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黑画事件”真相(当事人的回忆录)

闻正 · 发表于 2010-9-3 10:52:52

1974年“黑画事件”真相
李辉

一，“黑画事件”之谜

这些年，关于1974年轰动一时且波及久远的 “黑画事件” 的著述不少，但大多是亲历者的回忆，或泛泛而谈，或概而言之，常常侧重于当年的个人印象与感受。这样的回忆，其价值在于提供一种历史氛围，却无法作为历史叙述的引证。
对“黑画风波”始末的叙述较为完整的，要算吴继金《“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一文。作者写到了举办所谓“黑画展”的情况：
　　 1974年2月15日，批“黑画”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展出，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共展出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这些所谓的“黑画”都是“四人帮”派人去全国十几个省、市，去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文物商店、北京画院、美术学院等处连骗带诈收罗来的。（《党史纵览》二○○六年第四期）
不过，即便此篇专论，如果再加求证，仍有疑问存在。
譬如，文中还提到，当时公开发表过“初澜”的一篇重要批判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接着，江青卵翼下的写作班子以‘初澜’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的文章，赤裸裸地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了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文中摘录有批判文字，想必源自确凿的白纸黑字。“初澜”是当年于会泳直接控制的创作办公室（简称“创办”）写作班子的主要笔名之一，其重点文章几乎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可是，我查遍了1974年的《人民日报》，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篇“初澜”的文章。
那么，需要弄清楚的是，“初澜”是否写过这样一篇批判文章？如果写过，是否公开发表过，发表于何处？
还有关于所谓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
陈岩在《往事丹青》一书中，回忆黄永玉与“黑画事件”的关系：“过了没多久报上点名了，利用‘黑画’反党、反社会主义，李可染、黄永玉首当其冲，在劫难逃。‘查、批、斗’，‘批黑画’运动的熊熊大火就这样烧起来了。”王焕林编撰的《黄永玉年谱》写道：“江青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都炮制过‘黑画展览’，《人民日报》也曾于头版展开过声势浩大的批判攻势，共有一百多名画家受到了牵连。”张玲所著《画家宗其香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2月），其中也写到宗其香曾被公开点名批判：“配合这次黑画展，北京正式印刷发行的报纸和校园街头宿舍门前‘大字报’上，大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批判的用语似利剑钢刀。宗其香更成了《北京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的对象。”他们都说得言之凿凿，但却需要查阅当年的报纸方能证实。
  “黑画事件”堪称千年美术史上最荒唐、最匪夷所思的一次闹剧，对受牵连的诸多著名画家，也是他们漫长人生中一次极为重要的启承转合。对这一历史事件和人生环节，有必要四方求证，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搜集难得的文献史料，方能为一些生动的个人叙述，填补翔实的细节。

二，猫头鹰之祸

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那天起，黄永玉就注定与猫头鹰有着不解之缘。
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作品《野旋童话》所作的插图，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猫头鹰》。当时他只有十八岁。从此，他爱画猫头鹰，乐此不疲。不仅如此，还由猫头鹰延伸到众多鸟类和动物，它们成了他的绘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限于他，不少画家，如齐白石、林风眠、张光宇等，都曾画过猫头鹰。甚至他的朋友、作家汪曾祺业余画画，也对猫头鹰颇有兴趣。对这一老鼠的天敌，文艺家们都很喜爱，包括属鼠的黄永玉。他看百科全书，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故喜欢根据所画猫头鹰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的字样。不过，他没有想到，喜爱画猫头鹰却两度引火烧身。
第一次发生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时。在此之前，黄永玉赴河北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空闲时他忽发奇想，采取画配文形式集中创作一组“动物短句”（因当时他家住北京罐儿胡同，故后来出版时书名为《罐斋笔记》）。所画动物中，包括猫头鹰，其短句为：“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这些闲情逸致之作，显露出机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发后，这些作品却被知情者揭发检举，指责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甚至还把黄永玉押至中央美术学院开会批斗。
黄永玉没有想到，八年后，又一次的随意之作《猫头鹰》，再度引火烧身，且比第一次来势更为凶猛，处境更为险恶，前途也更加渺茫。
1973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黄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时，北京饭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楼，据各方回忆，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安排一批画家为北京饭店新楼进行美术装饰。对于被打入“另册”并息笔多年的这些画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机。黄永玉应邀前来，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中央大厅将有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由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黄永玉四人负责。于是，1973年10月，黄永玉有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的旅行。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
许家和我京新巷的家只拐两个小弯，相距不到五十米远，有时甚至端着茶杯，穿着拖鞋去的。三两天去一次或是一天去三两次都是有的。这天，老许拿出一本册页，说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画家放在这里的，请他顺便约请朋友为他画点画。我那天因为在准备旅行的杂事，心情不安定，怕画不好。许说，你就随便来两笔猫头鹰吧！于是我就真的“随便地”来了这么一张以后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个多月后拿来“进贡”的这幅东西。
我们四个人到了南京、上海、南通、庐山、黄山，然后沿汉口坐轮船溯江而上，经夔门、万县到达重庆，在重庆过的旧历年除夕。该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了吧？
在重庆和重庆美术家协会的朋友有过几次接触。临返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点风声：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由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
我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
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黑画事件”按说主要是针对为北京饭店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被牵连其中，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整体布置设计，并不提供作品，他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猫头鹰》，只是私人间的应酬之作。可是，恰恰是他的这幅作品，意外地在“黑画展”中排在了第一名，并受到公开批判。其中缘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有机会看到了一批相关档案，才了解到。最初决定批判“黑画”并把《猫头鹰》列入其中的时间，是在1973年11月23日晚上，一个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
      1973年11月23日晚——友谊宾馆。一次小会虽只有几个人，却决定了使全世界
发生兴趣的“黑画事件”。
1973年底中国大陆是个什么症状呢？
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江青一伙豺狼对他的逼害却决不手软。9月起搞起所谓“儒法斗争”影射文章，把原来的“批林整风”扭转成“批林批孔”，对周恩来作残酷的“病床围剿”。但是还嫌不够生动，不够普及，不够响亮。如何不止在“理论”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艺术上作一些突破，成为他们迫切的心情。
在这个重要的小会上，邵宇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
与会的有当时美术部门的负责人高景德，古姓的版画家，以及“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门的“罗刹女”王曼恬诸人。
会场气氛浓烈，王曼恬兴奋得坐立不安，“马上要去向首长汇报。”邵宇乘势又说了几句：“反动美籍华人教授赵洛生在香港反动刊物《七十年代》发表访问李可染，吴作人的文章，内容十分恶毒……”
王曼恬说：“好！好！马上去给我找来，我有用！”（邵宇很快从荣宝斋某人手上找到这本杂志，送交王曼恬。）
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像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谊宾馆的小会提出猫头鹰的“黑画”之后，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福兮祸兮猫头鹰！

三，姚文元做了什么批示？

“黑画事件”大幕拉开了。
1973年12月15日，即在友谊宾馆会议召开二十多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要发动广大群众自觉地起来抵制坏戏、坏书、坏歌、坏画的传播，用社会主义文艺去占领阵地，这样，才能有效地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里最早透露出了风暴即将来袭的信息。
再过半个月，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严厉批判《中国画》画册，这被认为是 “黑画事件”的正式开始：
“四人帮”在美术界制造的所谓的批“黑画”运动是从批判《中国画》画册开始的。
　　……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画面充满盎然生机。对此，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我怀疑该文作者所述姚文元批示的真实性。因为，从行文风格来看，不太像文件批示，而更接近于批判文章。据查，这段所谓姚文元的批示，与1974年3月20日发表于《文汇报》的署名“陆民”的文章《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中的一段文字，完全一样：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幅题为《迎春》的花鸟画。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喙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幅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幅画画于一九七三年。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画册的编印者选中这幅地地道道的黑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只能证明编印者、画者与这只公鸡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两者文字如此相同，不知是当年“陆民”转述了姚文元的批示，还是吴继金先生撰文时错把文章当作批示，有待求证。
《中国画》由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编印，八开彩印，中英文对照，系配合出口的宣传品而非正式出版物。如今，此《中国画》样本遍寻难得，幸有上海友人沈建中代为从一位收藏者那里复印一套供我参考。
《中国画》封面选用李可染的作品《山水》。画册前页，刊有出版说明如下：
中国画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画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笔墨技巧。新中国诞生后，广大中国画作者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画传统，使作品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风格，颇受国内外中国画爱好者欢迎。
“中国画”样本的编印，是籍以简略地介绍给国外对中国画爱好者参阅。本公司收集中国画颇多，欢迎联系和订购。
作为一本旨在推动中国画出口的宣传品，《中国画》除了选用郑板桥、任伯年、仇英、石涛、黄宾虹、吴昌硕、徐悲鸿等几位古代和现代著名画家的作品外，集中介绍了一批健在画家的作品，如潘天寿、李可染、林风眠、傅抱石、吴作人、黄胄、黎雄才、贺天健、宋文治、周昌谷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健在的画家，大多在“文革”初期被贬斥和批判。时隔几年，他们重新亮相，又被郑重地向世界推荐，无疑要受到姚文元的格外关注。
一场风暴很快吹到了北京，相关文化部门理所当然成了“黑画事件”的“推动中心”，这就是国务院的“文化组”。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爆发后，文化部被“砸烂”而不复存在，此时国务院负责文化的部门名叫“文化组”。重新组建并恢复“文化部”名称，要到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文化组”期间，担任组长的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但他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因此，主持“文化组”日常工作的是最受江青赏识的于会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时，于会泳出任部长。“黑画事件”始末，正是发生在由“文化组”向“文化部”过渡的时期。
还有必要对前面黄永玉提到过的王曼恬略加说明。王曼恬是毛泽东的大表兄的女儿，也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的姑姑。王曼恬原是诗人鲁藜的妻子，1955年鲁藜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牵连被捕入狱，她随即宣布与鲁藜离婚。“文革”爆发后，她受到重用，此时是“文化组”的领导成员，专门负责美术领域的工作。
“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1977年5月22日）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党阴谋——揭露“四人帮”批“黑画“的真相》（文化部批判组），其中以“‘四人帮’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代指王曼恬，说她早在1973年6月，就开始酝酿批判“黑画”：“ 1973年6月，‘四人帮’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写信给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造谣‘外贸、外事单位在各地组织国画作品，专要旧内容、旧形式……违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外交路线’。就在这封黑信里，她还对一张曾受周总理亲切关怀过的宾馆画乱打棍子。”
由此看来，在“黑画事件”及后来一系列美术界的事件中，王曼恬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是黄永玉行文中称她为“罗刹女”的一个原因。

四，在潘家园发现的“黑画”史料

大约十年前，一次偶然机遇，我在北京潘家园旧书摊意外地获得了一批与“黑画事件”相关的档案材料。它们主要是1978年前后文化部揭批“四人帮”运动期间，几位当事人所写的检讨交代，以及“黑画事件”发生时的相关会议记录的抄件。这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件全过程中的部分幕后细节。应该说明的是，这些档案中涉及到的人士，除众所周知的人物之外，我在引用时将只保留其姓，名字则隐去。
一份材料为《左×到美术馆谈所谓黑画情况》，披露了文化组的创作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左×1974年2月1日到中国美术馆的谈话记录，兹摘录如下：
创办左×同志
……
有几件工作研究一下。
文元同志有个指示，发现上海印了个画册，发现在美术创作中存在问题，拿出去出口，甚至挂着主席“推陈出新”的招牌，拿出去会造成很坏影响，反映出美术创作问题很严重，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准备：用《文化动态》内刊向中央反映，第二步根据情况组织文章，从创作思想上澄清一些创作思想。
上海有个简报，反映上海业余美术创作中的问题，反映在业余（作者）身上，影响在专业（作者）。
内刊准备专门出一期反映美术界阶级斗争情况。
   ……
美术界右倾翻案风、文艺黑线回潮是严重的，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要性。
1，美术界存在的右倾翻案风，有的甚至是反攻倒算。
2，美术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坏作品，甚至是有明显政治影射的毒草，歪曲社会主义生活，歪曲工农兵形象。
3，结合当前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出口画、宾馆陈列，迎合资产阶级需要，投降主义倾向。
4，关于资本主义倾向，经营、名利思想、严重腐蚀美术队伍，腐蚀青年，造成恶果。
另有一份材料，系高××（黄永玉文中写为“高景德”）写于1978年5月7日的《关于左×与“批黑画”有关的问题》，其中谈到1974年1月31日于会泳召集会议的情况：
74年1月31日下午，于会泳在廿八条北院会议室召集所谓“创作领导小组扩大会”。当天通知要我去谈美术方面阶级斗争的情况（张××通知的）。参加会的有于会泳、刘庆棠，以及张××、左×和其他秘书人员。于会泳说：“运动怎样深入下去？批林批孔必须联系实际。什么实际？就是文艺上黑线的回潮、翻案，今不如昔。对此，有几种态度：一是不管，一是喊喊，一是用实际行动反击。”“无论如何要反击，打退他们，要结合路线教育。”后来刘庆棠又谈了一阵子。最后于会泳要我谈所谓“美术方面阶级斗争的情况”。
我当时谈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七二年与七三年两届美展创作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第二是当时我们所了解的出口画、宾馆画和工艺美术方面的所谓“黑线回潮”问题。
我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其中包括国际俱乐部的作品情况），并污蔑说美术方面“黑线回潮”主要表现在出口画和工艺美术方面。联系到这些问题，我攻击周总理的“三不”指示造成工艺美术和出口画方面的混乱。我说完之后，于会泳立即便布置写所谓批判文章，并提出一个详细的提纲（看情况这个提纲是他们事先有准备的，因为在我谈完之后于会泳说：“要搞文章，要系统，要核实。要写大好形势，也讲阶级斗争。抓住典型，画要搞来。攻击、影射、翻案、反攻倒算的放在第一档；第二是出的一些画，《猫头鹰》、《残荷败叶》、《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入蜀途中小景》（这些都是指当时我所谈到的国际俱乐部的作品）；第三是搞钱，影响青年。拿主席革命路线当标签，打着红旗反红旗。文章不能太长，不用理论上过多阐述。”于会泳所布置的是指要在《内刊》发的文章，当时他是向张××和左×布置此事的。
于是，在于会泳的直接领导下，“黑画展”紧锣密鼓地筹办起来。
所谓“黑画展”的全称到底是什么，至今也未找到一个明确说法。大多回忆文章，均概而言之，笼统称之为“黑画展览”，或称之为“黑画展”，吴继金文中有这样一句“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不知是否为展览名称。据不同叙述，这一展览分别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美术馆两地举行，这大概也是展览名称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一“黑画展”当时未在报纸上公开报道，因此，恐怕只有找到当年的照片，才有可能确定其名称。
“黑画展”开幕的时间说法也不一致。吴继金文中统而言之，称该展览是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根据这一说法，似应是两处展览于同一天开幕。但高××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二月十日“黑画展览”出笼。当天下午，王曼恬要张道博和我到京西宾馆去（王曼恬当时住在京西宾馆为广播事业局办学习班）。王曼恬正式提出要准备组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批判“黑画”。……
二月十五日下午，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到美术馆看“黑画展览”。

“出笼”似应可理解为“开幕”，那么，“黑画展”的开幕时间应是2月10日，而不是2月15日。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即：前者是人民大会堂展览的开幕时间，后者则是中国美术馆展览的开幕时间。
目前看来，“黑画展”的具体名称和开幕时间尚不能确定，且留待日后求证。

五，北京与上海的猛烈批判

我在当时的报纸上虽未查阅到关于此次“黑画展”的报道，但却查到相关批判文章和批判活动的报道。
第一篇批判长文，在展览开幕一个多月之后，发表于3月29日的《北京日报》上，题为《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作者署名“卫胜”，似应是笔名，取“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之义。这篇文章是按照王曼恬指示由文化组有关人士所写，还是由北京市有关方面自己组织人员所写，不得而知。
此篇批判长文第一次把对“黑画”的讨伐公之于众，但没有提及“黑画展”。这里所说“某些饭店宾馆”，应是指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前面说过，黄永玉的《猫头鹰》不是为饭店所画，但此时却成了第一个被大力讨伐的对象。除了《猫头鹰》，文中还讨伐了宗其香、李可染、吴作人等人的作品。虽没有公开点这些画家的名字，但对京城的许多人来说，矛头所指显而易见。
在卫胜的讨伐檄文中，创作《猫头鹰》的黄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对他的批判极为猛烈和严厉，甚至他在“文革”前创作的“动物短句”，也被捆绑一起予以批判：
在一批黑画中，有不少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恶狠狠的老虎，疲惫的骆驼，翻白眼的秃鹰，等等。是作者们为了帮助人们“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搞的动物图像吗？否！他们所以特别喜爱这些丑恶的形象，玩的不过是“三家村”指桑骂槐的老把戏。这样的黑画，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射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箭！
你看，这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不是充分暴露了炮制者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吗？这幅黑画的炮制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曾炮制过一系列以动物为题材的反动寓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专政是什么蜘蛛的“罗网”，谩骂大跃进好像“拉磨的驴”只能在原地转圈，等等。就是这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一直心怀不满，甚至在图章上刻上“无法无天”的字样，妄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变社会主义的天。《猫头鹰》这株毒草正是炮制者这种反动心理的集中表露。
……
利用文艺作品翻案，是阶级敌人的惯用伎俩。过去曾经出现过有人写小说为高岗翻案。《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为彭德怀翻案。《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林彪更是曾经大写为自己翻案的反动诗词。他们搞翻案是为了复辟，是为了“证明”他们这些反动分子“正确”，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猫头鹰》的炮制者不是曾经疯狂地叫嚣，他的作品“要等到二十年之后才会被人承认”吗？他们伤心地看到，今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是不会“承认”他们的黑画的。这一点他们总算是看对了。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年之后，则完全是痴心妄想。（《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
对宗其香画的三只老虎的批判，也相当激烈和尖锐：
再看这幅毒草：画了三只老虎，在“月晕而风”的夜晚，躲在草丛里，瞪着恶狠狠的眼睛，窥探方向，伺机而动，却题“虎虎有生气”五个黑字。炮制者是在歌颂什么人呢？联系到他的反动历史和反动言行，可以看出这三只老虎身上正寄托着炮制者，仇恨共产党、仇恨无产阶级专政、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别有用心地在有些画里画上太阳，却把太阳画得暗淡无光，有的加上一个黑圈，有的让狰狞伸延的枝条遮住光芒，有的光轮遮一道黑云。这完全是炮制者在发泄他那种见不得阳光的反动思想感情！（《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
除他们二位的作品外，文中还点名批判了《任重道远》和《入蜀途中即景》两幅画。前者画面为沙漠中的两头骆驼，应是吴作人的作品；后者的画面为牛与山水，应是李可染的作品。其它还有一些作品被批判，但均未点出画名。中国画常常出现的形象与意境，如荷花、杨柳、古树、怪石等，都被猛烈抨击。
发表这篇火药味很浓的文章后，第二天，3月日，《北京日报》又发表了《深入批林批孔  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报道。报道称：“最近，本市了召开工农兵批林批孔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各条战线的一万三千多人。市委和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北京市美术创作人员赵志田等在发言中，批判了最近从北京某些饭店、宾馆揭发出的一些人画的一批黑画、坏画。”这里只说“最近”，未说明具体开会日期。
几天后，4月5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饭店开展批判“黑画”活动的相关报道，题为《联系实际狠批“克己复礼” 坚决反击文艺黑线回潮》，副题为“北京饭店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联系出现黑画、坏画的问题深入批林批孔”。此处出现黑画、坏画两种不同分类提法，前者的政治性质显然被认为更加严重。这篇报道从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批判过程，其中写道：
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志给这个饭店送来了两张大字报，针对饭店在筹备新建大楼房间陈设装饰工作中，找人画的国画，出现部分黑画、坏画的问题，尖锐批评饭店领导为文艺黑线回潮开绿灯的严重错误。这两张革命大字报对饭店领导震动很大。他们当天晚上召开党委会……
……还组织职工看了黑画、坏画展览，大家看了黑画、坏画以后非常气愤，很快掀起了批判高潮，在两周之内写出二百六十多份批判稿，召开了九次批判大会，七十多人发了言。
从上面的批判文章和两篇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当年在北京围绕“黑画展”而开展的大批判，规模与声势都相当大，对具体画家和作品的讨伐，也超乎寻常的激烈、尖锐，甚至不亚于“文革”初期的风暴。这就难怪黄永玉他们当年感到恐惧，后来谈及此事时发出这样的感慨：
文化大革命虽然恐怖之极，它是一块满布着尖锐铁钉的“钉板”，看起来可怕，躺下去重量分散，着力点平均，稍微脸皮厚如我的人，就能于危险的夹缝中苟且偷生。但“批黑画”不同，人数少，重点目标集中，“钉板”上只有几根钉子，味道大不相同。尤其是吓坏了和我一道受罪的老年人。（《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考察，黄永玉的这番感慨可以说颇为真实而生动。
与北京的批判遥相呼应，上海对《中国画》的批判，与此同时也进行着。
我查阅了1974年的《文汇报》。3月20日发表第一篇檄文，即署名“陆民”的《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该文约六千字，占三分之二版面。随后，在3月30日、4月5日、5月31日三天，以整版篇幅刊载檄文，前两次通栏标题为《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战线的复辟逆流》，第三次通栏标题为《批林批孔，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檄文对中国画进行了全面讨伐。
署名“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布置设计组”的《用革命的美术作品占领布置画的阵地》（1974年4月5日）一文，以从事陈列设计和环境布置的角度，批判把山水花鸟画重新请出来：
然而，斗争没有止息。近年来，美术领域内出现了令人深思的“怪”现象。在我们美术布置工作中，有的把那种名为仿古，实为复古的花鸟虫鱼、山山水水挂了起来；有的把过去的黑画，稍加改扮又请了出来；更有甚者，把明清时代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作品也原封不动地搬进了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
这些檄文，虽没有公开点出画家的名字，但对一些具体作品进行了点名批判。这里仅举对林风眠、李可染作品的批判为例，从中即可见当时批判火药味之浓烈。
陆民在《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中这样批判林风眠的《山区》：
再举一幅题为《山区》的山水画，画的是在层层乌云阴霾笼罩下的深山，满山都是枯枝黄叶，山脚下有几间惨白的房屋，整幅画散发出一片阴冷凄凉的活象修道院的气氛。这里的《山区》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山区呢？作者在这幅画面上加上几个细瘦的高压线塔，仿佛点明这幅画画的是社会主义的山区，这难道符合事实吗？在我们社会主义新山区里，亿万个新愚公，立下移山志，改造旧山河，人工渠绕山穿谷，大寨里片片新绿，到处都是生机勃勃，到处都是欣欣向荣。这才是社会主义祖国山区的真实面貌。《山区》的作者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却臆造出这样一幅中世纪的乡村画来呢？而画册的编印者又为什么对那些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山区动人景象的好作品一点也看不上眼，却偏偏喜欢这幅歪曲、污蔑社会主义新山区的画呢？再深追下去，原来这幅画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早已被批判过的作品，画册的编印者把它重印出来，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妄图颠倒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吗？
署名“林承复”的《“黑山恶水”藏祸心》（1974年5月31日）一文，集中在对李可染作品的批判：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册《中国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封面上的一滩墨墨，细一看，原来是一幅题为《山水》的中国画。这样一幅“黑山恶水”画，居然放在封面上，居然还占据了封面的三分之二的版面，可见编印者是何等器重了。是因为这幅画的作者颇有“名望”吗？是因为这幅画“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吗？是因为这幅画继承了中国画传统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笔墨技巧”吗？或者是兼而有之吗？既然编印者如此器重，我们也不可小看。这里，让我们看一看这幅画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意境和精神，其用心何在。
你看，在这幅画面上，近处，怪石林立，鬼影幢幢，黑暗一片，阴森可怖；远处，狼牙齿一般的荒山秃岭，缠绕着紫灰色云雾，仅有的一线天空却是乌云滚滚，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山下一条弯弯扭扭的污水浊流，歪歪斜斜地画了几条有气无力的破帆小舟，整个画面畸形怪状，黑山黑水，乱涂一通，看了令人毛骨悚然。也在这本画册里，有一幅题为《黄山》的山水画，是这位“名家”在一九六三年的旧作，也同样如此。画中间黑糊糊一堆，在秃山乱石上点缀着几棵稀稀拉拉的枯树，左下角还着意经营，画了一角苍白的古亭，再加上个被丑化得似鬼的小人，更是黑上加丑，不堪入目。在炮制者的笔下，秀丽葱郁的黄山竟被糟蹋成这幅样子！
叙述至此，疑问也就出现了。从我查阅的几家当年报纸情况看，只有《北京日报》和《文汇报》发现过批判“黑画”的文章，但是并没有公开点画家的名字；《人民日报》则一篇批判文章也没有发表过，更别说“在头版发表”、公开点名了。显然，无论亲历者的回忆，还是历史叙述者的文章，这些说法都不能得到证实。
那么，“初澜”那篇已经写好的重头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到底命运如何？被批判的画家到底被公开点名没有？如果确实没有，人们又为何有此印象呢？

五， “四人帮”的关键批示

“初澜”是“文革”中著名的写作班子的笔名之一。当年的不少历史过来人，想必对这个笔名耳熟能详。
按照1973年底 “初澜”发表的《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一文，即将展开的一系列文艺批判，将涉及戏剧、音乐、美术等。事实上也如此，1974年1月、2月，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人民日报》就相继发表多篇文章展开对德彪西无标题音乐、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而且常常拿出一个又一个的整版版面，攻势猛烈而集中。“黑画展”在此期间举行，《北京日报》的批判文章也是在3月发表。可是，《人民日报》上惟独美术批判缺席，原定组织的“初澜”批判文章，并没有按原计划如期公开发表。
读1977年以“文化部批判组”名义发表的《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党阴谋——揭露“四人帮”批“黑画”的真相》（5月22日，《人民日报》），其中简略地谈到了一个重要的与“初澜”文章有关的细节：
为了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亲信授意他们的御用文丐“初澜”，炮制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批判“黑画”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作了亲笔“批示”。但做贼，总不免心虚。特务张春桥最后批道：“暂不发表”，“待适当的时候再讲”，统一了“四人帮”在“黑画”问题上的部署。
这是最早透露出的关于“初澜”文章没有发表出来的信息。
我万万没有想到，距透露此细节的文章发表整整三十年之后，文中所提及的涉及“黑画事件”的批示原件，竟然在2008年的春天浮出了水面，并令不少收藏爱好者眼睛一亮。蛛丝马迹，机缘巧合，最终它凑巧落在了黄永玉手中——他是“黑画事件”当事人中依然健在的少数几人之一，由他收藏此文献，当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薄薄一页纸，分量何其沉重。
这是于会泳1974年3月25日写给姚文元的一封信，在上面先后做批示的依次为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于会泳用的是一页“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办公室”的红头白底信笺，不知为何没有用“文化组”的公文信笺，也许因为文化组是临时部门，当时尚无自己的信笺。
该信全文如下：
文元同志：您好！
我们评论组在美术组的协作下写了一篇反击美术方面黑线回潮的文章。送上请审阅、修改。如可以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经与△△……王曼恬等同志研究，这篇文章中点了两个人的名，即宗其香和黄永玉。该二人，在历史上、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表现都是很坏的。
此致
革命敬礼！
                  会泳                                                          1974．3．25
信中有一人用“△△”代替。黄永玉分析，此人应是著名版画家古元，当时被结合在文化组里协助王曼恬负责美术工作。令人不解的是，于会泳为何隐去其名字，或许是他觉得此处无必要提及。待考。
收到于会泳的请示后，姚文元并没有马上批复，而是拖了两周之后，才于4月12日作出批示，并送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批示用铅笔而写，由上而下，在空白处随意写来，布局颇不规范。批示如下：
关于批判一批“黑画”的文章，在我这里压了一些时候。主要考虑到：这类“画”如一批判，在国外肯定身价倍增，可以卖更多的钱，且画较形象，易被敌人利用造谣污蔑我。因此想了两个方案：（一）在北京日报上发，不转载；（二），暂不发表，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个部分提到这些毒草。那个方案较妥，请春桥、江青同志阅批！
                                 姚文元12/4

两天后，4月14日，张春桥做出批示：
我倾向暂不发表，先在内部批，待适当的时候再讲。请酌。
                                 春桥  四月十四
一天后，4月15日，江青最后做出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1974.4.15
读了这些批示，“初澜”文章之所以“夭折”之谜应该说终于水落石出了。
于会泳对“初澜”批判“黑画”文章的态度，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戴嘉枋在于会泳传记中这样写道：
这篇稿子于会泳收到后，看也没看就直接叫人送给了姚文元。不知是不是姚文元也忌惮周恩来的威望。他对这篇“初澜”批“黑画”的文章，作了一个含糊其词的批示，然后打电话给于会泳，说：
“这篇文章还是不发了吧！对不起了。”
“行！可以！”对姚文元扣发“初澜”这篇稿子，于会泳打心底里感激不尽。不但毫无怨言，反而感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放下话筒，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
从批“黑画”隐约察觉到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于会泳就害怕了。作为直接受江青、张春桥领导，机构又隶属于国务院的文化组副组长，他经常感到自己处在一个无所适从的地位。（《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
显然，作者并不了解于会泳信的内容。读于的信，看不到他的“含糊其词”，相反，他对宗其香、黄永玉两人的严厉表述，今天读来还是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此处对于会泳心理所做的分析，恐怕不能成立。至于他对于会泳接电话场景和对话细节的描述，是确有此事，还是虚构，不得而知。

七，“黑画”批判并没有公开点名

查阅1974年4月15日之后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文汇报》，可以发现，对于“黑画”的批判，正是按照姚文元等人批示精神进行的。
先说《北京日报》。四月之后，《北京日报》只在6月27日发表过一整版的批判“黑画”文章，其中一篇长文题为《从黑画看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作者“龚辉文”。这篇文章的基调乃至文字，与三月发表的文章大致相同，受到批判的依次仍是黄永玉、宗其香、李可染等人画家的作品，但同样没有公开点名。
与上次相比，对黄永玉的批判这一次新增加了《动物短句》的举例，并把他的“文革”前的这一创作作为重点。这也许是为了印证于会泳对其所作的“历史上、文革之前文革之后都是很坏的”之评价。龚辉文写道：
黑画的炮制者们也采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卑劣手法，向无产阶级专政射出了一支支的毒箭。有一幅画，“别具匠心”地画了一只睁一眼闭一眼的猫头鹰。要知“猫头鹰”的矛头所向，不能不联系作者的另一“杰作”《动物篇》进行分析。一九六六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猫头鹰”的作者气急败坏，在黑寓言《动物篇》中，借蜘蛛、珍珠蚌和沙鳖的口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小小的疏忽，往往带来生命的危险”，造成“人类的文明在可悲的倒退”。我们看，这些动物，在作者的笔下竟然有着鲜明的阶级爱憎，恶狠狠地讲着与现实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语言。这哪里是什么动物，分明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化身！这些“动物”们的胡言乱语，与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绞肉机”的谬论何其相似乃尔...从政治层面上纲上线，说一个黑画家宗其香“三虎图”的炮制者……解放后二十几年从不画虎，偏偏在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批判后，连连画起‘三虎图’来，岂非咄咄怪事…此为林彪招魂颂德...（《从黑画看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
再说《人民日报》。自上述批示出来后，《人民日报》不仅没有发表“初澜”的长文，而且连一篇专门批判的短文也没有发表，只是偶尔在文章中简单提及一下所谓“黑画”。譬如，1974年4月26日，发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洪毅达批判孔子的文章《古乐的狂热卫士  新声的凶恶敌人》，其中有一句：“他们还仿效孔老二写‘变天帐’，躲在阴暗的角落，炮制黑诗、黑歌、黑画，利用文艺形式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1974年10月10日，发表大庆油田钻井工人黄元贵文章《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的新收获》，其中有一句：“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看到还有一小撮人，他们仇恨无产阶级专政，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画，妄图效法孔老二开历史的倒车。”仅此而已。
1974年国庆节期间，北京举办了《全国美术作品展览》，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小峦”（“创办”写作组的另一个笔名）的文章：《时代的画卷  战斗的艺术——〈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观后》，文章在高度评价此次展览的成功时，显然遵循了姚文元“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个部分提到这些毒草”的批示，以下面这种形式提到了“黑画”批判：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美术作品的大量涌现，是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繁荣的表现，是美术战线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但是，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利用美术颠倒历史，树碑立传，为其在政治上“克己复礼”制造反革命舆论。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美术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绘画兴风作浪，歪曲丑化社会主义现实，发泄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不久前被揭露和批判的一些黑画就是这样的货色。在他们的笔下，光明变成了黑暗，幸福变成了灾难。批林批孔运动广泛开展以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美术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批判了资产阶级利用美术革命。通过这场斗争，增强了革命团结，扩大了队伍，推动了美术革命。经验证明，大好形势是从斗争中取得的。（《时代的画卷  战斗的艺术》）
这是在《人民日报》上找到的唯一正面涉及“黑画事件”的文章。
至此，可以明确地说，无论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文汇报》，“黑画”批判时，都没有公开点任何一位画家的名字。
可是，为什么人们回忆往事时，众口一词地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呢？
我想，有一个重要原因，发表在《北京日报》及《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都具体点出了画作的名称以及画面内容，熟悉这些作品的人，自然知道作者是谁。因此，当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或从广播中听到对这些作品的批判时，也就很容易认为就是点名批判。
另外，据高××所写材料，当时他曾参与组稿，并在文化组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的确点过一些画家的名字。他写道：
在批“黑画”的反革命活动中，经我积极组稿、授意提纲并参与修改发表在《文化动态》上的《美术战线阶级斗争情况》黑材料中，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点了吴作人、黄永玉、李可染、黄胄、李苦禅、林风眠、陈大羽、周昌谷等十几位知名画家的名，把他们打成“黑画家”。对这一黑材料，我有一份罪责。
左×所写材料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在“批林批孔”中，当时美术组的高××向于会泳等人汇报了美术界的“黑线回潮”问题，张××布置我去美术组约稿在《文化动态》内刊上反映。我向美术组五六个人传达了姚文元对出口画的批评（在创办全体会议上于会泳传达的），要求他们按这个精神写稿，反映“美术界黑线回潮的问题”。他们写成《当前美术战线阶级斗争情况》的内刊稿，经我修改由张××审定登上《文化动态》……（《我的交待检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可见，当时文化组的内部刊物《文化动态》上，的确发表过点名批判的文章。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亲历者的记忆中，为何大都留下了报纸上曾经公开点名批判的印象。

八，“黑画”批判为何戛然而止？

起初来势汹汹 “黑画”批判，最终因“四人帮”的批示而戛然而止，原因复杂，但最重要、影响最直接的恐怕是此时的政治变数。
据《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叶剑英的信中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当即将此信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曾为之不满。第二天，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一个场合又明确说：“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一个多月后，3月20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这被看作是对江青的又一次批评。
上面所述情况，正好发生在“黑画展”展出期间，于会泳的请示信是在毛泽东致信江青五天之后写出的。显然，正是江青受到批评的这一背景下，姚文元对“黑画”批判的态度才急转直下，作了偃旗息鼓的批示，而这一处理方式，应该与张春桥、江青的思路相吻合。
于是，在后来的传说中，“黑画事件”的悄然落幕，如同历史演义一般，被绘声绘色地描述出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面：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四人帮”在文化界的代理人王曼恬，将一大叠
所谓“黑画”的照片摊在毛泽东面前，只等毛泽东一出言批判，就可以立刻在他们
控制的“两报一刊”上挑起一场矛头直指“大儒”——周恩来的恶战。
毛泽东一幅又一幅地慢慢翻下去，连连称赞。王曼恬一看大事不好，连连提示
道：“主席，这都是些黑画呀！”毛泽东便笑了：“黑？这还算黑！那还有泼墨
呢？”毛泽东一下子把王曼恬的政治黑话拉回到国画行话上去了！她可更急了：“您
再看看这幅猫头鹰，是一眼睁一眼闭的呀！安的是什么心……”毛泽东截断了她的话
说：“是呀，这种鸟就是这样的，总是一眼休息一眼工作的劳逸结合哟！不像我的
眼睛啊，坏了！噢！这是哪位画的？”“黄永玉，这个人……”王曼恬的话又被毛
泽东截断了：“对了！有位德国画家也是送给我一张猫头鹰，也是一眼睁一眼闭
的。”这席话又把王曼恬的险恶暗示推回到动物常识的漫谈之中。王曼恬极不甘心，
又凑前说：“主席呀！看看还有这幅李苦禅画的残荷……”毛泽东忽然眼睛一亮，
恍然说：“苦禅？苦禅？我记得，建国初期，他生活很困难喽！还给我写过一封好
长的信哩！”王曼恬自知今天来得没趣，便悄悄溜回巢穴，立即传令凡有人敢于透
露毛泽东主席这番讲话的，一概以“伪造毛主席指示”论罪。
毛泽东的声音不久便传到了苦禅老人的耳中，他的眼眶湿润了，眼角闪着星光。
他重重地坐在了躺椅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毛主席！润之老同学（当年曾同在
北大中文系旁听）！他还没忘记我啊！如此看来，都是奸小蒙蔽啊！果然是奸小蒙蔽
啊！”（《毛泽东观看“黑画”》）
黄永玉本人回忆说，当时就有上层朋友关照过他，要他不要紧张。“文革”结束后，王炳南甚至还告诉他另外的消息。他写道：
朋友转来一个重要的关照：
“不要怕，要镇定。眼前对你们还不会开杀戒。如动手，我们会把你转移。到时候我们一起参加‘北伐’！眼前，你不要不在乎。你要装得沉重、害怕，免得让那帮人看出来有恃无恐，怀疑起来……”
直到毛老爷子说了话，这个“黑画事件”总算静悄悄地收了场。毛泽东当时批示说：“墨画的怎能不黑呢？……猫头鹰就是一只眼开一只闭的。”
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王炳南老先生。除了他告诉我毛老爷子和周恩来以及华国锋诸人在座的场景以及谈话的内容之外，还说了一件我不忘的事：
“周总理说：‘那些画家们的冤枉，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的……’”这是周总理逝世前廿一、二天在病床上对王炳南先生说的话。（《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以上所述，是更为上层的内幕，如要证实，只有留待来日新的史料发现。
  “黑画事件”结束几个月之后，1975年1月，文化部正式成立，于会泳出任部长，王曼恬担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时兼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同年11月，不知何故，王曼恬萌生退意，希望离开文化部，回到天津。她给毛泽东写去一信请示批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一书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并对王曼恬信的内容予以摘要说明：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她给毛泽东写信说：“全国正在进行组织整顿，我
有一个要求，希望在这次整顿中，免掉文化部的工作，而集中精力在天津，深入基
层做点工作。”“我目前的情况，太特殊了，一个地方干部，又兼文化部部分工作，
别的部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作为您的亲戚，深感影响不好。加上我的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水平很低，专业水平很低，非常不适应文化部的工作。”“我已六十二岁，
能力很差，两头跑，既做不好工作，也有点吃不消，集中精力在天津，可能为党还
能做点工作。”
两天后，11月18日，毛泽东就此信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做出批示：“请汪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从此，王曼恬离开了扑朔迷离的北京文化界，担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她作为“四人帮”的亲信而被隔离审查，于1977年8月31日服毒自杀身亡。八十年代中期，我为写作《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到天津采访鲁藜先生，他说过一件往事：“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王曼恬，自从我坐牢分手后，我们就从来没有来往过。在梦里，我感觉她似乎是一个在哪儿见过的女人，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梦见她，也是唯一的、最后的一次。过了三天，我听说她自杀了。”
于会泳自杀比王曼恬早三天。他于1977年8月28日自杀，经抢救无效，于8月31日去世。十几年后，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去世。
再过十几年，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因患癌症去世。几个月后，同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患糖尿病去世。
历史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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