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冠中—陪同吴冠中先生在凉山写生的日子

闻正

文/何昌林
得知吴冠中先生病逝的消息，很吃惊，不久前还在电视上见过先生出席“朱德群画展”时的音容笑貌。虽然先生享年91岁，按中国老百姓的说法，当属喜丧，但我一时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因为我曾经在1983年8至9月有幸与先生朝夕相处40多天。以后在编辑生涯中又多年与先生交往。
1983年凉山州文化部门邀请吴冠中先生到凉山参加火把节并写生。为了不错过大好的学习机会，州里组织了20几位基层的美术工作者，还邀请了几位攀枝花的同行一道参加这次写生活动。在凉山州文化局工作的我则担任了整个活动的组织工作，实际上就是和各有关部门联系接洽，管好大家的生活，使吃住行不出现问题。
先生是一个整天都爱说话的人，看见什么就引起一个话题，谈艺术的本质，谈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等。有时在车上几个小时，为了不枯燥，我也会主动请教先生一些问题；或者先生纠正一些我们话题的观点。我虽然不是先生的入室弟子，但能够40多天聆听先生的教诲，我相信，即便在先生所在大学修满四年学科，也未必有在先生身边所受到的教益良多。
在西昌的讲学结束后，我们到普格参加彝族火把节，地点是西洛沟区。区上只有两间土坯房，平时是给基层干部开会用的，早被各地摄影界的人马霸占，而且是稻草加油布的地铺。我们这个大队伍好不容易才联系到当地一个劳改农场住下，吴先生也只好和大家同挤在八人一间的土坯房里，睡硬板床体验“劳改犯”的生活。西洛沟的半山有一块差不多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凹地，十里八乡的乡亲来了足有几十万人，大黄伞盖满了山谷，我相信那是凉山最好的一届火把节。生活上的不便对于吴先生来说早被火把节燃起的激情替代。先生回去写了一篇《彩色谷》的文章，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写火把节的‘彩谷’被友人取走后尚不知在何处用。”先生每外出一次，就有很多报刊索要文稿。
最要命的是火把节还没有结束，山中一夜雨，回普格县城的路被突然的泥石流淹没，当地人说，没有一个月是修不通的。我只有动员大部队徒步翻山回县城。普格县文化馆的朋友建议我们从反方向绕道布拖回西昌，并联系到布拖县委宣传部，安排车到山顶来接应。劳改农场唯一能坐人的车就是囚车，把我和吴先生等四人送到与布拖交界的藤子公社，公社所在地的高山和西洛沟的温差有十几度，在凄风苦雨中等待布拖来的车足有四五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吴先生有什么抱怨，我都理解并陪笑脸忍着。好在艺术家都是经历过各种磨难的人，我找了几个老乡做模特写生，先生则不愿人打扰地躲在一个角落记录文字资料，没有任何不安的情绪。我知道吴先生不怕吃苦，就怕没有新鲜的事物吸引他。比如在火把场，吴先生就不愿回食堂吃午饭，他说浪费时间，兜里就揣一个我为他准备的煮玉米，不时掏出啃几粒。还有一次，在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山里写生，我找到一位住窝棚守庄稼的老乡熬了一锅稀饭，中午叫吴先生充饥，先生不愿人打断作画的思维，坚决不吃，再喊就会不高兴。这次，从西洛沟到布拖这几十公里路，折腾我们整整一天，深夜才到达。吃饭时，吴先生却说，“有生以来，第一次住犯人的房间，第一次坐囚车，这是别人没有的经历。”
回到西昌集中队伍修整两天，下一站去木里。
我得奔波最难办的事，联系一台吉普车，在当年，地区县团一级的单位是不可能配车的。何况像吴先生这样的专家，地方领导也不会看重，与吴先生同住在政府招待所的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就不断有大小官员来拜见并请吃请喝。至于那辆作为吴先生的座驾的老式吉普，我现在也记不得是在哪家运输公司或公交公司租用的，车上还要放一个半人高的铁皮汽油桶随时装满汽油。吉普车配的司机很好，一到危险路段就叫我们下车步行。尽管司机开车很小心，当年山里的路况还是常常会把吴先生弹起来头顶篷布，但先生仍然没有怨言，也许是一路美景使先生兴奋的缘故吧。
木里藏区高原特色，是完全和大凉山别处风光不一样的“飞地”。我们一看见雅砻江的绝壁和磅礴气势的大山就惊呼，吴先生却说：舞台上的开场锣鼓打得闹热，并没有戏。你们要留心生活中“有戏”的细节。一次，在什么地方的墙上看见张贴着四川出版的“九大元帅”年画，他说：这不是艺术，把元帅画得光鲜红润、衣冠楚楚。记住一句话，“将军未挂封侯印，腰间常悬带血刀。”在写生作画的过程中，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模仿吴先生的画面处理方法。先生却说：像老师是最没有出息的学生，老师要求学生像自己则是最没有出息的老师。并评价某大画家“他是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却是最失败的教育家。”和吴先生相处的日子，先生不断告诫我们，你们已经是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画家了，现在不是解决怎样画的技术问题。而是画什么的问题，就是解决观念问题。并说：艺术家不要怕偏激，就像一个大木桶一样，每块板子都是“偏激的”，才可能成就艺术的大圆。如果我们的艺术不断重复一种小圆，就没有意义了。还说：像齐白石那样，什么地方用勺子灌一滴水，什么地方画几节，是不断重复的技术，已经不是艺术了。艺术是创造，不是重复。在火把节期间，吴先生得知有姑娘穿的节日盛装是借奶奶的“寿衣”，立即大发感慨：艺术要走新路，不能今天还穿奶奶的寿衣。一次，我们在高山上路过猎人打猎期间栖身的山崖，吴先生一定要去看看，猎人顺手就取下两腿麂子肉，在火上烤熟给大家吃。临走，还让我们带走两只麂子腿。我总觉得白吃人家东西不好，该答谢点什么，就在供销社买了两瓶“江津白酒”送去。因为给彝族人送酒，既有礼貌又有面子。哪知，猎人请客人吃麂子肉是“上山打鸟，见者有份”的事，客人送酒的礼就大了，结果我们在老乡家住的半个多月，几乎天天有猎人送来麂子或獐子肉。后来吴先生给我的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写的‘猎人之窝’发表在新观察18期，我原推荐张馆长的照片，但照片中猎人不突出，我们自己太突出了，故编辑要求改用速写。”最近，我得到一本吴先生2009年底新出版的《吴冠中百日谈》，是由吴冠中口述，燕子执笔写成的。这应当是著作等身的吴先生最后一本著作了，这是仿卜伽丘《十日谈》而作。先生说：“我百日谈自己身世，非年谱，非正传，借此生生活所感，啼笑因缘。细心读者当感所谈何指，所感何因，个人乃历史之微粒，然而，踩之者众矣！”书中收入了《猎人之窝》一篇，采用了当年被“新观察”编辑拿掉的那张“我们自己太突出了”的照片，照片记录了我陪伴先生的一段日子。吴先生这篇文章是从艺术不上高山不入险地，不可能有猎获的猎人精神角度谈艺术本质的。
先生已乘黄鹤去，一代大师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一定会随着岁月的推移日久弥新的。吴冠中先生生前身后无疑是有争议的大人物，正由于“有争议”才是鲜活的，才在人们心中留存。就让“无争议”的大人物尘封在博物馆一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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