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PK文怀沙—大师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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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我有责任说出真相
发表于 2009-02-24 12:04:20
前不久，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李辉发文，就文怀沙先生的年龄、经历、入狱原因等进行了质疑。近日，文怀沙先生本人、儿子及相关人员对李辉的文章进行了反驳。昨天下午，记者就文怀沙先生的反驳，以及此次发难的动机等问题采访了李辉。
年龄问题得看当时的登记
记者：我看到目前文怀沙先生自己发了一个很短的申明，他的儿子也有一个对他年纪的说法，又看到一篇为他的辩护的文章，这些文章能否解释你的质疑？
李辉：我们说一个人的年龄是以当年的历史记载来确认一个人的年龄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不需要旁人作证，就像你能拿出证明，如1920年的身份证，或者1921年的花名册，或者1964年填的表，或者在大学教书的具体时间、地点能证明年龄，而不是让同辈人来证明你的年龄，如果这样，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需要来说明自己的年龄，这就行了吗？
他说自己是1928年18岁的时候在国立师范学院当教授，这有很多问题，第一，这个国立师范学院是哪儿的，没有一个具体的城市的名称？第二，这个师范学院的校长是谁，地点是哪儿，你能拿出来吗？他的年表里写他18岁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教授，后任上海戏专的教授，这个之后到哪一年，年表里是虚的，我了解到，上海戏剧学院在前两年校庆的时候出过花名册，有朋友发短信说，查到有文怀沙的资料，他是1949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讲师。如果他写清楚每一年在哪儿念书、工作，我们就有可能根据他的学校查到他当时的情况，这个不需要别人来证明，也不需要文怀沙来写一个一纸证明。就像他儿子说的，为了结婚，把他的年龄往后延了十年，这也很难让人相信。所以我们谈到一个人的真实年龄肯定要依据他当年的户籍证明、身份证明，而不会以现在的叙述为根据，这一点必须要强调。
记者：：一篇反驳文章中说，你和黄苗子等人很熟，为什么他们没有说文化沙先生的年龄？入狱这件事？
李辉：这些老同志当年就跟他共事过。唐瑜出生于1912年，黄苗子1913年，丁聪1915，郁风1916，我经常跟这些老人聚会，他们都是1913年之后的，他们当年就怀疑，文怀沙比我们都小，怎么这几年都变得比我们大了呢？虽然身边的老人都这么怀疑，但是，他们在没有证据之前是不会说的，必须得有当年的记录来说。
记者：：对于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文怀沙先生自己和他的学生也说到这个问题。他的学生也说过，他解说“私淑”这个词，就是“私下里敬仰一个人认他为师”。
李辉：他现在谈到他和章太炎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但是你看到他前些年和电视台主持人对话，明确说过，章太炎是他老师，他和鲁迅一个是早期、一个是晚期的学生，这些文字都在。我质疑他说这个话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前天在凤凰网上的表述，1935年他去看章太炎，后来在太炎文学院待过，看和“待”空间很大，你是拜师还是当职员、学生？他1928年他在一个大学当了七年教授以后，到1935年又去听课当学生？年龄上和他自相矛盾。
我是很相信1964年的劳教档案记录的，就是1941年肄业于太炎文学院，之前可能在那儿读书，没有毕业。他1941年之后从上海前往重庆。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多纠缠于他是否是章太炎的弟子，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年龄是否是伪造的，你到底是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的，这是最重要的，其它的都不是很重要。
他并非“右派”入狱
记者：：他是否是右派，现在大家没有说了。
李辉：他不可能是右派，他和“二流堂”的人有往来。“二流堂”是40年代在重庆形成了一个小的沙龙形式，夏衍是中心人物了，下面还有很多人，唐瑜、黄苗子、郁风、丁聪、金山、张瑞芳、高集、高汾、盛家伦、冯亦代、吴祖光等等，这些人在50年代又集中住在一起，文怀沙在北京时而和他们在一起，但不是关系很密切。在反右的时候，真正打成右派的是吴祖光、黄苗子、丁聪、冯亦代、戴浩、高汾，青年艺术剧院是杜高被打成右派，他肯定不是右派。
记者：：那么，文怀沙先生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平反的？
李辉：我没有听说他被平反，根据我查的资料，劳教的资料，1980年叫劳教释放，并没有写平反，79年前后正好是平反的高潮，这时候他会被放回去，但是不会像过去那么严的处理，所以他的人事档案应该是在青年艺术剧院。
记者：：关于文怀沙先生入狱的原因，你披露的史料说，是因为触犯了法律。
李辉：文怀沙的入狱原因从50年代之后，就传得很远，这种事情一传传得很快，而且这个性质很恶劣，80年代在北京文化界很多人都知道。
新京报：那么为什么在你之前为什么没有人说？
李辉：他是钻了一个很大的空子，在80年代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出来活动，因为知道他底细的人相当多。而且这种事情只能是大家在私下交谈，但是谁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来公开捅他的伤疤，我知道他的事很早，在80年代就知道了。我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老先生关系也很好，文怀沙的很多事情我都了解，他的入狱了解我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针对的是社会公害
记者：我想知道关于他国学水平的争议。之前媒体都说他是大师，后来他说“大师”是别人给的，后来他的弟子也说很多人对文怀沙的国学水平表示称赞。
李辉：我的重点是在前面两者——即他的年龄和他的经历，所以我的文章最初的题目是叫《文怀沙的年龄及其它》，如果一个人的真实年龄没有100岁说成100岁拿这个去招摇，这是不对的。文怀沙有什么著作？他能拿出什么学术界公认的古典文学的专著？这个国学大师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你查查十年前中国文化界的报道，能查出这个文怀沙吗？
记者：既然你那时就知道文怀沙先生，那为什么到现在才表示质疑？
李辉：之所以以前没写他，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公众人物，没有成为一个欺骗全社会的人物，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欺骗全社会的人物了，甚至像凤凰台这样面向全球的华人，都把他推为国学大师，这个事情很荒唐。他主编的《四部文明》在人民日报整版整版地做广告，各大电视台请他做一些演讲，这些都是有利益在里面，这不是个人行为，它甚至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他的名分被炒得越热越高，对社会的毒害性越大。这时，他就成了一个社会公害，如果我作为一个知情人，又有真实的证据，不出来揭露的话，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后人——后来人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时代。他周围的人很多都是我很尊敬的前辈，因为他们很多人的传记都是我来写，他们跟文怀沙历来不合，他现在想把我对他的质疑说成一种个人的恩怨，说我采访过他，可能是因为他得罪了我。其实，我从来就没有采访过他。他把这个事情往个人纠纷上扯，其实这里面没有任何个人纠纷。
记者：那么，你认为文怀沙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李辉：在我个人来看，他连一个文化人都算不上。对我来讲，我很早就对他有看法了。我作为一个文化人，做研究这么多年，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他，采访他，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采访过他。因为从情感上、道德等种种方面我都对他有自己的判断。如果说个人恩怨，这就是个人恩怨，因为80年代我采访很多戏剧界人、文化界人，很多人都对他嗤之以鼻。我是晚辈，当然不会跟文怀沙有什么冲突，但是这些老人虽然瞧不起他，因为没有证据，也不可能站出来说他。我所求证的就是历史记录是否真实，历史记录是否进行了编造，这些改造、编造都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头上有很多光环大师。
我没想借此出名
记者：在部分网友为你的文章叫好的同时，也有网友认为你是想“借大师出名”，你如何看这种质疑？
李辉：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人会认为我是通过批评名人来抬高自己，你会达到什么目的，你的知名度更高，你的谈话节目别人看得更多。我自己就想过这些问题，我还是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现在的社会氛围、文化环境已经形成了这样，对真正要批评的人，人家肯定要怀疑你的动机，他们先不说你质疑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动机放在第一位。
网络上有人说我写这个文章想出名，我说错了，我要为这个出名，付出的代价应该是很大的，因为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为这个事情我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记者：这个事情过去后，你是否还会做类似的事情？
李辉：对这种事情我不能放过，是因为当你面对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作为一个媒体中人，或者文化人也好，是有责任提醒大家，让更多的人不要上当受骗。就因为我们整个社会急功近利和过于浮躁，整个社会利益链条的衔接才造成文怀沙这样的人能够在最近十年成为“国学大师”。
记者：如果文怀沙先生的后人对你提起法律诉讼，你会怎样？
李辉：我将随时面对。因为只有用法律的手段才能让这些事实真正水落石出，我也必须对自己发表的文字负责。
还有多少骗子被叫做“大师”？
大师之“大”，不在胡子之长
文化学者表演时代，“文大师”不过一演员！
有大师没文化时代的一场闹剧
中国人为什么热衷在年龄上作手脚
关于文怀沙的《四部文明》
周文翰：错乱的崔自默，错乱的文怀沙
文怀沙大师大在学问还是包装
“国学大师”文怀沙遭严重质疑 期待公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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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撰文阐述为何质疑文怀沙
2009年02月24日18:33  人民网
    作者 李辉
　　自2009年2月18日《北京晚报》刊发《李辉质疑文怀沙》(拙文原题为《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后，不少网民和记者都一再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现在要写这篇文章？”人们想知道，我忽然发出质疑，是否因与文先生有个人纠葛所致，文在视频谈话中，也编造一套我曾在狗年采访过他的说法，试图将我的写作动机暗示为人际恩怨所致。人们还想知道，我公开质疑，到底是想“一鸣惊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因此，为使媒体同仁和公众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有必要将自己为何决定质疑文怀沙的历史缘由、写作动机和文化思考详加叙述如下。
　　一 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关于文怀沙先生的行状以及入狱原因，我不是因为突然间心血来潮，好奇所致而想到去挖掘，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就已经对此熟知，迄今已超过二十五年。
　　1982年初，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先是担任文艺记者，后任副刊编辑。同年夏天，王戎先生从上海来北京，要我陪同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王先生是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的朋友，四十年代在重庆从事戏剧运动，五十年代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我在上海念书时就与之熟悉。在陪他去看望胡风、路翎、牛汉等先生之后，他说：“我再带你去看几个戏剧界的朋友，你在北京以后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忙。”
　　我们先去看了凤子、沙博理夫妇，然后去看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人们习惯简称为“青艺”)的导演石羽先生，张逸生、金淑之夫妇。石羽是四十年代的经典影片《小城春秋》的主演之一，张、金夫妇早在抗战时期就活跃于重庆话剧界，曾参加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的演出。从此，我与他们开始有了往来。来往最多的是张逸生金淑之夫妇，他们所住的青艺宿舍，在东单三条的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里，离《北京晚报》很近，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有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吃饭。院子里住有好几家，记得都是青艺的人员。我去的时候，常常能碰上他们在一起聊天。
　　青艺是文怀沙工作过的地方，自1953年调入，到1963年底入狱，前后达十年。正是从青艺老人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文怀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随后认识的萧乾、文洁若夫妇，与牛汉先生一样，都是文怀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从他们那里，同样听到过关于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时我与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来，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怀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为研究巴金和撰写《萧乾传》而去采访卞先生的，后来，编辑“五色土”副刊时，又请他新开“居京琐记”专栏写稿。他寄来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铭》，是为他们的房子遇到麻烦而呼吁的。他们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的顶楼，每遇下雨，房顶就往下漏水，夫妇俩不得不四处用脸盘接水。卞先生文章不温不火，改“陋室铭”为“漏室铭”，把窘状描述出来，令人同情与焦虑。文章发表后，有了很大反响，我当即与房管部门联系，他们也马上派人去楼顶重新铺沥青，从此，卞先生一家不再有漏雨之虞。为此事，卞先生专门来信致谢。也是因为这一缘故，我去他们家的次数也更多了，我们的通信也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先生的文章手稿与书信，我珍藏至今。
　　后来，从一些文学界的前辈那里，知道青林很有才气，写过小说。自然，他们也谈到过与文怀沙相关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谅他在她怀孕和坐月子期间做了某件事，才决定离婚……
　　因此，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怀沙其人其事广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听。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经公开，使人有“爆料”之惊。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些事情，大多避而远之，当时的许多文化界活动中，也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这一点，查阅当年的相关报道即可得知。
　　虽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从没有想到要写出来。第一，他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从来没有把他视作一个文人；第二，在我看来，这属于个人品行，是受害者与法制部门管的事，何况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不过，虽然我没有公开写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里，却尽量不让媒体朋友报道他。几年前，《南方都市报》记者来北京做一个文化老人系列采访，请我帮忙联系周有光、杨宪益、王世襄、黄苗子、黄永玉等，名单上本来还有文怀沙，被我毫不犹豫地淘汰。吉林卫视有个《回家》文化纪实栏目，专门拍摄文化界名人与故乡、母校的关系，从一开始我就担任这个节目的艺术顾问和策划，一次，制片人曾去联系过文怀沙，但我坚决反对：“这个系列里，不能有他。”很高兴，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
　　这便是我二十多年来对文怀沙先生所采取的一贯态度。
　　二  十年来怀疑其真实年龄
　　开始怀疑文先生的真实年龄，是在最近十年，其间他的名头越来越大、媒体曝光率越来越频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形象，而俨然已成显赫的公众人物。
　　对其真实年龄产生怀疑，主要源于多年来我与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 二流堂”是一特殊的文艺家群体，最初形成于1943年抗战期间的重庆，主要人员有唐瑜、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高集、高汾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经常来此的则有丁聪、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夏衍，被他们尊为主心骨。
　　五十年代初期，“二流堂”中的大多数，又相聚北京，开始几年一些人就住在东单栖凤楼的一个院子里，是为“北京二流堂”。栖凤楼往西，是青艺大院，往南又称西观音寺，与长安街相交，对面即是目前《北京晚报》所在地。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与“二流堂”中的不少老人有不少来往，写过其中的黄苗子郁风的传记，写过丁聪、冯亦代、吴祖光、夏衍等人的画传或评论，还为有的人整理过日记和书信，对于他们的为人和历史，应该说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近二十年来，这些老人经常不定期聚餐，除“二流堂”老人外，还有杨宪益、王世襄、范用、华君武、姜德明、沈昌文、邵燕祥等。随着一些老人的逐渐飘零，这一聚会的规模越来越小，但在2008年秋天黄苗子先生住院之前从未中断。
　　据我收藏的一份“文革”初期批判“二流堂”的小报专号，文怀沙也被列入“二流堂”成员之中，对他的介绍是“文化流氓、坏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狱”。文怀沙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确与“二流堂”有过来往，但并无过深关系。他们的回忆文章，或者闲谈，从没有正面提到过文怀沙，更不用说叙述彼此之间往来故事。相反，如在闲聊中谈到此公，他们从来都是一种鄙视口气。对于近十年来文怀沙忽然间声名雀起，并被各种媒体冠以“大师”或者“风流”的称谓，“二流堂”健在的老人们颇感意外和惊讶。他们感叹时代变了，对人的评判标准也变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媒体将他们与之相提并论，他们还是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譬如，前年，某电视台录制一组文化老人节目，分别有文怀沙、黄苗子等，黄苗子获知后，颇感无奈，不住地说：“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摆在一起了？”
　　不限于黄苗子，与“二流堂”关系密切的黄永玉，也对文怀沙持鄙视态度。2006年春节，我所在的报纸的文化新闻版发表黄永玉所画狗年生肖漫画，同时还发表了文怀沙的迎新文章，并将两者加框放在一起。黄先生的画是我约来的，遂将报纸送去，他一看，只对我说了一句：“李辉，我该夸你还是骂你？你们怎么把我和文怀沙放在一起了？”几天后，文化新闻版的编辑告诉我，文怀沙看到报纸后，也说了一句话：“哦，黄永玉呀？我们是老朋友了。”
　　关于文先生的年龄，也是我与这些“二流堂”老人聚会时谈到的话题。有几位老人的出生年份为：唐瑜，1912年；黄苗子，1913；丁聪，1916年；郁风，1916年。属牛的黄苗子先生今年96岁整。他们的疑问是：文怀沙本来比我们小，怎么现在比我们大了呢？
　　不过，这一怀疑，大家都是饭桌上议论议论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公之于众。
三，两年前决定追寻真相
　　我决定追寻文怀沙的真相，源于两年前的一次刺激。
　　2007年，在郁风老人4月去世后不久，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的制片人李冬冬女士来看我。如前所述，她告诉我，她曾去找过文怀沙，想拍一个他的专题节目，当然我不赞成。谈话中，她告诉我去见文的过程。她说，她介绍这个栏目曾经拍摄过黄苗子、丁聪、郁风等，文一听，马上就说：“哦，我和郁风是好朋友。干校时候，她还找过我，为我画裸体像呢！”
　　我一听，脱口骂了一句：“王八蛋！”我告诉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间郁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可能去过干校！文怀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写过郁风老人的传记，总是以“老太太”称呼她。郁风的父亲郁华是民国大法官，叔叔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他们两位在抗战期间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所杀害，是有名的民族豪杰。郁风正直，坦诚，甚至天真，她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炒作自己，在我们的聚会中，她永远是一个中心，以率真和爽朗的笑感染大家，为大家带来快乐。她的去世，令我们感到难过不已，没有了她，聚会也从此少了热闹。
　　这样一个让我敬重与怀念的老人，这样一个在“文革”期间真正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遭受七年磨难的老人，刚刚去世，却让一个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自称也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泼上一盆污水，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对如此卑劣之人，我决不能原谅！决不能漠然视之！
　　这就是我决定要公开质疑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它关乎个人感情，也关乎对历史的敬畏。同时，也是本人楚人性格所致。有的读者根据我的文字，只知道我是一个温和、行文节制的人，他们不知道，在生活中，我有时也是一个倔强、固执甚至不给人留情面的人，周围的同事和朋友，深知这一点。
　　四，今年元旦，决定公开质疑
　　两年来没有停止追寻，所搜集到的史料和佐证，越来越证明文怀沙的自述与光环——年龄、入狱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诸多疑点，必须公开质疑，找到真相。2009年元旦前后，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使我决定撰写《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一文。
　　元旦之前，我所就职的报纸，连续两天刊登整版广告，突出推广“百岁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之大型套书《四部文明》(每套售价数万元)，声势之大，让人惊叹。我和报社一些同仁，中午常常在编辑部咖啡厅喝茶聊天，那几日，我们谈的是文怀沙其人其事：他的历史陈迹，近年的声名鹊起，特别是他如何已经被成功地“包装“ 为“国学大师”。显而易见，成为“国学大师”之后，他不仅自己四处题字、演讲带来经济效益，随着一套据说要取代《四库全书》的一套书的推广，将一方面牟取更大经济利益。
　　《四部文明》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在我的评价之列。但是，由一个有历史劣迹且又编造个人历史的“国学大师”领衔主编，无法让人接受。报社同仁鼓励我，一定呀把自己的追寻与质疑尽快公布于众。他们说得好——不能让文怀沙 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与催促下，我在春节之后完成了这篇质疑文章，并请这些同仁分别从法律、史学、文字表述等方面帮忙把关。可以说，质疑文章虽系我个人所写，但从另外角度说，它也是一批媒体人的情感与思考的集中体现。在此，我深深感激他们帮我完成了一个夙愿。
　　五，我们失去了文化判断力和敬畏吗？
　　不到十年，文怀沙忽然间被媒体和社会制造成“国学大师”，足以令人们深思之。
　　中国曾经历政治运动频仍、“知识越多越反动”、“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时，陈寅恪、梁漱溟、陈垣、冯友兰、钱锺书、沈从文等堪称文化大师的人依然健在，但我们顾不上珍惜和呵护，却让他们不断地写思想检查，进而在放羊、种菜的劳动中消磨生命，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光大，实在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变化和国力增强，人们对文化越来越热爱，对文化人也越来越敬重，投资文化的兴趣和实力也越来越大。随之，对文化大师的出现，也越来越渴望。特别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希望借弘扬“国学”而增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怀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国学大师”并以此获取最大利益的可能与空间。
　　各界人士对文化老人特别是“国学大师”的尊敬、爱戴的情感，无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们轻信一个被称作“国学大师”的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也可以理解。问题是，我们的时代为何失去了文化判断力？为何失去了对大师这一称号的应有的敬畏？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
　　质疑文怀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超出我的预料。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
　　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质疑文怀沙及其反响，仅仅成为媒体的一次狂欢，之后，谁都顾不上反省，又一切归于原状。
　　不管怎样，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发表新的意见。我将回到既有的写作计划中。更多真相的追寻，可以由有兴趣的其他记者根据相关线索去完成。
　　2009年2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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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怀沙儿子准备起诉李辉 索赔1亿元
　　昨天下午，商报记者联系上崔自默时，他说自己正在文怀沙家里。
是不是针对李辉质疑一事再行商讨呢？崔自默表示，“也不完全是，当然这里面肯定要谈到最近的这件事。”
　　2月19日，崔自默以“辩护人”身份在博客上回应“李辉质疑”。崔自默承认，写这篇“辩护文”之前和文怀沙通过话，当时文怀沙表示不愿意为这件事出面对证。
　　文怀沙的年龄学术被李辉质疑之后，崔自默对李辉的动机也质疑了一下。他说，“他以前做过记者，写的东西反响平平，质疑文老以后名气大增。如果说文老的年龄有问题，那也应该由公安机关去调查吧，一个学者嚷嚷这些干吗呢？”
　　文怀沙的儿子文斯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有关家父的年龄》一文，就李辉疑问作出解答。文斯称，“家父与家母当年离婚后又各自再婚，而家母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家父的好友卞之琳叔叔，卞之琳叔叔出生于1910年，与家父兄弟相称，他和家父并无悬殊的年龄差距，仅从他与家父的关系，就可以推断出家父的真实年龄。”
　　九成网友声讨文怀沙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
　　在崔自默的印象中，文怀沙是一位豁达的老人，只记得别人的好处，不记别人的坏处，记恩不记仇。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自己过去的事情，但是不宣扬。
　　李辉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呢？崔自默做出这样的猜测，“我觉得他是被别人当枪使了，他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也许是和文老有些过节。李辉是年轻人嘛，正好利用骂文老的机会出名了。”
　　即使文怀沙的年龄学术真的有“出入”，按照崔自默的理解“这样对待一位老人，是非常没礼貌的。”他说，“中国传统道德里就有这么一句话——七十不打，八十不骂。”
　　李辉质疑之后，许多网友发帖声讨文怀沙。某门户网站甚至开通专题展开讨论，在“你相信文怀沙造假吗？”的投票测试中，九成网友站在李辉的一边，认为文怀沙实则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崔自默对这种结果表示不可思议，他说，“投票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见过文老吧，有什么资格来评论呢？”崔自默甚至举例说，好比街头上有人打架，围观的人大多有这样一个心态——打吧，打起来看着才起劲。这说明，社会上看热闹的人太多了。
　　这场“口舌”何时休
　　文家后人可能要索赔
　　文怀沙通过凤凰网回应时说，“如果李辉主动来沟通，我想我有这个雅量，我不反对的。”崔自默告诉记者，“按我的意思啊，根本不能接受他(李辉)的道歉。”
　　李辉质疑，崔自默辩护，文怀沙回应，这场“口舌”已经过去五天，是不是该到此结束了呢？崔自默透露，“待一切都明晰了，文怀沙的儿子打算状告他(李辉)和刊载质疑文章的北京晚报。到时候索赔的金额可以说是天价——1个亿。”
　　崔自默补充解释索赔1个亿的理由，“李辉的质疑严重破坏了文老的国际声誉，严重影响到文老的经济利益，一直以来文老的书、字卖得挺好。李辉应该为自己不理智、不科学、有歹意的行为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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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再发问:与章太炎关系仍说不清
　　文怀沙究竟是99岁还是88岁？是不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鲁迅的师弟？“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名号有无水分？当年是因“政治问题”入狱还是因为“流氓罪”被收监？……
　　著名传记作家、《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辉2月18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向文怀沙提出质疑。一文惊起千层浪，究竟是谁在“造假”，究竟是谁欺骗了民众的信任，一时间争论不休。
　　19日，当记者向李辉抛出“何时开始关注起文怀沙、又因何生出质疑”这个问题时，李辉表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在《质疑》一文中都已说明，如果文怀沙亲自做出回应，才会再披露一些背后的详情。
“该写的我都写了，将整个事情公之于众，其实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李辉说。
　　20日，文怀沙终于在凤凰网作出简短回答。记者再次联系李辉，李辉表示，文怀沙并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质疑。
　　21日，该网站又播出了文怀沙的答记者问视频，回应李辉提出的“三宗罪”。对应此视频，昨晚，李辉第一时间给本报发来了他的质疑新篇《答复文怀沙先生的“视频谈话”》。全文如下：
　　再质疑一：我从未见过文怀沙
　　文怀沙先生在视频谈话中说与我认识，接受过我的采访。他说：“事先这个记者从前认识过，就是在鸡年过去，狗年来的时候，他让我就狗年谈一谈我的看法。我就想到三句话，第一句话放狗屁，第二句话是狗放屁，第三句话放屁狗，这位记者大概都记下来了。……”在“视频谈话”中，文怀沙先生说完这几句话之后，该网站记者接了一句：“我们能看到相关的文章。”
　　这一点，我必须首先澄清。我在此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见过文怀沙，更没有采访过他，无论是狗年或者鸡年。那么，请告诉我，我到底在何时、何处采访过文怀沙先生？网站记者所说的我“李辉”所写的“相关文章”，发表在何时何处？希望能将你们所称的“相关文章”公之于众，这样才会让人信服这不是文怀沙先生又一次信口说出的随意编造。
　　我很不解，在答复我的质疑时，文怀沙先生为何非要编造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穿插其中，似乎巧妙，但除了可以引出“放屁狗”之类的话之外，并不能为他的回应增加一些真诚的底气与力量。
　　再质疑二：他仍未说明真实年龄
　　明显的一点是，文怀沙先生的谈话并未正面回应我的质疑。我所提出的疑点中，真实年龄、入狱原因，是真相求证，非道德评判，本是两个最简单、最容易回答的问题，可是，在他的“视频谈话”中仍是云里雾里，难见真相。他这样说：“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99岁，一个说法是88岁。我告诉你88岁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岁数，就算是小的，总而言之是老了。那么还有一些关于风流韵事，这是很可笑的，现在到了88岁的话，到医院一检查，根本不可能，想去风流都不可能。”这就是他的回答吗？我只是想明确地知道，你到底生于哪年多少岁？你到底为何入狱？
　　关于具体出生时间，文怀沙先生还对着镜头这样宣读他的“启事”：“‘我诞生于忧患频连的己酉腊月初五，就是阳历的1910年1月15日’，其他的分歧的说话，都有它的原因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又编一个什么年龄，是有分歧，无缝不下蛆，我这里有很多缝子。”以自己手书一纸启事，就能确认对他真实年龄的质疑吗？若此法可行，世上众人都可根据需要，随意确认一个日期写一则声明即可达到目的。当然不行，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问题。
　　不过，他在谈话中倒是坦承道“无缝不下蛆，我这里有很多缝子”，虽然他这是为了像大谈“放屁狗”一样提到“蛆”，以此来表现这位“国学大师”的“其言也善”，但毕竟在闪烁其词中，我们还是看到了追究其人生履历真相的空间与必要。
　　其实，要证明自己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非常容易，将自己的履历说得更具体、更明确即可。姑且以1910年出生为准，那么，在1950年之前的三十九年间，重要年份的具体事宜，如在哪里上什么中学、大学，后来又在哪个学校任教，任期多少，居住何地等，似应有明确说法。
　　可是，在文怀沙的年表中，所见到的大多为语焉不详的记录。如，1919年(9岁)——1928年(18岁)之间的记录为空白。1928年记录为“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这里，没有说是哪里的女子师范学院。不知文先生是否还记得该学院的地点、校长是谁。如能确认，查阅该校教职员的历史记录应不难。至于所写“后任上海剧专教授”，又是在哪一年？
　　再质疑三：与章太炎关系仍说不清
　　文怀沙先生在这次的视频谈话中，谈到了他与章太炎的关系。该网站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我对他是章太炎弟子的质疑，他明确对记者说“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可是，在过去接受某重要电视台的访谈中，他与主持人是如此对答的：
　　主持人：文老，我能冒昧地问一下，您的学历吗？
　　文怀沙：我是研究生学历的这样一个学历，我也没有学位。
　　主持人：那您是大学毕业，然后是研究生学历，是吧？有毕业证书什么的吗？
　　文怀沙：我有好老师，我曾经有一个很阔的老师，听过这个老师的课，就是章太炎先生。
　　主持人：啊，章太炎先生是您的老师。
　　文怀沙：我听过他讲课。
　　主持人：那同学也不是一般的同学吧。
　　文怀沙：我不敢说章太炎是我的老师。我私淑太炎，受业章门。章太炎有很多学生，我属于次的学生，好的学生像鲁迅等。
　　主持人：那您跟鲁迅是同学吗？
　　文怀沙：不是，他是早期，我是晚期。
　　上述对话，虽仍为似是而非的风格，但有一点说得十分清楚，文怀沙先生自称他与鲁迅是章太炎的“早期”、“晚期”同学。所以我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但这次在“视频谈话”时，文怀沙先生关于此事的表述有了变化：“这种事也可以谈一下，我很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太炎先生在苏州锦帆路搞了一个叫国学讲习所，我去看了章先生。他是1936年死的，这是1935年的事情。后来在上海办了一个学校，叫‘太炎文学院’，是章太炎先生的夫人召集了很多章门弟子，办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我在那里呆过，叫太炎文学院。”
　　一段可供人仔细琢磨的谈话。 “我去看了章先生”、“这个学校我在那里呆过”，他用“看了”和“呆过”的表述，那么，“看了”和“呆过”，是上学还是其他？他明确说是1935年前往苏州，按照前面年表记载，自称1910年出生的他，在1928年他18岁时已经担任教授，那么，7年之后的1935年，25岁的他在“太炎文学院”呆着时，究竟是当学生还是做什么？
　　就是这段新的“视频谈话“，让我对文先生的真实年龄和履历，又有了进一步质疑的理由。
　　因此，如前几日一样，我期待着文怀沙先生有更为明确、更为真诚可信的答疑。这既是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也是对社会公众负责。
　　另外，他在“视频谈话”中，还提到与家人讨论过是否使用“法律维权”的问题，我想，这当然要等文先生有了明确举动后再予以回应。
　　李辉写于2009年2月22日，北京
　　李辉的三声质疑
　　2月18日，李辉于《北京晚报》发表《李辉质疑文怀沙一文》，对文怀沙提出了三点质疑。
　　第一，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文怀沙始终自称“九旬老翁”，在其公开年表中，他的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经过李辉的考证，文怀沙的真实出生时间可能是“1921年”，他本人虚报近一轮之多。
　　按李辉的判断，文怀沙主动让自己“老一点”是为了虚构早年的传奇经历。文怀沙自称章太炎是其老师，他在劳教记录中写道“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章太炎于1936年去世，他当时才15岁，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让自己年长一点，这才说得通。
　　第二，为何入狱？鄙视江青还是亵渎妇女？文怀沙在“文革”期间遭受多年牢狱之灾，其罪名无非是“右派”、鄙视江青等，李辉查阅史料发现，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50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第三，文怀沙真是国学大师吗？“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李辉在文中写道。而文怀沙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50年代整理出版的《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
　　文怀沙的二次回应
　　李辉的指陈当然需要验证，文怀沙如何回应？记者也多次拨打了文怀沙的电话，均是关机状态。文怀沙助理李之柔接受采访时委婉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拒绝对此发表看法。”
　　事发两日之后，一直拒绝回应的文怀沙终于坐不住了。20日晚上9时，凤凰网贴出当天下午文怀沙接受其专访时的手书启事，声明“但求无愧我心”，算作对“炮轰事件”的首次回应。全文共200余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21日，凤凰网又播出了文怀沙站出来对于三点质疑作出回应的视频。他表示，如果李辉来找他沟通的话，“我会和他沟通，我想我有这个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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