其中“新时期美术创作研讨会”开幕式我坐在他旁边），通过几次电话，他曾经送给我他亲笔签名的画册，我曾经为翟墨的《吴冠中传》写过一篇书评。虽然交往不多，但是我对吴冠中先生的文章和绘画都比较熟悉，尤其是他的好多艺术观点在美术界不断地引起争议，也引起我的思考。现在吴老去世了，我们今天有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重新研究吴冠中先生。我非常同意水天中的观点，他认为吴冠中在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的媒体宣传还是偏重于他的作品拍卖多少钱，多少亿（17．8亿），什么“大师”，“中国的凡·高”，还是一种比较浅层次的宣传。

    吴冠中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他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进的作用。我一直认为现代艺术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强化个性；一个是简化形式。我觉得吴老的思想和艺术就符合这两个特征。强化个性不仅指艺术风格的独特个性，而且体现在一个艺术家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吴老他这个人的个性非常鲜明，像他这样在中国美术界敢于讲真话，而且讲的真话又是深刻的真话，是很少见的。现代中国文学界敢讲真话的人以巴金为代表，晚年的巴金写过《随想录》，反思和忏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错误的言行伤害了一些好人。吴老则是美术界敢于讲真话的代表，包括他提出的一些艺术观点“绘画的形式美、抽象美”、“形式决定内容”、“笔墨等于零”、“当代中国美术不如非洲”，以及他对文联、美协、画院、艺术市场的尖锐的批评意见，都是出于一个非常正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刻的思考。因为他具有诗人型的画家的气质，所以他说出的话有时听起来比较极端，但是你仔细分析他的思想还是很深刻的。现在中国美术理论界、批评界常见的是“平庸的全面”和“肤浅的片面”，而吴老的艺术理论和批评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不是特别全面，但是非常深刻，这种“深刻的片面”要远远超过那种“平庸的全面”，也远远超过“肤浅的片面”。

    吴老的艺术思想，实际上在美术界并没有进入主流，他是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一种自由发言，所以他受到了一些主流话语的排斥，至少不是真正地认可。美术界认可他主要是因为他作品拍出的天价，又有很大的影响和很大的名气，真正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很少，像水天中他们从美术史角度来肯定他的人很少。他特别遭到了两方面的批判、否定或者围攻，一方面是“保守派”一方面是“激进派”的两面夹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文化界保守势力抬头，打着“弘扬传统”、“复兴国学”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推行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有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整个思潮本质上是反现代的。我记得当时“笔墨之争”的时候，很多观点都认为吴老抛弃了中国画的笔墨，是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受到了“保守派”的否定。另一方面，他也受到了“激进派”所谓“当代艺术”、“前卫主义”的批评和否定。吴老去世后我一直在浏览网上的纪念文章，但也看到某些“前卫批评家”批判吴老的文章。他们认为吴老根本就不懂西方的现代艺术、西方的批判精神、西方的抽象艺术，批判吴老“病在优美”，他只是把艺术局限在优美的层面，没有达到悲剧性的崇高，他们还稍带着批判水天中肯定吴老的评论。所以吴老在中国美术界实际上处于两面夹击的孤立地位，虽然他名气很大，但是真正能够完全理解他的人很少。吴老特别推崇鲁迅，他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在精神实质上是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基本上否定了“五四精神”，指责“五四精神”的反传统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重大损失。可是我觉得吴老的深刻，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是把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把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真正继承下来了。他说中国缺少真正的美育，还有他对现行文艺体制的一些弊端的批评，都富有现代的批判精神，并不像有人指责他纯粹是只追求形式美，那样就把吴冠中的思想给浅薄化了。

    至于他创作的绘画作品，在形式美、抽象美语言的探索上比他的老师林风眠丰富。他的艺术形式趋向于简化，把点、线、面、色彩等元素单独抽取出来发挥到极致，但“风筝不断线”，没有走向完全的抽象。不过，像水天中说的林风眠晚年绘画中那种“歌哭人生”的东西，确实在吴冠中的作品里表现得较少。他虽然经历比较坎坷，也比较孤独，但他还是要表现美的东西，纯真的东西，这种东西有其自身的价值。在形式探索上，他在摸索一条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的路子，这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靳尚谊先生多次说过，中国要补现代艺术的课，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发展现代艺术，就突然从写实主义一下子跳到当代艺术，把现代艺术这一块给空过去了。我认为吴冠中的艺术探索和他的理论建树恰恰填补了中国现代艺术这一块的空白。我想对他的艺术探索和理论建树，在他去世之后，还应该继续地发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进一步思考的东西。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出了全集，但是我们怎么深入、系统地研究他，真正地把这一笔精神遗产给继承下来，对于推进中国当代艺术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启发。吴冠中本人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杰出代表，他的艺术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都会对推进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起着一个很大的启迪作用，确实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我想吴老去世之后，我会好好地再重新读一下他的艺术作品和他的理论，好好地思考一下，不能因为吴老去世了，一切就慢慢地消失了，还应该很好地把他的精神遗产继承下来。对于我们所有的美术理论工作者来说，包括已经研究很深入的学者，还应该继续地去研究他，把他的精神遗产继承下来，可能是对吴老最好的纪念。

    贾方舟：吴冠中先生的去世，我感觉非常震惊，因为在一星期前我还打电话给他，他儿子吴可与说他还在医院。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到医院去看。”他说：“医生不允许。”我们早就有一个约定，我和老水、双喜、朱青生，我们想一起去看望他老人家，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也怪我，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跟他联系不上，所以现在就觉得很遗憾。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这几天我是每天翻箱倒柜，我今天的发言，不想对他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做什么评价，只想从我和吴冠中先生的交往过程来看他这个人。爱因斯坦当年在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居里夫人在科学上的贡献非常巨大，但是她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对人类的贡献更大！”我觉得吴冠中的遗产不只是他的那些作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坦诚和为人的真诚。这从我和他近30年的交往中一些具体的事例和细节会看得出来。

    我是1982年认识吴先生的，当时是参加一个在神农架召开的全国美术理论讨论会，会议开完后回到北京，我当时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拜访吴冠中，但是我不认识，《美术》杂志的一个编辑帮我联系了，跟他约了一个时间，他居然答应了我这个无名小辈的要求，就这样我去了，跟吴冠中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1982年7月6日的日记里记了跟他谈话的13条内容。主题谈的还是关于形式的问题，我说我写的那篇文章题目是《试谈造型艺术的美学内容——关于形式的对话》，，我写这篇文章就是由吴冠中先生关于形式的讨论引起的，所以我当时跟吴先生说：“我在科学领域里边找到了一个“形式决定内容”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石墨和金刚石，这两个物质都是单一的碳元素构成，仅仅由于碳原子在分子结构中的“结合方式不同，竟使它们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一种是非常坚硬的金刚石，而另一种是柔软的石墨。所以形式的排序在此决定了内容的不同。他听了特别高兴，他说：“你这个依据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是第一次见，身份又很不同，吴先生那个时候已经很有名了但他完全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我谈话，跟我谈得那么投机和坦诚，他坦率地跟我谈所有他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他刚刚开完美协常委会会议情况都跟我讲了。

    之后我和吴先生开始有信件来往，只要我写信给他，他必回。而且，从《东寻西找》集开始，每出一本集子他都会寄一本给我。在八九十年代先后有过十多封的信件往来，这几天我找出了八、九封。但最重要的一封信，他写了六页半，我觉得这封信很重要，应该特别珍藏，结果反而找不到了。他在这封信里边谈了很重要的关于批评的话，但是我现在回忆不起来了，这封信是85年写给我的。我这儿能找到的几封信里有几处比较重要的观点，我选一处读给大家听，两段话，一段可以说明吴先生是怎么对待一个普通的写评论的人，怎样尊重他们的人格。我当时因文艺研究的老姚约我写一篇关于吴冠中的文章，于是我跟吴先生说：“我写好了，准备给您寄去看看。”他说：“不要，不要寄给我看，这是你的作品，你就直接寄给老姚发表。”发表完以后，我寄给他，他回信鼓励我说：《吴冠中的艺术观》一文“写得很认真、严谨，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和归纳了我对艺术的探索轨迹，在今日或我身后，均属研究我创作生涯的可信的依据，你确乎花了很长时间的心力，作为作者感谢有水平的理论家贴切地剖析。”我念这一段是想说明，吴先生对一个普通的、年轻的评论人所给予的尊重。

    另一段是他时下的感慨：“无知的，别有用心的评论文字充斥报刊，今日的中国美盲众多，使我近年来少看展出，不读滥调文章，不接待来访，不发表自己的行动消息，来日无多，”（注：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91年2月1号）“来日无多，我仍奋力攀向我将在那儿跌死的高点。我确乎已无同路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悲凉，是大乐，我付出了全部生命的代价。”这段话写得很悲壮。他接着又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吹捧是无效的，攻击更是愚昧的暴露，我绝不搞自己的纪念馆，夸张声势的传记，某某年艺术活动之类的热闹。我尊重朱光潜、钱锺书、林风眠这些脚踏实地的耕耘者，他们谢绝了庸俗的宣传媒介。”我想从这些话里边，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吴先生那内心的孤独感和他对于那种世俗吹捧的拒绝。他曾经跟我说：“我现在是一种腹背受敌的状态，到处受到攻击。”传统的艺术家批评他，前卫的艺术家也在批评他，所以他觉得他是腹背受敌，他的内心非常孤独。所以去年我跟他讲，我说 “吴先生我想有一个计划，跟你搞一个十日谈，我来十次，我们谈十次好不好？”他说：“好，好啊！”，他很愿意。但是可惜我们只谈的一次，现在想起来已是千古遗恨了，没有办法。好在我在跟吴先生的交往过程中，保留了他的十多封信，还保留了十几盘录音带，这十几盘录音带一直没有整理，现在还在我那里放着，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就是那种小盘磁带。

    我在和吴先生交往过程中，深深地感觉到一个艺术家人格的魅力和做人的品质，他是一个太真诚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他在生活上的那种简朴，对于物质的无欲无求，那种安贫乐道的苦行僧生活，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做得到，唯他所独有。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他的画卖大那样高的价钱，但是他依然维持着一个平民的生活，他房子没有换大，吃的、喝的，依然是那么简单，我去过他家多次，就是一个保姆来做做饭，做完饭回去，没有任何别稍稍奢侈的迹象，饭菜非常简单，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是维持着一种最俭朴的生活，一种平民生活，一种平民品格，他对于物质没有什么要求，所以钱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他对市场是越来越痛恨，他跟我说：“我就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啃一口。”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对市场的看法，他对市场的炒作深深地不满。可惜的是我在跟他的交往过程中，好多次的谈话，我现在记不起来，我将来整理出来以后会把这些东西通过一种方式跟大家见面。

    我跟吴先生的交往，从82年算起，已有二十八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虽然也做过一些事情，比如策划过两个展览：新加坡的“此岸•彼岸——吴冠中艺术经典五十年回顾”、“走进798——吴冠中2007新作展”；还做过三个吴冠中的专题讲座，中国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但是我在他生前想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所以我今天想起来觉得特别后悔，一件事就是我想出一本吴冠中研究的集子，这本集子，我准备要补充一些文章，把我过去写过的文章都放在一起，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没有做编辑工作，没有完成，我跟吴冠中谈了以后，说：“你能给我写一个书名吧”，书的题目就叫做“此岸•彼岸”，副题“吴冠中研究”。待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吴先生给我拿出来一个替我设计的封面，不单是写四个字，实际上他把封面封底都设计好了，这使我非常感动。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我没有让他看到我的这本书，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想跟他做的十日谈，也没有做成；

    第三件事就是我曾经跟几位朋友说过，我想争取吴冠中先生对我们艺术批评基金的支持，我想如果我们这个事情能有机会跟他谈，我相信先生会支持我们的，但是这件事也没有做成，这是我非常抱憾的又一件事，没有办法，只能遗恨终生了。

       徐虹：我和吴先生接触，理解吴先生是非常晚的，因为毕竟年龄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编《吴冠中全集》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使我阅读了大量的吴冠中先生本人或者是别人给他写的那些文章，看了他的作品，仔细地想了一些问题，我是从艺术上和吴冠中先生的思想上认识他的。

    我本人和吴冠中先生的接触大概有过几次，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看展览，正好吴冠中先生站在展厅中间，我正好上去，因为水先生跟我说：“你看见吴先生就向他问好。”突然他手头正好拿的一个什么东西掉到地下，他就非常灵活地蹲下把那个东西捡起来了。那是我来中国美术馆的第一年吧。后来我说：“吴先生你怎么那么灵活，怎么一下子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了呢”他在那里呵呵笑，表示很高兴，当时我想，吴先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画家，虽然他的名气很大，但为人很真诚和亲切。

    我真正和吴先生接触，就是编《吴冠中全集》以后，是在上海他的捐赠展览、北京的捐赠展览，以及今年“朱德群回顾展览”期间。在编《吴冠中全集》以后，吴先生曾经和叶荷到我们家来，来看我和水先生，他这么大的年纪自己跑来了，让我们非常过意不去，而且有点吃惊，他也不要清华美院派车，他想让我和水先生帮他编一本批评的文集，说是别人批评他，研究他的文集，而且说完全信任我们，也要把反对他的意见收到文集中。当时他也看了我挂在小屋子里的一幅画，他很高兴，他对我的画还是表示赞赏。因为我想在关于艺术形式的追求上，关于把艺术形式的追求和个人精神追求连接一起的这么一种倾向上，我想我是理解吴先生的，而且我也觉得吴先生理解我的作品，那个时候我和吴先生走得很近。从我个人来讲，不常与别人谈自己的作品，我不愿意说的原因是觉得艺术主要是个人内心的感情，是一种内心的追求。虽然我们大家都说艺术是要面向现实、关注人生，但是关注人的心灵也是关注人生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是一种更重要的关注。我想我和吴先生的接触，包括我对他作品的解读，是基于吴先生的这种关于形式的执著追求，并不是像一般的人所说的只是“唯美”。实际上这种形式追求中包含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心性的描述，显示如何从自己个体出发去追求一种比较深刻，比较崇高的精神境界。我想吴先生还是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答。我想在这方面，我还是理解吴先生的。

    我觉得吴先生是非常能理解人的，所以他要编这本文集的时候，他跟水先生说一定要我参加，他一定了解我的性格，我的性格很急躁，会催着把这件事情完成。以后在编文集的过程中我就跟水天中说：“吴先生已经九十岁了，我们一定要让吴先生活着的时候见到这本文集。”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间是不断地催水天中，就是用我自己的这种说话风格说，不能等到他过世了以后我们再后悔，幸亏这本文集在今年二月份出来了。所以我想，我的性格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或者使别人很不愉快，但是在有些时候它很有效，至少我很自私地认为，很多时候我不后悔，包括对吴先生承诺的事。

    昨天我还和水天中说，在吴先生最后的阶段，我也跟着大伙儿陪着吴先生在精神上走了一段，我觉得很安慰。

    在上海的时候，我和吴先生有一些交谈，当然因为那时候人很多，我们也谈得不是太多，我觉得最值得回忆的是中国美术馆要收藏吴先生作品的时候，和美术馆的领导一起去，领导把我拉去是因为知道吴先生好像和我之间还比较谈得来。当时我对吴先生说：“你把最好的作品，一个给新加坡了，一个给上海美术馆了，但是中国美术馆是非常重要的，将来中国美术馆肯定是要陈列你的作品的，所以你一些阶段的重要作品，还是要给中国美术馆两张的。”后来吴先生还是遵从了我的这个意见，把他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重要作品留了两件给中国美术馆，否则他全是九十年代的作品。我觉得吴先生对我真的还是很信任，他看着我说：“我明白。”最后一次和吴先生见面是在“朱德群回顾展”期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朱德群展览成了很多人与吴先生见上最后一面的机会。那天是新闻发布会，吴先生没有参加新闻发布会，我是在广场上等人，我想吴先生来，他年纪那么大，那么冷，我要陪他一会儿，就怕他有什么闪失，因为我们这边搞新闻发布会的同志不知道，要是朱德群展览有吴先生出场就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很完整，我就跟他们说一定要注意吴先生的安全，结果后来果然吴先生来了，但是他不参加新闻发布会，他就说：“我要去看朱德群的画展，你陪我一起去。”我就搀着他，走楼梯过去。他很高兴，跟我说：“徐虹，我已经看到你文章了。”我吓了一跳“哪看到的？”他说：“嘿嘿，我从电脑上看的。”他大概看了我博客了，我说：“怎么样。”他说：“好啊，好啊。”他真的像小孩子，他在那边嘿嘿发声，好像很得意的样子，好像发现了什么“我从电脑上看到你文章了，我看到了。”我说：“噢。”然后我有一个疑虑问他“吴先生，你知道吗明年浙江博物馆要搞一个非常大型的展览，要把你所有的作品借来做那么一个展览。”吴先生马上有点疑虑地看着我，说：“你想想这好吗？”我当时一愣，我想别人要给他做一个大型的展览，还要问“好吗？”他说：“我还没有想好，好不好。”这大概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交谈，内容一个是他看到了我的文章，一个是听说别人要为他这么大的一个展览，他表示怀疑。然后他整个展览一圈兜完以后，就说是他要跟朱德群的作品告别。我就搀着他走上电梯，下了楼走过美术馆大厅，又走下大门的台阶。我搀着他，他也紧紧地把我的胳膊拽住，就看了我一下，我看到了他的眼神，我突然心里有种感觉“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我将他送到车里，我跟叶荷说：“你好好地照顾他，天太冷了。”然后叶荷就开动那辆黑车，我在车外边，他在车里边，我们就互相挥着手，我看着车开出大门，我叫门口警卫让车开出去，回想起来这就是我和吴先生的最后告别。

    我想谈一下我对吴先生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心灵是相通的，对他的精神，对他的艺术，对他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是理解的。我想谈的是吴先生在我面前树立起来的是这么一种形象。它告诉我们，中国人也是可以这么活的。对我来说，他的人格给我的最大的震动是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完全抛弃了一种蝇营狗苟的讲技巧的，讲小聪明，为了生而贬低自己，为了一点点权利和利益而付出巨大的人格代价的一种生存方式。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了太多这种庸俗不堪的现象，以至于我觉得中国人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社会是没有出路的，好像人就非得这么活，不这么活就没法活下去一样。但是吴先生告诉我的是人完全可以很有骨气的活着，很独立地活着。对我震动最大的是他在上海，为他得捐赠展览颁发奖章的时候，他等于是喊出来的两句话：我的艺术，将来要由人民来评判，我是为人民而作画的。（大体意思是）。当时我受到极大震动，文联的领导，上海宣传部的领导、馆长们都在现场，在这种官员聚集的场合中，他根本就不顾他们，只是想说出他想说的话，这种人在今天，在我们生活周边，我觉得太珍贵、太难得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有恐惧的，我们就怕失去群体认同，怕遭到孤立的报复，但是吴先生他怎么就能冲破这些恐惧呢？他怎么就能走向真正的解放呢？这是他留给我门的重要遗产，包括他的艺术，他的诗歌，他的文学，他的各种发言、谈话，我每次看到屏幕上吴先生跟记者谈话，那么犀利，那么清晰，我就觉得中国的艺术家还是有希望的，中国的文化是有希望的，因为实际上吴先生从骨子里还是继承了传统中国文人的最优秀的那部分传统，就像司马迁，就像屈原，但是他还有现代人的一种自觉的解放意识，他抛弃了传统文人想做官而对自己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传统，他把这个完全抛弃了。他有传统文人对自然的热爱，对国土的热爱，有对个体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不懈的努力，但是他已经没有了一种要依附于权势而存在的传统文人的毛病。所以无论从人格，还是从艺术上看，他就是一个解放的人。他在八十年就呼吁，人要去除奴性，他的弟子们要走向解放的康庄大道，这句口号，这种提倡完全符合他对鲁迅的赞叹，包括他说的“我负丹青……”的那些话。

    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来理解他的艺术，就觉得他有一种不顾任何陈规陋习，无论你是传统，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作为条条框框来束缚艺术家的创作的精神。他是自由地选取所有艺术的一些美好因素，而且都是要为“我”而用，为我心性的自由，为我的追求而用。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吴先生给我们的启示是他以个人的艺术和言行，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艺术的发展道路。这是非常特殊的，他打破古典的传统框架，追求形式自由，他和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精神是有连接的，但是这个连接还是嫁接到正在转变的传统中国文化上来。所以追求自由是有基础的，这种基础是和和人的自由追求联结在一起的，我非常同意刚才水天中的话，认为吴冠中先生的艺术表现了“一种生命状态”，如果说吴先生的追求形式完全是“为形式而形式”，就说明他根本没有读懂吴先生所具有的传统中国文人精神的那一面。他实际上是把他追求生命的解放和对心灵自由、个性的追求和形式追求联结在一起了，所以他的形式追求是作为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的一种载体。我们从他的形式追求里能看到他的个性风采，尽管这种个性具有江南人的秀美，没有一般所说的崇高，但是作为一个真诚的追求个性的人来说，我们难道可以说秀美不如崇高，或者崇高不如秀美吗？就是有人可以追求崇高，也有人可以追求秀美，只要他是完全按照他的精神自由去追求的，他追求到了极致，那末也还是在美术史上有他的价值和地位，他的作品还是感动人的。我想我拉拉扯扯的从对他艺术的理解和对他的为人理解，我用我自己的个性，用我自己的感悟去读吴先生，我想对此我将来大概还会继续地深入和研究下去，谢谢！

闻正

水天中：刚才徐虹提到的是吴先生去年春节后到我那儿去，这个事情除了编文集还有别的事。有一天接到清华的电话，有人在跟吴先生谈最近美术界对他的批评，提到由于对你的批评，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攻击水天中。吴先生听了以后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事情！……吴冠中就说：“那我要去看看水先生。”他们说：“让水天中来看你得了。”“不，我一定要去看。”“我们派车送你去吧。”“不，这个事情是我要去看他，我就自己找车去看他，你要派车好像是清华美院让我去看的，这不好。”然后清华美院的朋友打电话说：“吴先生要去看你。”我说：“我去看他。”他们说：“吴先生的脾气你知道的，他要干什么，我们劝也劝不住，我们已经跟他说了要派车，他也说不，他的意思好像是我们派了车，就减低他去看你的真诚性了。”后来果然他就来了了，大概他觉得由于我说了他的什么话，引起别人对我的不满，受了连累了，他觉得在情感上和道义上过不去，所以他来看我。在看我的过程里边又提到刚才徐虹说的上海美术馆提出编一本历年对他的评介、批评文集的事。

    贾方舟：那本书到我现在我还没有看到。

    徐虹：和上海美术馆江梅联系过，她说现在忙，我一定寄，一直没寄。

    水天中：刚刚大家都说了和吴先生的交往，我也说一说。实际上我和吴先生的交往不是很多，没有老贾、邓平祥、陶咏白他们多。当然我见吴先生很早，也是在美术研究所资料室里，在朱碧琴那儿，他老到那儿去。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谁，我说：“这是谁啊？”“这是吴冠中啊。”我说：“噢，这是吴冠中。”吴冠中跟我联系是什么时候呢？“六届美展”。六届美展油画部分在沈阳举行，当时油画家要在“六届美展”举行期间在沈阳开一个讨论会。吴冠中提出来“我们过去油画界讨论会，都是油画家自己来谈，我们应该请理论家来谈。”别人就问“谁是搞油画的理论家？没有人谈油画，我们请谁来？”吴冠中说：“美术研究所有一个叫水天中的，我们应该请他来。”美协负责筹备会议的人接受他的建议，准备请我参加讨论会。这是我后来听人说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六届美展是1984年，当时吴先生并不认识我。

    后来六届美展在沈阳开幕了，有一天吴先生的夫人朱碧琴问我：“六届美展开讨论会叫你去，你怎么不去啊？”我说：“没有人给我通知啊。”“吴先生提出来要叫你去的，美协已经同意了，说专门要请一个搞理论的人去。”由于阴差阳错 ，我没能去参加那个会（美研所的张祖英和陶咏白去了）后来在“黄山会议”的时候，吴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交换一些意见。以后写的很多文章，有的是《文艺研究》的姚振仁先生让我写的，有一些文章是吴先生让我写的。

    有的人说吴冠中卖了那么多画，水天中给他写了那么多文章……言下之意就是我从吴先生那儿拿了不知道多少钱……现在可以说了——吴冠中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还有挺好玩的一件事（现在想来，我做的有点儿过分），香港要给他做展览，一个是黄宾虹的展览，一个是吴冠中的展览，同时举行。吴先生很看重这个展览，他让我写一篇文章：“我已经跟香港艺术馆说了，让他们给你拿最高的稿费。”但是他提出要求：“你写的文章是手写的，不行，这次要打印出来，香港人往往不认识我们大陆的简化字。”我说：“我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字机，怎么办？”“你去找别人给你打吧。”好吧，我写完了以后，跑到外面，那个时候我还在春秀路住，跑到工体附近一个打字复印店，说：“你给我打印出来，要多少钱，开一个发票。”大概是五块多钱反正不到十块钱吧。我把发票放到信封里，寄给方庄吴冠中先生：你让我打印，现在是打印的发票，你把这个钱给我。过了几天，吴冠中先生如数给我汇来五块多钱（笑）所以我跟吴先生可以说是帐项往来非常清楚。（笑）

    展览之后，香港艺术馆寄了一本画册，而且寄了稿费。有一次在哪儿碰见了吴先生，他问我“我让他们给你寄稿费，寄来了没有？”我说：“寄了。”“他们给你寄了多少钱。”我说：“2000港币吧。”“那不少、不少。”（笑）

    王端廷：哪一年的事？

    水天中：九几年了，文章印在在香港的画册上，不是名家翰墨，是香港艺术馆的“叛逆的师承”，画册的标题就是“叛逆的师承”，出了两本，一本是黄宾虹的，黄宾虹的有一个标题，吴冠中这本叫做“叛逆的师承”。香港艺术馆的想法很好，就是中国画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有两种方式的继承和发扬，一种是黄宾虹的方式，一种是吴冠中的方式。

    王镛：黄宾虹的叫做“澄怀古道”。

    水天中：就是这个画册上的文章。后来吴冠中先生要跑去看我，仅仅是觉得感情上和道义上，因为我说了他的什么，别人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刚才也提到，网上有很多人骂我。还有人以同情的语气在说：“水天中，你是一个不愿意吹捧别人的人，你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为什么要去吹捧吴冠中呢？”但我正是在这些批评或者是嘲讽里，从这里边反倒是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自认为我过去对吴冠中的评价是正确的，是准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后面，我越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当然，有很多跟我很好、很熟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与我观点不同，我不能强制改变别人的观点，别人也不可能改变我的观点。他们有他们的文化立场和艺术观点，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有时候采取的某些方式我不赞成。

    贾方舟：我打断你一下，补充一句，我跟郎绍君说了咱们这个会议，他虽然身体不好，还是同意参加了，第二天徐改打来一个电话，说介于身体原因，还是决定不来了。

    水天中：别人对吴冠中的批评我没有任何反感，只要人家是从艺术出发，从学术出发，不管怎么批评，我认为都是正当的，而且是一种有助于我们当代艺术以及中国文化思想发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提升的学术现象。但是有一些批评，我觉得是有点儿无理取闹，就是没事找事。比如有人写文章，说了很多吴冠中的不是，一个是说吴冠中的法语不怎么样，你的法语有什么水平呢？你无非就是留学四年，你的法语能好到哪儿去？一个是说你还说你最敬重的是梵高，梵高生前一张画都没卖，你卖了多少画；还有的说你既然说你最崇敬的是鲁迅，鲁迅当年跟国民党怎么怎么样，跟反动派怎么怎么样，而你现在怎么样……像这些不是一种学术批评，甚至不是一种从艺术或者是从正常感情出发的批评，而是没话找话，是无理取闹。我在最近跟徐虹编《思考的回声——吴冠中艺术研究与评论文集》的时候，把那些代表性的批评文章也收进文集之中。这个文集当时我们认为收得全、很多，但还是有明显的遗漏。比如编出来以后，有一次偶然看刘国松的一篇答记者问，谈到了中国画，他说他在一九七几年写过一篇介绍、评价吴冠中的文章，当时大陆和台湾都还没有人写的文章。我们在编选时不知道这个信息，没有找到这篇文章。但有一类文章数量太多，如谈论“笔墨等于零”的文章非常多，如果要全收进来，恐怕就要占文集的2/3，就只能把最有代表性的收进文集。

    徐虹：我已经跟江梅发了短信，我说今天在纪念吴冠中的会上，批评家们还没有收到你寄出的书。

    水天中：这个《文集》不是吴冠中自己要编，是上海美术馆的领导提出来的，上海美术馆当时给吴冠中做展览的时候，一方面要出画集，一方面要出一本批评文集，他们给吴先生提出，吴先生的意见是让我和徐虹去编。开始收集文章时，我们觉得要赶展览是不可能了，按照我的拖拉作风，恐怕到现在还没有编出来，这方面确实要感谢徐虹不断给我的催促，有时候很粗暴的催促（笑）。

    徐虹：现在我觉得不后悔，该做的都做了，吴先生收到书很高兴，打来电话说：“很大一本书啊！” 。

    贾方舟：我要是有你这种精神，我的书也出来了，我现在就痛恨自己太懒惰了。

    邓平祥：对吴先生的作品我还谈一个事情，去年的春节过后，大概是初八，吴先生突然打一个电话给我“小邓，我在湖南画九米宽的那张画，是我一生最大的一张画，我也画得很认真，1979年刚解放，很投入，但是这张画现在找不到了，我想你当时是经手人，整个过程你都在，是不是你能够帮我把这个事情，从你这个角度再了解、了解。我已经为这张画写了信给温总，温总批给公安部了，批给湖南省委了。”并说：“这张画找到了，我就献给国家。”我在之前也关注这张画，当时的稿子就留在湖南了，我也通过我的朋友多方调查，实际上是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什么？这张画留在当时的湘绣研究所，这个单位现在撤销了，当时存在仓库里，仓库保管员是一个老头，这个人死掉了，所以这张画就根本无法查。

   水天中：九十年代初，艺术研究院领导（院党委书记刘颖南）通知我，拨款给美术研究所（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让收藏在世名家的绘画作品。刘颖南说你们所过去一直收藏画，这些年来没有收藏，现在要继续收藏，这次文化部专门给你们给钱，你们去把所有名家的代表作收来，我们写了一个名单，一家、一家地找，先去找了吴冠中，吴冠中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原来就想给你们美研所资料室送画，你们还不要，现在你们收藏很好，我告诉你们收藏要怎么收藏，不要光看名头，要看是不是他的好画，不要说谁的画，要看谁的哪一张画，这样才有价值，美研所收藏，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随便买一张画回去，我一定给你们找几张真正能够代表我水平的。”我说：“这次要给钱的，不是白送。”他说：“钱不钱的无所谓。”“这次文化部已经把钱拨下来了。”不久，我就被撤职了，后来那笔钱也没有了。

闻正

殷双喜：吴先生去世的消息是25号，那天我在外地，连续收到好几个媒体的电话，要求电话采访，有《南方日报》、雅昌网、还有浙江的，好几个媒体采访。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不同寻常的，以前从来没有这个事情，就是吴先生去世，媒体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华君武去世也没有这样。
    陶咏白：采访什么？   

    殷双喜：电话里采访，让我表态，对这个事怎么看，怎么评价吴冠中，我还给他们推荐了水老、贾方舟，让他们去采访。我是比较觉得意外，我觉得吴先生的身体很好，想他百年应该没有问题。后来我把这个事情短信发给了邵先生，回了几个字“消息来源？”邵先生也不相信，我想这么大的事情，别人不会玩笑的。

    我跟吴先生认识大概是91年、92年，就是办中国油画年展，他去看展览。

    陶咏白：就是那个画廊，他的画还是我借出来的，冒了很大的风险。

    殷双喜：我那个时候是学术秘书，借画，他最早好像是在天坛东路那一片，就是在方庄之前。   

    贾方舟：在劲松。   

    殷双喜：他在劲松那个时候，九几年，我现在还有一张当时跟他的合影，他特别的朴素，没有架子。那个时候也就是开会请他来，包括后来到方庄他家里去请他，也依然是非常朴素。所以我对吴先生，不觉得他是一个很遥远的人，很高的人，在我心目中，他就像乡下的爷爷，对我们像孩子，特别地亲，任何时候你跟他说什么，就放心说好了，不要担心，什么地位，说话不当，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吴先生告诉我，他有一些画册送给别人，还签了名，结果在方庄的地摊上有人卖画册，把他送出去的画册又给卖了，吴先生用几块钱又买回来，也不生气。我觉得吴先生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贡布里希有一句话说：“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对吴先生的艺术，我觉得可以换一句叫“通过艺术获得解放”，艺术带给他太多的痛苦，也给他带来太多的感受和追求，像他说的艺术就是他的情人，他的爱人，他一生追随她，那个心情，就像我们的初恋，去追女孩子的感觉，又想得到又怕失去种种复杂的心理感受。所以他说他追求艺术的一生像田里的老牛耕田。一个牛的意象，一个鲁迅的意象，是吴先生的散文和艺术里头常出的两个意象。

    再一个我看吴先生晚年的画，我觉得里头不是像我们说的桃红柳绿。他晚年的作品有很多悲剧的因素，这一点我是从画里感受出来的，有一种沧桑和苍凉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一种在高处，刚才大家发言讲到，他的这种腹背受敌，看透人生的炎凉这样的一种感觉。后来我读了他的文章发现这个感觉是对的，包括他后来打官司，看透世界的炎凉，打官司，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那种蛮不讲理的丑恶伎俩。吴冠中说这不是他的画，他们说你说了不算，自己搞了几个“鉴定专家”，一看全是自己的职工，而且这里头有许多卑鄙的伎俩，就是人间的丑恶，为了一些钱，所以吴先生那篇文章“黄金万两付官司”，说自己七十多岁的时候，那么珍贵的时间，持久地在这个官司上耗费。我觉得这个官司其实已经预示出我们今天这种市场和金钱让人利欲熏心，整个风气败坏的现象，一种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状态。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全世界中国是第一号拜金主义国家。   

    贾方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   

    殷双喜：我理解吴先生的感慨，欲哭无泪。就是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许多珍贵的，好的东西，逐渐远去，他又是那样一个传统的，道德的，忠、孝、爱、朴实的一些东西，看着都是无可挽回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世态炎凉的变化，真的是欲哭无泪。

    吴先生自己强调一个“横站”，我去采访，他送我《吴冠中文丛》这套书，第一本就是《横站生涯》。我觉得这个“横”字站在那儿，是非常意味深长的，这就是鲁迅说的一个战士在战场上，他要两边兼顾，不能全心全意地面对敌人，还要防着后边的冷箭，所以只好是侧身横站，我觉得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悲哀。当然吴先生待人的热忱，我是感动。我刚才一直看他的书，他给我签名题字，他的这种待人的真诚，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来了，他写“双喜兄指正”，我是觉得实在不敢当。我总共给吴先生写了两篇文章，做了一次采访，写这个文章和做的这个采访都是吴先生点名，我也纳闷。一次上海美术馆做展览，江梅打电话说：“吴先生点你的名，叫你给他写文章。”上海回来以后我见了王怀庆，王怀庆说吴先生这次上海展览很高兴，回来以后学生们去看他，他说：“你们看画册的文章没有，两个年轻人写得不错。”他说的年轻人就是许江和我，然后说你们好好读一读，就是王怀庆后来跟我说的。

    再一次就是08年这次去采访他，7月8号，唐辉，他们人美社要出一套丛书，就是六十周年准备出一套丛书，各个领域，每个领域十大家，美术这十大家，就说找一个评论家做一个艺术家的访谈，唐辉就跟吴冠中谈，列了这些评论家的名单，说吴先生你看谁合适，吴先生说：“叫殷双喜来采访我吧。”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青年人，吴先生这么高看我，我是内心非常地感动。   

    陶咏白：他是对你有研究的，他是晓得你的文笔。   

    殷双喜：我也不知道，唐辉说：“吴先生点你名。”我说：“没什么说的，一定要去。”我认为那次跟他的访谈是比较长的，比较深入的。他晚年一般不接受访谈了，那次访谈时间整理特别长，那本书现在发表了，不是全的。那本书的第一篇，就是对他的访谈。   

    王端廷：我们艺术家批评网，不一定是现在，以后像邓老师、贾老师，我们自己自由的资源可以做一个专题。   

    殷双喜：我觉得吴先生是一个非常坦然的人，我这次访谈有一些话是比较尖锐的，我就说：“吴先生您现在画价这么高，大家都说好，你百年之后，人们会怎么看你的画？”因为在美术史上一个艺术家生前的评价很红火，去世后发生大变化逆转的也有。吴先生说：“这个让后人去评说。”极其坦然，他的意思是说我画我的画，后人怎么样看交给历史去说，他并没有患得患失怎么样。因为他对眼前的红火也不觉得多受宠，所以他对于去世后别人的评价是更坦然的，何况他生前人们就已经对他的画说三道四，说得很多了，他早已经习惯了，去世后还怕你说我画怎么样吗？所以他是很坦然的。

    我觉得吴先生这样的正直和直率，大概是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宝贵的精神，因为经过五七年“反右”和“文革”，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用我们流行的话说要“改造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被整圆滑了，整得心眼儿特别多了，好像吴先生没有被改造过来，他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我记得比较清的一个印象，就是1990年前后，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准，我在《美术》杂志当编辑，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原由是什么，我记不起来了，那次来了李可染、艾青，有吴冠中，吴先生在这个会上谈起了林风眠跟徐悲鸿的事情。   

    贾方舟：李可染回忆的。   

    殷双喜：吴先生说：“今天我有话要说。”他说：“林先生不会做人事上的这些事情，他教学生，几个学生反对国民党，搞活动，林先生就告诉他们，你们赶紧走，就是让他们离开学校，免得被抓起来。林先生不会给学生找工作，不会搞人事。”他说：“徐先生的学生都占着各个大学的位置，如果一个人走了，马上告诉另外的人，你来这里顶。互相关照，形成一个网，互相帮忙。”旁边的人说：“吴先生不要再说了，徐先生的学生都在呢。”他说：“我不管，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有话要说，我不说以后就憋着了。”就这么就说了，后来李可染先生很婉转，他没有直接地反驳吴先生，他就讲了在重庆，徐先生办展览，徐先生穿得一身白衣、白裤特别潇洒，看见有一个人，穿着打补丁的长衫，在看画，徐先生上去，很恭恭敬敬地请他指教，说：“改日登门。”可染先生说那个穿长衫的就是林风眠，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意思就是很婉转地说徐先生是很尊重林先生的。我当时感到吴先生真是敢说话，心理想到的，就说。所以说吴先生这一生被人误解，受到伤害，跟他的个性有关，也因为如此，他的那种越受磨难，越斗志昂扬。真的是在某些方面，我说他的文章里边在某些方面跟鲁迅很相似，他的文章，他欣赏法国雕塑家熊秉明，文章中经常有一个“铁的意象”，就是鲁迅的散文，讲他后面院子的枣树，直通通地捅向天空，那个树枝，有一种宁折不弯的气质，这种东西在今天非常稀有。所以，我想到吴先生这样的“横站”的一生。其实他有篇散文叫“死胎”，他的文章构思很妙，先描绘了四张画，这四张画一个是渡口，一个是桑园，桑叶的园子，还有一个是送丧，就是送丧的行列，还有是东北赶大车的赶车汉，描绘得非常好。然后话锋一转他说这是四幅画，这四幅画不是逝去的画而是根本没生产，都在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着。在五十年代，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在那种欢天喜地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现实的苦难，但是我不能画，我画这样的东西是不行的，就把这个东西埋在心里，已经是几十年的死胎了，作为一个母亲，我的心里是非常沉重的。我只能转向风景，不再画主题画和人物画，因为当时要求你必须向意识形态、主题宣传方向去发展，我不愿意那样做，我就画风景，风景的意识形态、政治性不强，这才是他转向风景画的一个契机。他50年在中央美院讲课，讲法国学回来的形式美，形式分析等等，学生很愿意听，但是后来就有学生到学校领导那儿打报告，说他宣传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   

    贾方舟：把他看作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

    殷双喜：因为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中国被全世界孤立。除了苏联老大哥，联合国军是美国带头的17个国家围攻我们，我们在文化方面被强制地孤立，有点儿像今天朝鲜看外边的国家，全都是充满敌意的，那都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那种东西是不好的。所以今天的年轻人和现在的一些艺术家，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时间，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容易，文化开放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像吴先生那一代人，在那个时候为了争取艺术的自由，实际上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在二十世纪美术史上，如果说我对吴先生有一个评价的话，最朴实的评价就是他使艺术回归于艺术，就这么一点。他努力想使我们这种以政治性、宣传性为主的工具性的艺术，转换为艺术自身的一个艺术，他能做的就是这最朴实、最基础的一点，但是这一点是那么难。

    这一点直到邓小平后来说：“艺术不要为政治服务”，这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吴先生其实非常敏感，他对大形势是非常关心的，天津大学邹德农，就是翻译《现代艺术史》的那位教授。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这么厚一本，当时九十多块钱我们都买了，我们接触西方现代建筑、绘画就是从那本书开始，那本书到了九十年代，后边又接了两本薄的，是钱志坚翻译的，是八、九十年代西方当代艺术的两本。吴先生跟邹德农在青岛认识，当时是郭沫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言《科学的春天》的时候，吴先生就劝邹德农，他认为艺术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了，你要好好研究形式美，研究美和艺术本身。包括刚才贾方舟老师都说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界最重要的思想理论的争论是由画家吴冠中提出来的，而不是由理论家开始，这件事情特别耐人寻味。也就是说吴冠中在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上的敏感是超越于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对吴先生的评价，随着他的去世以后，会有一个距离和角度，会更加地平静、客观地去看。当这些人事的纷争和意气用事，随着时代过滤后以后，我们会客观地评价吴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和位置。我觉得对吴先生不是一张画、两张画是不是好画的问题，而是这个人作为思想艺术界的一个启蒙者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延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这个启蒙带有普遍性，就是艺术是无国界的，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说他好像是一个功利性的、救亡的一个艺术家。好像他的作品没有那么强的救亡色彩，但是吴先生也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转向中国画就是看着西画这样强大，有点儿不服气，我要用中国画来表现，使中国画和西画能够并驾齐驱，在这个意义上我应该是一个保皇党，很保守的为中国画争一席之地，在世界艺术之林。”当然他的中国画是一种创造性的中国画，不是传统的中国画，他那次在《美术》杂志发言的时候他就说：“当时在大英博物馆看展览，看到各个西方国家的绘画，转到中国馆，东方馆，一进去一片灰黄（灰色的灰，黄颜色的黄），效果也看不清楚。”第一个视觉上，中国传统绘画由于时代的久远，变得根本在视觉上看不清，所以吴先生特别强调视觉的表现。我觉得吴先生这样的左顾右盼，横站一生，难度非常高，我们没有处在那个位置，或者说我们是在前辈们，八十年代以来，包括像水老这一代人为了思想解放，承受了很多这种东西。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的下面应该是大树底下成长的一代，我们享受着树荫而觉得理所当然，不感觉树荫的存在，而不知道这些大树为我们遮挡强烈的阳光承受了多少苦难。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对年轻人，对学生这种交流和讨论，一定要让他们有一种真实的历史感，体会到历史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很容易的事情，在过去是多么艰难的一个过程。

    想到这儿就想到网上最近报了一个消息，北京到上海最后一列绿皮火车停开了，这个绿皮火车是从北京开到上海23个多小时，站站停，票只有88块钱，沿途是老百姓上这个车，买菜，搬着鸡、鸭、行李，这列车给了沿途的老百姓多少生活的记忆，但是这趟车停了，只是换一个底盘，加了一个空调，现在票价200多，已经翻了一番。   

    徐虹：158。  

   殷双喜：这个车要弄到成都四川那边继续去用，上海到北京不用了。我感觉像吴先生这一代的人就是这样的绿皮车，他们不辞劳苦地这样去运行，肩负着那么多的生灵和圣火，真是勤勤恳恳地在向前开。所以说未来可能这样的车就成为博物馆的对象，年轻人坐着动车组，一个小时三、四百公里，他可能觉得老爷爷们都是老古董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老古董曾经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和历史，我是有这么一点感觉。

   徐虹：江梅来短信，她（江梅）说4月底5月初的时候，本来是约了志愿者帮忙邮寄，两次都是临时有事来不了，最近我手边事情实在是很多，一下子就耽搁了，实在抱歉，这两天我就先把有地址的寄给批评家。我说：“赶快寄吧，北京正在纪念吴冠中，文集还没有看到，他们都有点儿急。”她的短信：“好的，明天我就开始寄。”

    贾方舟：谢谢徐虹女士。     

    王端廷：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想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吴冠中先生的同道，是他精神上的知音，很多人都是吴冠中先生的生前好友或研究专家，关于吴冠中先生艺术价值和学术地位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座的理论家和评论家的评论和研究。我也跟吴冠中先生有过接触，打过一些交道，这首先缘于我跟他的太太朱碧琴是同事，我1983年进入美术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朱老太太还上班，那个时候尽管不要求她来坐班，她经常来上班，她来上班的时候，吴先生偶尔也会到美术研究所资料室，那个时候他们家住在前海北沿，离前海西街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很近，他们的大儿子吴可雨的孩子，那个时候才三、四岁，正好是比较淘气的年龄，需要到处走动，所以朱老太太会领着他们的小孙子到美术研究所资料室，大家逗着小孩玩，小孩很高兴，到处跑来跑去。那时，我开始结识吴冠中先生。

    后来在工作中也做过一些和吴冠中先生有关的事情。最早是1994年，我作为由台湾人王文纪出资、香港出版的《中国美术报》的责任编辑，编发过关于吴冠中先生假画官司的文章，那篇文章还是翟墨先生写的，就是关于93、94年那场假画官司来龙去脉、前后进展的报道。1999年，文化部在中国美术馆为吴冠中先生举办的大型展览，并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最年轻的会议代表，撰写了研讨会的综述，发表在《文艺研究》和《江苏画刊》上。后来我还写过一些论及吴冠中先生的文章，不过不是专门论述吴冠中先生的，是把吴冠中先生放在整个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进程中来评判的。我有一篇文章叫做《杜尚离我们有多远——从徐悲鸿到吴冠中》，发表在《美术观察》2000年第7期。后来我跟翟墨老师合作主编了几套丛书，其中有两套丛书，一套是《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另外一套是《西方后现代艺术流派书系》，吴冠中先生应邀分别给这两套丛书撰写了序言，我手里还有吴冠中先生序言手写稿复印件。我去过吴冠中先生在方庄的家，他家的简朴甚至是简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天与会的原本还应该有翟墨先生，但不幸的是翟墨先生一年前去世了，王镛老师今天带来了翟墨先生写的《圆了彩虹——吴冠中传》，也算是双重的纪念。

    我们都是怀着巨大的悲痛来腼怀吴冠中先生的艺术人生。关于吴冠中先生的艺术成就、艺术地位的评价，我非常同意在座各位专家的观点，你们发表的很多文章我都看过，包括水天中老师的文章，双喜的文章等等，我这里也说不出更多的新的见解。我觉得吴冠中先生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就是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终结。如果说中国现代艺术史是由林风眠开创的话，那么吴冠中先生则是西方现代艺术史最后的篇章，他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集大成者，不管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高是低，中国现代艺术史最高成就的代表者无疑是吴冠中先生。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不可能再有新的篇章，也不可能再有新的记录了。

    我们看到一些关于吴冠中先生的评价，包括网上的一些批评，有些不讲道理，甚至是胡说八道。任何批评都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吴冠中先生及其艺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对他的评价应该遵从艺术的历史逻辑，我们既不能拿传统的艺术标准来要求吴冠中先生，同样也不能以当代艺术的标准来要求他，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对中国艺术的发展起过决定作用的人。对于吴冠中先生的评价，正如今天会议一开始是水天中老师所说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这是吴冠中先生，不管是他的艺术，还是他的人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王镛老师也提到现代艺术的标准是“简化形式，强化个性”，这是评价现代艺术的重要标准，但是这更多的是画面本身的东西……

    王  镛：不是，不光是这个东西。

    王端廷：对于中国艺术，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或者说，走到这一步，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的。现代艺术，抛开其形式不说，它的重要精神就是独立，就是艺术的独立，艺术的纯粹，艺术抛弃政治和社会功利。不管是对政治的歌颂，还是对政治的批判，都不是现代艺术所要做的事情。现代艺术所要做的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就是纯形式的艺术。吴冠中先生不仅以他的艺术创作，而且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观念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吴冠中先生不仅在艺术的创作上给中国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以他的思想和观念对整个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正如双喜讲的，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亦即改革开放以后的许多理论问题是由画家提出来的，吴冠中先生提出的“形式美”问题、“笔墨”问题，在学术界都引发过热烈的讨论，并对艺术创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在理论上的敏锐思考和积极探索，使我们理论家和批评家颇感惭愧，以致汗颜。长期以来，在我国，艺术理论相对于艺术创作，总是比较滞后，直到现在，这种状态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观。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画家拿起画笔画画时受到的制约更少一些，而我们理论家拿起笔写文章时受到的制约更多一些，这是由中国特定的“文以载道”文化传统造成的，以至于我们的艺术理论，我们文人的人格，比较地不够强大。吴冠中先生在理论上的开拓精神，也会给我们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和发展提供养料。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事纷争的淡化，对吴冠中先生的成就，人们会给予越来越公正的评价。

    我觉得吴冠中先生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作品，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他的人格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独特、不可多得和弥足珍贵的。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和社会，在中国文化史上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其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的官职或社会地位。吴冠中先生是少有的一生没有做官的艺术家，我不是说当官的就一定不好，在座的理论家和学者也有一些曾经是做官的或者是官位在身的，但是吴冠中先生就他的智慧来讲，他应该有能力获得这样的官职，但他始终排斥这个东西。我听说他一生最大的官职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工会主席，但他没有履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工艺美院曾经想让他当工会主席，好像他没有到任。   

   贾方舟：他最高的“官”是政协常委。  

   王端廷：政协常委是官吗？   

    高岭：享受一些待遇。   

    王端廷：享受副部级待遇，医疗上有优待。吴冠中先生这个人，本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们看到他有耿直的一面，有天真的一面，但他又有机灵的一面，有睿智的一面。他有江南才子为人处事的智慧，并不是像很多人一味逞强蛮干什么的，他对人情世故，人情冷暖是非常熟练的，非常敏感的。他对官场的排斥是一以贯之的。他是把人生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的人，艺术不是他的职业，艺术就是他的生命。所有的艺术家几乎都会说艺术是自己的生命，但是像吴冠中先生那样真正做到这种程度真是不多见的。我们最近在欧美同学会下面成立了一个“海归美协”，我们需要推举一位“海归美协”的主席，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吴冠中先生，而且我觉得吴冠中先生会出任这个职位，首先吴冠中先生是欧美同学会的会员，而且是老会员，他当年作为一位海归艺术家、作为“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毒化的艺术家”，曾遭到排挤和四面夹击，我相信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海归情结的艺术家，他对这样一个头衔是不会拒绝的。本来，我们要在6月底举行“海归美协”成立大会的，5月份，来自清华美院的“海归美协”筹备组成员包林先生去邀请吴冠中先生，但那时吴冠中先生已经住院了，病情严重，已经是肺癌的晚期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无论如何，吴冠中先生的逝世是我国艺术界的重大损失。

闻正

高  岭：我参加了前年（2008年）贾老师、水老师联合主持了“吴冠中走进798”这个展览的研讨会，是唯一的一次亲身贴近吴先生。记得当时会场是水老师和贾老师坐在吴冠中先生左右两边。虽然作为晚辈没有很多机会亲身走进吴先生，但是吴冠中的画，以及吴冠中的很多理论和学说，应该说非常熟悉。我从八十年代上学的时候，就因为喜欢美学而走进美术理论，从事美术批评，而当时吴冠中的言论，吴冠中的很多思想是绕不过去的。实际上这些年来几乎所有的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包括写近三十年美术史的吕彭和高名潞等人，谁都绕不开吴先生。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的美术，各位专家、作者都已经把吴冠中作为八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他的作品创作，尤其是他的艺术论都是摆在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
    我个人对吴先生艺术思想的体会是要还原历史语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吴先生的重要作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而当时青年理论家，可能很多在读研究生或者是刚刚工作，像栗宪庭、高名潞，这些人当时也就是不到三十岁左右。一个花甲老人能够提出“形式美”这样的一个主张，这种举动能够在当时中国艺术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中间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来写文章呼吁艺术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艺术形式本身，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实际上我们再深一步思考，当我们还原到三十年前艺术界的理论状况时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很多像吴先生这样年龄的艺术家，六十岁左右的艺术家，包括华君武、江丰，他们那个时候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呢？当时蔡若虹的观点是什么？当时王朝闻的观点是什么？在这个六七十岁年龄段里边的人中间，艺术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吴冠中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很直接、很清晰地把自己的艺术观表述为艺术自身，追求形式，认为它的造型语言、形式结构、元素本身就是艺术最重要的东西，除此之外的其它东西，在吴先生来说都是第二位的。他强调这个主张，在那个时代，那些瞻前顾后的老先生，从“文革”中，没有像吴先生那样敢于大胆地表述这样的观点，所以这应该说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一种观点。从历史角度上来说，吴先生这些文章和观点，确实在历史上绝对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最近十几年来，有很多人批评或者是批判吴冠中的一些观点，也批判吴冠中的创作本身，绘画本身，我觉得他们是割裂了或者是苛求了作为一个七十多岁，八十多岁的艺术家这三十年的历史语境。批评者要求他不断地变革，要求他的作品在他的语言形态上能够贴近现实生活，指责吴先生的作品过于优美，过于强调色彩本身，过于强调形式、结构本身，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把很多现在年轻人的观点带入到对一个老年人，一个八、九十岁老艺术家的评价，我觉得这个很不现实和负责任，没有什么意义。

    水天中：那是当代艺术批评家，吴冠中先生包容这些，通过他到798办展览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吴冠中先生完成了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不应该更多地苛求于他。      

   贾方舟：不少人就不怎么历史地看问题。

   水天中：这也不是历史的观点。      

    高岭：年轻人的这个看待问题的错误方式不仅用在吴先生这样的年长老人身上，也用在对很多中年人身上，同样也不宽容中年人的艺术成果。这反映出他们不会学会使用的历史观察方式。任何时候看问题都有一个历史观，还原到三十年前那个环境里，在那个时代，吴先生的同辈都是什么样的观点，而吴先生又与其他人不同的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他做了哪些在理论上的清理工作和启蒙工作，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其实他当时道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为什么在三十年前吴冠中就开始出名，也是因为他的创作，他的言论，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内心潜藏的呼声，所以他才出名了。所以我觉得对吴先生在中国艺术史中的评价，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他去世的消息，说他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这样的两个称谓，我觉得远远不够，他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家。就他是一个教育家而言，吴先生教育他的学生，从来都不要学他的东西，他这个教育家好在哪儿？不搞师承关系。而相比较下，美术界还有很多逝世的老艺术家、老权威，弟子遍布中央美院，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在美术界重要领导岗位的，这些人也被称为教育家，但好像主要体现在培养自己的流派、门派或主义，大搞师承关系，而且要刻意强调这个传承东西，强调这种门派艺术这种表现方式才是中国当代文化、当代视觉艺术的主流，能够代表今天中国13亿人视觉美术的主流，现在这样的艺术家真是大有人在。吴先生从回国以后，就在学校里，几乎都在学校里教书，但是从来没有刻意地强调一个流派，尤其是这三十年，他的名气这么大，在美术界没有在世的人比他名气大，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搞一个什么流派，把自己的学生网罗在一起，推出一个什么流派或者是主义，或者是刻意地去做什么。刚才王端廷讲过，吴先生按道理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不是不懂策略，不懂政治，按道理他可以推出自己的一派门生，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这反映出实际上他在这样一个年龄段里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确实跟他年轻时候受的教育、熏陶，到国外留学有很大的关系，他内心还是追求艺术个性的人，精神上很自由的一个人，所以他不刻意地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教书育人，设讲坛，推广自己的门派，他把这方面都看成是身外之物。我觉得他是在这个年龄段里边绝无仅有的有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人。

    再有，就是吴先生在这个年龄段里是仅有的对我们的文化体制，文化政策，美术的体制和美术的政策提出了很多批评声音的人，这引起了很多现在既得利益的美术界、文化界官员的不满，这些文化官员同时也是文化专家反击说吴先生你自己也在体制里边，你还抨击体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体制里边，重要的不是在于体制里和体制外的问题，重要的是像吴先生有这样一个意识，对体制本身始终保持着一种批判或者是质疑，或者是一种怀疑意识。这一点他保持了他年轻时候，或者说重新焕发了他年轻的时候在西方受到的人文主义教育的思想成果。尽管他自己最近这些年常说年龄大了，不怕说真话了，可是年龄大的人在今天中国艺术界还是很多的，可除了他以外为什么大家都不说真话呢？

   贾方舟：不是年龄大了，他已经说了三十年这种“惹是生非”的话了。   

   高岭：所以不是一个年龄大的问题，真是他的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吴先生远远不只是一个什么教育家，远远不只是一个什么著名画家的问题，他的文采，他的立场和观点，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确实是非常难得。吴先生的去世正如王端廷说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邓平祥：在体制中就不能批判体制，这个逻辑是很荒唐的，用这个逻辑就是中国人不能批判中国人了，这个太荒唐了。   

    杨卫：25号那天夜里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看球，到天亮以后才回家，回去后打开电脑，看到雅昌网的博客里面有一条“吴冠中先生逝世”的消息。起先，我还不敢相信，以为是哪个坏蛋在搞恶作剧，直到中午以后，大量的信息开始确认，我这才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吴冠中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将信将疑的感觉呢？因为吴老虽然是我的上几辈人，但我却丝毫感觉不到他是位垂垂暮年的老者，他在当今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年轻人，让我感觉非常生动、鲜活。说起来，我跟吴老其实并没有过什么实质性的接触，唯一的一次见面还是在前年“吴冠中走进798”的活动上。说到这，我还要感谢贾方舟老师和水天中老师当时对我的邀请，正是因为他们邀请我参加吴老的讨论会才让我接触到吴冠中，并且拿到了他的全套《文集》，从而通过文字对吴老又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说实话，过去我对吴老的文字看得并不多，只是几篇与艺术有关的文章，比如“形式美”、“笔墨等于零”等等，但这一次读到吴冠中的几大本文集，却触及到了他的生活与艺术等方方面面。我感觉吴老的文章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抒情方式中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八十多岁以后写的文章也一点没有削弱，这在他们同代人中间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由此，我想到了他的作品，为什么他要强调美的因素，其实吴老强调的美，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唯美”，他的“美”也是一种问题，是结合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苦难，试图给出一种解决的方案。这让我又想到了当年的鲁迅，早在“五四”之前，鲁迅和钱玄同就有过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那时候的鲁迅并不赞同去揭示黑暗的疮疤，因为这会让人看不到希望，导致更加绝望的情绪。鲁迅后来自己变了，变成了铁屋子里的呐喊，但他先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却在吴冠中这里得到了回应，也就是说，吴老在艺术上追求的“美”，实际上是为了制造阳光感。所以，他的观点虽然有时候也很悲观，甚至有些绝望，但在面对画布的时候，吴老展现的却永远是美好的一面。我总感觉这是吴老独特的地方，写文章关心时事，做艺术超然物外，行动上是分离的，但在艺术中又一直在寻求高度的统一。

    其实，吴冠中的“形式美”就是他的一种美学统一。正如他在具体的表现方法上喜欢将东西方两种表达元素融会贯通一样，对此我们不能只是简单从形式角度去理解，而应该看到他身后那个巨大的思想背景。事实上，自“五四”以来，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有过很多设想，比如蔡元培先生说的“以美育代宗教”是一种，鲁迅后来的揭示黑暗也是一种……尽管蔡先生的影响力后来不及鲁迅，但确实也有很多人追随于他的这条线索，比如朱光潜、宗白华，包括吴冠中等等走的就是这条路。他们这一路并不是忽略了中国人的痛苦，而是将这种痛苦进行了艺术的转换，最后提供出来的是美，是希望。最近几年，我对当代艺术稍微有点灰心，灰心的原因是触角太少，好像大家都在强调社会批判，强调揭示社会的问题，这样带来的结果会是什么？那就引起更多的不满，以至于最后又让我们回到一种以暴易暴的思维模式中。相比而言，我倒觉得吴冠中在艺术上更加纯粹，给了我们一种跳出来看问题的视野。

    刚才邓平祥老师说到一个问题，即如果单从作品的角度看，可能吴冠中不及林风眠他们前面的几位大家更有造诣。这个问题很有价值，让我想到了两个时代的不同语境，为什么二十世纪前半叶能够涌现出那么多大师，而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则很难再有了？我想，这不仅仅是政治运动造成的，还有一种思想背景的贫瘠，也就是说培养我们过去意义上大师的那种土壤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后来的吴冠中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生存处境。所以，我们不能拿他跟“五四”那一代人相比，毕竟时代不同，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要求，也有每代人理解艺术的标准。但尽管如此，像吴冠中他们这一代人还是深受了“五四”的影响。水天中老师对这一代人做过系统的研究，我觉得很有意义。总的来看，像吴老这一代人还是继承了很强的“五四”精神，比如他们都经历过苦难，但他们却很少怨天尤人表现这种苦难，而是愿意将美的一面展现给人类。我感觉这里面就有一种拯救意识，也包含了一种启蒙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还是结了硕果的，至少在曾经某个阶段产生了文化影响。

    回到吴冠中，他应该说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幸运的，因为只有他还在当代产生着影响。这当然也是得益于时代，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一个美学回潮的时代，人们在经历了“文革”的创伤之后，迫不及待地需要找到心灵的慰藉，美学热因此而生，而吴冠中正好是踩在了点上。我认为，他当年提倡“形式美”应该是有备而来，是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亦可以说是从他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我对吴老的一个整体认识，后来有些年轻人写文章批评吴冠中，认为他的“形式美”并不当代，也没有什么问题意识，我认为是把当代过于简单，把问题意识过于图像化了。吴老的“形式美”是有思想根基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思想根基，就没有认识吴老的穿透力。这就像现在一些年轻人对他的批评，以所谓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为准绳，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吴冠中三个字早已经穿越了这个标准，他至少是站在二十世纪的高度在寻找文化平衡。所以，他今天的影响力才不至于仅仅局限在美术界。我们看到他逝世以后，人们对他的缅怀，有多少人纪念，又有多少人为之撰文。这绝不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卖了多少钱可以赢来的，而是大家对他人格的一种尊重，对他思想深度的一种认同。对于吴冠中而言，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有价值的东西，并且用一生都在捍卫着这种东西。

    水天中：我很同意刚才杨卫的看法。

    今天在街上买了一张报，看到了易中天的文章《远去的雷声》，写得很好，他的这个文章就超出了我们美术界的会议文章，他的影响会更大。

    最后请老贾给我们的讨论作总结，然后去吃晚饭。

    贾方舟：水老你总结，你是主持，我没有权作总结。

    水天中：我们这次的茶座是沉重的，但还是很活跃、很生动的。我在吴冠中评论集的序言里曾经说过两句话“吴冠中的锐利、鲜明和直率，使朦胧的感觉和含糊的情绪趋于明朗化。在面对吴冠中的时候，习以为常的话语风格也改变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吴冠中使他的论战对手也变得直率和锐利起来。”由于吴冠中的艺术深度和他本身思想的沉重性，使我们的茶座也变得有了分量。

    我们要感谢这次为我们茶座提供这么好的条件的主人，我们现在鼓掌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