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信：中国文艺急需第三力量

　　由于当前特定社会气候的关系，保守文化势力在中国独占上风，加之缺乏相应多元文化的自由生态，使得主流文化变得越发狭隘专横。自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当前的学术思想与文化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呆滞，其因不外是专制主义与功利主义极端化的恶性表现，加上知识分子因既得利益变得丧尽了文化良知，从而造成“人欲横流”的整体社会面貌。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充当时代的精神楷模，包括教师、官员、医生、出家人、艺术家，他们在道德上均不高于底层苦力或卖身妓女，尽管后者羡慕前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富裕生活，可在道德人格方面却毫无号召力。
+ w/ q; t" M. K1 O4 ^    “六4”事件对中国知识界士气是个沉重的打击，使权力腐败变得肆无忌惮，金钱霸道更是有恃无恐，从而形成一个权力野蛮的资本主义时代。尽管中国在经济方面有所发展，但却付出了巨大的生态、能源、伤残的代价，仅水源污染与生产隐患造成的损失就难以估计。这一切，只为了满足一个腐败权力阶层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由于缺乏有效的民主法制，社会不公无处不在，两极分化矛盾异常突出，个体极端暴力越演越热，其严峻形势已不亚于局部的小战争。近年群体事件也随之涌现，哪怕一点微小事件都可能酿成恶性惨剧。值得关注的还是底层暴力的蔓延，如杨新海（杀了６７人）、黄勇（杀了１７人）人，马加爵（杀了４名同学），YJ（杀了六名po.lice），最近奥亚会期间，一名浙江农民跑北京杀了两名美国游客。这些莫名其妙的极端个体暴力行为，它反映出下层社会的绝望、失落、愤怒、发泄的蠢动状态，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崩溃，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极端行为是不奇怪的，从自杀到杀人都在不断恶化。照目前的惯性态势发展，２０年后中国将是第二个南美地区，成为犯罪暴力最严峻的国度。这与中国长期只顾经济发展，在制度、文化、价值、信仰等方面的无所建树有密切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民主法制作为社会秩序，权力化资本只能促发拜金主义的泛滥，并直接腐蚀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
3 a: J9 `5 @. m+ G6 V. C: x    当前的主流文化代表了整个既得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无能他们是什么政治纲领和主义思想，其目的在于捍卫其切身利益。专制主义向来都以国家名义进行“奉天承运”，愚民政策总打着或“执政为民”的幌子。然而，这一切离不开知识分子的苟合和大众社会的屈从。几年千来的封建中国，最不缺的“男臣女妾”和“中庸君子”，这种奴性的驯化过程必将衍生出独裁者的权力欲，人们对权威的盲从，潜意识里则格外渴望玩弄权术。为此，兰德公司曾在一份关于中国人的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 u2 E' X: F! Z: @    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追求“正义”的价值理念，根源在于国家权力隶属一种“家天下”，这与中国人所持宗法思想完全一致。因此，每个传统中国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一切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之上，从而削弱了社会的公正原则和理性秩序。所以，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扩大化，势必依赖社会关系网以及潜规则，而不是通过自身努力与公平竞争换取应有所得，自然就没有捍卫社会公平的责任意识，社会因缺乏公正变得自私而麻木。随着社会生活交往、利益分配的复杂化，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却不断失效，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唯利是图”。以上列举的极端个人暴力事件，在传统中国必将所有顾忌，因为一个人的极端行为将殃及其家人，王法中“株连九族”刑律使人在伦理上不敢轻举妄动，即使舍得自身性命也要顾忌亲人之安危。可是，在现有不伦不类的社会状态下，传统道德的失效与现代法制的松弛，扭曲的人性获得肆无忌惮地释放，从医生、教授、官员都如此，何况本来就活得压抑的下层社会。( M' v9 b2 Z# u6 A+ @0 T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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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估传统人文的当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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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历史而言，任何时代的进步，其内动力均来自各种利益的激烈竞争。文化与艺术的建设性意义在于经验层面消解现实矛盾，避免了硬撞硬的社会代价，如暴力革命等等。因此，这需要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以及自由开放的社会机制。三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邓小平路线”，一条腿前进和一条腿后退的发展模式，一味儿的单向发展经济，而没有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尤为民主法制与自由市场的脱节，导致权力腐败堕落，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权力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自身法权，必然推销一些维护既有状态的保守文化思想，腐朽的传统文化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一骨碌全派上了用途。" C/ E$ {2 U6 f
    一旦有人提出重建社会的人文价值，人们会燃起复古的念头。除了思维习惯和缺乏创新意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复古”能够满足于人们的怀旧情结，因为古老文明使他们坚信历史不仅是伟大的，同时还是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换言之，这种文化沙文主义来自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不自信，也是文化创造力不足的遮掩点。可是，孔孟思想根本不适应一个现代社会的复杂生产关系。其次，儒家道德学说并不足以支撑整个封建时代的王权，如孟子“民重君轻”全然是历史假象。要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健全的民主政权与法制体系之外，在道德与价值上更需要一种现代性品质，诸如正直、诚信、平等、自由、独立、博爱、包容等现代理念。儒家所强调的“三纲五常”的“三纲”完全不符合现代文明基本价值观，正是这个致命的前提，使“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被彻底架空，结果是霸道的王权思想和忍辱的愚民文化在整个历史上的大行其道。
4 s3 f0 \! U7 Z& ~. Y8 l    一切既定文明是现有社会形态的历史基础，可现实中的激烈矛盾往往需要创造性的突破才能得以解决，这势必需要思想解放、文化创新、历史远见。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均来自几千年封建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内在冲突，所谓物器维新和精神维旧的文化分裂状态。那么，在儒家文化与马列主义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借鉴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之外，更急需面对现实问题，敢于创新与突破。否则，按当前这种专制主义与民族主义所主导的社会文化，必定是毫无历史前途的。很显然，保守文化的顽强性，其背后代表了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资本势力的核心利益，因为一个民主法制、自由开放和公平竞争的社会，不利于社会既得利益团体的持续存在。当政者自不用说，中国富产阶层是通过承租权力确保自身利益，其自身创造价值并不很大，所以这一群体对既有权力团体的拥护也就自然不过了。此外，知识分子同样面临自身创造价值不足的问题，无论经济生产还是文化建设，他们的作用价值明显不大，特别文化人和艺术家，基本限于娱乐粉饰和吹牛拍马的功能层面，并没有给全体国民带来健全的思想人格和生活品质。最关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追求真理、挑战权威的勇气，最大程度上可能成为了技术官僚或权力附庸，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文化建设缺乏应有作用，实质上也是寄生性的文化“食客”。# i; z; a2 J- f9 Z9 ^# p6 s
    因此，中国社会需要一批具有文化良知与社会责任的新生力量。他们应敢于自我批评、挑战权威、反对专制的个性勇气。这股新生文化必然来自知识界与艺术界，并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之中，最终实现制度公正、权力民主、文化多样、自由思想的文明社会。这一切，只能有限的从上而下，因为整个上层社会由于自身既得利益的关系，在没有陷入历史绝境之前，普遍不会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法权，这是所有专制主义的共同顽性；故此，文化界应有一股新生力量，促进知识分子的内部整合，然而扩大各个社会阶层。假当“由下而上”，那无疑是一场“以暴黜暴”流血革命，其社会成本和历史风险均不言而喻，中国近现代史教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鉴于此，中国只能通过“第三力量”去打破有限的文化僵局，实现社会进步的软着落。6 |# \6 @9 _& O/ z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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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启蒙在中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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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 C, s6 |9 r$ b9 M/ Q3 N2 H2 ~1 x    一个社会最悲哀的莫过于知识分子的懦弱与苟且。当然，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春秋战国时代，它将知识分子的才情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构成了一个思想上早熟而老成的文明古国。其次是清末民初，在西方的先进文化与铁蹄威迫之下，激发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对封建传统的清算和救亡图强的使命激情，这便是“54”新文化运动。此外，中国人基本在单一的封建王权和道统思想中渡过了两千年。“五四”期间是军阀混战的乱世，它必定是历史机会主义的温床，也是造成政治强人和独裁者的必然土壤。国民Z/F不可能改变自身的封建习性，更不可能让一群理想主义的书生、以及无Z/F主义自由主义者来确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政权，注定是由一个“打土豪、分土地”的农民力量主导历史变数，并建立起一个带有现代形式的专制政权，它囊括了整个“毛时代”的社会面貌。这不仅意味着现代启蒙在中国的失败，几千年历史果实同遭厄运，一切均以“历史糟粕”被肆意捣毁，目的在于树立新政权的绝对权威。传统文化和“五四”精神在“毛时代”受到全面破坏，剩下只有国家机器所需现代技术，这为嗣后中国技术官僚兴起定下了基础，中国教育的技术化、政治化、军事化的模式，必然成了扼制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加工厂。这便是新中国所胚造的旧脑袋。
9 M! D" F! ^, Q5 f! h    从文化上归纳，中国仍属于半封建与半现代的专制国家，根源在于缺少一个现代气质的公民社会，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现代文明理念无法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少“正义”与“公正”的价值观念，使这个国家的文化人变得非常软弱而苟且、麻木而扭曲，他们既畏惧强权而又嗜好弄权。可以说，中国人都是杨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实践者，儒家学说成为遮掩他们内在自私与麻木的道德外衣。) i5 p4 `# }# j4 R+ M& N- O
    “85”期间的社会思潮表现为“传统复苏与现代迸进”的文化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文化大革命走入历史死胡同的必然产物，改革的呼声出现了下呼上应的局面，邓小平的复出和华国锋的下野就得益于这种广泛社会力量。农村要求“包干到户”与学术界要求“思想解放”成为时代的大激流，从而造就了80年代初的“百业待兴”与“百花齐放”大好局面。“85美术”是整个时代大气候中的小热流，其间的文学、电影、音乐、哲学起到广泛作用。另外，“85”期间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遗风，这与那些文革中劫后余生的“牛鬼蛇神”有直接关系，这些人继承一些 “五四”精神传统，他们与嗣后的“造反派”或“毛孩子”有着根本不同的师承传统，而后者如今主宰着国家的命运，他们历经了从“金钱万恶”到“金钱万能”的价值大动荡，加之“6四”挫折，直接毁灭了这代人的理想热情和价值信仰，使他们成了最行尸走肉的一代人。
9 h# e' e8 O  ~4 ]9 r$ u4 D$ U    当邓小平等改革派巩固了其政治势力之后，其自身矛盾与政治方针同时面临尴尬，一方面受到极左力量的攻击，它涉及政治上的姓“资”或姓“社”的党纲路线，而另一方背受改革激进派的指责，要求全面改革，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这些人，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等高层的代表人物，结果导致后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西方精神污染”的整肃运动。事实上，权力商品化在80年代末已形成一定气候，这是导致“8九”年从悼念胡耀邦发展到“反官倒”，随之引发要求“民主”学潮运动。结局使左派势力的赢得胜利，邓小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与左派元老达成妥协，并牺牲了改革派的赵紫阳。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六4”学潮的镇压，它彻底打击了社会改革热情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精神。同时，社会风气出现急剧坏转，理想主义与社会正气走向萎缩，单向发展经济的“硬道理”成了庸俗化真理，“一切向钱看”成了全民从商运动的价值追求，为后来的权力资本化、知识商业化、金钱宗教化起到决定性作用。之所以，今日中国的官员、商人、医生、教授、官员、妓女、民工、艺术家，他们的共同理想就是“发财”，结果是全面的权力腐败、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知识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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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V/ H; T9 |" P7 C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始终无法对专制主义构成消解作用，根源在于强大保守力量扼杀了多样的文化生态，结果是社会思想激情的萎缩。中国之所以难以产生现代文明，因为缺乏文化土壤的激情与灵感。“54”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思想的“拿来主义”，不论西方现代文明具不具有普世性，这场启蒙运动因土壤不适而事倍功半。换言之，以中国文化自身传统而言，它不足产生民主政体、社会平等、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如果不是外来力量的强大冲击，中国至今仍是封建帝制国家：男为“三纲五常”，女为“三从四德”。尽管中国文化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挣扎，其主体仍无法适应世界现代文明。文革的历史浩劫，它是“54”对传统文化“恨铁不成钢”极端的扭曲表现，不仅使大量文物遭到破坏，并释放出几千年封建中最反动的破坏力，将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所建立起的现代性初始生态一一捣毁。历史只是从“家天下”演变为“党天下”。4 l4 V5 m! y+ V! H& M) X-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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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5”精神衰变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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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v7 Y% Z2 e6 ?    上个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文化先锋”和“前卫艺术”，这股力量对其时的社会思潮具有积极意义，但却无法摆脱中国文化的惯性宿命，大部分所谓“文化先锋”均为机会主义，重蹈了从起义到招安的历史路数。可以说，占据中国当前主流文化核心地位的“当权派”，它既是封建文化的御用工具，同时又是愚民思想的病原体。曾经的先锋派文化艺术，旗帜鲜明地主张颠覆一切保守而迂腐的文化势力，通过思想解放促进社会发展。正是这些先锋派的艺术家，今日纷纷走向招安的红地毯，不仅跟体制内文化势力同流合污，甚至公然大打“祖宗牌”、“民族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粹主义。这一切，可能跟人类普遍的生命周期、利益本能有密切关系，表明历史进步不可能靠一代人去完成，需要不断新生的文化力量促进历史的前进，否则人类文明将面临激情动力的枯竭。
5 W: P' X) d5 w( p" d    张艺谋和蔡国强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两位“艺术弄臣”，他们曾经均以“文化先锋”自居，今日却公然为专制主义和腐朽文化大献赞礼。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和文化良知的艺术家，显然不会赞成拿上千亿民脂民膏去搞中国式奥运的“形象工程”。可以说，如今在官方、商场上“文化大腕”，八九都是歌功颂德和媚俗纵恶的家伙，因为集权制度遏制了一切社会良知，使得机会主义者、奴才小丑、无耻之徒大举胜出。“85”时期的文化精英虽有不同的历史归属，大部分已放弃理想原则，转而粉墨登场。剩下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将在沉默与失落中老死，成为“85”精神的守灵人。" n6 k8 e6 l% N

" }3 u8 j) p7 {    “89”之后，政治气候不再适应多元文化的成长，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急剧萎缩。“自由”成为体制文化所无法容忍的眼中钉，一些自由派文化人被排斥到边缘状态，这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最黑暗的日子。就美术界而言，栗宪庭与其身边一批艺术家，由圆明园移向京郊的宋庄，这种迁徙表明先锋派文化从公开转向地下，并丧失了可以争抗的文化阵地，唯有国外力量在扶持这股代表中国“当代艺术”，从中造就了中国的“艺术飞地”。其时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等人的美术作品，基本代表那一时期精神颓废、激情萎缩的社会状态，前卫艺术表现出一种呆痴、玩世、泼皮、投机、暧昧、扭曲，缺乏那种直面时代的崇高勇气。可见“六4”枪声不仅是血腥的，更是文化界的梦魇，其阴影在王朔的调侃小说以及“F4”作品都充分流露出来，可见“杀鸡儆猴”相对中国文化人还是管用的，正如其时邓小平公开放话：“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所以，二十年来中国文化可谓吓了胆量，文艺不外是愚乐主义、商业文化，以及不伦不类的官方主旋律，文化思想几乎风平浪静，唯有下层社会在蠢蠢欲动。, W  J) \! J7 o) T! x; O
    来自西方对中国边缘的先锋文化的支持，造就了北京的“艺术飞地”，不如说是“大使馆美术”。这些人被看成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的先锋力量。之所以，类似张艺谋、“F4”的作品被国内看作是“洋奴艺术”和“汉奸文化”。张艺谋从最初拍了些不伦不类的愚乐片，如《一个不能少》和《有话好好说》都做好了主动投降的姿态，接着开拍了为封建帝王招魂、讴歌专制暴力美学的片子，给那些追捧曾经追捧他的人们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得他们全然语塞。这种“尝试”对官方与“文化先锋”们均产生了效应作用，所以有活来的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周春芽等人在法国巴黎“奥运火炬事件”中的政治秀。; Q3 [. |# e& Z  ]; |5 n

7 G* o( x( t* A# m    事实上，“八9”之后的文化先锋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假如不被赶出栗宪庭体制内，他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事实也证明，只要朝廷铺开招安的红地毯，各路英雄好汉都会纷纷而致。这一点，官方在张艺谋身上实验是非常成功的，后来火爆的艺术品市场为官方收拾各路人马提供了契机，那些所谓“挑战权威、反对体制、叛逆艺术”全然成了文化产业和出口经济。“F4”在国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促发中国一大批伪艺术的兴起，一些以文革符号、灰色玩世的美术作品全充当了叛逆、颠覆、批判的先锋艺术，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商机主义艺术。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随着经济泡沫而出现异常火爆，大量流失文物都出现回流，从古董商到画商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加上市场的庞大胃口和管理制度的松弛，淘金热潮令整个艺术都蠢蠢而动，不仅艺术加工厂、画廊、园区、美术馆的兴起，那些文化曾经“文化先锋”们更不甘示弱，通过展览、拍卖、媒体、学术大肆为“85美术运动”造神，实际上不过炒个卖点而已。如果“85”具有社会上的实质意义，当下中国不可能是学术荒芜、道德沦丧、权力腐败、知识堕落和精神空虚的时代。中国历史如此一幕幕上演，从反权威成为权威，从被虐待变成虐待狂，可整体文化并没有多少实质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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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先锋艺术”在特殊时代语境下，摇身一变成了“民族文化”、“东方智慧”、“东西方对话”的神话偶像。包括反传统绘画的“实验水墨”，竟然成为民粹主义的“文化身份”、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文化武器，以致抽象绘画也改名为中国化的“意象油画”。最滑稽的如蔡国强的“艳火”，他本不过是个娱乐性的火药师，一度被西方读成是中国的“文化先锋”，包括他自己也认为他的艳火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艺术。今天，蔡国强的火药装置莫名其妙地成了“深入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颠覆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的艺术。于是，蔡国强成了反西方文化霸权、传播东方文化智慧的民族“英雄”，并得到学术界的吹捧与官方的认可，使他的艺术的硫磺味弥漫上海APEC还是北京奥运会。其实，蔡国强的“艳火”，只要有人埋单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燃放。正如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那江湖术士，其艺术的成功在于人们的愚蠢，这一点基本应验了中国大多数“当代艺术”。
8 t7 e, o2 v" a+ T! W    假如历史基于传统惯性的反复循环，那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恰恰相反，不论社会博弈还是历史洗牌，它总体上促进了人类发展。因此，让一个腐朽堕落的权力或文化势力的循环存在，那是对人类文明历史的最大亵渎，它们延续得越久越加显示历史停滞，也是对每个生命个体的直接践踏，意味着每人成为了历史充数，没有独立存在的创造价值。好在历史总在前进，尽管有过艰难与曲折，但从未发生过彻底静止，意味着每代人都需要不懈努力，实现各自应有的历史价值。5 I2 n6 N# s8 c( s% c

( b) U: Q! \9 h- F( f+ y: v1 L6 v. T四、第三力量的历史新起点+ o. L( `5 O! ]

' V2 s- v4 W# g* a9 E    一切保守文化势力的存在目的在于捍卫其既得利益，只有保证现有秩序的稳定才能巩固其历史地位和一切利益。因此，保守文化势利视一切新生事物以及文化思想为死敌就不奇怪了，这就是他们阻碍历史前进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理由。大历史之所以不会萎缩，那就文明自身固有一种新陈代谢的内动力，新生文化力量及其思想活力总在历史关键时刻汹涌而出，并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激情。艺术就是人类思想与激情的孵化器，它永远朝向一个不可能的经验世界挺进，向一切既定势力、腐朽文化的发起攻击，确保了历史不至于陷入的僵死状态。伟大的艺术无不以想象与创造、开拓与进取赢得其历史尊严，包括思想哲学与自然科学，均来自艺术这一经验的母体。历史能够不断延续与前进，它来自人们的创造激情、进去精神、以及捍卫真理与正义的勇气。0 y/ w8 }4 F- |/ a. i- q9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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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尤其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大众社会是相对成熟而霸道的，民主使他们拥有政治权力，购买力占据了“上帝”地位。在这些社会出现了大众文化的霸权，导致政治与文化的媚俗化倾向。后现代的思想界、学术界和艺术界之所以把“大众”当作批判的整治对象。然而，作为一名具有思考判断力与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化人，必须认清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症结。象中国这个半封建、半现代的社会，其文化矛盾显现极为复杂，所谓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要知道，中国老百姓还不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生存权而没有政治权，他们还生活在集权统治之下。尽管中国一部分人在物质生活上达到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水准，他们不足总人口的１５％（发达国家通常在７５％以上）。然而，这一阶层既缺乏西方中产者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又不具有现代社会公民的文化品质，他们只关心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良知，如北京和上海两大都市市民均捍卫现有户籍制度，确保他们现有利益与社会优越感，无所谓制度公正和社会平等的现代文明准则。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以及广大知识分子来自这１５％之中，足见这个集体的麻木不仁和自私自利。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反思的文化良知，并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要面对没有良好教育、现代技能、政治权利、法制意识和话语权势的广大民众，这与进入后工业时代西方大众社会迥然不同，西方知识分子对大众社会表现出的霸道说“不”是负责任的文化行为责，避免了文化彻底媚俗的危险。可中国大众需要知识分子的知识启蒙与道义支持，而不是昧着良心地一味儿媚权。
, D6 Q# S8 b! B0 U: g( |1 O    不得不承认：现代文明成果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错位现象，譬如电子技术在中国成为集权统治工具，却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文化思想的自由。在中国不乏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面化事物，这不足以证明中国是个现代国家，如一座现代化中国医院，它可能在干着修补处女膜的道德勾当。后现代艺术与理论在中国也一样，它往往成为一种赶时髦的社会表现，许多思想贫困的艺术家以为“领先一步就是权威”迷信，从抽象绘画、摇滚乐、后现代艺术登陆中国，掀起一股虚假的国际时髦运动，关键它们不能过程中国社会真正的进步。所以，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文化人，应该身体力行、由近至远、真情务实地推动社会进步。当然，不排除没有国族界限的领域，任何领域只要达到一个顶峰均没有民族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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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2 ~" ]1 C. _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以及文化矛盾，需要一股全新力量来打破既定势力的阻碍，否则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畸形或呆滞。要知道，这一代中国人，无论精神文化还是物质生活，不仅吃着的历史老本，还透支了子孙的福祉，传统小农美德的崩溃与“五四”精神的衰微；日益枯竭的能源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一个两极分化和社会暴力越演越热的未来。那么，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文化人和艺术家，自然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没有勇气的活着将不可能拥有生命尊严，没有独立的精神更不可能有创造价值。“第三力量”将使中国赢来光明前途，它离不开人们捍卫正义与良知、追求真理与自由的文化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